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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自由(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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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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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 作為作家的莎士比亞是人類自由的體現。他似乎能夠運用語言去言說他想像的任何事物,構思任何角色,表達任何情感,探索任何觀念。雖然他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君主制社會中,是被束縛的對象,且在這個社會裡,言論和印刷都受到監管,但他擁有哈姆雷特所說的自由靈魂。

★ 在他的作品中,“自由”意味著“被限制的、被囚禁的、被約束的、不敢明說的”的反義詞。那些被稱為自由的人是不受阻礙和不受限制的、慷慨和寬宏大量的、坦率和開放的。人們並非到了現在才認識到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這些品質。他的朋友及競爭對手本·瓊生(Ben Jonson)就說過,莎士比亞是一個非常“開放和自由”的人。

★ 莎士比亞生活在一個*主義的世界中。更確切地說,他生活在一個充斥著*主義主張的世界中。這些主張並不是早期的、更原始的時代的遺物,雖然它們穿著古代的長袍,但它們代表的是新事物。

★ 莎士比亞的喜劇中存在一種獨特的奇蹟,那就是愛情的珍貴和熱烈並沒有因為這些限製而減弱,反而得到了加強。但悲劇中的戀人——羅密歐和朱麗葉、奧瑟羅、安東尼——拒絕承認自己受到任何限制,他們的拒絕便不可避免地為他們帶來死亡和毀滅。

莎士比亞生活在一個*主義的世界裡,《聖經》、王權和上帝擁有*權威,同樣,父親對妻兒、老人對青年、貴族對平民擁有*權威。但莎士比亞強烈反對這種*主義,並不斷探索擺脫這種*主義的可能性。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向我們展示了莎士比亞如何揭露國王、將軍和教會的陰謀詭計和自命不凡;如何探索情人間的溢美之詞和看似無限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亞作為一個自由的人文主義者,如何與觀眾和讀者進行有關美、仇恨、權威、自主性的討論。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著名文學批評家、理論家,哈佛大學約翰·科根(John Cogan)校級特聘人文學講座教授,《諾頓版莎士比亞全集》主編,所著《The Swerve 》、《Will in the World》、《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三書榮獲普利策獎與美國國家圖書獎。

譯者簡介

唐建清

南京大學文學院退休教師,譯有奧威爾《一九八四》、毛姆《在中國屏風上》、納博科夫《獨抒己見》、菲茨杰拉德《夜色溫柔》、馮內古特《短篇小說全集》等。

《莎士比亞的自由》是一本只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才能寫的書,是我們這個時代飽受讚譽、極具影響力的莎學家所奉獻的力作。在我們的時代,存在僅僅把莎士比亞視作表演者這一危險,因此認可莎士比亞作品中思想的力量是件好事。格林布拉特將他強大的文學批評能力運用在了書寫這本思想深刻的著作中。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在這本小集子中,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對莎士比亞和文藝復興做出了內容翔實、見解獨到的分析。他指出,莎士比亞的天才之處在於既擁抱又顛覆了時代的常規……同時,這本書真正告訴我們的是,莎士比亞對錯綜複雜的人類境況有著深刻理解。

——《金融時報》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是美國優雅且*有創造力的文學批評家之一。他文筆精妙,從獨特的材料中編織出了*引人入勝的作品。他的天賦在於,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找出被他人忽略的細節,並將這些細節用作重新審視作品本身的棱鏡。

——《新政治家》

“作為作家的莎士比亞是人類自由的體現。……雖然他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君主制社會中,是被束縛的對象,且在這個社會裡,言論和印刷都受到監管,但他擁有哈姆雷特所說的自由靈魂。”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致謝

第一章絕對的限度

第二章莎士比亞的美的印記

第三章仇恨的極限

第四章莎士比亞與權威倫理

第五章莎士比亞與自主性

註釋/索引

 

第一章絕對的限度(節選)

 

作為作家的莎士比亞是人類自由的體現。他似乎能夠運用語言去言說他想像的任何事物,構思任何角色,表達任何情感,探索任何觀念。雖然他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君主制社會中,是被束縛的對象,且在這個社會裡,言論和印刷都受到監管,但他擁有哈姆雷特所說的自由靈魂。自由——這個詞及其變體他用了數百次。在他的作品中,“自由”意味著“被限制的、被囚禁的、被約束的、不敢明說的”的反義詞。那些被稱為自由的人是不受阻礙和不受限制的、慷慨和寬宏大量的、坦率和開放的。人們並非到了現在才認識到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這些品質。他的朋友及競爭對手本·瓊生(Ben Jonson)就說過,莎士比亞是一個非常“開放和自由”的人。

然而,如果說莎士比亞是自由的縮影,那麼他也是限制的象徵。這些限制並沒有對他的想像力和文學天賦構成束縛。無疑有這樣的束縛存在——儘管他有神聖的光環,但他畢竟是一個凡人——不過我和其他人一樣,對他成就中顯然具有的無窮力量和遠見卓識感到震驚。不,他所象徵的限制是那些他在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不斷揭示和探索的,即當他將那令人敬畏的智慧運用到任何絕對的事物上時。這些限制是他獲得特殊的自由的有利條件。

莎士比亞生活在一個絕對主義的世界中。更確切地說,他生活在一個充斥著絕對主義主張的世界中。這些主張並不是早期的、更原始的時代的遺物,雖然它們穿著古代的長袍,但它們代表的是新事物。莎士比亞父親一代的宗教激進分子成功地挑戰了教皇的絕對權威,卻又對《聖經》和信仰的權威提出了相當極端的要求。在受到加爾文啟發的英國神學家看來,上帝不再是卑賤的凡人可以通過祈禱、禁慾式自律和其他禮制來與之商談的一位君主。神的決定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撤銷的,也不受任何中介、契約或法律的約束。同樣,在莎士比亞生活的兩朝君主統治時期,王室律師們精心打造了一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王權概念。王室絕對主義(Royal absolutism)是一種虛構的概念——實際上,君主的意志受到議會和其他許多根深蒂固的勢力的約束,而《聖經》的絕對權威也受到無數制約。然而這樣的絕對主義主張一再被提出,而且它們儘管明顯經歷了失敗,但看起來並不荒謬,因為它們與宇宙由一個絕對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統治的主流觀點相呼應。確實,在莎士比亞的時代,那種認為神明擁有強大但有限的力量——如希臘和羅馬諸神——的觀念似乎不再令人信服,人們認為,這是將惡魔置於真正的上帝之位的結果。

伴隨著對全能上帝的信仰出現的是一整套相互關聯且相互交織的絕對真理:愛、信仰、恩典、詛咒、救贖。在天主教神學和藝術中,這些觀念早已被剝奪了任何折中或妥協的姿態:教堂大門上最後的審判的場景中不會出現未解決的事件或為中間地帶騰出空間。這一核心圖景的絕對本質,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是被徹底去除煉獄(Purgatory,靈魂的暫時性中間狀態)的新教強化了,新教同時還掃除了聖徒和聖母馬利亞的中介力量,否定了“善行”的功效。

莎士比亞不是神學家,他的作品也不干涉宗教教義,但他在這樣一種文化中長大:其官方聲音堅持絕對神聖的自由、無限的神聖之愛、唯一的信仰、先在的恩典、永恆的詛咒,以及一勞永逸的救贖。他也知道,在反映宗教觀念的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中,同樣存在對權威的過分訴求,即國王對臣民的權威,父親對妻兒的權威,老人對青年的權威,紳士對平民的權威。令人驚訝的是,他的作品雖然對人的每一個幻想和渴望都很敏感,卻對他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絕對主義傾向,從形而上的到世俗層面的,都很討厭。他的國王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在這些制約中有所作為。他的將軍們紙上談兵、發號施令,卻發現戰場上的現實與他們的計策背道而馳。同樣,他驕傲的牧師們也因自命不凡而受到嘲笑,聲稱與神有直接交流的宗教幻想家們則被揭露為騙子。

最重要的是,似乎正是他筆下的戀人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社會或自然給最崇高的且看似無拘無束的激情設定的界限。“這是戀愛的可怕之處,姑娘,”特洛伊羅斯對克瑞西達說,“意願是無限的,實際行動卻是有限的;慾望是無窮的,行動卻是限制的奴隸。”\[《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第三幕第二場75~77行\]帶著有點俏皮的神情,羅瑟琳安慰患相思病的奧蘭多,“人們一代一代地死去,蛆蟲吃了他們的屍體,但他們並不會為愛情而死”(《皆大歡喜》第四幕第一場91~92行)。莎士比亞的喜劇中存在一種獨特的奇蹟,那就是愛情的珍貴和熱烈並沒有因為這些限製而減弱,反而得到了加強。但悲劇中的戀人——羅密歐和朱麗葉、奧瑟羅、安東尼——拒絕承認自己受到任何限制,他們的拒絕便不可避免地為他們帶來死亡和毀滅。

本書中我的興趣在於莎士比亞建立並探索絕對主義主張的界限的方式。在隨後的章節中,我關注的是四個潛在的問題,莎士比亞的想像力始終被它們吸引,且它們貫穿了他創作的多種類型的作品。這些問題涉及美(beauty)——莎士比亞對崇拜“無特徵的完美”(featureless perfection)的日益加深的質疑,以及對不可磨滅的印記的興趣;否定(negation)——他對兇殺的仇恨的探索;權威(authority)——他對權力的行使的質疑和接受,包括他自己對權力的行使;自主性(autonomy)——藝術自由在他創作中的地位。

雖然我打算讓這些章節各自獨立,即每章都對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重要關注點進行單獨且明確的闡釋,但它們在本書展開的討論中是聯繫在一起的,這與下述事實有關:我的四個主要關注點都是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一直在寫作中進行理論反思的對象。事實上,這位哲學家對這位英國劇作家並不是特別感興趣,也很少寫關於後者的文章,但阿多諾在他整個職業生涯中遇到的許多棘手的美學問題都是緊隨著被他稱為莎士比亞對“人類無限豐富的個性的突破”而出現的。

這種突破在我看來源於莎士比亞作品中出人意料的藝術轉向,它驚人地背離支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品位的審美標準。莎士比亞從未正式否定這些標準,但他作品中最能激起人們強烈慾望的人物——十四行詩中的黑膚美人、維納斯、克莉奧佩特拉,以及從《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中的羅瑟琳到《辛白林》(Cymbeline)中的伊摩琴這些浪漫女主角——是通過與傳統期望拉開距離而實現個性化(individuation)的。她們之所以令人難忘、與眾不同、富有魅力,正是因為她們未能符合莎士比亞和其同時代人所認同的“無特徵”的理想準則。人們認為,偏離這一準則會帶來出現缺陷或變得怪異的風險,而且實際上,莎士比亞最感興趣的美的形式,與他所在時代的文化所認為的醜陋十分接近。但這種危險的距離正是個性化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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