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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麗。花火原創小說66折起
誰在帶風向、玩精準行銷:認知駭客如何操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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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價:NT$ 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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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揭露假新聞的操作手段
本書將告訴您,在社群媒體時代,演算法、心理學的濫用如何激化人類的偏見,影響輿論,甚至左右選舉的結果。

▌什麼是「認知駭客」
任何基於統計數據而部分或完全做成結論的系統,都可透過操縱統計數據來左右遊戲規則,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也是如此。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認知會整合成「類化」的模式,這些模式也會隨著新訊息的加入而不斷變化,而透過改變大腦的大量輸入後,這種「認知駭入」便能影響我們的大腦模式(很神奇吧?)。「認知駭客」便是利用這種「認知駭入」的手法,影響我們對事物的定義方式,左右我們將它們聯想為正面或負面的傾向--只要他們能在你觸及特定議題時,操縱夠多的媒體即可。

▌內容推薦系統的功與過
在資訊大爆炸的時代,人們自然而然地依賴內容推薦系統來篩選源源不絕的訊息。然而,推薦系統也帶來了新的危機:演算法「投其所好」的結果,也激化了人們的偏見。

▌被駭的民主
社群媒體讓各種團體能夠相互聯繫並協調他們的活動。同樣的工具也可以被用來傳播政治訊息,不僅讓合法團體與非法人士均可使用,甚至會被某些國家用來影響其他國家的選舉。本書將揭露其中一些操作手段,並探討未來的威脅和防禦。

誰適合閱讀本書
.社群編輯
.資料科學家
.媒體工作者
.想要更深入了解「假新聞」的人

來自讀者的讚譽
♥ 完美詮釋為什麼會有假新聞,以及假新聞是怎麼運作的
♥ 對於網軍如何利用社群媒體帶風向有詳盡的說明
♥ 推薦給意識到假新聞正嚴重戕害民主的人閱讀

作者簡介

Kris Shaffer
「新知識(New Knowledge)」智庫的資料科學家暨資深電子假訊息分析師。曾參與美國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網際網路研究機構的策略與技巧」的撰寫,這是一篇有關俄羅斯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介入社群媒體之行為的報告。Kris為多個美國政府機構、非營利組織和大學,就假新聞、數據道德和數位教育方面的問題提供諮詢。在此之前的職涯裡,Kris是一位學院派和數位人文主義者。曾在耶魯大學、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瑪麗華盛頓大學和查爾斯頓南方大學教授音樂理論與認知、電腦科學和數位研究課程,擁有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

從稀缺到豐富
訊息與宣傳問題簡史
自從有「訊息」開始,就有了假訊息。自從有了廣告之後,我們就開始試著分析大眾心理。而自從印刷機發明以來,我們又開始擔心大眾媒體受「腐化」的影響。然而在過去十幾年裡出現了一些全新的東西,它們所帶來的豐富訊息量是我們在十幾二十年前所無法想像的。「推薦引擎」這類新科學,亦即基於個人訊息檔案,而由演算法選擇的內容,主導著現代的媒體格局。在這篇簡介裡,我們將釐清誤解並關注問題的核心,也就是訊息豐富度、人類心理學、用戶數據分析和媒體推薦演算法的交會點,亦即「宣傳(propaganda)」闖入現代社會之處。

認知駭入
任何基於統計數據而部分或完全做成結論的系統,都可透過操縱統計數據來左右遊戲規則。這也是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認知會整合成「類化」的模式,這些模式也會隨著新訊息的加入而不斷變化(當然愈成熟的模式,變化得愈慢)。而透過改變大腦的大量輸入後,這種「駭客」便能影響我們的大腦模式(很神奇吧?)。

這種「認知駭入(cognitive hacking)」攻擊,不僅能影響我們對事物的定義方式,還會左右我們將它們聯想為正面或負面的傾向。就像前面說過的另類右翼駭客,是少數能影響平台的Google專家一樣,即使是一小群的「認知駭客」,也有辦法對我們的「心智圖」(以及其所影響的行為)造成顯著的衝擊。一切只要他們能在你觀看特定議題時,操縱夠多的媒體即可。

在你心裡開始想著「是俄國人!俄國人幹的!」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認知駭入的情況並非故意的(後面會提到俄羅斯,亦即國家所贊助的影響力行動,但它們是背後更大問題裡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說,我們每天使用的媒體平台結構,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用戶傾向較常接觸能夠激起強烈情緒的媒體,尤其是激起「憤怒」情緒的媒體。我們也知道人們越來越常透過社群媒體平台觀看新聞,他們會被追求「互動」(點擊、按讚、收藏、分享、憤怒的表情符號等)最大化的演算法提供內容,而互動最大化通常也會轉化為強烈情緒的最大化,尤其是憤怒的情緒。因此毫不意外的,那些研究政治和數位媒體的人,便會觀察到政治問題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強烈的情緒、價值觀的細微差異以及意識形態立場,便從中心點進一步聚集擴大。
隨著數據本身與數據生產者的數量增加,並以驚人速度成長後,能夠引起強烈情緒的事物,自然更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力。2013年時,科學家評估全世界90%的數據都是在過去兩年內所創造的。

到了2015年,Facebook本身的用戶數量,就已超過2008年時的整體網際網路用戶數量。加上在許多家庭裡的電視頻道激增,以及其他可攜式數位螢幕裝置的流行,把整個社會浸泡在視覺和聽覺的媒體世界裡,讓人類的演化過程根本來不及為此做好準備。任何商業媒體都在競相爭奪我們的注意力,每家媒體都試圖超越另一家媒體。

「認知操縱」的數位軍備競賽
這項結果便是「認知操縱」的數位軍備競賽,強化這些已經瀕臨險惡、極端效應下的媒體。
然而,這種極端的分化不光是激發情緒帶來的結果。人們還會傾向於認同能夠強化自己「現有觀點」的事物,科學家稱之為「確認偏差」。亦即如果我已經認同某個觀點,那這個觀點必然有某些好的部分,包含可以「確認正確性」的情況。因為當你找到能「證明自己正確」的新訊息,感覺會非常好。而確認那些不同觀點者的「不正確」,感受也是如此。

人類具有一種演化的傾向(這點很重要!),亦即討厭且會盡量避免「因爲自己的錯誤而受到驚嚇」的狀況,在過去「獵食者╱獵物」正常互動的時代裡,這種錯誤驚嚇的情況往往是致命的。但當涉及到網路上的政治辯論時,這種演化的傾向,卻會讓個人和社會傾向避免在智力、倫理和道德上成長的情況。這種避免細微差異和屈服於確認偏見的情況,會讓我們再次偏離辯論的中心點,並且遠離那些我們不同意的觀點。因此我們便建立了自己的「個人迴音室」,同時相信我們是基於更廣泛訊息的基礎,而建立了自己的觀點,這都要歸功於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奇蹟」啊。於是在這種錯覺下,只要不加干預,社會就變得更加分散,來自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將更難找到共同點。

雖然我們生活在人類歷史上訊息最豐富,聯繫最緊密的時代,但從我們的思想很「自然」的處理豐富訊息的方式,代表我們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容易受到「宣傳(propaganda)」影響的一代。不過我強調的是「自然」,因為我們經由祖先抵禦各方威脅後所得到的遺傳傾向,在許多方面都可說是非凡的天賦。但是,在這個大多數人不常受到獵食者威脅的時代,變成要對抗那些試圖利用媒體操縱我們的注意力,以便影響你的思想和行為的人時,我們也很自然的無法以正確的工具,應對這種不易察覺的威脅。亦即當你背後出現獵食者,或者當熱量過低且面對一堆食物的時候,我們完全具有良好本能反應。但如果遇上的是數位假訊息時,人類並不會產生本能的直覺反應。

雖然人類已經發展出學習、分析、推理、溝通、說服等邏輯思考的能力,但這些都不是我們的直覺反應。如果可以適當地導正我們的思想,亦即如果我們能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掌握自己的注意力,就能抵制這種假訊息的操縱,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不過這點必須經過努力,在完成以前,我們必須了解問題所在。

這也就是我們將在本書探索的內容。

目次

簡介|從缺到豐富
PART I 「宣傳」的問題
CHAPTER 1 注意!訊息過量會影響我們觀看媒體的方式
CHAPTER 2 系統中的認知機制|大腦的限制為何讓我們容易受到「認知駭入」的攻擊
CHAPTER 3 逆流而上|內容推薦引擎如何影響訊息並操縱你的注意力

PART II 案例研究
CHAPTER 4 美國國內的騷動|佛格森案、遊戲門和美國另類右翼的崛起
CHAPTER 5 被駭的民主(上篇)|俄國干涉與新冷戰
CHAPTER 6 被駭的民主(下篇)|南半球的謠言、機器人和種族滅絕
CHAPTER 7 總結|今後我們將何去何從?

書摘/試閱

若你不必為商品付錢,你就是商品:注意力變成商品、參與性變成貨幣
我們的注意力是在網路上、電視與任何形式媒體進行交易的主要「商品」。在許多情況下,即使跟錢無關,我們也都在這些交易裡扮演重要的經濟角色。你的「注意力」就是商品,你的「參與性」就是貨幣,因此這也正是為何在網路上追蹤我們的活動,對於處理訊息的公司來說非常重要。只要注意力經濟存在,像「劍橋分析」這樣的公司就會存在。這是利用有關客戶、競爭對手甚至選民數據的公司,能為不同選民提供量身訂製的廣告,其目的是影響、甚至操縱他們的行為。

其次,由於你我的注意力是新經濟裡的主要商品,因此我們每天使用的數位平台,其設計宗旨即在操縱和衡量我們的注意力。正如前Google員工和技術評論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所說:「一小部分人,在少數幾家科技公司工作,他們的選擇將引導十億人今日的想法」。
或者,語氣不要那麼「反烏托邦」,改成:因為我們最常使用的技術,通常也是設計得非常好的技術,以至讓我們不斷回頭使用。不過正如同食物、酒精、性愛、開車、運動,甚至許多美好事物一樣,都可能在你不經意或過度使用的情況下,變得非常危險。

當平台從廣告中賺錢時,而且更多的人在這些平台上花更多的時間,他們就能賺到更多的錢時,一切就顯得難以避免。但是,重點來了,你看到廣告時(稱為曝光),他們會賺到一些錢,當你點擊廣告時,他們可以賺到更多的錢。不過,點擊廣告通常會讓你直接離開這個平台,沒機會看到其他廣告。除非該平台非常有非常吸引你的地方,讓你在網路上其他地方逛過之後還會很快想要回來。

換句話說,注意力經濟會讓設計出一個「成癮平台」這種作法,具有一定的商業意義。這點對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是非常危險的,當這些平台越來越成為許多人的新聞來源,以及放鬆時最常參與的平台後,「被動成癮」就成為許多人面對每日最重要新聞的參與方式。哈里斯說:「我不知道是否還比這件事更急迫的問題....它正在改變我們的民主」。或者換種方式說,用一種更加反烏托邦的傾斜說法:我們的社群媒體平台根本就是為「宣傳」而設計的。

生活中所有問題的成因和解決方案:演算法推薦
讓我們暫且後退一步,完整了解一下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用戶需要內容,無論是文字、音樂、電視、電影、所有媒體需求,本質上都是對訊息的需求。然而訊息無所不在,儘管我們對各種媒體的需求量很高,但供應量都遠遠超過需求。不論內容的數量和造訪內容的難易度上,這些平台都會確保你可以看到許多免費或者極為便宜的媒體內容。

當然,問題在於內容製作者需要獲得報酬,否則他們就無法生產內容。(雖然許多內容生產者把這些當成副業的額外收入,但如果不再有任何電影製作人、詞曲作者、小說家或記者把他們的工作當成全職、長期的職業生涯,我們的社會肯定會變得貧乏不已)。
供需方程式對於消費者是有利的,建立媒體的平均成本正在快速接近於零成本,但令人驚訝的是,人們仍然會在媒體上花錢,而且是花很多錢。但隨著供應量和取得量的不斷增加,分得一小塊餅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減少。因此,對於內容製作人來說,他們需要排除雜音而成為引起我們注意的人。
媒體消費者需要內容,媒體製作者則需要消費者的關注。更重要的是,消費者希望直接找到好東西(無論在娛樂、教育或新聞都一樣,而媒體製作者也想要將內容放在合適的觀眾面前),也就是找到那些可能真正關心他們需求的廠商,讓他們把辛苦賺來的錢花在上面。

消費者希望找到合適的媒體,生產者希望找到合適的受眾。他們試圖在網路上彼此找到對方。這雖然有點像「約會網站」的說法,不過在某些方面,這正是它的本質。
約會網站的核心是推薦引擎,透過獲得有關你的各項資料,並與其他人的數據進行比較,然後推薦可能興趣相近的人給你。這些輸入的數據可能來自大範圍調查或心理人格測試,或者可能只來自你的行為,例如幾百次的左右滑動紀錄。但歸根結底,這種過程是一樣的:獲得各項輸入的數據,透過演算法運行,然後提出建議(而且在更強的系統裡,還能判斷推薦數據的良窳,藉此調整並改善演算法)。

在媒合消費者與內容或將媒體生產者與受眾進行配對時,其過程是相同的。微調與用戶匹配內容的演算法,會將兼容性最大化,以便讓消費者對他們的選擇感到滿意,讓內容生產者得以獲得報酬。
不過,這些媒體平台跟約會網站的最大區別在於,如果約會網站成功幫你找到終生摯愛之後,你就再也不需要約會網站了。而如果媒體推薦引擎成功了,你不僅會在星期五晚上找到一部精彩的電影,而且你也可能會在星期六再看一部。請記住,這些平台也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Netflix、Amazon、Spotify、Twitter、Facebook....這些媒體平台讓我們回頭的次數越多,賺的錢就越多,無論我們消費哪家媒體都一樣。

這似乎是一場「三贏(平台、消費者、內容製作者)」的局面。平台提出建議,消費者找到「個人化」的娛樂選擇,大大提高觀看╱聆聽╱閱讀的樂趣,內容製作者也有機會為作品找到合適的受眾,以最小的努力將他們的收入最大化。每當我們對一首歌按讚或為電影做出評價時,推薦給我們和內容製作人的建議都會變得更精準。而隨著這些推薦變得更精準,平台也會得到回報(當媒體平台也是內容製作者時,對他們來說更是雙贏)。

但這套系統並非毫無缺陷,前面已經討論過它如何讓我們上癮,促使我們無意識地回歸,純粹出於習慣,並非有意為之。不過還有其他的問題,為了提供最佳建議,平台需要大量跟我們有關的數據與內容,以便提供給演算法使用。隨著平台競爭越演越烈,計算資源也越來越便宜的情況,收集有關個人的資料數據量也迅速增加。

這種數據收集的動作,經常發生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例如同意服務條款的情況。但這些條款的細節通常不是那麼清楚,而且會在我們習慣使用該平台之後,時不時修改變動一下。數據收集也發生在我們疏忽警戒時,也就是當我們對向「誰」提供訊息最不警惕的時候。因為這並不是你的銀行對帳單、不動產抵押協議,學術論文之類,必須小心謹慎看待的事情。
這些訊息通常只是你在起床之前、早餐的第一杯咖啡之前,最先看到的內容。也是我們開車去上班或在跑步時一邊聽的內容。或是你在睡前小酌一杯時閒看的東西。這些我們正在談論收聽的音樂、觀看的節目、閱讀的新聞、對新聞的評論,還有我們「按讚」朋友孩子們的照片,以及我們用憤怒的表情符號回應的新聞故事,加上我們花費最多時間觀看的圖片,更別提你點擊的那些廣告(某些情況下,可能還有隨之而來的信用卡購買)等。

所有這些行為都會被記錄下來,其中絕大部分被平台使用,甚至拿來交易或出售,以便提供給你最可能讓你在他們的平台上,停留最長時間,並且最常返回的內容。這類數據收集不僅會引來駭客攻擊、漏洞攻擊、洩密事件,也會在某些情況下,出現感覺對你實在太過了解的「定位廣告(targeted ads)」。

還有另一個問題。對一個想要將我們的注意力與數據收集「極大化」的平台而言,他們經常會努力成為「一站式商店(one-stop shop)」。其中Amazon、Facebook和Google(以及之前的Yahoo),也許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些對我們提供「即時新聞」的平台,同時也會提供「家族、團體式」的各種更新,有些還會作為專業發展型的類型網路,然後再用廣告鼓勵我們加入這些家族、團體,讓你可以跟分享相同宗教信仰的人聯繫,或者只是買雙新鞋或升級智慧手機相關知識的群組。
透過這種小眾多樣化的內容,便可攫取到最多的注意力,然而,這些平台也等於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因為他們讓你更深入琳達.史東(Linda Stone)所說的「持續的部分關注(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狀態,亦即沒有任何一件事能主導我們的思考。這不僅使我們無法慢慢花時間深入思考任何一件事,也會讓我們持續的來回關注在各種不同的零碎焦點上。

由此產生的「注意力暫失(attentional blink)」,就是那種「再次」找到方向的時刻。當你不斷地屏住呼吸,在地圖上找到位置,轉換各種認知任務時,就會發現自己處在史東稱之為「人為的持續危機感(artificial sense of constant crisis)」狀態中。
這不僅是一種心理上的問題,也是一個思維上的問題。你無法放慢速度,也無法深入思考,於是你做不出批判性的思考。在這些平台花的時間越多,就會有越多「注意力暫失」的時刻,處在「持續危機感」狀態的時間也會越多。

當你發現自己在常去的新聞平台搜尋想看的新聞,而會經常處於此種心理狀態時,你便成為「適合接受宣傳」的受眾了,不過到底什麼是「宣傳」呢?


在Twitter 上組織一場「無領袖」的積極分子運動
從遠處看到佛格森事件展開時,我發現行動裡的「組織」結構是即時出現的。一開始,整場運動幾乎沒有組織可言。實際在場的人和不在場的人都在分享訊息,有些人真的在現場,有些人後來被揭穿並不在現場。
這些貼文內容大部分都包含#ferguson 標籤,我在TweetDeck 的專欄裡(包含已被證明是值得信賴記者的推文專欄),對他們的報導中進行追蹤。我觀察到Tweeter 上的早期內容是比較原始的,純粹訊息化、情感化、去中心化,並沒有統一的社群聲音。

而由於當地的社群有所需求,因此這些需求便形成了彼此之間的對話,開始產生了組織結構性。當警察擺放路障時,抗議者將路障地點和自己的位置相互通報,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被警方逮捕,並且逃離催淚瓦斯,甚至還可以組織更大的群眾團體來互相支持。只要警察拿出催淚彈、LRAD 或開始發射橡皮子彈時,抗議者就會開始互相分享這些訊息。

有些人認為這是「請避開該地區」的暗示,有些人則認為這是「請帶相機來記錄」的提示,但大部分主流媒體並沒有這樣的訊息通報。而當人們需要醫療援助,但救護車無法通過警方封鎖線或一大群抗議者時,他們還會用Twitter 向那些可能提供幫助的人告知現場情況。同時,經驗豐富的抗議者也會分享對付警察各種鎮暴戰術的技巧── 例如在哪裡找防毒面具、如何製作臨時防護面罩,或是解釋為何要用牛奶代替水來沖洗眼睛,在哪裡買隔音耳罩等。

Twitter提供參與者一個共同平台,#ferguson 主題標籤則為這些參與者提供了觀眾。Twitter也讓人們可以從遠端共同「參與」,形成團結的與論,並能與中西部其他城市的組織相互聯繫,甚至還帶來專家提供的戰術建議。但隨著騷亂事件的傳播,Twitter等於也讓人們在當地和遠距離都能介入事件。很多談論佛格森事件的人,都使用跟當地試圖組織起來的居民相同的主題標籤。不過,這些談論佛格森的人,未必能對事件有所幫助,因為並非每個轉發訊息都值得被一再放大。

但是這個標籤並非只帶給你一個廣播平台,它給人的是一種「找到彼此」的方式,一個類似「租用的公共空間」9,也很像一種「數位社區中心」的作用。因而帶來了真正的個人聯繫和對話,亦即一種建立社群的方式與一種檢視煽動者的方式。沒過多久,便出現了幾種主要的聲音:(1)明顯存在、(2)可靠、(3)可造訪、(4)大範圍觸及等聲音。而當這個主題標籤變得太氾濫,或是社群裡的人沒時間審查每一項消息時,這些主要聲音就成為可依賴的領導者。他們不僅是知道第一手訊息和發佈最佳訊息的人,也是可靠的管道,讓人們可以在分享訊息時加上標籤,以便向社群發放情況良好或情況緊急的訊息。

其中有位新領導人甚至不是來自聖路易斯。這是來自明尼蘇達州的一名中學管理人員DeRay McKesson10,當天在網路上知道了抗議活動,立刻南下親身支持這場主要是在周末的活動。而憑著在抗議和Twitter方面的專業知識,他很快就成為這個運動的新興領導者,同時也是警察鎖定的目標之一。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他談到這場佛格森抗議領導者的新特點:

佛格森當地存在著抗議的傳統,但它的不同之處,或者說佛格森的重要之處,在於這場運動是從一般民眾發起的⋯由抗議形成的結構非常龐大。這並非開始進行抗議活動所需要的結構類型⋯但Twitter 讓這種情況發生了。

McKesson 在這次採訪裡,並未詳細說明此種結構的主要內涵,但我們已經注意到其中幾種特點。首先,正如McKesson 在採訪中所強調,一場運動可以從任何人開始發起。社群媒體讓每個人都擁有發言權,如果讓正確的核心人群聽到的話,便有機會迅速擴大到國內或國際受眾。
這種運動的領導者也會自然出現,最後可能會是一位跟本地根源較深的人,例如聖路易斯市議員安東尼法蘭區(Antonio French),他是Twitter上的一個主要消息來源,後來他被警方依涉嫌非法集會的名義逮捕。
領導者可以是一位從其他地方來佛格森鎮,加入了這次運動並接手指揮的人,例如麥克森本人。也可以是那些已經向全國觀眾演說過,提到關於警方對種族不公正行動的人,例如#blacklivesmatter 的創始人阿利西亞.巴扎(Alicia Barza),這項運動早於佛格森#Ferguson,但後來因公眾知名度打開而躍上檯面。
也許最重要的是因為這種運動的結構靈活,能即時回應當下的需求。由此產生的領導者和溝通策略,正是面對意外狀況所需的產物。例如主題標籤與@ 地點的結合、公開推文和直傳私信的分流、文字訊息和Vine視頻與直播的使用,甚至手機共用與充電需求等。所有特定的因應作法都源於當下的需求,並結合了技術的侷限性和可行性。
對於這場運動之外的許多人,或對於不常使用Twitter 的人來說,一切看起來可能混亂且「缺乏規劃」,但考量到這些社群對Twitter 使用的流暢性,確實可以彌補原本缺乏的組織靈活性。事實上,如果沒有Twitter 和Vine,很可能就不會有看得到的一場運動。或者,用麥克森的話來說:「如果沒有社群媒體的話,密蘇里州官方會讓你相信我們根本就不存在。」

誰來決定大家可以看到什麼故事?
相對於Twitter 本身組織社群和散佈消息的能力來說,其整體用戶群仍屬少數。皮尤研究所(Pew Research)聲稱,2014 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使用Twitter 15。由於美國本土帶有種族色彩的事件,根本就與媒體消息高度隔離16,因此花了這麼多時間才讓新聞登上主流媒體,就見怪不怪了。事實上,在第一家主流新聞報導之前,#ferguson主題標籤上已經有超過100 萬則關於事件的推文。
不過,這並無法阻止佛格森警方的積極控制和遏制這些消息,並將(大多數)記者隔離降級為「press pen(只能寫新聞卻無法貼近採訪)」,遠離實際抗議現場,只能寫警方提供的新聞。警方也逮捕了華盛頓郵報和赫芬頓郵報的記者,因為他們拍攝了警察活動。警方甚至對半島電視台的攝製組,發射了橡皮子彈。
但主流媒體最後終於清楚的知道了這場運動,不只是警方的立場,也聽到了抗議者的聲音。聯邦調查局也在同時介入這個事件,並調查(後來也譴責)了佛格森警察局的行動。國際特赦組織則派出觀察員,並疾呼警方對抗議者有侵犯人權的行為。
但如果這個故事並未突破重圍?如果消息被封鎖在佛格森鎮呢?
除了國家主流媒體從一開始就沒有報導到佛格森的抗議事件,就連Facebook 也非常沉默。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雖然Twitter 有事件順序回溯的消息發送,主要是由#ferguson 主導傳送給許多美國人,但Facebook 的演算法反饋並非如此,有時甚至發送者是同一個人也一樣。演算法會自行做出「決定」,而他們的決定便會影響我們看到的貼文。
無論原因如何,在2014 年當時,Facebook 的演算法「決定」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為漸凍人募款的活動)是一個比佛格森抗議事件更適合大多數用戶的內容主題。因此,只有在Twitter 上推文或轉發,才會立即將內容放在每個關注者看到的貼文最上方,讓這個故事有機會傳播擴散。不僅增加這些消息被發現的可能性(相對於強調它們的演算法),還使社群平台對組織運動產生幫助,並確保來自抗議事件核心的推文(和轉推)不斷出現。

被駭的民主
社群媒體讓活動人士團體、極端分子和濫用者群體們,能夠相互聯繫並協調他們的活動。同樣的工具也可以被用來傳播政治訊息,不僅讓合法團體與非法人士均可使用,甚至也包括想干涉另一個國家選舉的外國國家。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因為美國、北約、歐盟及其(潛在)盟友,均曾受到俄羅斯訊息戰的攻擊。本章將接露其中一些操作手段,並談論牽涉到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部分,最後則將著眼於未來的威脅和防禦。

Fancy Bear 組織和2016 年的迷因世界大戰
大家都知道或至少懷疑,俄羅斯在網路上進行了各式各樣的訊息戰行動,但受到最詳細調查的行動,應該就是俄羅斯為了影響2016 美國總統大選所做的努力。俄羅斯在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後,進行了至少四次影響行動,目的是消除西方阻礙俄羅斯地緣政治目標的障礙,尤其是要取消歐巴馬時代對俄羅斯國家和獨裁政治的制裁。這些行動以及美國大眾可能還不太清楚的其他行動,都是由俄羅斯總統府所指示:也就是由普丁及其親信們所下達。
第一個影響行動是來自俄羅斯軍事情報部門(GRU),由名為APT28或Fancy Bear 組織中的駭客團隊所做。Fancy Bear 攻擊了重要的民主黨人目標,並公開了一些有失體面的資料以詆毀他們,以打壓希拉蕊柯林頓贏得大選的機會。
第二次公共影響行動由網際網路研究機構(IRA) 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Tumblr、Medium 等社群媒體平台上進行。他們建立並強化支持唐納川普,詆毀希拉蕊的媒體素材,並鼓勵美國政治左翼的許多團體投票給第三方候選人或不要去投票。這兩項行動都直接針對美國公民,而且是在網路上公開進行。
另外還有兩個更隱蔽,更注重商業導向的行動。其中之一是透過像瑪麗亞.布蒂娜(Maria Butina)等俄羅斯特工,與美國的公眾人物和商界領袖之間建立關係,培養人脈資源,而這些關係主要為了(但不僅限於)政治影響力。
就2018年因對美陰謀而被定罪的布蒂娜而言,她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建立俄羅斯與美國保守派之間的連結,可能是為了說服他們運用影響力來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
第四項行動則是俄羅斯領導班底和企業領導人等,尋求與唐納川普、他的家人以及他的親信與顧問建立財務關係。這與普丁總統的政府與俄羅斯領導班底和商界領袖的關係,幾乎是一樣的情況。俄羅斯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互利交換關係下運作,讓有這種關係的相關人士致富,並使他們的競爭對手即使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也難以開展業務。
在美國,腐敗的個人可能會(或企圖)賄賂公職人員以獲得有利自己的法規。如果是在俄羅斯,靠政府官員的關係來制定有利的立法或法規的情況更為普遍,不僅可以讓自己的企業蓬勃發展,也餵飽這些貪心的商業人士和腐敗的公職人員(若要深入研究這些俄羅斯做法,請參閱「普丁的盜賊統治:誰才擁有俄羅斯?」
這些人際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是公共影響行動的終極目標。與這位房地產大亨兼真人秀明星必須關係密切的重要原因,便在於如果該人脈資產一旦成為美國總統後,那麼彼此的商業關係或個人關係將立刻翻身,變得更具價值。
這種人脈資產不只是一位「高層朋友」而已,還具有外國企業夥伴為了利益而進行的私人經濟動機。更重要的是,這些員工或與他們協調的其他人,等於就有了關於即將成為總統或其統治圈班底的kompromat(情報界術語,指抹黑材料)。由於對這些叛國嫌疑和叛國未遂關係的調查雖然相當誘人,但它們終究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

在菲律賓被「武器化」的Facebook
2016 年5 月,在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當選後,菲律賓國民仍然可以看到他在競選活動時,建立出來的強大社群媒體宣傳服務,繼續成為新總統政府的重要組成成分。
杜特蒂在競選初期處於不利地位,在傳統媒體的競選支出方面,資金確實比他的一些競爭對手來得少。然而,他擁有一個強大的社群媒體組織。杜特蒂的團隊被推向網路後,由於「競選資金有限,迫使他們在使用社群媒體空間方面,更具有創造性。」。他們利用了Facebook 在大選前提供給總統候選人的「培訓課程」所學到的,在一個智慧型手機比人還多的國家裡,而且97%的網路用戶都在Facebook 上,掌握Facebook 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杜特蒂的社群媒體團隊由加布納達(Nic Gabunada)領導,並由數百並分層級執行。」、這也是同年俄羅斯在美國相關操作的類似劇本,我們在前一章介紹過)。值得注意的是,杜特蒂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內容,不只是政策立場和無害的支持聲明,甚至有許多杜特蒂的支持者呼籲對他的批評者採取暴力行為,因而導致2016 年3 月,在網路上對一小群反對杜特蒂的學生進行暴力甚至死亡威脅的事件。
記者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菲律賓一家線上新聞網站Rappler 的創辦人)稱這是一種「千刀萬剮」式的死亡戰略,用來恐嚇或讓批評者噤聲,利用大量用戶壓制他們想在線上威脅的目標。
在杜特蒂選上總統之後,情況變得更糟糕。Lauren Etter 寫道:「自2016 年5 月杜特蒂當選以來,已經把Facebook 變成一種武器。在Facebook 上用骯髒手段讓杜特蒂獲勝的那群人,現在登堂入室被帶到了馬拉坎南宮內(Malacañang Palace、菲律賓總統府22 )。加布納達告訴另一位Rappler 新聞網記者「(在選舉後)繼續競選任務是必要的,因為杜特蒂得到的只有40%的選民支持。為了有效執政,他們需要更多的選票。
這不僅牽涉到一位總統在Twitter 的推文,甚至還包括一個機器人團隊在放大他的訊息。然而這些僅只是整個協同媒體戰略下的一部分,目的在鞏固杜特蒂的力量,並使他的對手噤聲,而且無論這些對手是政治家或記者都一樣。在大選不久後,杜特蒂連續兩個月抵制私人媒體,拒絕與任何獨立記者交談,只肯透過國家控制的媒體來推動宣傳。同時,親杜特蒂份子和sockpuppets(由真人控制的假帳戶),持續攻擊批評政府的獨立記者。當Ressa 發表她的文章「宣傳戰爭(Propaganda War)」,並揭露許多這類宣傳活動時,她立即被親杜特蒂份子攻擊,包括死亡威脅和強姦威脅,並要求她立刻離開這個國家。用Ressa 的話來說,「自從杜特蒂當選以來,只要有人在Facebook 上批評警方或政府時,網軍立刻就會發動攻擊。」
而根據Etter 的說法,這不僅是杜特蒂政府「駭劫」了社群系統,也可說是利用了臉書的「廣告目標」功能。Facebook 不僅在選前為菲律賓總統競選提供使用培訓課程,在選舉之後,Facebook 甚至「開始加深與新政府的合作關係」25。這點並不是特例,而是「Facebook 為世界各國政府所做的事情── 提供白手套(white-glove)服務,協助當權者發揮平台的最大潛力,並使用最佳的實踐方式」。Etter 還說:
雖然杜特蒂禁止獨立媒體報導他在總統府內的就職典禮,然而新政府卻安排在Facebook 上直播這項活動,讓世界各地的菲律賓人,可以在總統府內部看到新強人上台典禮前後的各項安排呈現。
儘管Facebook 官方已經想辦法讓那些困擾杜特蒂的評論家,在網路上被執行「即時暴力威脅」的作法變得更加困難,但是對獨立記者的攻擊,仍然存在於杜特蒂的控制之中。2018 年11 月時,菲律賓政府宣布要向Ressa 所屬的媒體機構Rappler 起訴「逃稅」。拉普勒站方則將這些指控定調為「恐嚇與騷擾」。
這個問題看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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