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學習（簡體書）

看不見的大猩猩

五六年前，我參加了一個關於注意研究的講座。在講座上，一位來自醫學院的哲學家向我們介紹了注意盲視（attention blindness）的現象，它指的是我們大腦的一個基本特徵：當我們專注於某個任務時，會忽略其他事物。1 為了讓我們看到被我們忽略的事物，老師決定讓我們現場體驗一下注意盲視。

老師先讓我們觀看一段視頻。視頻裡有6 個人在相互傳籃球，其中3 個人穿著白色的T 恤，另外3 個人穿著黑色的T 恤。我們的任務是追蹤3 個穿白色T 恤的人之間的傳球次數。雖然現在這個視頻已經非常有名了，並且經常出現在搞怪電視節目中，但在參加這場講座之前，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視頻。視頻開始播放後，

在座所有人都開始認真地計數。這裡的“所有人”並不包括我。因為我有閱讀障礙，當我看到那個帶著雪花點的視頻裡有幾個人漫無目的地來回傳球時，我沒法追蹤他們的動作，所以就索性發呆了。但是在視頻大約播放到第30 秒時，視頻畫面激發了我的好奇心：一隻“大猩猩”跑到幾個傳球的人中間。在人們傳球的時候，“它”盯著鏡頭看，拍打胸脯，然後大步走掉。

視頻結束後，教授問大家：“有多少人數到了至少12 次傳球？”所有人都舉起了手。然後他又依次問道：“多少人數到了13 次、14 次以及完美的15 次？”最後，他問：“誰看到大猩猩了？”

我舉起手來，卻驚奇地發現我是我們這排唯一一個舉手的人，也是整個房間僅有的三四個舉手的人之一。身邊其他人臉上寫滿了疑問：大猩猩？什麼大猩猩？還有人不滿地嘀咕著他們被騙了。教授沒有直接解答這些疑問，而是重播視頻。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大猩猩”。

教授確實捉弄了觀眾一把，讓觀眾困在了自己的注意盲視之中，並以此來開始他的講座。在觀看視頻的過程中的確存在小把戲，但讓這個小把戲生效的真正原因卻不是教授本人，而是由於觀眾沉浸在計數任務中，從而忽略了出現在舞臺正中間的“大猩猩”。在這個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簡單實驗中，是人們的心理機制欺騙了他們。我沒有被騙，我看見了那只大猩猩，但這不是因為我的注意力比其他人好。後來我做過一系列的注意力測試，知道自己集中注意的能力並不出眾，之所以能看到“大猩猩”是由於我壓根兒沒有專注於對傳球進行計數。人類的視覺皮層就是這麼工作的：我們以為自己看見了整個世界，但實際上只看到了特定的一部分。對於許多神經科學家來說，大猩猩實驗傳遞出了一個警示：我們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

注意盲視帶來的機遇

我寫作本書的念頭就是在聽講座的那一天產生的。注意盲視是大腦工作的根本原則，同時我也相信它給我們帶來了絕佳的機會。我的視角與神經科學家們不同：當他們看到個體的缺點時，我看到的是合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在篩選信息，但篩選的標準各不相同，這就意味著我們漏掉的信息不同。如果一些人能夠準確地數出傳球的次數，而另一些人看到大猩猩，那將我們所看到的信息整合起來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信息，這一總結意義非凡。從這個角度來看，大猩猩實驗不僅是一堂生動的關於大腦的生物學課，也是一項讓我們在紛繁世界中保持活力的偉大計畫。

如果不將注意力集中在某點，這個世界將是一片混沌，因為我們要看、要聽和要理解的東西太多了。集中注意力讓我們可以深入地加工那些被認為最有用的信息。專注意味著選擇，它給我們留下一些盲點，需要我們使用其他方法來處理。幸運的是，人類處在交互性強的數字時代，我們有工具來處理不同形式的注意力並對其加以利用。

但在利用不同形式的注意力之前，有一步非常重要。如果不跨出這一步，我們將永遠無法充分利用互動的網絡世界帶來的好處。我們全神貫注地去做一件事就意味著忽略了注意之外的其他事物——包括大猩猩，但要承認這一點並不容易。對於一個理性、有才能和自信的人來說，很難認識到那些讓我們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正是限制我們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能夠精確指出並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在學校及社會中經過長期磨煉所獲得的。幾百年來，我們被訓練用某種個性化、有目的的方式去看這個世界。但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這種方式也會讓我們把其他信息都排除在外。我們很難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沒有看到全部可以看見的東西。

我們要承認注意盲視的存在，承認在每次任務中，要麼數不清楚傳球的次數，要麼就看不見大猩猩。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同時完成兩個任務。

一個精巧的認知實驗就像魔術大師的一場精彩演出，讓我們看到了平時不可能看到的東西，幫助我們相信一些在其他情況下不會接受的事實，讓我們瞭解大腦工作方式的奇特和不完美之處，這也正是科學實驗與魔術的關鍵區別。科學家不會為了捉弄人們、引起人們震驚或逗他人開心而設計實驗。他們設計實驗的目的是加深對人類行為方式的理解。

當年輕的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克裡斯多夫· 查布裡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爾· 西蒙斯（Daniel Simons）剛開始他們的研究項目時，他們首先進行了這個現在已經非常著名的大猩猩實驗，後來它被稱為“看不見的大猩猩”實驗。

1999 年，查布裡斯和西蒙斯想用一種有力的方式來證明注意力的選擇性原則。雖然早在1970 年就有人提出這個原則，但是那時的人們拒不相信。當時正好他們樓下的同事在進行與恐懼相關的研究，因而置辦了一件大猩猩外套。於是，就有了這個在認知心理學史上留名的實驗。

在正常的測試條件下，大約有50% 的被試忽略了這只大猩猩。當有同伴在場的壓力時，這個數字會更大。在倫敦的一次現場互動實驗中，400 名大學生被安置在一個大禮堂中參與這個實驗，只有10% 的被試發現了大猩猩。5 在我參加的那個講座上，並沒有人來對人數進行精確統計，但現場發現大猩猩的人數比例似乎比倫敦的現場實驗更低。講座中只有這麼少的人看到大猩猩，最可能的原因是：學術界的人更擅長專注。這正是大猩猩實驗讓他們不快的一點：你越專注，越會忽略其他事情。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實驗，一男一女表演一個常見的撲克牌魔術。男士把一副牌呈扇形鋪開在女士面前，讓她隨便抽選一張，然後將這張牌展示給觀眾，再將它放回到那副牌裡。正如我們所料，男士可以神奇地選出女士之前抽選的牌。6 隨後，這位男士向大家揭示了魔術的秘密：當觀眾盯著看女士手中的牌時，他換了一副不同顏色的牌，所以把那張女士抽選的牌放回去後，他可以一下就發現那張牌。但這只是魔術的開始，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那副牌上時，視頻中的男士和女士換了不同的衣服，視頻的背景顏色發生了改變，放牌的桌布也換了顏色。在這些變化發生的同時，還有一個穿著大猩猩衣服的人坐到了舞臺上，他們借此向“看不見的大猩猩”致敬。

我所知道的最嚇人的注意盲視實驗是航空飛行員的一種訓練。學員們使用一個飛行模擬器進行著陸測試，他們被告知在狹窄跑道上的著陸表現會決定他們的成績。這些學員必須瞭解一系列關於大氣的變數，如風速等。但在學員們突破了無數障礙，眼看就要著陸的時候，模擬器上顯示，在跑道的中央橫著一架大型商用機。學員們把注意力全放在將飛機停靠在正確的位置上，只有一半學員發現那架商用機停在了錯誤的位置。當他們回看模擬器視頻時才發現，自己把飛機停在了商用機上面。這是通過模擬器學習到的重要一課。

注意盲視在我們作為個體所參與的一切活動中都起著關鍵作用，它不僅關係到我們在團隊中如何工作，還影響到我們在機構中、課堂上、工作時以及自我評估中更看重什麼。在我們與物體（如車鑰匙或螢幕）進行互動時，注意盲視起著重要作用；在我們評估兒童、殘障人士或其他群體，甚至自己年老時的能力時，注意盲視也在作怪，導致我們評價偏低；在家庭或工作中的人際交往中，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中，注意盲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過去的10 多年裡，我一直在探索注意盲視的有效利用方式，使我們都能獲得成功的機遇。由於注意盲視的存在，我們在處理重要問題時通常會卡在一個死角，這往往不是由於某一方是錯的，而是雙方在自己的角度上都是對的，卻都無法看到對方所看到的東西。雙方都在自己的立場上變得越來越極端，就很容易引起彼此的誤解。在正常條件下，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視角是什麼。2010 年夏，英國石油公司深海地平線號（Deepwater Horizon）鑽井平臺爆炸，導致500 萬加侖原油湧入墨西哥灣。從這一事件後的各方爭議可以看到注意盲視的存在。一些人看到了這次事件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呼籲永久性禁止所有的海上石油開採。而當美國總統宣佈暫停開採6 個月以調查災難的原因時，另一些人則為那些失去工作的石油工人而抗議。

在這次爭議中，雙方都無法從對方的視角看待問題。但我們不必非得站在對立的立場，如果我們學會分享自己所看到的，則雙方都可以看到問題的全部。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方法，讓大腦擺脫只能專注於一面的限制，

這種限制在大猩猩實驗中被揭示得很清楚。只要通過正確的方法進行練習，我們就可以習得那些被注意盲視所限制的能力。既然注意模式最初是習得的，我們用特定方式來看世界的模式也是習得的，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打破這些模式。一旦打破了這些模式，我們就可以自由地學習那些幫助我們通往成功的新方法。

那麼，學習集中注意力究竟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沒有人天生就知道如何保持專注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什麼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引起嬰兒的興趣，他們無法區分某些東西比其他東西更值得注意。但他們最終還是學會了如何保持專注，因為從出生之日起，大人就開始教他們什麼是人們認為值得關注的。搖鈴能夠在嬰兒出生的第一周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但是在他們出生20 周或50 周後，就變得沒那麼有吸引力了。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搖鈴並非特別重要或者值得注意的東西。事實上，我們對新事物的認知過程均是如此。學習的過程就是不斷打破舊模式，用新模式來替代舊模式，然後不斷重複的過程。

引 言 看不見的大猩猩

第1部分 學習的腦科學原理

第1 章 | 向分心專家學習 /024

第2 章 | 學習的神經機制 /046

第2部分 未來的課堂

第3 章 | 顛覆傳統課堂計畫 /064

第4 章 | 未來的考試 /110

第5 章 | 遊戲改變課堂 /139

第3部分 未來的工作

第6 章 | 未來職場的變化 /172

第7 章 | 未來員工的思維 /213

第4部分 大腦、學習與自我改變

第8 章 | 親身嘗試新技術 /250

結 語 分心與學習

致 謝 /299

附 錄 未來素養清單 /305

注釋及參考文獻 /307

分心是創意的來源

我們的時代可能會因分心和多工而充滿煩擾，但是我相信這些由來已久的擔心總是伴隨著新的力量產生，新技術讓我們意識到一些以前沒有看到的習慣、模式或過程。我不相信我們現在的時代比其他時代更容易令人分心。因為我們正處於一個轉型的時期，在巨大的社會和技術變革中，我們體驗到了新舊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把我們暴露在了自己的注意模式之下，而這些模式以往都是隱藏在我們注意不到的地方的。

當前對多工處理的關注也引出了一系列潛藏的問題：是否存在所謂的單任務？我們是否真的擅長單任務？還是說，在經受了100 多年的學校教育和傳統工作場所對理想化注意模式的強化後，我們開始自認為擅長單任務？人類是否正在經歷一些與之前不同的東西？進一步的問題是：所有人是否真的在體驗相同的東西？回到我們在本書中曾以多種方式談過的問題，我們對同一任務體驗的差異有多少？每個人是否在不同的情況下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關注、分心和多工處理？

對於以上問題，從某種角度我們都可以回答：是的。信息超載和工作日延長真實存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征服或消滅8 小時工作制，但工作時間的壓力對我們的健康和長期的工效率來說均有害。之所以我們在工作上付出額外時間並感到壓力，是因為我們沒有將生活中的新技術流程化，例如發展通用的郵件協定來幫助我們做出低階決策，就像規範一樣。沒有理由讓你在一道菜上使用一把叉子，而在另一道菜上要換用另一把不同的叉子，但是有這樣一組規則存在就意味著你不必每次碰到這個問題都要再次思考。有時候多工處理讓我們痛苦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數字時代正確的“叉子”。互聯網仍然在其發展的青春期。我們總會找到這些規則，但是在此之前，我們也會感到壓力。

多工處理本身沒有內在、生理性的危害，腦科學已證實，但我們的思想沒有跟上。由於新的關於注意神經科學的信息出現，一些心理學家再次拿出了泰勒式的計時器，這次不是測量任務完成的時間，而是關於多工處理和新的注意問題。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學家喬納森· 斯庫勒（Jonathan Schooler）讓志願者閱讀一本很冗長的書，比如《戰爭與和平》，如果他們的思維開始漫遊就按一下鍵。

即使志願者知道自己在進行注意力的測試，但大約從15 分鐘開始，他們的注意焦點就從安德列和其他博爾孔斯基公爵家族成員身上轉移開。8 斯庫勒正在研究元意識，即我們思維漫遊方式與我們對思維漫遊過程的認識之間的差異。廣泛存在的對多工處理的擔心造成了這種差異。這又是一個大猩猩的實驗：只關注於多工的壞處，並且認為這就是全部。

即使是那些擔心多工處理壞處的人也經常將自己評價為非常高產的人，儘管他們也同時操作多個任務。在同樣的測試中，他們在擔心每個進入工作場所的人都會面臨的分心。這其實完全不奇怪，因為我們通常很難評估自己。另一方面，當這些測試是用來揭示他們為之分心的東西時，他們就高估了這種幹擾的消極作用，誇大了其影響和持續的時間。

在另一個由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克裡福德· 納斯（Clifford Nass）所領導的研究中發現，即使最頑強的多工處理者在進行多工處理時也比那些一次只集中於一件事情的人要差。這聽起來正中媒體下懷。但是這個研究本身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結論，為這個問題留下了其他的可能性。研究者們總結說：“重度的媒體多工處理者在任務轉換能力上表現更差，似乎是由於他們對無關幹擾信息過濾的能力下降。”任務轉換就是，多工處理者將一個任務中的知識轉換到他們正在進行的另一個任務之中。這讓他們成為更差的多工處理者還是更好的？我們不正是想把一個情境中的信息應用到另一個情境之中嗎？可能“過濾幹擾信息能力的下降”正是一種新風格的心理混合應用，幫助一個人成為更好的多工處理者。在測試以外的真實生活中，正是你對分心刺激的易感性讓你傾向於轉移到另一個任務，然後隔一段時間後，再轉移回來或轉到其他任務上去。但是如果在所有轉換中，我們不僅僅是在遺忘，而是能夠創造出新的、混合的關於我們學什麼的認知地圖呢？這不正是重新認識學習嗎？尤其在互聯網產生之後，更需要多工間的轉換。

在心理學測試中，你是沒有意志力的。一些一閃而過的東西分散你的注意，然後其他東西再次分散它。但是這種結構化、實驗性的分心與我們現在在互聯網上的操作方式有什麼關係呢？選擇保持在一個網頁上或點開一個新的網址正是定義一個熟練上網者的核心。實驗者在論文中提到，他們使用老的學校測試來測試新的多工處理者，這種測試在心理學領域叫“刺激依賴型注意”或外界幹擾。但是多工處理不僅僅來自外界的打斷。有時注意力被一條短信從正在進行的項目上轉移開，有時我們只是跟隨自己的好奇心來看看這些網址點開後有什麼，還有時我們同時聊天和打字，就像IBM 的跨國電話會議中員工們熟練使用語音的同時還可以進行文字交流。IBM 員工“過濾無關幹擾信息的能力下降”使他們能夠在聽和說的同時進行文字輸入式聊天。成功的多工處理者知道如何在需要的時候把信息在多工之間進行轉換。多工處理有多種形式、多種情境，每個人操作的方式都不同，也取決於多種因素。當你還在認真思考“多工者並不擅長多工處理”這條新聞時，它早已沒有意義了。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們同樣懷疑和擔心他們可能在使用舊的工具和概念來測試一些新事物和與世界進行互動的新方式。他們的總結中還寫道：“未來可能出現與高級認知相關的測試能揭示出媒體多工的好處，或者能揭示那些多工處理者除認知控制之外的技能。” 媒體在報導的時候沒有提供看待這些結果的其他方式，因為媒體本身就被有關注意力的舊觀點蒙蔽雙眼。

我認為這個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不是多工處理者分配注意的方式更差，而是他們以不同於常規的方式分配注意。如果經常進行多工處理的人很難忽略其他任務帶來的信息，那麼這些信息是否真的無關？或者，多工處理者正在創建不同的、相互聯繫的認知地圖，是在對所有相關任務進行混合或者綜合？這種混合可能是一種新的注意方式，一種與我們之前所傾向的不相關信息的認知序列很不同的方式？

如果我們看到的不是從一個任務到另一個任務分散注意的轉換，而是一種混合了不同信息來源的新注意方式，那麼我們在這種新注意形式中需要聯合起來的就是大腦自己相互聯結產生的能量。我們剛開始用創造性的、自生的、多方面的方式來審視那些測試內容。就像我們可以通過跑步機資料測試自己跑步的能力一樣，一項測試的關鍵在於使用統一的度量和達到標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