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及其影響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研究

過去40年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快的生育率轉變，但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重大的人口轉變趨勢， 即自1980年代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簡稱出生性別比）不斷上升。其被看作是中國人口年齡性別結構轉變的重要特徵之一，引起了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量關注（楊菊花，等，2009）。伴隨著中國人口發展進入深度轉型期，人口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條件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性變化，人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已上升為中國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何維，2019）。出生性別比（Sex Ration at Birth, SRB），是指某一時期（通常為一年）內活產男嬰與活產女嬰人數之比，一般以每100名女嬰對應男嬰的人數表示（姜全保等，2019）。出生性別比是人口學研究的重要指標之一，是人口性別年齡結構發展變化的自然基礎和人口性別的動態起點（李智，等，2016）。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一數值並不是出生人口真實的性別比，但在每年出生人口數達到一定規模滿足大數定律時，可以認為出生性別比與真實值差異不大（胡耀嶺，2010）。在沒有人為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出生性別比僅受到自然生物因素的影響，應是一個穩定的統計指標，可以作為判斷一國（地區） 性別結構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據。
人口是社會發展的基石，一切社會經濟活動都離不開人這一主體，因此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內在要求人口具有合理的結構。性別結構是人口結構的基本要素之一。出生性別比是否處於一個合理範圍，不僅對總人口性別比以及分年齡性別比具有決定性作用，還影響著未來的人口增長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對一國（地區）的社會經濟運行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本書利用1982年以來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以中國省域（含自治區、直轄市）為研究對象。首先，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空間統計分析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時空分異特徵進行深入探究；然後，構建經典計量模型，時間加權迴歸模型、地理加權迴歸模型、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三種空間變系數模型，從經濟、社會、政策、醫療等方面，對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及其時空異質性特徵進行估計與比較分析；最後，有針對性地提出治理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相關政策建議。

張紅歷，統計學教授，研究方向為資訊化經濟學分析、空間統計與計量分析、空間決策分析。著有《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及其影響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研究》。

出生性別比是反應生命之初性別平等狀況的基本指標，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逐漸偏離正常範圍，並由局部地區出生性別比偏高擴散為全國性出生性別比失衡。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反應出中國人口性別結構的異常和失衡，對中國的人口發展和社會運行影響甚大。近年來，各級政府為扭轉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局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仍未使其完全恢復正常水準。中國各地區的資源禀賦、發展水準、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出生性別比升高的路徑也各具特點，各因素對其影響存在顯著的時空異質性。
關於這一主題的實證研究多忽略了出生性別比及其主要影響因素的時空特徵，導致研究結論不能細緻地反應影響因素的異質性。因此，本書利用1982年以來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以中國省域（含自治區、直轄市）為研究對象。首先，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空間統計分析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時空分異特徵進行深入探究；然後，構建經典計量模型，時間加權迴歸模型、地理加權迴歸模型、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三種空間變系數模型，從經濟、社會、政策、醫療等方面，對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及其時空異質性特徵進行估計與比較分析；最後，有針對性地提出治理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相關政策建議。

本書的主要結論為：
（１）從1949年伊始，出生性別比經歷了合理期、快速上升期與穩定下降期的倒「U」形變化趨勢。變動特徵體現在時間、城鄉和孩次等方面，並且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出生性別比表現出新的特徵和趨勢。總體上，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時間上存在同步性，表現為男嬰多、女嬰少，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程度大、持續時間長；出生性別比孩次差異明顯，高孩次出生性別比顯著失衡；出生性別比偏高存在普遍性，不分城鄉、不分地區， 失衡現象由局部地區向全國範圍擴展。
從時間上看，1980年代，出生性別比從接近正常值到開始偏高，10年間由107.8上升至113.9， 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現象初見端倪；1990年代，出生性別比持續攀升；21世紀初的10年間， 出生性別比增勢放緩，但依舊在高位徘徊，在2008年達到峰值120.6，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廣泛性和累積性。2009年以後，出生性別比持續攀高的態勢得到了有效遏制，並出現了穩定而顯著的「八連降」，2017年降至111.9，出生性別比治理成效顯著。
從城鄉差別上看，鄉村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高於城鎮地區。1982年以來，城鎮和鄉村的出生性別比都呈上升趨勢，但鄉村地區上升更快，導致城鄉差別日益擴大，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2005年。在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推動了城鎮出生性別比走高，鄉村出生性別比則有所回落，逐漸低於鎮域出生性別比。2010年之後，城市、鎮和鄉村的出生性別比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城鄉出生性別比之間的差距也逐漸縮小。
從孩次來看，1980-2015年，中國出生性別比隨孩次增加遞增，孩次越高出生性別比越大，其中二胎、三胎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別比遠高於正常水準。2000年，二胎性別比和三胎及以上性別比分別高達151.9和159.4。高孩次的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這也是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來得益於中國「單獨二胎」和「全面二胎」等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二胎、三胎及以上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大幅回落，特別是二胎出生性別比的下降，使得全國出生性別比進一步回落。
（２）從空間上看，中國出生性別比呈現出較大的地區差異。1980年代初期，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僅出現在個別的東部和中部省域，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這種失衡逐漸演化為絕大多數省域普遍存在的問題，其中以中部省域的失衡程度最為嚴重，西部省域的出生性別比偏離正常範圍較小，且人口大省對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影響較大。人口出生性別比在地理空間上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徵，「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明顯，即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省域或偏低的省域與相鄰省域的出生性別比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間關聯。

（３）在出生性別比作用機制理論研究基礎上，以中國29個省域為研究對象，選取出生性別比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總和生育率、少數民族人口占比、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例、農村每萬人養老機構數和每萬人醫療機構數作為解釋變量，構建經典計量模型和空間變系數計量模型，測度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對出生性別比影響的時空異質特徵。研究發現，所採用的四種實證模型，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擬合效果好，表明在考慮了時間和空間因素後，模型的解釋能力顯著提高。

模型估計結果顯示，總體上經濟發展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主要為正效應，表明對於中國大部分省域而言，在研究時段的大部分時間內，經濟發展水準的提升促進了出生性別比的升高，特別是東部地區的部分省域有著更為顯著的正效應。但是，隨著經濟持續的快速發展，其對出生性別比的正向作用強度逐漸減弱，負向作用效應逐漸增強，省域之間的影響效應進一步增大，西部地區省域率先轉變為負效應，表明經濟發展對於出生性別比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總和生育率和少數民族人口占比用來表徵社會因素中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其中，自中國1978年正式實施「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總和生育率總體上呈緩降趨勢，進入21 世紀，在微升之後開始穩中略降。它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隨時間演變呈「U」形趨勢，在研究階段期初和期末多為正向，中間階段隨著時間演變呈現出顯著變化。其中，1989年以負效應為主，2000年後則以正效應為主，且正效應範圍逐漸擴大，作用強度也明顯增加，省域之間的空間差異性也逐漸增大。理論研究認為：生育率越低代表政策空間與意願空間的差距越大，對於生育空間的擠壓也越大，因此性別失衡也會越嚴重。但是，本書的研究結論與理論預期不一致， 認為對於中國而言，在研究階段內生育率越高的地方出生性別比越高，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中國根據不同民族和民族地區的人口數量、人口分佈、自然生存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制定相應的少數民族生育政策。相對而言，少數民族較漢族有著更為寬鬆的生育政策。因此，本書採用少數民族人口占比指標反應在偏緊的生育政策大環境下，相對寬鬆的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少數民族人口占比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強度以負效應為主， 表示在偏緊的生育政策大環境下，相對寬鬆的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有著抑制作用，且隨著時間演變，負效應的省域逐漸增多，負效應強度也逐漸增強。空間上，作用強度北方省域總體上大於南方省域，且隨著時間演變朝著均衡方向發展。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女性的社會地位，在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的近40年間，女性地位有了顯著提升。研究結果顯示，1980-2000年，對於絕大部分省域而言，女性受教育水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效應為正值，且到2000年其正向作用強度呈現增大的趨勢，但在2010 年這一正效應則有所減弱，為負效應的省域開始逐漸增多，且負效應強度也有所增強。空間上， 則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1981年除西藏和新疆之外，西部地區省域女性受教育程度對出生性別比升高多為正效應，且影響強度較大，中部地區省域次之；2010年，有12個省域為負效應，以東部和中部省域居多，逐漸趨向「女性地位越高出生性別比越低」的理論預期走向。
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例可以用來測度中國生育文化中「男孩偏好」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總體上，關於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例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方向，正效應占據主體地位，特別是在1981-1989年，表明農業人口比例越高出生性別比也越高。隨著時間演變，個別省域的影響效應逐漸從正向轉變為負向，且省域之間的差異擴大，為負效應的省域有所增多。表明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初期，在對生育數量進行了限制之後，人們對男孩表現出強烈的偏好。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文化水準的提升， 男孩偏好逐漸有所緩解。
每萬人擁有醫療機構數從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人們獲取性別選擇技術的便利性。總體上，中國醫療水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以負效應為主，在早期大部分省域並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對於出生性別比的推動作用；2000年開始，影響為正效應的省域開始增多，係數分佈呈現出右偏形態， 空間上的差異顯著增大。
作用方向和強度都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性， 期初影響效應由南到北逐漸增大， 期末西部地區的新疆、西藏、甘肅、寧夏、四川、雲南及東北三省的醫療水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轉變為正效應，表明隨著醫療水準的不斷進步，人們通過人為選擇胎兒性別實現男孩偏好的可能性增加，從而推動出生性別比上升。
農村每萬人擁有養老機構數用以測度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對於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各省農村每萬人擁有養老機構數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總體上為負效應，各省域之間的空間差異性在2000年後較為顯著，表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切實解決人們的養老和醫療問題， 徹底改變傳統「養兒防老」的生育觀念，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國出生性別比在高位運行了數十年之後，目前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並沒有回到正常範圍。按照出生性別比發展一般規律，越是接近正常值，其下降難度越大。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問題，不論是在其自身特徵還是其影響因素方面，都表現出了顯著的時空分異特徵。結合實證研究和文獻研究，本書提出如下政策建議：注重人口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和長期性，從國家宏觀層面進行出生性別比治理的統籌安排，構建系統性的社會治理框架，促進性別平等；進一步加強文化教育，樹立性別平等意識，充分激活女性就業動力；全面落實「二胎政策」，保障婦女權益；通過稅收減免、費用補貼等多重方式減少家庭教育費用負擔，增建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重視人口性別比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在制定應對措施時有區別地進行；加強監督，嚴厲打擊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及配套政策，解決醫療及養老後顧之憂。

1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義
　1.2文獻綜述
1.2.1文獻計量分析
1.2.2出生性別比是否存在假性失衡
1.2.3出生性別比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
1.2.4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後果
1.2.5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綜合治理
1.2.6文獻評述
　1.3研究內容、方法及技術路線
1.3.1研究內容
1.3.2研究方法
1.3.3技術路線
　1.4創新點
2基礎理論與研究方法
　2.1微觀個體生育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2.2出生性別比失衡機制的理論研究
　2.3出生性別比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2.4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
2.4.1空間自相關性
2.4.2空間異質性
2.4.3地理加權迴歸模型
2.4.4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
3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時空分異特徵
　3.1基本概念、指標意義與時代背景
3.1.1性別比相關概念
3.1.2出生性別比的正常值範圍
3.1.3中國生育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3.2中國全國出生性別比時間特徵
3.2.1全國出生性別比
3.2.2東中西部出生性別比
3.2.3分孩次出生性別比
3.2.4城鄉出生性別比
3.2.5女性不同生育年齡的出生性別比
3.2.6女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出生性別比
　3.3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特徵
3.3.1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差異
3.3.2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分佈及結構
3.3.3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變化
3.3.4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升高的貢獻率分析
4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4.1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4.2變量描述性分析
　4.3模型設定
　4.4實證結果及分析
4.4.1 OLS迴歸模型結果
4.4.2空間變系數模型結果
4.4.3出生性別比影響效應的時空性分析
5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5.1主要結論
　5.2政策建議
　5.3不足與展望
參考文獻
附錄　實證模型基礎數據

出生性別比值域是一種相對獨立、穩定、少受人為因素以外的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的，具有很強生物屬性傾向特徵的自然化指標。因此，中國出生性別比長時間、大範圍的異常反應了基本人口發展過程中的人口性別結構異常，反應了兩性所具有的社會生存條件的異常，其背後有著深刻的、複雜的原因（湯兆雲，2004）。一般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 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所造成的，主要包括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及政策因素等。在中國固有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背景下，這些因素促使人們通過現代醫療技術人為對胎兒的性別進行選擇，從而造成中國長時間多區域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在第一章文獻綜述和第二章基礎理論及作用機制分析的基礎上，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和代表性，本章選取以下指標代表上述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政策、女性地位、生育文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第一，中國生育政策經歷了醖釀、逐步形成、收緊、確立和法制化以及調整的發展演變過程， 逐步形成了以「城鄉二元」、「地區多元」和「民族多元」為主要特徵的多層次生育政策法規體系和鮮明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自1970年代初期實施以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已經走過了近50個年頭，隨著人口發展形勢的變化，生育政策也不斷調整完善。
2013年，中國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簡稱「單獨二胎」政策， 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邁出了中國人口政策調整的第一步。2015年更進一步提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簡稱「全面二胎」政策。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縮小了生育政策差異，符合「以人為本」的政策精神，使生育自由迴歸理性，更有利於生育權的平等保護。更為寬鬆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將是未來中國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的主基調。
生育政策對人們生育行為約束作用的大小很難用一個直接的指標來衡量（茅倬彥，2006）。一方面，一系列的生育政策調整，必然會對家庭的生育行為和生育觀念產生影響，繼而對出生性別比產生影響。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生育率迅速下降，擠壓了人們對生育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強化了男孩偏好。生育政策所規定的生育數量越小，政策貫徹實施強度越嚴格，其對應的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就越嚴重（劉華等，2014）。楊菊花和李紅娟（2015）也從正反兩方面來證實了這一觀點。另一方面，除極少數情況外，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國家（地區）都經歷了生育轉變，生育率降至更替水準上下。更替水準的生育率是一個臨界點，在擁有男孩偏好的國家和地區，只要生育率降至更替水準上下，出生性別比失衡似乎在所難免。
因此，本書借鑑茅倬彥（2006）研究採用總和生育率反應生育政策對生育行為，尤其是對生育數量的作用。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根據某個時期如某一年的15~49歲的婦女的分年齡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ASFRs）。總和生育率作為一個時期指標，是各個年齡組的婦女在這個時期的生育行為的集中展現，是各年齡組婦女在這個時期的生育行為的真實寫照（顧寶佳等，2019）。它是一個標準化分析指標，完全排除了人口性別、年齡結構和育齡婦女年齡結構對生育率水準的影響，並確切反應了婦女的生育水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力度， TFR越低代表政策空間與意願空間的差距越大。
根據李丹等（2017）年的研究可知，1982-2010年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呈下降趨勢，全國人口總和生育率由1982年的2.92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回升到1.88，但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中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城鄉差異較為顯著，鄉村的人口總和生育率遠高於城市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城市的人口總和生育率處於偏低的狀態，從總體上來看，說明中國的TFR在空間分佈上極為不均，存在空間集聚特徵，各省域人口總和生育率時空差異顯著，經濟越發達的區域TFR越低，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省份TFR較高。
生育政策的差異性主要取決於民族、戶籍性質等因素，國家在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始終照顧中國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無論是在民族自治區域，還是在少數民族散居的區域，均實行寬於漢族的生育政策。各地農村的少數民族，每對夫婦都可以生育二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夫妻，凡第一、第二個孩子均為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三個孩子；一些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或者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農牧民，實行生育三胎政策；一些人口特別稀少的少數民族實行不限制生育胎次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立法時，延續了對少數民族的照顧，實行寬於漢族的生育政策（馮立天，等，1999；張正雲，2016）。因此，本書以少數民族人口占比（ETH）作為生育政策的衡量指標之一。
第二，大量研究表明，女性經濟地位的相對低下是造成人口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基本社會動因（陳衛和吴麗麗，2008）。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使得來自社會的性別歧視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會對家庭在生育決策中性別選擇產生影響。由於女性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增加，進而提高了家庭生育女孩的效用，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既能增強女性在家庭決策中的話語權，又會削弱人們對於生育男孩的偏好。本書採用國際上衡量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常用指標——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EDU_F）來衡量女性地位。
通常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和女性，越容易接受新型生育文化，越容易擺脫傳統生育觀念對現行生育行為的影響。如果組成家庭成員的生育雙方學歷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長，那麼越容易相互達成統一的新型生育觀念。尤其是家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通常來說就會擁有越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行為就會有較高的支配權，最終體現為人口出生性別比的下降。綜上， 女性地位與出生性別比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即女性地位的提升將有助於緩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問題。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本身是社會政策的一部分。社會保障體制的不足或缺陷，會直接影響社會某項或多項事業的順利發展。在中國，養老保障制度和醫療衛生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們的男孩偏好，從而減緩出生性別比的升高，本書以農村每萬人擁有養老機構數（INS）指標來表示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
第四，生育文化。王文卿和潘綏銘（2015）研究發現，對於中國農村這個特殊的場域來說，它具有顯著的封閉性和同質性。由於這一特性，儘管在過去的百年左右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部分地區的農民所經歷的社會軌跡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由於可能性空間的限制，農村人口往往比城市人口更男孩偏好對強烈，因為農業生產需要男勞動力，而且農民缺乏社會養老保險，養兒防老是他們的現實需要。中國對於男孩的強烈偏好植根於農業文明，一個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比重越大，該地區可能受到農業文明中「重男輕女」傳統文化觀念影響的程度就越主。因此，本書以第一產業（農林漁牧）從業人口比例（AGR）表示各地區男孩偏好的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