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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中國的中國人:中國對華僑歷史的思考
  • 不在中國的中國人:中國對華僑歷史的思考

  • ISBN13:9789577359841
  • 出版社:崧燁文化
  • 作者:譚天星
  • 裝訂/頁數:平裝/422頁
  • 規格:23cm*17cm*2.2cm (高/寬/厚)
  • 版次:1
  • 出版日:2020/06/19
  • 中國圖書分類:社會科學論文集
定  價:NT$650元
優惠價: 9585
可得紅利積點:1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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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書摘/試閱

他們身在他方,卻有著中國人的面孔,他們是不在中國的中國人嗎?
  他們也不禁心生疑問:自己究竟是誰?


最哀戚華麗的華僑史,史詩鉅獻!

華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第三多的語言,大城市裡幾乎都會有「唐人街」的存在,華人更是在全球科技業的舞台上大放異彩;然而光鮮亮麗的背後,卻乘載了無數辛酸血淚……

清朝末年,海外華僑為了推翻腐敗的帝制,不惜碧血橫飛,血染山崗,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

1840年華工出國合法後,許多華人成為「豬仔」,或是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命喪異鄉,或早在渡海時就已魂斷太平洋......

而近代,東南亞屢屢興起排華運動,使得華人的處境越發徬徨......

相隔萬里重洋,編織千年血淚

以孫文為首,華僑以血染黃花崗為代價,推翻帝制、創立民國;在中國還未壯大前,大量華人被擄往海外,美國鐵路都建造在那些華工的屍骨累累上;即使到了近代,華僑都是中國建設與國際貿易中一面而有力強力的後盾。

一個人可以忘記很多事,但祖宗不能忘,本不能忘,歷史不能忘,尤其是國家、民族的歷史。

從中國到海外,從學術到政務,從古代到現代,《不在中國的中國人》帶領讀者全方位探尋失落的華僑史環節。


  為學長寫序,誠惶誠恐。
  初識天星,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博士,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領軍人物,才華橫溢,風華正茂。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兩鬢霜華,雍容大度,儼然大將之風。雖然其崗位已不在學界,但本色不改,因此仍被學者視為同人,引為知己。
  本書所收錄的,就是天星治學從政近三十年來的部分學術成果,以論文為主。最早發表的論文是一九八六年《中國農史》刊發的〈乾隆時期湖南關於推廣雙季稻的一場大論戰〉,那是他在碩士研究生時期鑽研經濟史的成果;博士生時期,師從北大許大齡教授專攻政治史,其學位論文〈明代内閣政治〉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付梓面世,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出書是極不容易的,畢業後轉向華僑史,由此一發不可收拾。這一學術路徑,施堅雅、王賡武等前輩曾篳路藍縷,獲得了傑出成就。王賡武教授治唐史起家,曾與費正清等合作中國歷史研究,後來主要在華僑華人研究領域耕耘,曾任香港大學校長,被視為泰斗;施堅雅曾在四川從事農村市場的人類學考察,隨後轉到泰國作華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其成果分別形成傳世之作。
  中國傳統經濟社會以其自身的模式延綿數千年,在世界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然而,二十世紀接連不斷的革命打碎了傳統經濟與文化,既有的運行軌道在近代斷裂了;所幸,在唐人街與海外華人社會,能夠發現中華傳統的連綿賡續,找到活生生的歷史,或者說海外版的中華文化。古今相通,中外相融,學術激情油然而生,引發不一樣視角的思考,這應該是他們成果豐碩的動因之一吧。我的研究領域與思路也和他們頗為類似,因此深有同感。而天星是少年大學生,在學界出道也早,我們以他為學長。
  天星頗低調,對過去的論文進行整理出版有些顧慮,但學界與僑界的朋友認為,將他近三十年的論文彙編成冊,仍獨具價值。首先,不少論文雖然發表已有年頭,但因為相當部分是史學類或理論性論文,考證嚴密,論述精當,其學術價值不減,甚至歷久彌珍。實際上,不少論文至今仍被引用和參考,譬如其專著《崇禎皇帝大傳》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之後,二〇〇八年改編為《孤獨的崇禎》,收入「中國歷史知識小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繼而,中國廣播電視大學二〇一〇年以《帝國中興的悲歌:崇禎皇帝七講》出版,再饗讀者;其次,最近的論文現實感很強,而且具有原創性,給文集帶來鮮活的氣息。最後,細心的讀者,還可從文集中去感受一個學人成長的心路歷程。
  「學而優則仕」,天星也走上了這一條傳統文人的成功之路。當然這讓學界頗覺遺憾。僑史界前輩肖崗先生,不止一次地為天星離開中國華僑歷史研究所而扼腕痛惜。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周南京先生,多次當面「痛批」天星離開學術界,認為這是僑學界的一大損失。愛之深,責之切,此之謂也。事實上,天星雖然轉入政界,但並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雖然寫的論文不像其高峰期那樣多,可能「文膽」也小了些,批判精神收斂了些,但在使領館和僑界的領導工作,使之將另一種視野和高度融入其思考之中,形之於筆端。
  尤為可貴的是,身居廟堂之高,仍關注學術之野,並試圖將學術力量引入政府思維,將政府視角導入學術探索之中。整合學界與政界力量,恰合一種新的發展趨勢。事實上,在歐美,出將入相,在學界與政界之間游弋,司空見慣。天星仍然與僑界和學界有所交往,並以其思考繼續發揮影響和引領作用。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就是其倡導和推動下的產物。我個人也從中受益良多,本書又給我帶來教益,略舉二三如下:
  其一,言由心生,文如其人。天星的研究工作開始於家鄉歷史上經濟現象的追根溯源,此乃發乎内心的興趣與愛好。由本土而海外,天星從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歷史出發,貫通古今,考察從華僑文化到華人文化的變異與繼承,到當今華人社會的形態與特徵,形成一系列的論文,如本書第一部分所示。在駐美使館期間,及後來的出國考察與國内接待海外僑胞的工作中,天星以誠相待,以心交往,傾注其愛心。不少僑領事隔十餘年後,仍對那次交談記憶猶新,津津樂道。對研究對象的情感,對研究領域的志趣,既是其成果豐碩的原動力,也是其成果高水準的源泉,情感流於筆端。學術研究需要坐冷板凳,沒有強烈的興趣推動,沒有學術激情與衝動,很難想像能獲得高水準的成果。
  其二,歷史脈絡的梳理,古今貫通。譬如近代國家僑務政策,一支筆前後二十年論述,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不是應景之作,而是脈絡梳理之下水到渠成的認識與成果,這幾篇論文彙集於本書第二部分。又如,關於中國移民的歷史,從古代移民的考證,到近現代移民的闡發,再到當代移民的考察,包括少數民族的境外遷移,每一項研究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而作者鍥而不捨,孜孜以求,形成了難能可貴的系列成果,呈現出清晰的脈絡。同時,這種歷史感又融入其相關研究與工作中,從而具有歷史的深邃與高度。
  其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相得益彰。論從史出,貫通古今的僑史研究,形成系統性與理論思維。與此類似,來自實踐的認識也經提煉和整理昇華為理論,或為理論提供基礎。僑務理論與戰略在本書占有相當份量,集中於第三部分,顯示了本書的高度。而理論運用於具體的僑務工作,以其系統思維跳出就事論事的藩籬,不被具體瑣事迷亂了方向,遇到問題不至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本書中的僑商工作、地域僑務工作、民族問題等具體事務上,都體現出理論思維所帶來的前瞻性與大局觀。
  其四,「學術評論及其他」體現了作者的學術情趣。對研究動態的把握,需要閱讀大量的論著,沒有興趣驅動是做不好的。對學界前輩的訪談,則體現了學術傳承的擔當與使命。在本書中讀者還可以發現,一次旅行、一場會議,引發作者的感想與思考,繼而形成反思性或啟發性的文字。這種有心人不多見,而研究能力與認知水準,就是在這種日積月累中不斷提高的,正如本書中的一個標題——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理論來自實踐,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對此我作為國僑辦的專家諮詢委員感受至深。天星與國僑辦的同仁,幾乎隨時都與僑界同胞在進行訪談,廣泛徵求意見,鼓勵海外華僑華人建言獻策,這些都變成了日常工作,如同家常便飯。而中國僑資企業的普查,海外僑情的全球性調查,這些高門檻的艱巨工程最終都得以完成,非得有堅定的信念來支撐。在調查研究基礎上進行資料甄別與整理,並力求數據化、定量分析、科學論證。凡此大量的工作當然都在本書之外,但為本書的相關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龍登高

 

華僑歷史的意義

  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悠久的歷史。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構成了近現代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特殊而意義深遠的現象。現代意義上的華僑,是指在海外定居並保持中國國籍的中國僑民;華人則是指已取得外國國籍的原華僑及其後裔。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在異域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同時,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並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為居住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一部華僑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一、苦難、奮鬥的歷史

  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稱為「唐人」、「華人」、「中華人」、「閩粵人」、「中國賈人」、「華民」、「華工」等。「唐」與「華」即中國,應該說是他們的鮮明特徵和印記。移民海外絕對是一個艱苦的選擇,有時乃至是屈辱的歷史。

(一)古代中國移民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九世紀以前的生成階段。相傳西元前二一九年,徐福徵發童男童女三千人出海求仙,「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在日本終其一生,成為中國人出海的鼻祖。以今天中國版圖而言,由於政治、軍事原因遷居於外者如朝鮮、越南等眾多;兩晉、南朝時移居日本者達一萬八千人;唐朝僧人東渡日本傳授佛教經義,有名者如鑑真。

  第二個階段,是十世紀至十六世紀初的發展階段。中外海上交通的發達為中國人出海創造了條件,羅盤運用於航海,大批商人出洋經商。十世紀,阿拉伯人馬蘇第在《黃金草原》一書中記載:蘇門答臘有「多數中國人耕植於此島,而尤以巴鄰旁(今巨港)區域為多,蓋避國中黃巢之亂而至者」。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志》、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馬歡的《瀛涯勝覽》等文獻,留下了許多關於南洋華僑的記載。鄭思肖的《心史》稱,宋亡後,「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明代,廣東梁道明雄踞三佛齊,「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爪哇的杜板有閩粵流聚居者約數千家。在菲律賓,閩人「商販至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明中期,在爪哇、婆羅洲、菲律賓、泰國、馬來半島以及越南、柬埔寨、朝鮮、日本等地莫不有中國人定居,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人,這時的華僑在當地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第三個階段,是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高潮階段。鴉片戰爭前,東南亞、東亞等地的華僑人數約有一百萬以上。一八二〇年,泰國曼谷的華僑即有四十四萬人,其遷徙海外有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戰亂難民的原因,也因十六世紀後期倭患平息後,海禁開放,私人貿易活躍,出洋儼然成為一種時尚。諺云:「若要富,須往貓里霧(今屬菲律賓)。」西方殖民勢力逐漸控制東南亞後,依靠與中國人貿易和勞力支撐,破產農民、手工業者成為出國的主力。在東南亞、東亞幾乎遍布華僑足跡,如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萬丹、泗水,馬來半島的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泰國的北大年、曼谷、宋卡,越南的堤岸、河仙,緬甸的仰光,菲律賓的馬尼拉和日本的長崎等,有特定的華僑居住區,最初的華僑社會開始形成。一七四〇年,印度尼西亞爪哇華僑的紅河起義,菲律賓華僑反抗西方殖民者的鬥爭,在當地民族鬥爭的歷史上也銘刻了重重的一筆。這時的皇朝統治者採取「棄僑」政策,在他們眼裡華僑是「一群背棄祖廬、一心逐利的逃民」,是「嘯聚海道、劫掠商船的罪民」。一六〇三年,西班牙屠殺菲律賓兩萬五千名華僑時,明朝統治者認為這是咎由自取,「中國四民,商賈最賤。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清朝實行禁海令,雍正帝說:「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代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漂流外國者愈眾矣。嗣後應定年限,若逾期不還,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憐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原地。」華僑在外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庇護,反而視為化外之民、亂民,其境遇可想而知。

(二)近現代中國移民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散布範圍最廣、產生影響最深的海外移民時期

  一般估計至一九四九年,移居海外的中國人約有一千萬人。移民的主體是勞工,商業、政治性移民次之,文化、親屬團聚等又次之。這些移民百分之九十在東南亞,此外美洲、大洋洲、歐洲、非洲等地也有大批中國移民。當代世界華僑華人分布格局,基本上是隨著這一時期中國海外移民而奠定的。

  近代大規模移民現象,主要是由於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的加深,農村自然經濟日漸解體,下層民眾日益貧困,以及西方殖民者開發東南亞、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大量勞工需求等劇烈作用的結果。清政府屈於外國列強壓力,被迫同意中國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往來,一律聽其自便,不得禁阻,華工出國如浪洶湧。

  以契約移民方式為主的勞動力輸出,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的流動,屬於經濟性質的和平移民。契約工人也稱苦力,俗稱「豬仔」,「豬仔貿易」也稱「苦力貿易」,「豬仔」成了近代契約華工悲慘命運的形象寫照。 一八四〇年代至一八七〇年代,「豬仔貿易」最為盛行,澳門、香港和通商口岸(如廣州、廈門、上海等)是國内販運華工的中心,新加坡和檳榔嶼是轉販世界各地的中心。「豬仔」們被擄掠、誆騙而入「豬仔館」,被強制按上「自願出洋」的手印,以一紙契約而被裝上船隻,開始了暗無天日的「海上浮動地獄」之旅,且到目的地前,有半數以上的「豬仔」成為海底冤魂。在古巴種植園,華工在契約期間的死亡率竟有百分之七十五。

  晚清政府對於拐販人口進行了打擊。一八六六年,清政府與英法簽訂的移民公約中規定:凡用暴力或欺騙手段將中國人販運出洋者,一經查出,即行正法。一八七〇年代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對華工進行了限制和排斥,「豬仔」貿易趨冷。晚清政府也採取了「護僑」政策,在美洲、東南亞等地設立領事館,還派遣艦隊巡視華埠,幫助設立中華商會,創辦學校等。

  另外還有兩個移民小高潮,一是一戰期間,英、法、俄在中國北方招募赴歐參戰華工二十三萬人;二是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國戰亂導致大量外移的難民,當然也發生過福州籍移民開發詩巫(今屬馬來西亞)之舉,達兩萬人。

  近現代移民對海外華僑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是出洋方式中最黑暗的一頁。從海外華僑的生態來看,隨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華僑社區或聚居區在世界五大洲散布。以勞工為主體的特質決定了華僑的艱辛命運,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唐人街成了在美華僑的避難所;二是華僑社團組織的活躍。為了相互扶持,對付來自當地社會的壓力,華僑紛紛組織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團體來保護自己,各類宗族、幫派組織興起;三是華僑經濟興起。華僑從事礦工、種植、商販,經營商行、批發、中介,成為廠主、店主、種植園主等,經過打拚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四是華僑社會與中國社會聯繫密切。

(三)當代中國移民呈現多元和多樣化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影響海外華僑社會發展的兩個極為重要事件。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獨立後的東南亞民族國家不再歡迎中國移民,甚至是禁止,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大陸很少有海外移民。中國改革開放是影響中國海外移民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事件,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人透過探親、留學、勞務、婚姻乃至投資等多種方式出國,形成新的移民潮,開啟了新華僑的歷史,東南沿海地區一時為出國移民而不惜鋌而走險,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偷渡」等非法移民現象,僅一九七九到一九九〇年間,中國大陸海外移民有八十多萬人。較之近代移民,這一時期的新移民多是自發、和平的,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準,是知識性或技術性移民,西方已開發國家是主要目的地。移民群體的結構性變化使海外華僑社會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

  當代中國海外移民,為海外華僑社會輸送了新鮮血液,對傳統僑社也形成了一定的衝擊。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對海外僑社影響最大的事件,當推東南亞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中國單一國籍政策的實施。拒絕雙重國籍,主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選擇國籍,這是新的重大決策。一九五五年,中國和印亞簽訂關於解決華僑雙重國籍條約,之後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建交時都宣布:凡加入居住國國籍的中國血統人士,不再具有中國國籍。中國政府保護華僑的正當合法權益,對於加入當地國籍的華人,則不再要求他們政治上效忠中國。華僑從「葉落歸根」到「落地生根」,從華僑到華人,加速了融入當地的進程,逐漸完成了從華僑社會到華僑華人社會的歷史性轉變。華僑華人以居住國作為生存和發展的平台,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心態等方面轉向以當地為主的價值取向,而且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勢不可當,這也是我們今天認識海外華僑華人的基本面。在東南亞已看不見華僑社會,華人、華族的發展取而代之,華人是當地多元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華人經濟也從屬於當地經濟整體。

  新移民的湧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本性傳承、中國的發展強大、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民權運動的開展等,使華僑華人趨於保持自我特性且積極融入當地發展。華僑華人並沒有被徹底同化,同化摒棄了強迫的形式,自然融合獲得更多的贊同。人們可以欣喜地看到,華僑一旦選擇融入,華僑華人社會逐漸形成,其形象也有了全新的改變。二十世紀後半葉,華僑華人經濟實力大為增強,科技人才不斷湧現,社團組織更加活躍,對當地生活積極參與,族群國際化聯誼日漸加強,一些國家華人政治明星嶄露頭角。華僑華人是國際上不可忽視的一股積極促進溝通和發展的力量。當然,華僑華人地位的真正改善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自身繼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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