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全二冊)（簡體書）

政治思想既表達政治社會的自我理解，亦體現人們對理想秩序的探尋。本書突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既有寫法，跨政治、宗教、社會、經濟、法律、哲學、歷史等多個學科，鉤稽沉隱，推陳出新，融文本解讀、理論分析與意義發微於一體，移步換景，在多視角、大視野中全景式地考察了西方政治思想之跌宕起伏，涵蓋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幾乎所有重要政治思想家，不僅是一部全面、生動的西方政治思想通史，也是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論著作。

陳偉

江蘇靖江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學士、碩士、博士，德國埃朗根一紐倫堡大學人文社科研究中心暨政治系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政治系特聘校外名師。主要研究政治理論、西方政治思想，兼及中國政治。著有《阿倫特與政治的複歸》《施米特與政治的邏輯》等，主編《當代西方政治思潮》，主持翻譯《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劍橋阿倫特指南》《卡爾·施米特：德意志國家的理論家》等。

《西方政治思想史（套裝全2冊）》條理清晰，文字流暢，幾千年的思想發展一氣呵成，娓娓道來。
對於專門從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學者來說，這部著作也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它的優點之一是涵蓋內容豐富，歷史敘述與思想分析皆有依據，參考書目廣泛，對於研究者有不錯的參考價值。
對於專業之外的讀者，這部著作則可以為讀者敞開一個新的知識領域，讀者可以從中領略西方政治思考的跌宕起伏以及其中包含的智慧。

陳偉博士的新作《西方政治思想史》付梓，邀為作序。我作為他研究生期間的導師，很高興看到這部重要著作面世。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學最基礎的分支學科。按照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埃里克·沃格林的說法，任何人類群體為了維繫其生存都必須創建並維持一套政治秩序，而作為對各種政治秩序理論化的嘗試，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或觀念便隨之而生。研究不同群體在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不僅對於理解該群體的政治秩序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探討規範性政治理論的必要前提。如果我們對理性的傲慢有所警惕，我們便不會相信從抽象的哲學理念中能夠導出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原則。人類對理想政治秩序的探索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社會對政治秩序的理論探索也許是我們最可靠的教師。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了解、研究不同人類群體在歷史上產生的政治思想或觀念，乃是我們理解政治必做的功課。
在不同群體政治思想或觀念的歷史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尤為重要。儘管我們可能會對西方政治思想所包含的理念持或褒或貶的態度，但有一點似乎不應質疑：今天政治學的基本概念、範疇、理論框架主要都來自西方，我們所熟悉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意識形態最早都源於西方，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們都是最早在西方思想中得到理論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成為政治學研究之基礎。
正緣於此，自晚清開始創建現代高等教育以及政治學學科以來，介紹乃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一直是國內政治學者孜孜不倦的事業。民國期間，高一涵、薩孟武、浦薛鳳等學者深耕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們的開拓性研究成為中國政治學發展史上彌足珍貴的財富。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學在被取消多年後重建，西方政治思想史領域出版了數量可觀的教科書、專著及研究文章。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為我國政治學學科的發展，為我國政治社會改革的理論思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陳偉博士作為國內政治學界的後起之秀，多年來勤於筆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領域已有令人讚譽的成果。他的《阿倫特與政治的複歸》已成為國內了解漢娜·阿倫特這位著名共和主義思想家的必讀之書。他關於卡爾·施米特的專著深入分析了施米特政治學說的寫作語境、內在邏輯及理論局限，釐清了學界對施米特的不少誤讀。現在，他多年努力的成果、洋洋百萬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問世，對國內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來說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貢獻。
這是一次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全景式展示。作者從西方政治思想的源頭古希臘開始，中經羅馬共和國與帝國、中世紀、近代，一直論述到當代政治思想。與國內常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相比，作者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的研究視野，涵蓋了諸多頗有理論價值或歷史影響，但在傳統思想史研究中著墨不多甚至極少提及的思想家。譬如，作者在討論中世紀思想史時，不僅關注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家，也關註一些重要的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思想家，如阿爾法拉比、邁蒙尼德等。這些思想家不僅對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政治思想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對稍後歐洲政治思想的複興和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離開這些思想家，很難理解歐洲近代思想的演進。作者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思想的介紹大大超越了傳統政治思想史的範圍。作者基於此前對公民人文主義和共和主義的研究基礎，以公民人文主義為主軸，展示出一幅生動多彩的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思想的圖畫。作者以“國家理性的悖論”為標題，不僅討論了博丹、格勞秀斯的思想，還分析了通常不受政治思想史關注的蒙田的思想，對讀者從理論和製度相結合的角度理解歐洲現代國家的興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作者對英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時期政治思想的討論，也大大拓展了傳統政治思想史的範圍。讀者不僅可以領略福蒂斯丘關於英國政體的經典解釋，還可以對英國內戰時期不同派別的政治思想有全面的了解。此外，這部著作還涵蓋了20世紀一些在政治思想領域有重要貢獻的思想家，如凱爾森、沃格林、阿隆、蓋爾納等。由於作者這種全景式的書寫，西方政治思想史就不再是一些所謂經典作家之間的對話，而是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面對紛繁複雜的政治問題探索解決方案的生動畫面。

上冊
導論
第一章古希臘人與政治生活的最初體驗
第二章古羅馬人的政治實踐
第三章上帝光照下的中世紀政治
第四章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
第五章國家理性的悖論
第六章英國的自由傳統
第七章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經濟與政治
第八章美國的共和之路

下冊
第九章法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第十章德意志的心靈、社會與國家
第十一章從功利主義到進化論
第十二章社會主義者的希望
第十三章代議制民主的危機
第十四章極權主義之思
第十五章自由主義的複興

結束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實際上，我們以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的術語來分析，可以如此去看，奧古斯都的努力，代表著帝國統治體系理性化的努力。他通過法令，允許公民作為個體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訴。平民與外族居民以及數量上激增的釋奴（主人破產或在戰爭中死亡），亦有機會成為騎士，或者充作行政官僚。這些措施在事實上加強了皇權。皇權受到的製約不是來自元老院，而是來自社會中世系貴族對實際特權與利益的維護。
羅馬原本就是一個軍事社會，由一個小城邦變成大帝國，其軍事社會的性質並未改變。羅馬帝國不像中華帝國，並非一個官僚制國家。它的統治結構的分化，頗為有限。①統一的租稅徵收體系、公共財政以及由中央政府派出的文官組成的官僚隊伍，幾百年間從未出現，因為羅馬帝國靠軍事活動支撐。即使在和平時期，其軍事制度遺產依然存在。羅馬的皇帝制度，本是軍事統帥擁兵自重、不受元老院節製而造成。而在羅馬幾百年的歷史上，竟出現二帝甚至四帝共治等現象，且持續多年。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中國自秦以來大一統格局下皇帝為帝國中心，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皇帝獨斷的思想根深蒂固，無法想像“共治”為何物。而中華帝國的專制主義性質，羅馬帝國幾百年，從未有過。其間差別何在？
羅馬的皇帝，並不坐在王宮中享福，他是真正的軍事統帥，相當於軍隊的總司令。而他的統治權又不止於軍事，因為古代羅馬社會，軍事與民政，其間界限並不明確。羅馬皇帝要充當各種糾紛的仲裁，甚至還要處理很多瑣事，之所以有二帝共治或皇帝與元老院分管行省，正在於皇帝一人任務繁重。有時為了應付緊急狀態、快速地做出決定，羅馬還設有獨裁官一職，此時帝國一切大權皆集中於獨裁官一人之手。
羅馬的皇帝很少住在羅馬城中，他大部分時間在外征戰，或到各處巡視。皇帝死後，他指定的繼承人繼位。王位不一定在某個家族中世襲。不過，帝制時代雖延續近三百年，但並無和平交接權力的憲法或慣例。因為武人干政，常常以劍說了算。“有軍隊就有王位。”②羅馬有多位和平交班的好皇帝，全在於羅馬人的美德沒有腐化，重視傳統。公元216年，士兵出身、從未當過元老的馬克里努斯以武力奪權，開了極壞的先例，帝位繼承於是血雨腥風。真是大勢已去，衰象畢現。從235年至284年戴克里先登基，約五十年內，羅馬竟有四十多人爭奪帝位。其中有的只做了幾天皇帝，而得以善終、沒有死於被後來者誅殺的，只有一人。①帝國對行省的統治
帝國的維持，並不容易。武力征服得來的領土，羅馬人將其變作新的行省，依其軍事需要，派駐軍團，以總督治之。而各行省的軍團，不能擅自去別的行省。否則，即違反了叛逆法。也有無法征服的地區，只能與之簽訂和平條約，結為同盟，或者允其較自主地存在，只需在必要時提供士兵以支援羅馬。帝國在東擴的過程中，遇到極大的障礙，一次又一次戰爭，皆未實現帝國邊界向東的突破。羅馬帝國的邊疆經營，並非全然是好戰所致，實際上，有好幾個皇帝是不主張戰爭的。
帝國內部的統治，與東方專制王朝及西方現代國家中的情形極為不同。首先，羅馬內部，不存在直接統治，不存在現代國家中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直接關係。羅馬社會，盛行一種庇護的慣例。平民受大人物庇護，由此間接影響帝國政策，平民自身亦獲得特別的安全感。羅馬的公共工程，以一種十分特別的合同製來進行，不需要政府撥款，亦不需要政府去督辦。羅馬存在發達的社團，由此羅馬公民以團體的方式，推動某個事業，包括對政府提出意見，表達願望。故而羅馬帝國的公民，不是專制政體中孤立的、毫無力量的個體。帝國時期的改革，提供了平民上升的途徑，並且羅馬人以較靈活的政策對待外族居民，常贈新征服社會中的顯貴以公民權，這些做法，皆有助於帝國內部的穩定。新征服地區的居民，從前受部落的控制，活動範圍狹窄，現在納入羅馬法律體系，成為羅馬人，其權利有一定保障（即使是奴隸，羅馬也以法律規定其權利，予以一定保護），生活也大為豐富，自然心悅誠服。
羅馬無發達的官僚制機構，其秩序之維持，更多的是靠“社會文化，而非行政管理”②。羅馬人對於征服地區的城市，通過條約與特許狀，允其按自己的城市章程自治。這些城市有自己的官員、議事會與公民大會，甚至還保留了本土的法律。帝國的活力，跟它的自治制度是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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