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時代使命：從福澤諭吉到矢內原忠雄，啟迪民智並引導社會走向文明開化之進程

借鏡歷史，擔起國家社會的責任與動盪！
一探日本近代重要知識人以國家社會為己任的精神
‧福澤諭吉 |慶應義塾大學創辦人
‧新渡戶稻造|臺灣砂糖之父
‧內村鑑三 |基督教無教會主義倡導者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作者

十九世紀末，日本面對船堅炮利的西方國家來襲，解除長達兩百多年的鎖國，面對大量湧入的嶄新西方事物，讓日本人大開眼界，也體會到自己的落後與不足。為了擺脫未開化國家的窘境，許多日本人開始思考如何改造國家，擠身文明之國的行列。除了政府提倡以天皇為本位，甚至最後走向軍國主義的不歸路，近代日本的幾位知識人，如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矢內原忠雄等人，也身先士卒運用他們畢生提倡的實學、武士道、基督教思想，為日本的未來指引一盞盞的明燈。他們的思想甚至遠渡重洋，影響了同時代推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蔡培火等人，在臺灣種下自由開化的種子。
即使不盡然為當時所接受，這群知識人的思想仍深深影響往後的日本與臺灣。而他們面對國家危難關頭，捨我其誰為社會盡一分心力的風骨，更是值得效法的對象，讓我們反思對於自己身處的時代，肩負如何的使命與責任。

林呈蓉

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史學科，日本史專攻，史學碩士；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比較文化學專攻，人文科學博士；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專研日本對外關係史、日治時期臺灣史。
代表著作有《近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台湾》（合著）、《前近代日本對外方針之研究》、《Island in the Stream：A Quick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mplex History》（合著）、《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臺灣文明開化的進程》、《樺山資紀蘇澳行》、《近代臺灣的醫療衛生：從「安平追想曲」到「國家衛生原理」的發展歷程》、《牡丹社事件的真相》、《日本史》、《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臺灣涉外關係史概說》、《皇民化社會的時代》、《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臺灣》等。

前言 獨立自尊之道的摸索
日本幕末維新之際，面對時代巨輪壓境，無論從個人的自我定位、抑或是今後國家的發展進路，從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七十七年期間，不斷考驗著近代日本時代青年的思考與判讀。伴隨日本社會的文明開化與國力消長，在新舊思惟相互衝擊下，社會的傳統價值變得混淆，有志青年就在跌跌撞撞、試行錯誤中，摸索成長。
日俄戰爭以後（一九一五以降），日本開始步上帝國主義之路，這是一條踏上國家自衛、國民雄飛的進程，更是洗刷前恥的必經路徑。 即使如此，身處列強環伺的國際局勢中，明治維新前後近代日本連續三世代的知識青年，其共通隱憂莫過於「國家安全」的維護，而其背後深層的心底層面卻是對「和平」的殷殷期盼。
本書試以近代日本三世代知識青年為例，從第一個世代的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1835-1901）；第二個世代的「札幌二人組」，學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與傳道人內村鑑三（1861-1930），以及同期的傳道人植村正久（1857-1925）；第三個世代的學者矢內原忠雄（1893-1961），闡述他們對走上歧路的日本之於「國家」的思考進程，並透過比較文化史觀點，試旁及近代日本知識菁英對臺灣社會的開化之子，如蔡培火等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之於「國家」思惟所受到的震撼與影響，進而衍生出臺灣社會底層的精神價值之進程。

推薦序　日本近代知識人的國家關懷／林桶法
前言 獨立自尊之道的摸索 
一個衝擊：「明治十四年政變」 
一個震撼：〈教育勅語〉的渙發 
一個迷思：民權與國權之間 
文明與野蠻的抉擇：福澤諭吉 
「天保老人」福澤諭吉與〈中津留別之書〉
文明的衝擊與憧憬
拜金宗思考的源流
知行合一的典範
開化之子的歧路：以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為例 
武士道對基督教的受容 
英語版《武士道》：新渡戶稻造的撰寫動機 
〈武士道與基督教〉：內村鑑三的思想結晶 
義戰論與非戰論 
無教會派國家主義者的懸念：矢內原忠雄 
國家的理想 
神之國：內村鑑三之於國家思考的傳承 
預言者國家主義vs.國體論國家主義 
內村鑑三「無教會」精神的臺灣印記 
《聖書之研究》：「無教會」主義落腳臺灣的平臺 
日本精神的臺灣實踐：植村正久與蔡培火 
日本的良知：臺灣知識菁英眼中的矢內原忠雄 
近代日本的道德教育：武士基督教（武士キリスト教）的型塑 
接枝：日本精神的特質 
武士道思考的源泉 
名譽與金錢的輕重關係 
結語 迷思的終結 
大和魂vs.大和心 
平凡中的不凡 

附錄 
附錄一　福澤諭吉〈中津留別之書〉 
附錄二　藤井武〈亡びよ〉 
附錄三　内村鑑三〈戰爭廢止論〉 

年表 
延伸閱讀 

國家的理想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矢內原忠雄以東大經濟學部副教授之姿，前往歐美留學，遍歷英、德、法、美四國研究西方的殖民政策，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回國，並升等為教授，擔任殖民政策講座教師，同時也在法學部與農學部兼課。近代日本從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以後，無論經濟、政治，乃至社會、思想等，開始面臨一連串的恐慌。然而，作為社會知識菁英的學者卻是愛莫能助，此一時期的矢內原忠雄腦海裡不禁閃出一個「學問無力論」的念頭。社會大眾對民主政體有所期待，而面對獨佔資本主義時代，若要有效改善中產階級與農民等社會底層的生活，促使貧富差距現象與社會資源分配，走向合理化，軍需縮減便勢在必行，法政大學教授的美濃部達吉（1873-1948）與吉野造作（1878-1933）等人皆主張必須限縮軍部，以及樞密院與貴族院的權限。 另一方面，軍部的尚武派革新勢力受到北一輝（1883-1937）《國家一新論》思考的影響，卻陸續引發「五•一五事件」與「二•二六事件」。從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的十年期間，對矢內原忠雄而言可謂是波瀾萬丈的年代。他自詡「應可謂是不平凡的一生」（人間の一生というものは決して平凡じゃない）！
作為一介知識分子，矢內原忠雄認為信仰與學理應合而為一，光有虔誠的信仰，顯得冬烘且幼稚；但光有學理，又顯得膚淺而不成熟。因此，造就矢內原背後的動力莫過於信仰與科學的結合（私にも信仰と科学がより合わされて、私の力になっておる）。而他的信仰源流是出自於內村鑑三與新渡戶稻造；而他的學問原點則來自於新渡戶稻造與吉野作造。透過學理的分析研究，矢內原忠雄清楚了解「弱肉強食」，既不符知識正義的理論，亦無法帶給人類社會昌隆福祉。換言之，矢內原忠雄「殖民地論」的原點與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相互連結，更是其「和平論」思考的基礎。
於是，矢內原忠雄以一介和平主義者之姿，從反對弱肉強食的理論開始，進而走向「否定暴力」之路。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受到雜誌《中央公論》九月號的寄稿邀約，矢內原忠雄完成了一篇小文〈國家之理想〉（国家の理想），八月份雜誌一上架便遭禁賣，此與甫發生後不久的盧溝橋事件之氛圍與局勢，不無關連。矢內原忠雄主張「國家的理想在於正義與和平，而不應以戰爭模式欺虐弱者」（国家の理想は正義と平和にあるということ、戦争という方法によって弱者をしいたげること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而「無法與理想同步跟進的國家是難以繁興，即使一時之間有繁興之相，最終仍遭滅絕」（理想にしたがって歩まないと国は栄えない、一時栄えるように見えても滅びるものだという議論が問題となった），此一論調則成為其日後的原罪，矢內原個人認為，問題在於當局認為矢內原忠雄的國家理想與即將發動的戰爭相互背離而深感戒懼（特に戦争は国家の理想に反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しょう），即使矢內原本人認為當時寫那篇文章時，為避免觸動當局敏感的政治神經，小心翼翼，且該文之宗旨充其量亦只是一個「理想論」罷了（理想論として書いておる）！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十月一日，在東京日比谷市政講堂有一場為已故傳道人藤井武（1888-1930）所舉辦的紀念講演會，矢內原忠雄以《藤井武全集》刊行會編輯之姿，上台演講，其講題內容「神之國」乃是延續藤井武生前的一篇小文〈亡びよ〉（詳見附錄二），該文批判當前日本社會的腐敗，並預言這樣下去遲早會滅亡！而矢內原則繼續加碼強調，勿寧把失去理想的日本先行埋葬（日本の理想を生かすために、一先ずこの国を葬ってください）， 否則這樣的國家不置於死而後生是難以得救的（新たに出直してこなければ日本の国は救われない）。 這個演講內容被刊載於教會的《通信》雜誌上，雖說是非賣品，但一次的發行部數亦有上千部之多，正值中日戰爭一觸即發之際，矢內原忠雄的那一席言論給他的職涯生活帶來相當的衝擊，不僅因而失業，更陷入了八年的無職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