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第二卷(1928-1937)：多元共生（簡體書）

導言

第一章重建地基：新文學理論批評的多元格局

第一節扭轉與堅持：1928年之後的新文學生態

一、強勢扭轉：以清算五四作家起步

二、重新定義“文學”：革命文學理論的提出

三、自我反省：《地泉》五序言的調整

四、時代潮流裹挾下的各方堅持

五、文藝自由論辯背景下多元局面的確立

第二節確立新座標：社會/歷史批評引領主流

一、階級論的登臺：錢杏邨與革命文學批評

二、“為人生”傳統的延伸：茅盾的社會/歷史批評

三、“左翼”文藝批評路線的形成：從瞿秋白到馮雪峰

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落實：從胡風到周揚

第三節站在自由的角度：新文學理論批評的另一面

一、呼籲文學紀律：梁實秋的文藝理論

二、建構詩學理論：從朱光潛到梁宗岱

三、以個人的方式介入現實：沈從文的文學批評

四、我說我話：李健吾、李長之的體驗式批評

五、新文學學理研究的開端：朱自清的《綱要》

第二章“作家論”熱潮中的作家經典化實踐

第一節“魯迅”熱點、“魯迅”定位及其經典化實踐

一、 眾聲交匯中的“魯迅”熱點和“魯迅”定位

二、走進深層：魯迅作品的文本細讀與藝術評論

三、小品文熱中的“魯迅”筆法和“魯迅”象徵

四、進入文學史：關於魯迅的史學定位

五、蓋棺之論與魯迅學的起步

第二節自我闡釋與他人論述：“周作人”的經典化構建

一、 唱和、生成：苦雨齋文化圈的自我彰顯

二、論辯的效應：兩種“周作人論”的交鋒及協調

三、“一座孤傲的山峰”：小品文標桿形象的確立

第三節“作家論”熱潮中的作家等級化實踐

一、時代性思想性價值優先的“作家論”主流

二、“作家論”寫作中的幾個典型個案

三、以“女”為群的“女作家論”

第四節為歷史留“傳”

一、記人敘事之風的流行

二、亦評亦傳：關於作家的多重敘述

三、社會熱點與傳記寫作：以“丁玲事件”為例

四、自傳的史學意識和多樣化實踐

第三章新文學文體形式批評的美學規則構建

第一節小說文體批評的規則化實踐

一、“現實主義”筆法在小說美學等級中的優勢地位

二、從形式著眼：抒情小說批評的“藝術至上”取向

三、構建小說學：以“巴金”“老舍”“新感覺派”研究為例

第二節散文新秩序的確立

一、為現代散文溯源：散文秩序化的前期工作

二、文體包含思想：雜文與小品文的價值論辯

三、散文個案研究與個人的“散文史”

第三節新詩價值再衡定與20世紀30年代的新詩批評

一、詩論詩學的多元交匯和詩群的理論表達

二、 詩評的參與：詩的觀念開拓和規則確立

三、中國詩歌會理論批評的另辟路徑

第四節戲劇批評和研究的起步

一、超越或推進：戲劇運動的理論探討

二、新劇批評的多元形態

三、規範與反規範：“曹禺”現象討論及戲劇範式重建

第四章“史”的構建與新文學的知識圖譜確立

第一節撰史：新文學的秩序設計

一、初期新文學撰史的兩種框架：運動史與創作史

二、新文學運動史的率先引領

三、 梳理細節：新文學創作史的藝術倚重

四、 大學課堂上的“新文學史”

五、保守主義者的另建規則：錢基博的撰史

第二節專題研究：新文學歷史化、制度化的初期實踐

一、 專題史研究的立場和角度

二、 社團、地域研究的歷史構想

三、年度研究：編結歷史時間之網

第三節《中國新文學大系》：繪製新文學的歷史圖景

一、搭建歷史框架：理論、史料集《導論》的鋪排

二、從不同角度切入：三卷小說集《導論》的各有說法

三、構築新文學多個側面：散文、詩、戲劇諸集《導論》的敘述

四、“選本”的歷史考慮與個人角度

餘論

主要參考文獻

導言

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後，一股質疑、反思、調整乃至試圖扭轉五四新文化方針路線的潮流悄然興起。首先是新文化反對派的發難。1922年1月，《學衡》諸君有備而來，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驌的《評〈嘗試集〉》、吳宓的《論新文化運動》，以集體發言的陣容，言之有據的駁難，改變了原先新文化宣導期沒有阻力、一路暢通的局面。1923年8月21—22日，吳宓在上海章士釗主辦的《新聞報》上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以他批閱大學生入學試卷為例，指出目前學生作文的白話、文言的運用都不理想，細算起來，恰好是胡適發動文學革命五年整——正是這群學生進入中學，乃至畢業、應試大學之時，其責任“應由適之全然負責”。吳宓：《評新文化運動》，《新聞報》1923年8月21—22日。可謂言之鑿鑿，有理有據。由此他重提文言優於白話之說。也於此時，教育總長章士釗在小學推動尊孔讀經，利用手中權力，直接讓時代輪子倒退。其次是新文化知識份子的分化、反思和調整。《新青年》的解體，馬克思主義者與實驗主義者的分道揚鑣，標誌著新文化人自我調整的開始。胡適辦《讀書雜誌》，此為整理國故思路的發端。1923年1月《國學季刊》創刊，胡適在該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三大主義”胡適《國學季刊》宣言提出“三大主義”：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版，第206頁。——清算舊文化的主張。此舉旨在用實驗主義的方法整理國故，區分精華與糟粕，在保留精華的基礎上重建新文化。儘管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之類舉措頗受質疑，但這一主張還是得到若幹穩重推進改革的新文化人的呼應。鄭振鐸主持下的《小說月報》展開“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專題討論，出版“整理和研究中國舊文學”的專號，是一種呼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研究，是這方面直接或間接的成果。周作人、顧頡剛等也贊同整理國故：“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整理國故是“要滿足歷史上的興趣”。顧頡剛：《我們對國故應取的態度》，載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版，第211頁。0000不少青年學生也由此轉向學術，匯入“國故”潮流中。從某種程度上說，整理國故對新文化運動是一種反撥、一種調整。新文化人內部，對此也有異議者。郭沫若就很不以為然：“整理的事業，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一種舊價值的重新評估，並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創造。”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載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版，第221頁。茅盾也說，舊勢力對新文學的反攻，正是新文學自己內部不鞏固造成的。近兩三年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這是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有人懷疑做“白話文”是否必須文言打底子，這是退了一步；當白話文根基尚未牢固時，有人又要搞所謂的“整理國故”，這算退了第二步。茅盾：《進一步退兩步》，《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頁。因此，整理國故的這一調整，如果分寸把握得不好，容易對新文化自身造成傷害。再次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等從《新青年》分化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人，致力於宣導社會革命，以之替代文化改革。1923年《中國青年》《嚮導》《學生雜誌》等聯手的棒喝新詩人、抵制泰戈爾，參見姚玳玫《“青年”與1928年的革命文學運動》，《中國文學學報》2013年第4期。扭轉沉迷於自我的文學風氣，對新文學青年作思想動員，培養社會革命的基礎人群，已初見成效。至1925年前後，瞿秋白就指出，各階層人群都在發生變化，“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也就逐漸顯現他們的左傾，——最近半年來北京方面有《猛進雜誌》《莽原雜誌》，上海方面有《洪水雜誌》等等；至於國民黨內如柳亞子、朱季恂、甘乃光、陳公博等居然形成強有力的左派，汪精衛、蔣介石等革命傾向之確定更不用說。”瞿秋白：《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1926年第3號，1926年3月25日。他所舉的幾份雜誌都是當時激進的青年文學刊物，走文學創作、社會批評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之路。社會革命之風氣對新文化的滲合，改變著新文學的走勢。

這種變化在悄然進行著，至1925年“五卅”上海工人運動爆發，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社會局勢急劇變化，國共兩黨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對社會出路和制度的選擇，成為兩黨紛爭的關鍵性問題，階級鬥爭一說被擺到桌面上。這一變化在新文學領域的直接表現是，1928年1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轟然而至。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1928年是特殊的一年。革命文學運動高調興起的第一個舉措，就是清算五四新文化，尚未站穩腳跟的新文學馬上面臨改道換轍的局面。革命文學運動，從文化改革到社會革命的目標轉換，對文學重新定義的性質更新，文學以“階級論”替換“人性論”的價值重建，從選材到創作方法的奔赴革命性，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扭轉。在這種局面之下，新文學家群體的分化，就頗有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味。整體而言，革命文學運動聲音雖大，但畢竟仍是少數革命青年人的所為，從五四走過來的被排除在“革命”行列之外的新文學作者依然占絕大多數。在文壇形勢陡轉的背景下，多數人在沉默中觀望，且走且看。1928年3月，朱自清在《一般》上發表長文《哪裡走？》，以致四位朋友的信為形式，表達他內心的惶惑和不安：“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他深究思想的來龍去脈，發現自新文化運動發生這十年來，社會變化有“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在第一步驟裡，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裡，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他說：“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評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朱自清：《哪裡走？》，《一般》第4卷第3期，1928年3月5日。他道出了當時絕大多數新文化知識份子對現實的惶惑和憂慮。1928年之後，新文化知識份子面臨多種選擇。血腥現實面前的政治選擇姑且不論，局勢的急劇變化也使文化改革遇上瓶頸。五四思想文化啟蒙思路，在嚴酷現實面前，顯得空洞、高蹈，有失迫切的現實感。何去何從，正處進退兩難之境。1928年革命文學運動的掀起，文學工具論的張揚，幾乎撼動了五四“人的文學”的基本價值根基。“人的文學”觀念在新的形勢下也發生內涵的質變，經歷了一個更為複雜、迂回、多種意見相抗衡的重建時期。在這種背景下，第二個十年的新文學批評和研究重新起步。

這是一個群龍無首、多元共生的時期。不同文學觀念在抗衡中並沒有互相取代，而是各行其是。相對寬鬆的政治文化環境，帶來了新文學實踐的多元形態：繁雜的、多面的、多層的，多方砥礪共生的。直至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新文學並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局面，它是開放式的，在外部環境與內在堅持的互動中耦合生成。這一生成過程並非清晰的、線性的，充滿目的性和必然性的，而是錯綜的、迂回的、多線頭的，充滿偶然性和隨機性的，一種過程性、細節化、多元互動的壘建和確立。將1928—1937年的文學批評研究擺在這一格局中，才能真正回到歷史的原本狀態，回到文學批評研究錯綜複雜的實際情形中。

現代文學批評/研究的歷史研究本屬於學術史的問題。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多事之秋的中國，文學為社會革命、文化運動所裹挾，純粹的關於文學的學術批評研究很難存在，政治社會環境對於文學始終是一種制約和規定，甚至從思想觀念到方法方式主導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研究的方向。政治觀念與學術觀念相纏繞，構成這種研究的特色，這其中，文學的社會學批評成為主流。充分考慮這種複雜性，考慮社會政治現實對文學的學術研究的全面滲透和制約，才能把握這段歷史的真實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