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第三卷(1937-1949)：分流與整合（簡體書）

導言

第一章政治化的文學觀念和文學評論

第一節民族戰爭與文學批評觀的轉變

一、救亡和宣傳：文學“新概念”和文學批評重心的轉移

二、幾場論辯：“暴露黑暗”“與抗戰無關”“知識份子的情感”等

三、評說前期的抗戰文藝

四、戰爭背景下反思五四

第二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和“政治標準第一”

一、“新、舊民主主義”：重新評說五四文學

二、“新中國的聖人”：毛澤東的“魯迅論”

三、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及其傾斜

四、“小資”問題：延安文藝整風中的文學批評

第三節三民主義視角下的新文學和戰國策派的文學批評

一、“六不”“五要”：張道藩的“三民主義文藝政策”

二、否定和嘲諷：王集叢論五四文學和左翼作家

三、史實與偏激：趙友培論百年文藝思潮

四、戰國策派的新文學評論和有關《野玫瑰》的爭論

第二章現實主義獨尊和功利主義的文學批評

第一節胡風的“現實主義”觀和“主觀論”文學評論

一、“社會學”與“美學”的統一：捍衛五四文學傳統

二、“思想家·戰士·藝術家”：胡風的魯迅論

三、評說抗戰文藝與“主觀論”批評標準的建立

四、“主觀”與“客觀”的肉搏：論路翎等七月派作家

五、“慧眼”和“伯樂”：發現扶掖新人作家

第二節周揚“現實主義/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和工農兵文藝論

一、“現實主義”的原則：周揚的新文學史論

二、“現實主義”及其他：周揚的魯迅論

三、“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論曹禺、郭沫若等

四、“政治/政策”與“藝術的特殊性”：文學批評活動的調整

五、“新的人民的文藝”：趙樹理論和工農兵文藝論

第三節批判與頌揚：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等報刊裡的文學評論

一、《大眾文藝叢刊》“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

二、“斥反動文藝”：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路翎、姚雪垠等

三、“文藝的新方向”：頌揚解放區文學作品

四、“真實”與“不真實”：香港報刊上的《蝦球傳》爭議

第四節祝壽和紀念活動中的作家評論

一、“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郭沫若的壽辰活動

二、“新文藝的豐碑”：茅盾和老舍的寫作生活紀念

三、“其人與其文”：朱自清紀念專輯

第三章學院派的美學標準和形式主義批評

第一節李健吾：“學者和藝術家的化合”

一、文學批評：“獨立的藝術”

二、自我·人性·文字：兩本《咀華集》及其他

第二節唐湜：追求“渾然的合流”

一、發現“新生代”：論穆旦等人的詩

二、“人性三棱鏡”：論汪曾祺等人的小說

第三節李廣田、袁可嘉和朱自清等人的詩論

一、李廣田的“形式主義”詩論：卞之琳論等

二、“現實·象徵·玄學”：袁可嘉論現代派詩

三、“解詩學”：朱自清論新詩

第四節三位批評家和三本雜誌

一、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及其對新文學的批評

二、李長之與《時與潮文藝》“書評副刊”

三、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及其“書報述評”

第四章各式各類的文學批評和研究成果

第一節魯迅和周作人研究的新進展

一、魯迅研究的多面展開

二、“思想家”“革命家”“戰士”的魯迅及其雜文評論

三、“文學家”的魯迅小說和散文

四、全面抗戰時期的周作人論

第二節小說雜論

一、分歧和褒貶：關於路翎小說的不同見解

二、歧路：沈從文的自述和他評

三、重新評說張恨水

四、新老作家的新篇舊作論

第三節多重眼光評論詩歌、散文和戲劇

一、“個人趣味”和“新詩前途”：馮文炳的《談新詩》和蒲風的詩論

二、“鄉土”“激情”與“個人”：艾青、田間、臧克家等的詩作評論

三、“個人的象牙塔”與“社會大天地”：評點何其芳等人的散文

四、“社會學”與“戲劇學”：關於曹禺劇作的爭議

五、“政治/非政治的傾向”：《清明前後》和《芳草天涯》之爭

六、現代戲劇史的輪廓式描述：田禽的《中國戲劇運動》等

第四節淪陷區的文學批評

一、李景慈和張守謙論五四文藝和1940年前後的北方文藝

二、上海灘上的“張愛玲熱”

三、楊之華的《文壇史料》和《文藝論叢》

四、偽滿文藝論

第五節多種多樣的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和編纂

一、“史料”與“社會/階級”分析法：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

二、“無產階級的立場”：馮雪峰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

三、“文體”和“作家論”：李一鳴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

四、高校講義：任訪秋、李耿的“文學史”

五、保存史料：藍海的《中國抗戰文藝史》

餘論

參考文獻

餘論

1937—1949年這十餘年與五四時期和1930年前後相比，有很大的變動。首先是戰爭，民族戰爭和國共戰爭帶來的社會動亂、作家的流動和情緒上的不安，以及與之相關的出版、紙張、報刊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再次是政治格局的變動，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共產黨所在的解放區、日占區以及各種政治機構關係的轉變，不同區域裡的文化觀念以及文化強勢弱勢關係的流變等，直接反映在文學批評裡。第三是文學自身的演變和發展。這一時期的作家和批評家，有一些從五四走來，如茅盾、朱自清、朱光潛、巴人等，有一些成長於20世紀30年代前後，如胡風、周揚、李健吾、李長之、李廣田、沈從文、何其芳、吳組緗等，有一些則成長於20世紀40年代的文化土壤，如路翎、唐湜、袁可嘉等。大部分人既是文學作家，又是文學批評家，有的還是文學翻譯家，有著較為豐碩的文學批評論著；有的人一邊辦文學雜誌或者在高校任教，一邊進行文學批評活動；有的人在政治文化機構任職的同時也進行文學批評工作。所以，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活動，一方面累積、重疊、交織了五四時期和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多種文學觀念，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戰爭背景、不同政治派別分立下的新的文學觀念，總體上呈現出多元化的文學批評理念和批評方法，批評風格也表現為色彩紛繁的景象。

戰爭的硝煙並沒有摧毀20世紀40年代前後批評家們的文學理想。一旦生活有所安定，他們便拿起筆來進行寫作，寫出了很多經得住時間淘洗的新文學批評，構成了作家作品接受史上重要的章節。這一時期的批評家中，朱光潛強調文藝的“自由”本性，反對拿文藝做宣傳或逢迎的工具；李健吾不斷地說明文學批評是“獨立的藝術”，具有“富麗的人性”；李長之從理論上探求“真正的批評家”內涵，認為文學批評研究是“專門之學”，是“科學”，具有自身的“學術性”；李廣田、唐湜、袁可嘉等人大體也在這種文學批評傳統當中。他們大多持守的是“純藝術”或“學院派”的文學理念。

同是張揚“現實主義”的原則，胡風和周揚卻走在不同的路向上。胡風強調社會學與美學相結合，其“主觀論”的文藝觀以及他對眾多作家作品的褒貶，是主客觀融為一體的現實主義。大體說來，馮雪峰、茅盾、巴人、吳組緗、呂熒、路翎等人也是走在較為寬泛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道路上。周揚1942年以後的文學批評遵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標準，重視文學作品裡主題的政治性意義，突出“現實”“真實”中的“階級”元素，同時又堅守文學形象和語言的仲介環節，越來越趨向於“政治現實主義”的立場。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胡繩等人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中大多也顯示出“政治化”的傾向。而王集叢、趙友培的文學批評同樣也明顯地傳達了自己的政治目標。

當然，這樣的歸類只是粗疏的描述，並不能確切地概括每位批評者完整的批評活動，因為很多批評者的批評理念和批評實踐是包容性的，譬如朱自清、茅盾等人；有的人可能有著階段性的變化；同時，每一個文學批評文本也可能呈現出多種具體內涵。但不同流派的分野又是明晰的，其代表人物不僅在文學批評觀上大相徑庭，而且常常互不相容，甚至針鋒相對，對同一批評物件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結論。所以，歧義、爭論成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突出現象，“分流”可以說是這一時期文學評論的關鍵字，譬如關於《華威先生》以及“暴露黑暗”問題的討論，關於艾青、何其芳、巴金、臧克家、曹禺、蘆焚等人作品的爭論。這些歧義和爭論，還突出地表現在對五四文學、七月派、自由主義文學觀和文學作品的評價等方面。各派觀點的勝負、上風下風的位置，又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漲落。

從時間上看，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活動有兩個突出的節點，一個節點是1937年，另一個節點是1945年。1937年，由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文學批評也呈現出各自為政的格局。以延安為中心的西北、以重慶和昆明為中心的西南、以上海和北京以及東北為中心的淪陷區等地，都有著不同風貌的文學批評活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以延安、陝甘寧邊區為中心開展文學活動，並且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化觀念為核心進行文學創作和批評活動，承續著五四以來大眾化的文學理念，興起了較大規模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熱潮，政治觀念與文學觀念相互混融；而在重慶、昆明為中心的大西南，國民黨政府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文學主張也直接呼應了三民主義政治的觀念；在國統區，大批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遷移內地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如茅盾、老舍、曹禺、郭沫若等，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活動主要繼承了20世紀30年代的基本趨勢。在北京和上海淪陷區，李健吾、傅雷、李景慈等繼續了“藝術”為中心的文學批評活動。這一時期的另一個時間節點是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後，國共戰爭開始，隨著文人的再次大規模流動，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活動也在重新佈陣，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滲透越來越寬闊深入，到1947—1948年左右，香港成為文化重鎮，北京和上海的文學活動也相當繁盛，朱光潛、唐湜、袁可嘉等人在“文藝復興”的理念下進行“純文學”“文學現代化”的理論批評。1949年前後隨著全國大解放，文學的“整合”趨勢更為明晰。

從現象上看，這一時期的中國新文學批評有兩個突顯的特徵，一是連綿不斷的文學大批判，從全面抗戰初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批判、清理和重新評價五四時期的諸種思想和文學觀念；另一個現象是樹立“新的人民的文藝”，承接全面抗戰初期民族化、大眾化的文藝觀念，1942年在延安正式確立並逐漸輻射全國。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新文學批評又延續著五四以來的演變慣性，呈現出多元化色彩。對五四文學價值觀念的清理和批判，對五四文學歷史的重新評價和爭論，文學批評“政治/藝術”標準的確立，對工農兵文藝的宣導和弘揚，對“小資產階級文藝”的抨擊和掃除，以及由於戰爭和政治格局對於文學批評觀點的影響，使得20世紀40年代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重新評論五四文學的觀點中，文學中的“個人主義”“個性”等思想啟蒙元素、“象徵主義”“虛無主義”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元素，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在評論自由主義文學創作時，“藝術至上”“純藝術”“自由主義文學觀”在新的歷史、社會環境下受到質疑；“主觀論”“精神奴役的創傷”“原始蠻力”等觀點更是受到了打擊；而“集體”“群眾”“人民”“大眾化”“時代”“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等，從20世紀30年代作為“一類”“一種”文學思想潮流和批評標準，到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逐漸成為“主流”“核心”的文學衡量標準；隨著政治語境的變化，“政治現實主義”的理念越來越占上風，主流報刊上的文學評論更多地與知識份子的人生道路、與批判斥責“反動文藝”融為一體。多元化的、各自為政的、分流的文學批評活動，逐漸歸攏，“整合”進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郭沫若、周揚、茅盾三人關於中國新文藝發展方向、解放區和國統區文藝的總結報告，並在接踵而至的新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活動中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