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圖譜：歷史年表的歷史（簡體書）

刊登於《秘室：藝術與文化》季刊第13期上的《時間線的時間線》一文，離不開Sina Najafi、Sasha Archibald、Brian McMullen與Tal Schori的合作，我在此向他們深表謝意。沒有他們的才華貢獻，眼下的這本書無疑也難以出現。同樣的謝忱要獻給Susan Harding、Marco Harding、Joseph Masco以及《未來的歷史》的整個團隊。Susan組織過加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一個學術研討會，正是參加那次會議期間，我開始收集時間線。自那以後的多年來，我也一直在積聚“負債”——很多機構為我的材料收集提供了便利，我欠下太多人情債，包括：羅格斯大學的當代文化批判性分析研究中心、亨廷頓圖書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克拉克圖書館、克拉克藝術學院、馬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Argos學術搜索引擎、費城的斯羅特基金會（Slought Foundation）、墨西哥的魯菲諾-塔馬約博物館、印第安納大學的18世紀研究中心、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科學史分部、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與俄勒岡大學人文學科中心。多謝這些機構那些出色的館員們提供協助，尤其是俄勒岡大學騎士圖書館、費城圖書館公司，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珍本與特藏部，本項目大部分的研究便是在這些機構進行；特別要感謝Stephen Ferguson、Donald Skemer、AnnaLee Pauls、Andrea Immel、John Blazejewski與Charlene Peacock。

我還要感謝Alletta Brenner、Theresa Champ、Mike Witmore、Daniel Selcer、Jonathan Sheehan、Arielle Saiber、Sophia Rosenfeld、Miryam Sas、Pamela Jackson、Ken Wissoker、Amy Greenstadt、Steven Stern、Jamer Hunt、Justin Novak、Frédérique Pressmann、Elena Filipovic、Pip Day、Nato Thompson、Dror Wahrman、Michel Chaouli、Martin Jay、Randolph Starn、Eviatar Zerubavel、John Gillis、Harold Mah、Joel Smith、Sheila Schwartz、Neil de Grasse Tyson、Maya Lin、Christoph Fink、Katie Lewis、Jacqui Glanz、Anne Glanz、Astrit Schmidt-Burkhardt、Jim Shaw、Steven Shankman、Barbara Altmann、Julia Heydon、Georgia Barnhill、Michael Paulus、Roy Goodman、Vicki Cutting、James Fox、Lesli Larson、Eliz Breakstone，以及俄勒岡大學過去和現在的“歐洲與現代研究”的同事們，包括Andrew Schulz、David Castillo、Fabienne Moore、Diane Dugaw、Amanda Powell、James Harper、Lisa Freinkel、Leah Middlebrook與Nathalie Hester。這一項目最初的提案由Mark Johnson經手，他在編輯時提出了很多深刻見解。我為《18世紀文化研究》所寫的文章《約瑟夫·普雷斯特利與近現代時間的圖形發明》，由Jeff Ravel做了出色的編輯工作。感謝克拉克榮譽課程學院的我的同事們，尤其是Joseph Fracchia、David Frank和Richard Kraus，還有俄勒岡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包括Jeff Ostler、Martin Summers、John McCole、George Sheridan、Randall McGowen與David Luebke。更要感謝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Carla Hesse多年來對我的細心引導。同樣感謝梅隆基金會以及俄勒岡大學，它們一起給我提供機會赴普林斯頓大學合作撰寫此書；也感謝普林斯頓的人文科學委員會與該會的Carol Rigolot、Cass Garner與Lin DeTitta；感謝Barbara Leavey與歷史合作研究中心與歷史系；還要感謝安東尼·格拉夫頓，他的合作、眼界與建議，為我打開了新的視野。

從個人層面，我要感謝Harry Rosenberg、Barbara Filner、Joshua Rosenberg、Gwendolen Gross、Jacob Rosenberg、Carina Rosenberg、Jack Paris、Judy Cheng Paris、Su-Lin Nichols、Bill Nichols、Charlie Nichols和Will Nichols，而且首先要感謝我的搭檔Mai-Lin Cheng，她對此項目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謹以本書的這些努力紀念Amy Jean Kuntz。

很多資助者、支持者、友人與同事，讓我為此書付出的勞動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了極為愉快的經歷。衷心感謝梅隆基金會——尤其要首先感謝Harriet Zuckerman、Joseph Meisel與 William Bowen——感謝他們慷慨的資金贊助和對學術項目的想象力。來自梅隆與位於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學史分部的資金，使得在柏林舉辦的年代學研討工作坊成為可能，而眼下這本書的構想就始於那工作坊。Lorraine Daston協同經辦和主持了工作坊的活動；她熱情好客，很多年來都周到親切，也提出不少博學又深刻的建議，因此要向她致以最熱忱的謝意。來自梅隆的進一步資助，又讓丹尼爾·羅森伯格得以在普林斯頓度過2006—2007學年，也讓我得以將那一年的很多時間拿來與他合作。人文科學委員會的Carol Rigolot、Cass Garner與Lin DeTitta，歷史系的Barbara Leavey與Judy Hanson，都不畏煩瑣，為我們的合作進行了實務安排。她們的效率、行動速度與熱情周到，怎樣夸贊都不為過。普林斯頓圖書館珍本與特藏部的出色員工——Ben Primer、Stephen Ferguson、Paul Needham、Donald Skemer和AnnaLee Pauls——已在那裡備集了很可觀的年代學研究資源。他們的智能、靈活機智與慷慨，讓我們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得以成為可能，他們還為此書制作了很多圖片，工作相當出色。我們的朋友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頓圖書與媒體研究中心的前主任，他讓我們撰述成果的一個早期版本得以在中心舉行的一個特別會議上展示。那是針對進程中的作品加以研討。與會者的反饋溫暖又熱切，也提出了有益的批評，而那早期成果便正是此書的第一稿：我們這書裡研究的那些年代學者，他們大概會用大寫字母和紅墨水來記錄那次研討會吧。

最後，要感謝世界各地的學者們；他們對近代早期那些淵博學識中蘊含的創造性與種種奇想有著極大的興趣，而他們的建議、批評和堪稱典範的學術深度，都對此書有著決定性意義。丹尼爾·羅森伯格，自然是在這些同行中居首，感謝他的好奇精神、激情與學識儲備，讓我們的合作成了愉快的享受；還要感謝Ann Blair、Jed Buchwald、Max Engammare、Mordechai Feingold、Peter Miller、Philipp Nothaft、Nick Popper、Ingrid Rowland、Wilhelm Schmidt-Biggemann、Jeff Schwegman、Nancy Siraisi、Benjamin Steiner、Walter Stephens、Noel Swerdlow，以及2008年辭世的歷史學家Joseph Levine。

第一章：印畫形式的時間

歷史是什麼樣子？我們是如何刻畫時間的？

長久以來，歷史資料中的文字部分，都會有人加以批判性分析，而以圖形圖像呈現的時間，其中包含的形式與歷史問題，則大多被視若無睹。這不是小事：我們組織信息所用到的那些最為重要的工具，圖示表達也是其中之一。然而，關於歷史圖表，幾乎沒人有過什麼著述。近些年來，關於繪圖學的歷史與理論，出版過一些精彩之作，但所有這些書目中，我們差不多看不到任何符合條件的作品，可納入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所指稱的“時間地圖”之列。而眼下的這本書，就是試圖來填補這一空白。

從很多方面來說，本書是對線條的回顧沉思：直線與曲線，分支線與交叉線，簡單的與修飾美化的線條，技術性的與藝術性的線條，這些都是歷史圖表的基本構成組件。我們可以斷言，比起人們通常所認為的，線條是遠為更復雜、更生動多彩的一種圖形。此書的這一特色取向，估計歷史學家們會很讚賞。在課堂上，我們都用到簡單的線條圖解——通常稱為“時間線”——效果也相當之好。我們能理解這些示意圖，學生們也能領會；沉重的、著眼於分析的歷史書，由這些簡圖很精彩地翻譯轉化成了令人興奮、趣味盎然的敘事文本。

這些時間線，盡管看上去可能簡單而直觀，它們並非沒有構成自己的一份歷史。它們並非就一直只是在講座中提供輔助作用，它們也並非總表現為我們不假思索地設定和給予它們的那種形式。在我們的思維裝備中，它們是如此熟悉的一部分，以至於有時候我們都記不起來了，其實它們原本是我們逐漸習得的。雖然忘了這一點，但它們確實是後天習得的。怎麼習得的？這個故事值得一講，因為它能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當前既有的關於歷史的概念是從何而來，它們是如何運作的，特別是它們如何依賴於視覺圖形的。這一主題值得一講，也因為它是個好故事，充滿了迂回曲折、各種反轉與意想不到的人物角色，在書中很快就將透露。

關於時間線，我們之所以對其在歷史與理論意義上的理解存有空白，另一個原因在於，年代學，作為一門學科研究，我們一般只會給它相對較低的地位。雖然我們一直都用到年表，而且沒有年表就不行，但我們往往都把年表視作只不過是復雜歷史敘事與內容觀點的蒸餾提純。年表能正常用——就大部分人的關注訴求而言——那就足夠了。不過，正如本書中將要陳述的，事情並非總是如此：從歐洲的古典時期到文藝復興階段，年代學可是位居最受尊崇的學問門類之列。實際上，從某些意義上來說，它竟享有比歷史研究本身還更高的地位。歷史涉及的是故事，而年表對應的卻是事實。而且，年表中的事實，在歷史學術研究的領域之外也有著重要的含義與影響。對基督徒而言，保證年表準確對很多實踐事務都很關鍵，比如，可以搞清楚何時慶祝復活節；還有那些沉重的主題也需要年表，比如，世界毀滅的終極末日可能何時臨近。

然而，正如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指出的，盡管年代學有著明顯的文化意義，但它一直都很難誘導西方歷史學者們去正視它，他們認為年表只不過是歷史編纂學的一種初級又基本的形式。關於現代歷史思想的誕生，傳統的描述是循跡追蹤了這條道路：從紀事錄——枚舉列出（但仍然不是講述出來）的中古時期大事記被稱為紀事錄——開始，到編年史——講述出來（但仍然不是敘事體）的大事件被稱為編年史，再到完全敘事性樣式的歷史編纂體例——這是伴隨現代性本身一起出現的。按照這種描述考量，什麼東西要有資格成為歷史敘事，“處理真實的事件材料，而不只是想象出的事件”，僅僅這樣是不夠的，“根據事件原本發生於其間的年代順序框架，在相應的話語語篇秩序中來再現事件，也還是不夠的。事件必須……如此呈現，顯示出具有一種結構，具有一種意義的秩序；事件應該不只是表現為序列形式而已。”在我們的歷史研究的歷史中，長期以來，年表、年代紀都被視為“序列形式而已”，通常被漠然置之，似乎無足掛齒。

不過，還是如懷特所主張的，年表，以及與之對應的視覺模擬圖示，要將它們合乎條理、連貫一致地組合排列起來，這一事項中並沒有什麼“只是”“而已”的簡單操作。傳統的年表繪圖，與它們的近代後繼者一樣，也執行相當於機械記憶的歷史大事整理工作，還有概念上的那種紓解重壓、提綱挈領作用。它們將多種多樣的歷史信息碎片加以集合、揀選與組織，以標注年代日期的清單形式呈現。選定具體的某個時期，關於這一時段過去與未來的觀察見解，它的年表所告訴我們的，也許能跟該時期的歷史敘事所講述的一樣多。

懷特舉了一個實例。那是著名的中世紀年表手稿，被通稱為《聖加爾年鑒》（Annals of St. Gall）；手稿按年代順序記錄了法蘭克王國在8、9、10世紀的大事，其中日期寫在左手邊這一列，事件記在右側一列（參見圖2—3）。用現代的目光來看，像這樣的年鑒會顯得奇怪又滑稽，起始和結束看似都毫無來由，倉促胡亂地將不同類別的東西混在一起，就如大文豪博爾赫斯在作品中所杜撰的那奇妙的中國百科全書一般。這裡，我們來看其中的一部分，是覆蓋了709年到734年的時段。

709年，艱難的冬季。高特弗雷德（Gottfried）公爵去世。

710年，艱辛之年，糧食歉收。

711年

712年，四處都是洪水。

713年

714年，宮城主政丕平（Pippin）去世。

715年

716年

717年

718年，查理擊敗薩克森人（撒克遜人），摧毀對方勢力。

719年

720年，查理再戰薩克森人。

721年，提烏多（Theudo）將薩拉森人（Saracens）趕出阿基坦（Aquitaine）地區。

722年，大豐收。

723年

724年

725年，薩拉森人第一次來犯。

730年

731年，長老“上帝保佑的比德”去世。

732年，周六，查理在普瓦捷與薩拉森人交戰。

733年

734年

從史料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文本一望而知漏掉了很多的信息。盡管它達到了關於敘事定義的最低限度要求（有內容指稱，呈現了時間要素），卻只有很少或完全沒有我們通常預期會在一個故事中發現的那些特征，更談不上是合格的歷史敘事。這份《年鑒》，對自然事件與人類行為也不加區分；它們沒有指示出事件的因果關係；列出的任何一個條目都地位一致，沒有一條被給予優先對待。年份這個層級之外，對下面更小單位時間的指示顯得古怪和深奧難解：比如，在732年，文字指出“鐵錘”查理（Charles Martel，也即查理•馬特）“周六……在普瓦捷與薩拉森人交戰”，但沒有具體說出是哪一個周六。在年份這個層級之上，各個時段之間沒有區別，清單就那麼突兀地開始和結束；無名的年代史記錄者提起筆，年表就開始，放下筆就結束，似乎就是這般隨意。但這個不應該被理解成是在暗示聖加爾手稿不具備有意義的結構。恰恰相反，懷特辯解說，正是以這樣的樸素形式，這些年鑒與中世紀的生活同步呼吸，也透露出當時的氣息。懷特認為，《聖加爾年鑒》生動地勾畫出了一個匱乏和暴力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中，“無序的力量”占據了我們注意力的前沿，“那個世界中，人們只能被動接受事情的發生，而不是主動去做事情”。就其本身而論，這些年鑒呈現出的形式，是做了校準調整，緊密貼合其使用者的興趣利益與視覺預期。

非西方的歷史編纂學學者，比如偉大的印度歷史學家羅米拉•塔帕爾（Romila Thapar），也有著與此平行相似的觀察見解。長期以來，塔帕爾都強調指出，系譜圖與編年史並非這樣的原始初級行為，所努力寫出的，並非是在其他人手中就會寫成常規歷史的那類東西，而是強有力的、密集圖形化的表達方式，來描繪和闡釋過去。近些年來，研究前現代歐洲史的學者們，比如羅伯托•比佐齊（Roberto Bizzocchi）、克裡斯蒂娜•克拉皮什-祖貝爾（Christiane Klapisch-Zuber）與羅薩蒙德•麥基特裡克（Rosamond McKitterick），也已開始對那種復雜的繪圖表現形式給予了應有的關注；系譜圖案，尤其是樹狀圖，就是從前述這種圖解形式演化發展而來，且在前現代以及現代西方的歷史編纂中都有實際應用。

提出年代學這個問題，尤其是可視化的年表這個問題，那就意味著回到線條這一素材，去理解它的普遍性、靈活性與效力。在呈現時間這件事上，線條實際上幾乎無處不在，出現在各種文本、圖像與設備工具和策略中。有時候，正如歷史教科書中看到的時間線那樣，線條的存在實在是再明顯不過了。但在其他情形下，則要更為微妙隱蔽。舉例來說，在模擬顯示模式的時鐘上，時針與分針在空間中循著線條走動；雖然這些是曲線，但畢竟也還是線條。根據語言學家喬治•萊可夫（George Lakoff）與哲學家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的看法，即使在數字鐘表上，線條的隱喻也照樣起作用，盡管沒有實際可見的線條出現。在這個設備中，線條被呈現為一種“中間體隱喻”：為了理解數字的意義，觀看者將數字轉化為想象中的一根線條上的刻點。

我們關於時間的概念，與線條的象征隱喻緊密包裹捆綁在一起，要把它們分開，看似是幾乎不可能的。按照文學批評家米切爾（W. J. T. Mitchell）的說法，“事實是，空間形式是我們關於時間的認知概念的知覺基礎，沒有空間的中介調停，我們實際上就沒法‘報出時間’”。米切爾論證說，所有與時間相關的語言都是被空間修辭表達給“污染”了。“我們說時間的‘長’和‘短’，說‘間隔’（字面上實際就是‘中間的空當’），說‘前’和‘後’——這些都是含蓄的隱性比喻，都依賴於一個心理圖像，把時間設想為一個線性連續體……連續性與順序性，呈現為空間形象，而這些形態是建基於不間斷的線或面這一模式；關於同時性或非連續性的經驗，則是簡單地建基於不同種類的空間形象中——這些形象不同於連續的、循序相繼的時間經驗中所涉及的那類圖像。”米切爾的這些觀點大致是沒錯的。但意識到這些，只能算是一個開始。在時間的具象呈現這一領域中，線條是到處都能用到的，因為它非常靈活，而且它的組合構形非常多樣化。

文學史與藝術史，提供了充足的儲備，有大量的例子來說明時間概念與修辭象征之間復雜的相互依存關係。而且——比如，拿數字鐘表這一實例來說——在很多情形下，某些隱喻看似從其他不同來源汲取了表達力或內涵，但實際上是包含了一個含蓄的線性圖案。莎士比亞作品的一個著名片段，甚至也是如此；那一段是麥克白將時間比擬為一種語言體驗——語言破裂為無意義的碎片：

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

一天接著一天，躡步潛行，

直到有史以來最後一節的時間；

我們所有的昨天，只是替傻子們，

照亮往塵土覆蓋的死亡去的道路。

滅了吧，滅了吧，這短促的燭光！

人生不過是行走的影子，是拙劣的伶人，

在舞臺上演完他的時辰，

時而昂首闊步，時而煩躁惶急，

然後便悄無聲息：這是個白癡講的故事，

充滿喧嘩與騷動，卻毫無意義。

評論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寫道，“在麥克白看來，時間是日子連綴成的一個序列，順著一條線延伸，通向死亡之際的休止處，可象征地呈現為構成一個句子或一串句子的一系列的音節，比如說，演員在舞臺上念出的一段臺詞。在麥克白看來，時間只有被記錄被注意了才存在。人生是一個瘋癲荒謬的故事，一場東拉西扯的凌亂敘事。構成這敘事的，是前後不連貫不一致的碎片，是不會協調結合成語詞與句子的一系列音節。”不過，依舊是在麥克白這裡，盡管過去與未來都失去了全部的意義，時間的流逝還是有序的，是線性的；每個無意義的人類生命分別占據了其中精確可度量的一個區段，耗完他“在舞臺上的時辰”。

在平面藝術中，這同樣的情形也一樣成立：從最古老的圖案到最現代的影像，線條一直都是呈現時間所用到的核心圖樣。在對時間的日常視覺表現中，比如年鑒、日歷、表格，以及各類圖表中，線性象征元素也無處不在。宗譜與系統演化樹狀圖——表現時間關係的圖形，其借用了“血統家系”這一概念的視覺與文字上的雙重象征圖符——尤其鮮明地顯示了線性元素。另外，論及我們呈現歷史的方式，你也可以從中得出相似的觀察結論。

時間線看起來是位於我們不可避免最常用的那些隱喻手段之列。不過，它的現代形態——簡潔的一根軸線，配上年代日期的規則分布，每個位置布局都經過衡量考慮——實際還是相對較近期的發明。按這種嚴格的定義標準去理解，時間線的生命那就甚至還不滿250年。怎麼可能是這樣的情況，在這之前有過什麼變體形式存在，呈現歷史大事年表的其他方式還有哪些，還有什麼競爭性的替換手段仍舊可讓我們選用——這就是本書的主題。

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時間線的相對年輕與技術上的條件限制根本沒多大關係。在我們的這個故事中，盡管科技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卻並不是驅動力量。這裡的首要問題，是觀念層面的。18世紀晚期，時間線在歐洲開始盛行，得到廣泛應用，而在此之前，印刷與雕版的成熟技術早已具備，長期可用；還有遠為更復雜的技術，比如幾何繪圖法與投影法，也已早就問世，但對於如此簡單的時間線圖示來說，那並無必要。

另外，及至18世紀，為年代紀信息賦予視覺形式這一做法，也已經存在了很久很久，歷史非常之長。（參見圖4）從古代階段到現代，每個歷史文化體系都設計出了自己的機制，來揀選和列出各家的重要大事件。猶太人與波斯人有他們的國王列表；希臘人有他們的歷屆古代奧運會一覽表；羅馬人有他們的執政官名錄；如此等等，各有千秋。存世最古老的希臘大事年表，列有歷任統治者、重大事件與主要發明，於公元前264年到前263年鐫刻於大理石石板上。羅馬人最精致復雜的同類出品，是一套執政官任職與戰事大捷的記錄清單，在奧古斯都大帝執政期間制作完成，然後就立於羅馬城的議事廣場上。此外，正如萊可夫與約翰遜可能會讓我們信服的，在這些眾多的表現手段中，線條反復出現，既是一種視覺形式，也是一個語詞隱喻符號。不過，在所有這些文化中，在所有這些表達形式中，那簡單的、常規的、衡量有度的時間線，盡管在今天已是理所當然，簡直如本性習慣，但還是長期處於背景地位。時間線被當作一種規範，被作為歷史外觀面目的一個理想標準，這種待遇是直到進入近代時期之後才出現的。

古代與中世紀的歷史學家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技法來處理編年史的符號標注。（參見圖5—6）在歐洲，從4世紀起，最強大和最典型的手法是目錄式列表。古代的年代紀，刻寫呈現的形式多種多樣，雖然如此，在學者們當中，列表形式還是有著一種規範性的特質，這挺像今天的時間線所具有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編年史列表在4世紀之後享有的重要性，可以歸功於羅馬的基督教學者尤西比烏斯。4世紀期間，尤西比烏斯已經醞釀出了一個巧妙細致的列表結構來組織和協調那些年代紀，而這些年表是從全球各地的史料資源中輯錄而得。為了清晰地呈現猶太教、異教信仰與基督教歷史之間的關係，尤西比烏斯以平行豎列的形式來布局它們的編年史，起始是大族長亞伯拉罕以及亞述國的建立。一頁接一頁，讀者穿越尤西比烏斯的歷史，看到帝國與王國的興衰沉浮，直到它們全部——甚至也包括猶太人的王國——被歸於羅馬一統天下的疆域之內，而這個時候，救世主的信息也正好傳達給了全體人類。借助於相互對比各家版本的歷史，並呼應那些年間的統一進程，讀者可以看到或領會到天意之手在發力在起作用。

尤西比烏斯的《編年史》，在視覺觀感上顯得明晰易懂；撰寫此年表史料時，他與其他基督徒都剛剛開始接受《聖經》手抄本，或說是裝訂本，以此取代以往的卷軸本《聖經》。與書籍設計中基督徒所推動的其他革新一樣，《編年史》的平行豎列，還有那明晰的、逐年列出、十年十年對照列出的大事記順序，共同反映了早期基督教學者的一個願望，就是將《聖經》以及對於理解《聖經》至關緊要的那些資源，全都爭取讓人們能夠接觸到，能夠伸手可得，即刻便可拿來查找參照。整個中世紀期間，這部《編年史》被廣泛閱讀、抄錄，並有大量模仿制作。它迎合了人們對於精確性的要求，而這是其他普遍通用的形式——比如系譜樹狀圖——所不能滿足的。

尤西比烏斯的大事列表被證實生命力很持久；到了15、16世紀，當人文主義者們產生了新興致，打算填補間隔，創建他們時代的年表之際，尤西比烏斯的作品便再度贏得了關注。（參見圖7）尤西比烏斯年表的近代版本，躋身於最早的印刷書籍之列；在任何一位近代早期人文主義學者的藏書中，《編年史》也是最重要的必備參考書之一。15世紀的佛羅倫薩書商維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是一位精明靈光的抄本書制作經理人；他將尤西比烏斯作品的一個修訂版推向市場，賣給學者與一般大眾讀者，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彼特拉克這一類的人文主義者，對歷史與文化距離大為著迷；那距離將他們與他們愛慕的古代作者分隔開，也把他們與他們的後代隔開了。彼特拉克模擬寫信給古羅馬先賢西塞羅和維吉爾，還寫給未來的讀者；為強調他與收信人之間的時光間隔長度，信裡特意仔細注明了他所處的年代日期：“寫於人間寄生之地；阿迪杰河右岸，地處意大利波河北岸之城市維羅納；於六月十六日，據君所不知之上帝之歷法，是年為第1345年。”試圖設定這些時間距離時，他在尤西比烏斯所給出的古代模板示例中找到了幫助。

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們開發出了新型的視覺組織方案，那些古舊形式——有時已經是被長期忽略了——也得到調整，來適應印刷書籍的格式。但直到18世紀中期，尤西比烏斯的那個模式——簡潔的一個矩陣樣式，王國名橫著列出在頁面的頂部，年份列在下方的左豎列或右豎列內——都居於支配地位。這種視覺結構，跟文藝復興學者們的關注訴求倒也相當契合登對。那些來源廣泛、多種多樣的編年史數據，加以組織和協調時，尤西比烏斯的這種模式多有助益，能起推動作用。不同文明的歷史，也隨附著它們對時間的不同看法和設定；當它們組合融合時，必不可免地會遇上困難；而尤西比烏斯則提供了一個簡明的結構，能夠吸納幾乎任意一種數據資料，也能夠調解處置前述的困難。利用這一結構，易於生成和修正數據，也可以快速查詢和獲得數據——通過增加按字母排序的索引和其他輔助工具，印書的書商更是提升強化了這一功能。首先而言，這一編年史模式充當了一個細節化的框架，圖解呈現神之統領下的時間。從平面圖的視角效果來看，這就像一部編年體格式的奇珍異寶陳列柜，如同在眾多小抽屜中展示了基督教世界的歷史。

不過，實驗行為仍在繼續。有些是圖形方面的嘗試，比如，在一份日歷圖上布局全部的主要歷史事件，但不是順次從創世或亞伯拉罕開始延伸到當前，而是設計成1月1日到12月31日的格式，然後，過去的那些重要大事就按日期，分別堆疊在每一天，由此貫穿一整年。有些則是技術方面的實驗。在古代以及中世紀，一些年代紀研究者接受了那些更古老的統治者名錄與大事記列表，然後盡其最大努力將它們組合為更大的圖表整體。進入文藝復興時期，歷史學家們變得更有抱負，更具批判精神。一遍又一遍，很多老師和理論家反復宣稱，年表與地理是歷史的兩只眼睛：是無可置疑的精準信息的來源，是它們為那些看上去顯然混亂的歷史事件帶來了秩序。

在地理領域，視覺象征圖符能完美嵌入，適得其所。具備了有關地球表面的新知識，文藝復興時代的地圖制作者們得以更新天文學家托勒密在2世紀繪制的古代地圖，往其中添加了美洲、印度洋，以及很多其他元素。與此同時，測繪與制圖技術有了長足進步，給科學和政治都帶來了顯著的成果。到了17世紀，地圖已經變成一個重要象征，不僅是君王們權勢範圍的一種標志，也代表了知識本身的力量。那種新型應用科學的一個範例，便是制圖學。繪圖同時兼具復雜性與精確性，也給人以直接、直觀又寫實的印象。

在細節這個層面，年表也遵循了一條相似的路徑。在同一個時期，天文學家與歷史學家們——比如，杰拉爾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如今是以制圖師的身份而聞名——開始收集天文學領域的證明材料：日期具體的日食、月食之類的記錄，以及古代與中古歷史學者們提到過的其他天象事件。他們開始謀求描繪標注這些事件——不只是比照著一長串的系列年份，而是要對應那些可以精準確定到某日某時的月食與日食記錄。大事年表變了，追求一種新意義上的精確度和可驗證性；對確切性的新激情，也反映在這一方面——人們努力采用新穎的方式來呈現時間。早期的近代世界看到了一些引人矚目的，盡管也常常是短命的實驗；這些“圖解歷史”的創造實驗，既有一群實幹家和藝術家於1569到1570年在日內瓦所推出的成果——這是由關於戰爭、屠殺與天災人禍的生動圖景構成的連貫相通的一個作品系列，也有雕版家西奧多•德•布雷（Theodore de Bry）所掌管出版社在法蘭克福印行的含有大量插圖的歷史書與旅行探險記述。在那一時期的很多作家——比如說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看來，歷史資料中大事年表那一維度的內容才是最核心的。亞歷山大•羅斯（Alexander Ross）續寫了雷利的《世界史》；他在1652年這樣說道，“歷史，真的可謂是軀體部分，而年表則是歷史知識的靈魂；沒有大事記列表的歷史，或者，關於過去往事的描述，卻沒有提到那些事件在其間發生運行的時間年代，那麼，它們就如同是不會說話的一大塊呆肉或胚胎，或者說是沒有生命只有骨肉的尸首。”

到了17世紀末期，印刷業的科技進展激發了更進一步的創新；刻印雕版的新技術讓更大、細節更詳盡的書籍插圖成為現實可能。一些大事年表專家開始從制圖師那裡得到線索提示，由此帶來了美好的成果。不過，終極根本而言，地理圖符直接應用於編年史領域，被證明還是生硬又笨拙。歷史研究技巧大有進步，人們也探索了很多新形式，但盡管如此，關於時間的再現，看上去基本還是跟一千多年前、大事年表最初得到應用時相差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