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演變史（簡體書）

自 序
前幾日，我乘公共汽車去農村。農村青壯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車上來的多是走親訪友的蹣跚老人。這些老人乘車大都以同樣奇怪的姿態：他們蜷進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緊緊鎖住邊上的欄桿。那幾個坐在過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緊張，她們盡量把自己的身體蜷縮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誰上下車從她們身邊經過時，她們都毫無必要地顫顫巍巍地把小腳盤起來讓路，人過去許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來。
這就是傳統的中國農民的典型神態：在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之外，他們永遠是緊張的、怯懦的，似乎周圍充滿不可測的危險。
我想起了作家關仁山講過的一個故事：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河北灤縣進行掃蕩。他們把一個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來，叫他們挖一個大坑。村民們知道這個坑是用來埋葬自己的，然而還是一鍬一鎬，認認真真地挖好了這個坑。然後，三百多人全部被槍殺，埋在這個坑裡。
抗日戰爭過去六十多年了，我們在電視上還是能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個歹徒，兩天之內，僅憑手裡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長途客車上，當著大家的面連續強奸幾個女孩，全車乘客，包括其中一個女孩的親哥哥，都一言不發。
漢語裡有一個獨特的詞——“順民”，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民族的語言裡有。那些農村老太太的神態，就是“順民神態”。這種“順民神態”告訴你，他們準備在任何公權力、暴力和不合理現象面前低頭。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會選擇順從，而不是反抗。
是什麼，造就了中國人獨一無二的“順民性格”？
是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湯因比說中國幾千年裡處於“僵化狀態”。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發展，那無疑是錯誤的。幾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專制技術發展史。
專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種制度。為了讓這一家一姓能夠千秋萬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盡最大可能地壓縮社會其他人群的權利和利益，盡最大可能地消滅一切對專有權力的覬覦和挑戰，盡最大可能地維持穩定，保持現狀，防止社會發展變化。套用魯迅在《春末閑談》中的比喻，專制技術就是掠奪者刺在中國社會神經上的一根毒針，它使得中國社會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於它肆無忌憚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制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系。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制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系。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社會的智力資源統一到“皓首窮經”這一條路上來，有力地從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識分子的頭腦。清代諸君則大興文字獄，在人們頭腦裡直接建立監獄，終於把專制制度推上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停滯”“僵化”，正是專制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正反映了專制技術不斷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孟德斯鳩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專制的目的是平靜。”（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因此專制技術發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說這種技術成果的體現，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國民性演變史。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新舊交匯的河口，傳統與現代，在各個層次交錯重疊。從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學術術語，從“器物層面”上看，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舊”破壞殆盡的基礎上，我們再以現代化的名義，掃蕩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但是，這僅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遠比改變一個頭腦容易。請問，我們那些坐奧迪、用筆記本計算機的官員，他們跑官、買官、貪污腐敗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轎的官僚，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嗎？我們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飼料、每天晚上在電視前興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農民父兄，在政府、權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漢時代，有什麼不同嗎？
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不動聲色地可怕地靜靜旋轉。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變幻莫測、光怪陸離。這種錯綜復雜，不但讓外國人迷惑，也讓中國人眩暈。世界諸重要國家中，只有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最為崎嶇曲折，多次重復繳納高昂的學費，依然在同一個地方不斷跌倒。西方國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國，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國特色”的命運。到現在為止，在中國人與中國人的面對面斗爭中，成功者無一不是更“中國”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後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斗爭中，那個深懂中國權力運作機要的老太太勝了。在民國初，從海外回來的孫中山被土生土長的官僚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打敗了。
因此，認識清楚古老中國的內核，是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必須做的。這是我們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礎。

自序
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一章 愛羅先珂和李鴻章
第二章 國民性會變嗎？
第三章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
第四章 不可復制的“黃金時代”
第五章 貴族精神的遺失
第六章 淳樸未泯的“漢人”
第七章 不可再現的魏晉風流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與陽光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一節?文弱的宋朝
第二節?平民社會的崛起
第十章 鐵騎踏斷民族脊梁
第一節?天翻地覆
第二節?承上啟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為奴隸
第二編 中國國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專制的源頭
第一節?尋根溯源
第二節?中西文化差異的第一推動力
第三節?王的出現
第四節?中國獨特性的起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歷史下的蛋
第一節?強悍的男人
第二節?統一運動的最後一棒
第三節?專制構想的執行者
第四節?君主專制制度的分娩過程：戰國改革運動
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啟超：國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
第十七章 胡適的改良國民性思路
第十八章 胡適的漸進式改造路徑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國民性改造之路
後記

第三章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
一
對於貴族精神，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雖然現在許多別墅小區，都起名“貴族苑”“貴族莊園”“傲城尊邸”之類；雖然今天的中國人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讀過《毛選》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通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標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標簽，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物件。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說是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宋軍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語錄，叫作：“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由於這一最高指示，這個寓言被選進了中學課本，宋襄公成為全中國人都知道的著名歷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志是“禮”。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所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衝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爭，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十分典型。雙方戰車在赭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搭弓，結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闊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後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車而已，每次戰爭一般不超過一天。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斗。貴族們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說：“春秋戰爭禮最大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