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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七日:找回被剝奪的心靈資源,全新思考、理解自己、靠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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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七日:找回被剝奪的心靈資源,全新思考、理解自己、靠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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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如何獨處?又為何獨處?


一九四九年,
伊迪絲‧伯恩醫生因間諜罪遭匈牙利政府逮捕,
展開了七年又五十九天暗無天日的單獨囚禁,
但她並未因此陷入絕望與瘋狂,
而是發揮獨處的藝術,
為自己構築了一個富饒且無人可摧毀的精神世界。

半世紀後,加拿大作家麥克‧哈里斯被其因獨處而產生的龐大心靈能量震撼,
開始探索人類與獨處的關係,
以自身獨處七日的歷程,揉合腦科學與心理學研究,
闡述「獨處」之於人類心靈的必要性,
以及如何在資訊超載與過度社交的年代,
重拾獨處的能力,運用獨處的能量,享受獨處的美好。


◎我們越來越容易感到孤獨,越來越無法忍受獨處。

社交,是應對孤獨的常見方式,
網路科技也讓社交看似唾手可得,但人們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感到孤獨。
在Google用英文搜尋「恐懼」,搜尋列會自動出現「恐懼獨處」,
若是輸入「害怕沒有」,則會自動出現「害怕沒有手機」。

無處不在的科技與網路,
讓我們不再能真正的獨處、不知道怎麼獨處,
不停進食社交燃料,卻得不到滿足,
面對突如其來的空白,不知所措且難以忍受,
失敗的獨處,讓我們害怕孤獨。


◎獨處,是珍貴的心靈資源。

「在獨處中,激起感情萬千;在獨處時,我們最不孤單。」
──英國詩人 拜倫(Lord Byron)

獨處讓我們得以從焦慮的蜂巢式集體心智中解脫出來,思緒馳騁、靈感迸發;
獨處讓我們不再盲從,不怕面對真實自我;
獨處讓我們可以釐清並鞏固與他人的關係。

這項珍貴的心靈資源,
正不斷被網路與科技蠶食與流失,
我們被迫連結,精神世界被各種APP、演算法佔據與控制。

透過十二個關於獨處的故事,與哈里斯的七日離群索居紀實,
審視每個際遇,享受它的美好,
獲取只有在真正安靜下來的時候才能收到的禮物,
找回本該屬於自己的心靈領域。

你也將知道,哪些地方雖然沒有藩籬,卻值得我們傾力捍衛。


【好評推薦】

吳若權(作家/廣播主持/企管顧問)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作者簡介

麥克‧哈里斯
Michael Harris
加拿大知名暢銷作家,以《缺席的終結》(The End of Absence)一書獲2014年加拿大國家級總督文學獎(Governor General’s Literary Award)。著有多本與藝術、媒體與人民自由權利相關的著作。現與伴侶肯尼‧帕克(Kenny Park)定居溫哥華。

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醫生伊迪絲・伯恩(Edith Bone)決定不哭。

一九五六年秋季的這個午後,她持續了七年的單獨監禁突然終止。監獄大門的外頭,匈牙利革命最後的寥寥幾陣槍聲在街道上回響。監獄大門裡,伯恩醫生從正門來到院子裡,對於被禁錮已久的她而言,院裡的陽光令她極不適應。她六十八歲了,個子矮胖,關節腫脹。她從監獄大門邁出,明亮的天空令她無法直視。隨後,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這群西裝革履、翹首以盼的人。他們都在等著看她哭泣。
閃亮的巴士駛來時,攝影師們抬起了圓筒狀的鏡頭,記者們拿起活頁筆記本。這輛巴士是來接伯恩醫生並將她送去英國大使館的。這群新聞從業者在搜尋七年的獨處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記。這樣的獨處在她臉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會留下怎樣的疤痕?正常人恐怕會陷入瘋狂和嚴重的憂鬱吧。但當伯恩醫生緩緩地穿過院子,走向大鐵門時,她看起來沒有一絲恍惚。要說她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現在看起來充滿希望。官員和記者目瞪口呆。一位來自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男士在他的筆記本上草草記錄著,竭盡全力誇大報導,說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後,這名記者十分窘迫地得知,當時伯恩醫生只是因為穿了一雙不合腳的鞋。

伯恩醫生於一八八九年出生在布達佩斯,她在眾人眼裡是一個聰慧的孩子――雖說有一點叛逆。她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名律師,像她父親那樣,但當時律師這個行業是不允許女性參與的。她能選擇的職業只有老師或醫生,於是她選擇了後者。帶著她曾祖父的聽診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庫拉庇烏斯(Aesculapius)手杖,她於一九O八年秋季進入布達佩斯大學醫學院就讀。畢業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是她進入了一所軍事醫院。可能就在那裡,在目睹了底層民眾經受的煎熬後,她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更加高漲了:她看到一位不識字的羅馬尼亞軍人――這名軍人在戰前是個牧羊人――對著窗戶哭泣了好幾天,輕輕抱著一隻骨頭斷裂的手臂,心裡惦念著他失蹤的孩子們。他只是眾多肝腸寸斷的人中的一個。

戰後,伯恩醫生投入英國的政黨工作整整十六年,也正是由於這層海外關係,她於一九四九年回到共產黨管理的布達佩斯時,引起了當局懷疑。

伯恩醫生在返回英國的途中,遭祕密警察組織於機場攔截。他們將她推入汽車,載著她經過總部的鐵皮大門。

「我們串通得夠好吧?」司機打趣說,「沒人知道妳在哪裡。」

確實,她在英國的朋友們以為她還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們以為她早已出發前往英國了。伯恩醫生就這麼消失了。

總部大樓內,一個穿戴光鮮的瘦削男子慢條斯理地出現了。他將伯恩醫生帶到一間小型會客室,告訴她,他們已經知道她是間諜,知道她是英國祕密情報局的幹員。

「你離開這棟樓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你告訴我們他們分配給你什麼任務。」

伯恩醫生回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我會在這裡關到死吧,我可不是情報局的特務。」

隨後那人告訴她:「妳被逮捕,代表妳就是有罪,黨可不會抓無辜的老百姓。」

警衛押她進了地下室,來到一間狹小的牢房,牢房面積僅比房內的鐵床大一點。她伸手一夠,就觸到天花板了。伯恩醫生躺在床上,平靜得瞬間入了夢境。不久,她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涼意驚醒。

「別害怕,呵呵。」一名警衛嘲笑她。

「我沒有害怕。」伯恩醫生回答。

接踵而至的經歷――她七年零五十九天的單獨監禁――是恐怖片裡才會出現的。她被關在骯髒陰冷的牢籠中;牆壁上不是滴著水,就是長著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數時候,她是半餓著肚子的。除了見獄警的時候,她總是一個人待著。二十三位嚴厲的軍官用挑釁與諷刺的語言訊問她――有一次訊問竟長達六十個小時。有一段時間,整整六個月,她被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牢房裡。

儘管這樣,關押她的人還是沒有得到絲毫偽供、半點求饒;他們所獲的唯一犒賞是她高傲的回覆。久而久之,這成了伯恩醫生的一種消遣,能讓她在偶爾瞧見他們時,去叮咬監獄的權威。

她想找個剃頭師傅為她剃頭髮。監獄看守人跟她說,女人必須留長髮。於是她花了三周時間把頭髮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長出她滿意的小平頭。一九五一年夏,她又發起了一場語言抗議,拒說匈牙利語(「他們蠻夷的語言」,她是這麼形容匈牙利語的)。她改用德語、法語、俄語、英語或義大利語交流――這五種語言,她都精通。

但伯恩醫生最精妙的策略還不是戲弄獄卒――她是個幫自己推鞦韆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著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壓下的中空狀物質,從那裡,她緩緩地、堅定地為自己築建了一個內心世界,任何人都無法摧毀或從她那裡奪走它。她背誦入門階段的詩歌,將背得滾瓜爛熟的詩句翻譯成她熟知的六種語言。接著,她開始創作打油詩。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無天日的六個月中寫下的,感激她心靈「那根生於黑暗的魔杖」的拯救之恩。

伯恩醫生想起了列夫・托爾斯泰(Tolstoy)的短篇小說中的一個囚徒,並受此?發,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過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羅馬、佛羅倫斯和米蘭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於柏林蒂爾加滕(Tiergarten)和維也納莫扎特故居的風景中。之後,當她的雙腳在床邊的水泥地上畫出一道窄溝時,她會默默想著這是一條往倫敦的路。她每天都會走上幾英里,並在腦海裡畫上一個暫時離開的記號。她用這樣的方式去倫敦四次,每次都在到達英吉利海峽時停下,似乎海峽的水太冷了,她游不過去。

然而,測算這些距離太不精確了,於是伯恩醫生認為她得有個算盤。獄卒給她掃把清掃牢房時,她偷偷地從中拔下幾根麥稈,還將走味的麵包顆粒揉成珠子,穿在麥稈上。這樣,她就可以如計算恆河沙數般計算了。她還用這把「算盤」測量了自己的詞彙量,發現自己掌握了兩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個英文單詞。緊接著,她又計算了她的德語和法語詞彙量。接著,她又問自己可以說出多少種鳥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鳥)、多少種樹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樹)以及多少種紅酒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品嘗這些酒)。

她把更多的麵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四千個,把它們放在二十六個同樣用麵包精心製作的凹槽中;這是她用小麥做成的印刷機。她用這台「印刷機」拼出她的思想和詩歌。獄卒們瞄了她一眼,皺了皺眉頭說:「妳瘋了。」伯恩醫生表示同意。

因為消化功能變弱,她分到了一些藥丸。她發現藥丸帶有一絲綠色,於是就用這抹綠色染她的麵包屑。就這樣,聖誕節時,她做了一些綠色的「小冬青枝」。但冬青枝上猩紅的梅子呢?於是,她又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麵包屑。

警衛們火了,但伯恩醫生證明自己精通獨處的藝術。他們將她與世隔絕,而她正好可以踐行這門藝術,取平靜捨瘋狂,取安慰捨絕望,取獨處之樂捨囚禁之苦。想摧毀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獄門的伯恩醫生(用她自己的話說)「比以前智慧些了,並且充滿了希望」。

有一天,我偶然讀到一本書,這本書在不經意間提及了伯恩醫生(只有一兩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這麼少,於是決定多瞭解她一些。最終,我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稀有藏書中翻到了她的自傳《七年孤獨》(Seven Years Solitary, 1957)(這本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獄後的一年),我意識到了她的故事多麼震撼人心。她七步成詩,寫作時推心置腹,我彷彿能聽見她的聲音――堅毅中摻雜著揶揄,透露出一個青年在匈牙利度過青春歲月,而匈牙利後來又對她那麼殘忍。我越熟悉她對待單獨監禁的態度――她忍受孤獨的能力深不見底――就越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內心蔓延開來。我當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裡,是否有一部分能激發像她那樣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總能逃離自我的牢獄――對伯恩醫生來說,那是無法得到的一種奢侈品。

甚至,我獨自一人花上幾小時的時間閱讀她的故事,這點獨處的時間對我而言也是那麼難以忍受。我不斷抬頭張望,希望隔壁房間輕聲細語的圖書管理員能打斷我,希望一個願意社交的學者能在我工作的桌子旁坐下。我一把自己和可敬可畏的伯恩醫生比較,就如坐針氈,自愧不如。

最終,我讀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書,恍惚走到炙熱的午後白晝下,但不安並沒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樣消散。我穿梭在學生堆裡,推擠著走進擁擠的咖啡廳,出了咖啡廳,又擠上一輛載滿人的公車,但問題繼續在我腦中來來回回。我想為自己多留一點獨處時間,但一旦一個人時,又總備感沮喪。這個問題值得我去解決。更重要的是,伯恩醫生卓越的存在狀態值得我們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借鑒。

如何獨處?又為何獨處?

這裡面一定有訣竅,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踐行,抑或是一種修煉,將寂寞變為主動獨居,將空曠的日子變成空白的畫布。那一定是某種失傳的藝術,像優雅的書法,或是在婚禮上戴上領結時的自信。這是一種失傳的小小藝術,年復一年,在未來刺眼的白光中褪色。

目次

前言 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第一部 獨處的用途
1.此刻不再迷失
2.為何獨處

第二部 晴天霹靂
3. 迷途的心智
4. 白日夢殺手

第三部 你覺得你是誰
5. 風格
6. 你必須品嘗一下
7. 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8. 野外漫步

第四部 了解他人
9. 社會故事
10. 情書
11. 衰弱的身體
12. 樹林裡的小屋

致謝

書摘/試閱

為何獨處(摘錄)

我哥哥來我和肯尼的公寓拜訪時,竟讓他還是嬰孩的兒子獨自爬過牆角,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我嚇了一跳,再也無法集中注意力和我哥哥說話,我肯定我的侄子列維此刻正在輕咬一根磨損的電線,或愉悅地在碎玻璃上翻滾。我無法容忍列維有那麼一分鐘是無人照看的。如此焦慮的我,也絕非世上唯一的奇葩。我們知道,甚至是上帝──那位最早的父親──在把亞當獨自一人安放在伊甸園時,也誠惶誠恐。「我不該讓男人獨自一人。」他緩慢莊重地說道。這樣的擔憂蠶食著像我一樣的新手。

然而,對動物的研究表明,動物中的父輩為了讓後代成長,會故意扔下它們不管不顧。與此同時,焦慮的人類父母常常一刻也無法讓他們的孩子獨處。一個嬰兒轉過身,凝視著前方,他的母親就會將一個填充玩具或一面鏡子放到他眼前,破壞孩子自我調節刺激的能力或社交能力。

許多人認為,只有與他人交流才能使嬰兒思考和產生情感,但著名心理學家艾斯特‧沙勒‧布赫霍爾茲(Ester Buchholz)認為,比起外在的驅動,新生兒受內在的驅動更多。確實,子宮內攝影技術的到來,使我們認知到一個十四周大的胎兒(早在他接觸母乳之前)就會吮吸拇指,來滿足自己的欲求。簡言之,我們並非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動物―我們的養育者常常煞費苦心地「馴化」我們,讓我們變得比習慣上更擅長社交。「我們是生來如此的,」布赫霍爾茲堅持認為,「預備做自己的事,也預備與他人交流。兩種需求──獨處的需求和社交的需求──都至關重要。」沒有經歷過獨處,一個孩子就無法做到自我管理,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社會和心理疾病都源自自我管束上的困惑」。

布赫霍爾茲感嘆,甚至我們成年後,這個社會也拒絕讓我們形單影隻。「所有的推動,所有的時間,都是在促使關係的形成。假如你做出反抗,你只會被認為是反社會人士或瘋狂的人。」她驚奇地發現,很少有人意識到「兩種需求──獨處的需求和社交的需求」都是我們快樂和生存的要素。

現在,我們用虛擬的或實在的陪伴填滿生活後,到達了一個臨界值,在這之上,更多的「接觸」只會產生一種古怪的孤獨感──社群反感(crowd-sickness)。我們問候他人,他人也問候我們,但我們得到的回饋越來越少,我們即便不停地填充社交的燃料,依然得不到滿足。美國作家梭羅曾抱怨道:「每日三餐時,我們碰面,企圖給對方一種新鮮感,而我們依然是那塊陳舊、霉臭的乳酪。」但對我而言,一天碰面三次,這聽起來像佛教徒的隱修。我與朋友、家人的接觸已膨脹到有超乎尋常的害處:它環抱著我,令我不安,無時無刻不提醒我對方的存在。我們拾起貧瘠的社交,因為比起被我們拋棄的肥沃的獨處,它更容易被撿起,也更撫慰人心。

我們之所以去社交,是覺得陪伴能代替獨處,以為我們內心的巨大黑洞若是被填進足夠的甜蜜社交,最終就會被填平。但獨處的替代品從來都不是陪伴。獨處的替代品是孤獨。

人們越發感到孤獨。一九七○年代,在中年和更年長的美國人中,每一百個人中有十四個人感到孤獨,而如今這一比例已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在二○○四年,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在綜合田調中公佈,美國人中認為自己很孤獨的人群比例在急劇上升。在基金會調查的一千五百名受訪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表明,他們在承受磨難和享受喜悅時,是找不到人傾訴、分享的(這一比例比一九八四年的調查數據上升了三倍)。與此同時,在《不安的美國人》(The Insecure American)一書中,編輯休‧卡斯特森(Hugh Gusterson)和凱瑟琳‧貝斯特曼(Catherine Besteman)描繪了一個懼怕「他者」的民族。這個民族的人們隱退到大門緊閉的社群,在種種妄想症中痛苦不堪,他們怕恐怖主義者,也怕偷走他們工作的外國人。這也是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獨自玩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描繪的世界:「在過去一兩代人的生活中,一系列技術、經濟和社會的改變已讓美國社會資本過時了。」截至二○一三年,《紐約時報》已能語出驚人地斷言,死於薄弱社會聯繫(因此自殺)的美國人已多於喪身於車禍的美國人。事實確實如此,即便是在技術輔助下的「聯繫」已突飛猛進的情況下。耐人尋味的是,奧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一個團隊曾於二○○四到二○一○年追蹤了一萬一千名成年人。他們發現,電話通話並沒有降低這群人陷入憂鬱的風險。那寄電子郵件和簡訊呢?答案是,對降低憂鬱風險也毫無作用。也許,成為史上社交最頻繁的人,也未能保證他們躲避孤獨。

應對孤獨的常見藥方是更多的社交,但鍛鍊我們獨處的能力是另一個選擇。我們無法逃避獨處,當獨處降臨時,我們能泰然處之嗎?如果我們無法應對,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明白一點──我們已忘記了獨處的價值。那獨處的益處是什麼?

獨處的首要益處在著名心理學家安東尼‧斯托爾(Anthony Storr)的著作中就已詳盡闡述。斯托爾在書中這樣回應一九八○年代的文化──「電話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私人生活」,並且「罐頭音樂(Muzak)已入侵了商店、旅館、機場,甚至是電梯」。在相對平靜的八○年代,斯托爾就察覺到他生活中空白的角落被填滿了。正如一個抖動著推送通知的Android 系統打擾了你和我獨處的心境,罐頭音樂同樣也威脅到了斯托爾獨處的心境。每代人都有他們對獨處的期望,而每份期望都遭到了侵犯。一九三○年代,像《紐約時報》如此彬彬有禮的聲音,也形容廣播和電視的普及在「參差不齊」的受眾之間創造了「可怕的親密」。

剝去斯托爾那個年代的道德說教,他真正擔憂的是什麼?那不斷從現代生活奔流而出的媒介與聲音之溪流的偉大在哪裡?斯托爾認為,獨處的最大益處在於它能激發新的思想。作為自己所處時代的學術先鋒,斯托爾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視角,分析了一些偉大藝術家的人生──貝多芬、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塞克斯頓(Anne Sexton),這個清單可以繼續列下去。隨後他發現,「尤里卡瞬間」(用當今美國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Oprah﹞的話說,就是「啊哈瞬間」)不是在會議桌上發生的。為什麼佛陀會在一棵樹下獨自冥想?為什麼耶穌在野外度過四十天?為什麼穆罕默德在齋戒月隱退?

此外,為什麼那麼多的部落文化會將獨自旅行納入一個孩子的成人禮中?我們對自己講的那些有關啟迪的故事中,也包含著獨處的主題。

要想出勇敢創新的想法,遠離人群總是必要的。斯托爾解釋說:「幾乎各種各樣的創新型人才在成年後,都會偶爾逃避他人,以獲得一些獨處的機會。」那些老生常談的例子──說畫家把自己鎖在畫室裡,作家把自己關進小屋中,女科學家午夜時分還在實驗室做實驗──都不是偶發性的事件。斯托爾的斷言在一九九四年得到了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支持。(齊克森在他的著作中首次闡述了「心流」﹝flow﹞這個概念。)他發現,與同伴相比,無法忍受獨處的青少年的創造力更弱。唯獨在獨處中的那些年輕人得以培養自身的創新習慣──寫日記、塗鴉、做白日夢──這些習慣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原創。

我們最偉大的思想家們可能也非常希望獲得獨處時光,因為,正如斯托爾所言:「思想是脆弱的樹苗,一旦過早地暴露在審視的眼光下,就會凋零。」所以,孩子們會對他們親手製作的生日卡片或手工作品遮遮掩掩,不讓窺探的家人看到,叫著:「我還沒做完!」成年人則會在晚餐派對上緊鎖眉頭,因為他們心血來潮的想法未能得到他人的理解。

但新穎的想法只是獨處帶來的一個好處。對自我的認知──或者可以說自我療法──是在獨處時能得到的又一好處。隱退(retreat)這個詞的英文含義,原本是指一種有益的撤退,可以是做一次溫泉療養,或找個地方度假。但當代的醫生們大多忽視了獨處能為病人帶來的好處:我們傾向於群體治療、談話療法和其他任何能讓精神病患者們保持社交的方法。雖說這樣的方式可能對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好處,但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更多的社交。事實上,我們中的許多人正迫切地需要與人隔離。斯托爾說,將自我從每日的社交中解脫出來,「能提高自我理解,接觸到個人內在最深的層面,這些層面在日常生活的騷動中是不會對我們展現的」。斯托爾之後,有重要的研究表明:獨處能強化一個人的精神自由,能透過不斷減弱擾人的自我意識,讓我們卸下防備。我們在他人在場時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自我意識。我們可能憑直覺就知道這一點,而科學研究人員──特別是里德‧拉森(Reed W. Larson)──早已證實了我們的猜測。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隨機聯絡了受試的人群,讓人們通報自己的狀態,結果發現,是的,當我們需要思想和行動上的自由時,我們會尋求獨處。

然而,我們在面對赤裸裸的自我時,常會感到心跳加速,甚至會感到害怕。拉森指出:「人們想從獨處的時光中受益,必須能夠將一個本質上可怕的狀態轉換成一個豐饒的狀態。」獨處所帶來的焦慮和壓力可以十分驚人。喜劇演員路易‧C.K.(Louis C.K.)重復訴說他獨自開車的過程中是如何迫切地想看手機時,完美地詮釋了我們想要躲避獨處時自我的那些渴求。路易在《康納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上的話幾乎達到了某種詩意的層面:

「在你生活的一切之下,有樣東西,一種虛無──永遠的虛無。意識到一切都是徒勞的,你是孤單一人。這種感覺就在那裡。有時,你突然明白了這件事,你也沒提防什麼,你在開車,你開始意識到:『哦,這種感覺又來了,我是孤單一人。』就像悲傷來造訪你似的。生活是無比憂傷的,單單是生活在生活裡……那就是我們為什麼邊開車邊傳簡訊……人們情願承擔出車禍喪命的風險,也不願意承受一秒鐘的孤獨,因為孤獨感太難熬了。」

研究顯示,我們開車時傳簡訊後的整整十五秒鐘都有遭受車禍的危險。但這「致命的心不在焉」(《紐約時報》的馬特‧里奇特爾﹝Matt Richtel﹞的用詞)只是人們逃避孤獨的微小代價。

而那個赤裸裸的自我,才是嚇人的鬼怪,但直面自我最終可能得到一次精神上的相遇。那一刻也就是榮格所描述的「個體化」。所謂「個體化」,就是一個人擁有欣賞自己的能力,哪怕他已獨立於自己所在的物種。用榮格的話就是:「與普通的、大眾的心理截然不同的個體」將會讓「有意識的心理生命層面豐富起來」;成為一個真正的個體,是「自我的達成或『自我意識』的出現」。換句話說,獨處能將我們從焦慮的蜂巢式集體心智中解脫出來;獨處會提醒我們,自我並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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