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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香港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受業啟蒙於百家爭鳴的1970年代,奠定設計專業於經濟騰飛的1980 年代,與世界交流接軌於瞬息萬變的1990 年代,創作思維轉型於積極創新的千禧年代。

本書將其在2015年舉辦的一次個人展覽「劉小康決定設計」化作文本,藉着細述他三十多年來不同作品的設計理念,包括各種文化、商業及公共空間藝術項目、跨媒介經典創作如《椅子戲》系列等,從身份、文化、交流、商業、傳統、公共空間多個面向,探討「甚麼決定設計?」這個看似簡單,卻值得細思的問題。本書期望為年輕新一代帶來啟發之餘,亦可視作這位大師的中期成績報告表。讀者可由此全面認識其創作心路歷程和心得,並對設計有更透徹的認識和反思。
劉小康,香港著名設計師。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獲頒傑出校友及榮譽院士。他自1981年開始跟隨香港設計教父靳埭强博士工作,為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其設計及藝術創作榮獲不少國際獎項,除個人創作外,他更致力推動香港及大中華地區的設計發展。曾出版《設入點:劉小康的CMYK創意學》、《知竹》等。

被問及「如何開始做設計?」、「設計的靈感從何而來?」等問題,大家似乎都假設了是我「劉小康決定設計」,即一切由我主導,由我理性獨立地作出種種設計決定。我不能完全否認這觀點,但最多只是對了一半。回想自己多年的設計生涯中,每個項目、每件作品,背後似乎都有一些決定性的因素。

事實上,設計師都很被動,大部分作品或工作,都是由一個要求開始,要求可能來自客戶,為客戶的案子而創作;要求可能來自展覽策劃單位,為展覽的主題而創作;要求可能來自各項比賽,為比賽的目標而創作。當然,也有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純粹為個人的創作欲而創作,隨心而作。不過坦白說,這種為自己而做的創作的確比較罕見。至於創作究竟如何開始?當中經過甚麼思考?經過甚麼過程才決定最終方案?思考方法是否因人而異?其他人的方法如何?這些問題我都有深思過,我的結論是,我的設計方法皆受各種外在內在因素影響──外在有眾多的客觀因素;而內在則是自己多年來不同的嗜好,包括收藏、閱讀、旅遊等。我一直習慣以草圖簿記錄由各種元素所激發起的創作概念,累積了不少想法。當我遇上外在動機時,草圖簿上的紀錄就會化成啟發新創作的養份,「決定」新設計的方向,而由此設計而成的作品,會反過來成為別人認識我的窗口,甚至是定義我是一個怎樣的設計師的理據。所以,我想也可以倒過來說:「設計決定劉小康。」

外在動機背後的客觀條件,包括客戶的商業目標、資源網絡、時間、物料、環境、技術等,加上自己內在的喜好、夢想、經驗、機遇、回憶、習慣等,外在內在因素恍如陰陽交配,產生不同的效果,且各種元素在不停的變遷中互相交錯,逐漸成形、瓦解,又再更新、成形,幻化不斷。這就是設計的樂趣,而這一次的成果也可能成為下一波設計的動機或創作概念。這種「劉小康決定設計」、「設計決定劉小康」的因果關係,正是一種持續發展的能力、生生不息的能量。

本書分為「身份決定設計」、「文化決定設計」、「 交流決定設計」、「商業決定設計」、「傳統決定設計」、「公共空間決定設計」六章,再加「外篇:椅子戲決定設計」,當中包羅種種外在內在的決定因素。但若要貫穿所有篇章,尋求我個人甚至香港專業設計發展歷程中,影響最大的決定因素,我相信就是從未稍停的「改變」。一切的改變,也同樣由外在內在的因素所帶動,而且互為影響,可說外在環境的改變令我改變,我的改變令我的設計改變。在心態上,每一年代,似乎都有強烈的方向令我決定要怎樣走。

1970年代,香港社會經歷急遽轉變,包括經濟起飛、各種大型基建如地鐵落實興建、社會制度逐步改善、本土文化開始成形,而廉政公署也在1974年成立,使香港社會逐漸步向清廉。當時還在求學階段的我,只知居所愈搬愈大,還天真地誤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後來回想才知自己見證了香港經濟起飛,以及社會制度日漸完善,如房屋政策的更新。在那年代我所經歷的一切,包括當年學校必修的書法課培養了我對書法的興趣;報紙文化副刊和《中國學生周報》、《號外》、《電影雙周刊》等文化藝術雜誌興盛孕育了我對文化藝術的觸覺;由呂壽琨、王無邪領軍的「新水墨運動」令我認識到可將中、西美學觀念貫通於中國傳統水墨藝術當中;以及靳叔將中國文化與現代設計結合的嘗試等,都激起了我投身從事中西文化交融工作的欲望,影響了我立志成為設計師的決定。當時我想,透過設計,我可以邊學習,邊創作(詳見「身份決定設計」一章),而我於這年代積累而來的興趣、收藏、回憶,往往都可轉化成設計意念,成為日後作品的一部分。

承接了1970年代的轉變,在1980年代,無論我個人或香港社會,都因而有動力持續發展。我在1981年開始投身工作,因為於1970年代在靳叔作品中看到融合中西文化的可能性,令我決定到靳叔的公司應徵,幸得錄用。

有人問我設計的靈感來源是甚麼?其實打從我開始從事設計,靈感一直都不是決定設計的主要因素。設計是一門專業,設計的流程、規模,甚至我們於當中所投入的時間、資源等,主要都視乎客戶的需求。客戶可以是政府機構,可以是營商企業,可以是文化機構,無論客戶是誰,我們的基本作業就是要配合客戶的動機,成就客戶的目標。故此設計往往受着各種客觀因素所限制。

除了為客戶服務,另一促使我進行創作的動機就是參與比賽。在數十年來,我有幸與靳叔合作,他經常勉勵我在設計上要有所追求,不止為生計,也為表達自己,像藝術家一樣創作出能表達自我的作品。因此我經常主動參加國際比賽,當中以海報設計為主。事實上,跟配合客戶的目標相似,每個比賽都有它特定的題目,我必須配合比賽的題目創作。

如果要數較受個人因素影響的設計,可能是透過比賽等機會將回憶放進去的創作。有些回憶我不想讓它只停留在記憶層次,而是希望透過創作,主要是海報設計,將這些記憶重組並展現人前,例如我曾多次將過去的照片放進海報中,甚至把當年最重要的體會變成海報,將回憶化作具體的設計,在將來成為另外一種回憶。

最初加入成為靳叔公司一員,我們主要從事文化設計項目,如藝術節的海報設計、各種書刊設計等(詳見「文化決定設計」、「傳統決定設計」兩章),但基於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商業機構開始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在設計上,加上靳叔與我逐漸意識到只有藉着商業設計,才能使設計作品的影響力跳出文化圈,推廣至普羅市民群體,使設計落實到日常生活層面,發揮真正的力量。所以我們既被動又主動地逐漸參與更多商業設計的項目。當時從美國來港的著名設計師Henry Steiner(石漢瑞)為香港各大企業,包括滙豐銀行、香港賽馬會、香港置地集團、地鐵公司等提供設計服務,而土生土長的香港設計師陳幼堅,多從事娛樂文化類的商業項目,包括為當時著名歌星梅艷芳、張國榮、林子祥、羅文等設計唱碟封套及演唱會宣傳品,於是靳叔和我,就開始主力做一些比較是企業性質和不這麼富娛樂性的項目。及至1980年代中後期,商業項目取代文化項目成為公司及我個人設計專業的重心,我開始鑽研各種商業操作,探討如何才能做到出色的商業設計,尋求有別於文化設計的手法和角度。這改變無論對公司或我的設計專業都是有利的發展(詳見「商業決定設計」一章)。

除了經濟上的轉變,1980年代香港也開始經歷政治上的劇變。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改寫了香港人對自己身份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想像,引發起各界熱烈地展開回歸問題的討論,文化界當然亦不例外,許多由此衍生的文化藝術項目,尤其與榮念曾的合作,都促使我反思香港作為一個城市的身份,是否與其他國內國外城市不一樣(詳見「身份決定設計」一章)。

及至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在1978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漸見成效,吸引許多香港人到國內投資,而國內市場的開放,也讓我們多了機會接觸、參與國內的設計項目,這改變也促使了我們設計專業的進步,開拓了個人的眼界,誘發設計思維的新突破(詳見「交流決定設計」一章),例如我們會參考學習美國的設計管理系統、營商策略等,因為我們發現若不跟隨時勢更新自己,便會在商業市場上被淘汰。

步入1990年代,香港所面對的挑戰特別多,當中包括九七回歸、亞洲金融危機等,社會環境亦因而經歷急速轉變。承接1980年代轉向從事商業設計,我們在1990年代陸續展開更大型的商業設計項目,當中包括早於1980年代已有合作的中國銀行,他們再次聘請我們執行更大型的設計項目,另外還有與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合作,這一合作就持續至今,其主席兼總裁羅仲榮先生,後來更成為我的好朋友,成為推廣設計事業的重要夥伴(詳見「商業決定設計」一章)。

基於在1980年代始我參與了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設計比賽,並在當中勝出,加上過去跟隨靳叔到各地進行設計交流,在1990年代邀請我參與的交流展覽項目持續增加,後來,我甚至開始有機會主動組織交流活動。我之所以積極參與這些文化交流海報邀請展,或文化合作項目,除了是因為受到邀請,其實許多時更是因為自己不懂得、不認識這些海報邀請展的題目,或文化合作的內容,才更樂於抱着學習的心態,像人家出題目我做習作般去做。有時我甚至對題目抱持懷疑態度,嘗試去重新思考、重新定義各議題,例如以和平為題,我就重新思考甚麼是和平?和平在亞洲的意義是甚麼?再重新給這詞語下定義。這個思考過程對於設計師是頗重要的,對我而言,透過參與邀請展就不同的題目思考,正是個很好的訓練。此外,我亦透過國際交流,從別人對我們作品的批評,去重新發掘和理解香港本身的特質究竟是甚麼,故我非常樂意參與更多的討論及城市交流(詳見「交流決定設計」一章)。

由從事設計,到推動設計的發展以回饋社會,這心態的改變絕對是受靳叔的使命感所感染。1980年代末,靳叔常鼓勵我不要在公司工作至深夜,鼓勵我利用工餘時間去教書。老闆總樂見員工為公司賣命,但靳叔卻心繫香港設計業的整體發展。所以在1980年代末,我於夜校執教了兩三年,後來又在中大藝術系任教。教學是很好的經驗,催迫我成長,因為每天回到學校,都要面對眾多學生給予我的挑戰。

後來,我為了再進一步參與推動設計業,首先是加入香港設計師協會,當時主席是靳叔(1985–1988年在任),我也願意認識更多朋友,故樂於參與其中。後來我更於1994年至1995年擔任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一職,這些公職有助我理解專業團體與社會、與政府的關係,而我亦透過認識更多從事不同專業、擁有不同背景的設計師,豐富了我對設計的理解,意識到原來無論我自己或公司的設計創作,都有更多更闊的可能。

1994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當時的香港政府布政司署撰寫了一份名為〈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HK Services: Final Report April 15, 95〉的報告,當中詳細闡述了支援香港服務行業發展的重要價值及實行方法,卻並無提及設計行業的發展,故在同年較早期由特許設計師公會香港分會、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和香港室內設計協會四個專業團體,聯同香港理工大學共同成立的智囊團「設計:香港」,就此向香港政府表達不滿,並爭取香港政府對香港設計業發展的認同與支持。「設計:香港」於1995年開展了一個香港設計行業的研究計劃,並向當時的立法局議員、港府司局長級官員、傳媒和具影響力的相關人士進行遊說工作,指出香港設計業具發展潛力,如能獲政府在資源和政策上提供適當的協助,便可為香港經濟以至社會的整體發展作出貢獻,促使香港設計總會和香港設計中心最終於2001年得以成立,成為香港設計業發展的轉捩點,也對我作為香港設計界的其中一員影響深遠。

2001年香港設計中心成立後,我們開始了一系列的設計推廣活動,包括設計營商周(BODW),和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DFA Awards)等,進一步將設計經驗延續,開拓國際關係和設計視野,亦由此使我對工業設計的理解增加,對自己從事創意產業,尤其產品設計甚有幫助。2011年我受委約參與馬來西亞鑄造商皇家雪蘭莪的精品系列設計工作,正式推出首個以「五行」為題的產品設計系列。其實早在1980年代我們公司從文化轉向商業設計項目的同時,我已有從事產品設計的思考,不過由於那時我僅是公司的員工,故暫只能擱下不做。我最初的設計產品以紙品為主,後來加入用「十二生肖」為題創作家具的嘗試,但也只是以做雕塑的思維去做,及至皇家雪蘭莪的「五行」精品系列設計,我對創意產業和產品設計的概念才趨成熟(詳見「傳統決定設計」一章)。香港設計中心的成立,加上個人經驗的累積,亦使我於國際交流項目中,由過往被動地獲邀成為參與者,變為主動發起人。多年來,我屢次與國際機構合作舉辦論壇、邀請海外設計師共同參與設計項目等,例如在2001年,我和來自吉隆坡的WilliamHarald-Wong共 同 成立 了「 亞 洲 設 計 連 」(theDesign Alliance Asia)(詳見「交流決定設計」一章)。種種交流項目,都令我們有新需要或動機去做新設計。

在千禧年後,我的創作開始多線發展,如海報設計、椅子戲(詳見「外篇:椅子戲決定設計」一文)、公共雕塑等個人創作繼續進行,同時加入了書法融入設計的作品(詳見「文化決定設計」一章)和產品設計。至於公司的發展,自2003年始展開國內業務,及至2007年高少康加入,主力管理和發展深圳分公司的國內業務,在品牌設計和大型商業項目方面,也做得更多更深更廣。同時藉着國內業務的增長,也促使我反思香港如何可以在設計專業方面,與國內作出區分,達到不一樣的層次。同樣做品牌設計,我們作為香港設計師可以領導甚麼?及至雲南麗江瑞吉酒店(St. Regis)項目、香港馬灣公園的公共藝術計劃、西九文化區設計項目的經驗積累,使我慢慢對公共藝術、創意產業形成一套新的理解,並聯同藝術家陳育強和世界級平面設計師,來自荷蘭的Michel de Boer一起創立了名為「公共創意™」(Public Creatives™)的公共空間設計概念,將所有設計藝術融為一體,進行一次過的整合規劃(詳見「公共空間決定設計」一章)。

其實創意產業自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後,就已積極展開討論,本還打算成立核心研究小組,怎知還未開完會,董特首就已離任。在曾蔭權擔任特首期間,亦強調文化及創意產業作為六項優勢產業之一,可惜後來沒甚下文。最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成立了「創意香港」專責辦公室,去牽頭、倡導、推動本港創意經濟的發展,支持了許多由民間主導推動的創意產業項目,其投入在設計範疇的資源幅度為鄰近地區之最,較台灣或新加坡政府投入於同類項目的金額為高。

香港政府討論及研究創意產業多年,但總是做不到核心,錯將焦點放在推廣,這方面其實香港設計中心、香港設計總會已一直在做,甚至看得更遠,努力與深圳合作,令香港能與北京、上海鼎足而立。其實政府應將焦點更多放在創意產業的商業模式,及思考設計可以在新時代扮演甚麼角色,即是當世界面對着各種新挑戰,例如環保議題,究竟設計可以有甚麼功能?服務到甚麼目標?能真正主導甚麼改變?既然政府未有進一步行動,我和其他設計師便決定民間起動,作出改變。「公共創意™」是希望將不同創意資源混合為一,變成地方理念,讓不同持份者也有機會參與,使地區發展的效率提升。當大家願意為共同目標努力付出,無論地區議題是關於環保、持續再生,還是保育,甚至是創新商業模式,一切也會事半功倍。落實推動「公共創意™」,我相信這就是設計可以發生的領導作用,也是我能作出主導的改變。

從1970年代決定做一個有文化觸覺的設計師,到1980年代跟隨靳叔工作,由文化轉移到以商業設計為重心,然後又決定從事設計教育,及至1990年代決定要有國際視野,周圍去看很多東西,千禧至今,我又嘗試新的設計模式和方法,決定參與做產業,不純粹做設計。我很清楚自己在每一階段,都有主導的慾望,這同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代做一件事的決定因素,背後都有時代的改變逼着我去思考。

改變,是無人可抵禦的巨輪。香港經歷的改變從未停止,且在相同時間內比全世界很多城市有更大更急速的改變,九七回歸建立一國兩制、經濟泡沫爆破、沙士、政改、雨傘運動⋯⋯新議題永遠不斷湧現。在時代的更迭交替中,挑戰會不停湧現,強迫你去改變。當然,你可以拒絕改變,但我選擇了迎向改變、接受改變、擁抱改變,藉改變提高能力、開拓視野,看得更遠更前,但同時不被時代的改變去改變自己,在自己身處的空間中尋找自己專業的位置,及終至現階段,積累了一點能力,反過來,希望自己可以去領導一些改變。語氣聽來大,但我的目標確實如此。改變是壓力,也是機會,是動力。

香港文化博物館「劉小康決定設計」展覽前言

序言 改變決定設計

身份決定設計

文化決定設計

交流決定設計

商業決定設計

傳統決定設計

公共空間決定設計

外篇 椅子戲決定設計

後記 爭鳴年代

決定設計錄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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