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號女王的自白：編輯的自我修養（簡體書）

本書是一本關於英語的趣味學習的圖書，主要側重於英語拼寫、標點和俗語。作者瑪莉?諾裡斯在《紐約客》擔任文字編輯超過三十年，傳承了該雜誌遠近馳名的高水平英語修辭功力。本書是她的第一本著作，一出版即登上暢銷書排行榜。“Comma Queen”（逗號女王）是她在New Yorker.com上的專欄，以幽默的口吻解說文法疑難、標點符號問題，非常精采。
在書中，作者憑藉豐富的經驗、樂天的性格，以及一支筆，不藏私傳授給讀者最常見、最讓人困惑的文法問題，包括拼字、標點符號、各類詞性用法（例如who和whom、that和which的區別）、物件的性別，等等。同時，作者將自己與大牌作家們〔寶琳?凱爾（Pauline Kael）、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等人的“溝通”和“高手過招”的過程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在說故事之余也傳達何謂合宜的英文，以及英文寫作之道。
書中還援引了許多名家的著作與生活實例，包括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狄金生（Emily Dickins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聖經主禱文、影集《辛普森家庭》、暢銷小說《控制》等例子，來解釋各類語法的使用時機，還有作者在學習英文時遇到或曾探究的有趣問題。

咱們一開始就把這事說清楚：當逗號女王不是我的初衷。15歲那年夏天，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克利夫蘭（Cleveland）的一家公共泳池給人檢查腳丫。我是“管鑰匙的”（key girl），在工資單（周薪75美元）上我的頭銜是“關鍵員工”（key personnel）。我一直都沒弄明白那是什麼意思。我什麼鑰匙也不管，雖說我確實得打掃衛生間，可是對泳池的運營來說，我的職位一點也不重要。

在進泳池之前，每個人都必須走一套復雜的程序：把頭發塞進丑陋的泳帽裡（如果你是女的）、淋浴、從加了消毒劑的洗腳池裡蹚過去（那水能把你的腳染成橘色），然後站成一排，等候檢查腳趾。檢查區有一條專用的木質長凳，類似鞋店店員用的那種，不同的是，少了給顧客量腳用的小型滑動板和量腳尺，多了一根桿子，桿子頂上有一個足形平臺。泳客把左右腳依次放在平臺上，身子前傾，用手指把腳趾掰開，待檢查員確定沒有腳氣後，才能進泳池。我還從來沒聽說過其他城市有檢查腳的，但在克利夫蘭這卻被視為理所當然。不禁讓人猜測伊利湖畔曾有過腳氣大爆發，某位勵精圖治的公共衛生官員決心把它消滅殆盡，就下令趕制了這些長凳，還雇人坐在上面驗腳。

我並不特別懷念檢查腳趾的日子，也不願重溫畢業後在克利夫蘭演出服裝公司的那段時光。我曾就讀於新澤西州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的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道格拉斯女子學院（Douglass College），然後又灰溜溜地回了老家，因為我想不出做什麼更好。在演出服裝公司工作的最初一段時間還是有意思的：把道具租給當地拍電視劇的，或是給夏令劇目劇團的復辟劇籌備演出服。上班第一天，我就看到年輕的黑人姑娘伊馮娜給聖誕老人的胡子上發卷，這樣到了聖誕節就成卷胡須了。一位年長點的黑人婦女在廚房裡忙著給小丑服的飛邊領和修女服的頭巾上漿、熨燙。幹活前她把便鞋換成拖鞋，嘴裡還叨叨著“我家的狗煩死人”之類的話。老闆是皮齊諾夫人（“‘皮’是皮膚的皮，‘齊’是整齊的齊，‘諾’是諾言的諾。”她在電話裡會這樣拼自己的姓）。在她的指導下，我學會了如何修復用混凝紙制作的大型動物頭套，也明白了豹子的眼睛不能塗成藍色。

萬聖節一直是我最喜歡的節日。我從公司借了件綠色的燈芯絨連帽長袍，像童話故事裡小矮人穿的衣服，然後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開了個派對，準備了大量的酒水和糖果。其中一位客人裝扮成一根陰莖，還有一位扮作3K黨人。剛開始，我還為伊馮娜拒絕了我的邀請而難過，後來就不在意了。派對結束後，我覺得在服裝公司不會再有更大的發展，就決定辭職。於是，第二天我睡過了頭，還是媽媽把我叫醒，說芭蒂娜夫人打電話來了（媽媽從來都記不準皮齊諾夫人的名字）。我對老闆解釋說，萬聖節過去了，我想我也該離職了。她答道：“給我回來上班。”節後的服裝公司和過節前幾周一樣忙。我勉強熬過了聖誕季，等所有的聖誕老人服都洗凈收好，伊馮娜又在卷胡須時，我開始四處找工作了。

我給當地的一家牛奶廠打電話，問他們需不需要送奶工。多年來，我一直夢想著開一家奶廠。我喜歡奶牛：它們的生活平靜而多產。我之所以去羅格斯大學讀書，部分原因就是該校的乳品學很出名。我上過一門簡易課程，學習如何鑒別奶牛的優劣，還學會了區分荷斯坦奶牛、格恩西奶牛、澤西奶牛和瑞士棕奶牛。“我們還從來沒讓女人開過送奶車，不過倒也未嘗不可。”電話那頭的男子說。他同意讓我過去面談。廠裡的設施都是?亮的不銹鋼材質，加熱的牛奶中混雜著一股刺鼻的氨氣味。這是我第一次在面試時完全坦誠自己。我沒有任何經驗，但我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一行。

二月裡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和一名送奶工駕車行駛在克利夫蘭西郊費爾維尤（Fairview）的一條道路上。送奶車有兩組踏板，一組有手動擋標配的三個踏板，是跑長途時坐著開車用的；另一組是為了方便挨家挨戶送奶而站著開車用的，只有兩個踏板：離合器和剎車合二為一了，減速或換擋時，左腳要踩在這個踏板上，從離合器向剎車用力，右腳還得松開油門，單用腳後跟保持平衡。

這條線路缺人手，我就得到了這份工作。一位朋友很大方，把她的車借給我，然後我上了個速成班，學習怎樣開手動擋。教我的領班發現，我站著開送奶車比坐著開得更好。駕駛座被設計成能折疊並轉到側邊的，便於收納。因為經常折疊旋轉，座位松動了，所以我一打方向盤，車座就往反方向轉，這下我就會對著側面、而不是車行駛的方向，就像坐在令人暈頭轉向的遊樂設施上。在領班的提議下，我在臨近機場的布魯克帕克路上站著開車返回奶廠。途中經過一條地下通道，盡頭有個紅綠燈，車快開到跟前了，我才發現是紅燈，便猛踩剎車。我握緊方向盤，以一只腳跟為支點，竭力穩住車子，可還是失控了。車撞上了混凝土護欄，領班被甩進了冰激凌冷凍箱，我則摔倒在地上。他沒什麼大礙，我卻受了傷，還丟了臉。奶廠有自己的拖車和機修工，我搭機修工的車回去，路上還想討一根無過濾嘴的“駱駝牌”香煙來抽。領班挨了訓，老闆怪他不該讓我站著開車，又給了我一次機會。

有些客戶人很好，比如有對夫婦，每周只買一次一品脫的混合奶（牛奶和奶油各半）來衝咖啡。還有些賴賬的，他們覺得要是付了全款，你就不來送奶了。有個人發明了找零錢的硬幣夾，那是個精巧的玩意兒，裝著一筒筒不同面值的硬幣，我們把它別在皮帶上。家家戶戶都裝有牛奶滑道，或在門邊放著牛奶盒，你也可以把牛奶放在防風門和內門之間，然後喊一聲“送奶的（Milkman）！”我不是男人，但是我也不喜歡說“milklady”，聽起來不夠女權主義，所以我不會喊“milklady”，“milkmaid”又有點太花哨了，我勉強選了“milkwoman”，但有點太強調生理結構了，而且聽起來我像個奶媽。因此，最後幾個音節我一般含混帶過。

我有點想留在克利夫蘭，努把力嫁給老闆的兒子（他是養肉牛的）。但我還是放棄了送奶的工作，接受了佛蒙特大學的助學金，那是我拖到離職前一年才申請的。讀英語專業碩士時，我對乳業的興趣依然不減。佛大有個農學院，還有一門很出名的冰激凌課。我甚至學會了擠奶，不過是大學養的奶牛（高產量的荷斯坦奶牛）。學業讓我感到疲憊時，我就去打工。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一家奶酪廠上夜班，包裝馬蘇裡拉奶酪。一群女工系著白色橡膠圍裙，戴著黃色橡膠手套，腳蹬綠色橡膠靴，頭罩發網，把大塊的馬蘇裡拉從大桶的冷鹽水中撈出來，貼標簽、裝袋、封袋、裝箱後，堆放起來。我暗暗渴望能開叉車。搬到紐約後，我在奶酪廠練就的凸起的前臂肌肉很快就萎縮了。有時，我依然能從比薩店送貨車的兩側車身上，認出紅白綠三色的比薩批發商商標，像“維蘇威”（Vesuvio）、“克雷莫納”（Cremona）之類，都是我在佛蒙特時往一塊塊馬蘇裡拉上貼過的。我想今後我再也不會加入卡車司機工會了（雖然我還留著司機駕照），也不會因為搬運裝滿半加侖裝牛奶盒的不銹鋼貨架而把掌心磨出繭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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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佛爾蒙研究生院時開始看《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有時，我會去紐約找我哥。他參加了藝術學生聯盟，在肖像畫課上和女同學珍妮·弗萊施曼（Jeanne Fleischmann）成了朋友。珍妮是《紐約客》董事長彼得·弗萊施曼（Peter Fleischmann）的妻子，而彼得的父親拉烏爾·弗萊施曼（Raoul Fleischmann）與哈羅德·羅斯（Harold Ross）是該雜志的共同創辦人。有次去找我哥時，我無意中看到了一本1975年2月24日出版的雜志。封面是尤斯塔斯·提利（Eustace Tilley），裡面有一篇埃爾溫·布魯克斯·懷特（Elwyn Brooks White）的《來自東方的信》（Letter from the East）。那是《紐約客》創刊50周年的紀念專刊。

我最終見到弗萊施曼夫婦時，正在為碩士論文查找資料，我研究的是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當時彼得出差在外，卻依然讓我到他辦公室翻閱《紐約客》的合訂本。一次，在摩根圖書館舉辦的作家藏書展覽上，我發現瑟伯收藏的一本海明威《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的墻標有一處語法錯誤。書中有他的鉛筆素描，畫的是遊獵中的老爺和夫人。我由此獲準可以仔細翻閱這本書（我依葫蘆畫瓢，把插圖描下來，作為畢業論文的附錄。可惜答辯老師並不覺得有趣）。在佛大時，我曾用裝龍蝦的板條箱當咖啡桌，桌上放著兩摞雜志，一摞是《霍爾德的奶牛場主》（Hoard’s Dairyman），另一摞就是《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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