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影元老憶往錄：北京卷（簡體書）

“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是中國電影資料館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電影頻道合作的，以採訪和記錄老一代中國電影人生平經歷並作檔案收藏為目的大型採訪工程。該項目於2007年正式啟動，2008年全面展開，至2010年為採訪工程的第一階段；2011年起為採訪工程的第二階段。做口述歷史，我們是後來者，其便利條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驅者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比較順利、有效，且有一點特色。
我們的項目名稱是“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而不是“電影口述史”。作為電影資料館人，我們做口述歷史採訪的目標，是要作為檔案收集，讓受訪人做生平講述，包括其電影從業經歷、社會人生經歷、個人生活與心靈成長經歷三個向度，建立電影專業史、中國社會史、個人心靈史三者合一信息檔案。
“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採集電影人記憶檔案，固然是留贈後人，也應盡可能服務於當下。為此，我們和中國電影出版社合作，申請到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將陸續出版“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30卷。我們採取了四種分卷形式，即：單人卷、單位卷（多人）、專業卷（多人）、專題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與廣度、豐富性與多樣性之間獲得平衡。
口述歷史採訪及其錄音抄本的編纂，依據不同的目標，自有不同的重點、方法與形式。“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的編纂，在篇幅允許的前提下，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錄音編纂抄本能展現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受訪人電影從業史及與電影相關內容。二是政治運動經歷及社會環境變遷的情況，由此展現電影人在怎樣的環境中工作，以便理解他們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個人生活史，是社會史的資料。四是個人心靈史或個性成長史，看社會環境如何塑造個人，及個人如何與社會環境和社會關係互動。五是在確保對話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僅展現受訪人“說什麼”，也盡可能保留其“怎麼說”，儘量保持口述歷史採訪的現場感及對話者的個性言語特徵。在實際編選過程中，會因為採訪方式、資料豐欠、編選方法、篇幅容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變體形式。
這套書有須共同遵守的編輯體例。具體如，1.每個訪談都必須有一些常規項目，例如採訪人、受訪人、攝像師姓名，採訪時間、採訪地點等。2.保留採訪人和受訪人對話問答形式。3.編纂抄本必須以原始抄本為依據，如有修訂必須用括號標示。4.編者可以作必要刪減，但須保持對話語意完整性。5.盡可能保持受訪人說話的言語特點。6.編者應針對訪談錄中須加解釋說明的地方作出注釋。7.每個訪談錄後面都必須有《採訪人手記》，提供必要的工作說明。8.每冊書後，須有分冊主編的《編後記》，說明其編選方法及理由。
除上述必須遵守的基本體例之外，在編選理念、編輯方法、技術技巧等方面，我們鼓勵分冊主編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認知進行探索和創新。
這套書採取分冊主編負責制度。分冊主編人選，大都是“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工作團隊成員，包括張錦研究員、李鎮副研究員、黎煜博士、邊靜博士、周夏博士、黃德泉副研究員、蒙麗靜博士、李相先生、王霞女士、彭琨女士、苗禾女士和我本人。我們還聘請了張震欽研究員、劉桂清編審等資深專家，孫勁松副研究館員及《當代電影》編輯檀秋文等擔任分冊主編。
“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的採訪和出版，首先應該感謝授權我們出版其訪談錄的所有前輩電影人！
我們曾得到過程季華、羅藝軍、李少白、馬德波、孟犁野、戴光晰等學界前輩，北京電影學院鄭洞天教授、陳山教授、鐘大豐教授，復旦大學周斌教授，中國傳媒大學胡克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丁亞平研究員，北京大學李道新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李亦中教授，西南大學虞吉教授，電影史家翟建農先生，山西社科院丁東研究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邢小群教授等人的幫助和指導，在此向諸位專家表示衷心感謝！
“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計畫得以順利實施，要感謝電影頻道慷慨資助；要感謝閻曉明先生、陸弘石先生！
感謝中國電影資料館前任館長傅紅星、前副館長饒曙光、前代理館長張建勇及現任館長孫向輝！感謝倡議者和領導者皇甫宜川研究員！感謝最先探索者啟之研究員！感謝李迅研究員、李一鳴研究員、單萬裡研究員！感謝中國電影資料館辦公室、離退休幹部處、財務處所有支持和幫助過口述歷史工作的同事們！
感謝所有擔任過“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攝像、錄音工作的在讀或已畢業的、本中心及外校研究生同學們！
最後，要感謝中國電影出版社！感謝類成雲、曹茜、秦贊，和已經去世的副總編輯尹甯安先生！感謝鬍子光、宋岱兩任社長！感謝所有為之付出的人！

李洪琛口述輯錄
往返湘贛：少年求學
北大學子：民主青年
北京師院：發起創辦
北京科影：領導風采
創作實踐：編導三片
採訪手記

石梅音口述輯錄
老家如皋：兒時見聞
參軍入伍：文新大隊
進軍西南：初識電影
選調北京：軍影拍片
北京科影：新作不斷
那一代人：相似記憶
採訪手記

張清口述輯錄
漂泊不定求學路
革命軍中有浪漫
軍教電影顯鋒芒
功勳卓著在科影
散憶《訪日見聞記》
採訪手記
後記：選編說明

張：回來之後就拍《地震》，當時不是因為邢臺地震嗎，選題是科協那邊佈置過來的，要普及一下地震知識。因為邢臺地震後全國老百姓都比較關注，過去對這類災害不熟悉，好像距離很遙遠。所以就讓拍一個普及地震知識的片子。我們那個攝製組大家關起門來讀書讀了快一個月，還去地震局學習什麼的。我自己寫的劇本，這個因為很難通俗化解釋，最後才弄清楚。地震局就告訴我們地震主要原因是“地應力”的作用，我說你必須把“地應力”給我說明白，要不然的話老百姓說地震是“駝龍”“王八翻身”，你就把王八翻身改了個名詞叫地應力，這他還是一樣不能理解，是不是？後來，我說白了能不能這樣解釋：地震其實就是地動，地球內外都時刻不停地在動，他們也同意了這個說法。當時和我們一起討論的就是地震局那位……這回汶川地震作為專家出來講的那位學者，他當時就是跟我們一塊研究這個劇本的。
四本片子，原來我有個設想就是讓大家知道地球內部每天都在動，能測量、記錄下來的一年是500萬次，都在地底下，無非有大小。所以就從基礎知識講起，地球是怎麼回事，包括現在沒有辦法認識地下是什麼情況。你把珠峰倒過來，插到馬裡亞納深海溝，還插不到底。地殼像個雞蛋皮一樣的，但是就那麼深，我就在搞這個片子的過程中間，對地震的情況瞭解得比較多了。最後我跟他們說我們具體講不了太多，我們只好用哲學的觀念去理解它，就是這個動是永恆的。只要地球內部運動產生的能量衝擊到了地殼，就會發生地震。地殼老在動，包括珠峰的崛起啊，但是很漫長。影片講了很多歷史上的大地震、全世界的大地震。包括智利大地震、東京大地震，還有我們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我還去了海原，找遺跡拍。那是八級大地震，地震波繞著地球轉了三圈啊，縣誌上說的死傷是“八十三萬有奇”，83萬還多啊。現在咱們都不說這個事情了，但是片子裡都講了。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是因為四本片子的前面大部分，完全沒有人，就是大自然。包括海嘯，照片和歷史記載什麼的。第一個出現的人是周恩來總理，邢臺地震，從飛機上下來慰問。
影片的最後部分才講了些群測群防：堅持觀測、發現異常、匯總各種信息，才能預測出在哪一個地震斷裂帶上有可能地震。所以預報很難！因為如果不能說清楚震級、時間、地點，你的預報沒有用，反而會擾民。因為就像生男生女，兩種可能，震了就對，不震就擾民。所以他們也很難，這次我碰到親朋好友，都幫地震局解釋說它不像天氣預報全看見，全知道，我們當時還是瞎子摸象階段。
為什麼我要詳細說這些呢，因為總理去世以後，奇怪得很，紅樓等電影院曾經在放映故事片前，把地震這片子拿出來加映，為的是紀念周總理。我後來很遺憾在哪兒，就是他們審查的時候一定要把群測群防的幾處小組人物活動移到前面來破壞了我原來的設想。
1976年，杜生華到北京來找我，這裡，就要講一點有關的故事了。
上海杜生華——那真是我們科教片的老前輩，50年代就在上海科影，他們有一些從故事片轉過來的老同志，他是從延安過來的，就拍科教片。他就是拍《知識老人》的那個導演，他是山西人。我跟杜生華的接觸啊，過去因為大家都是科教片編導，開會有時候碰在一起，互相尊重很客氣，他比我們大，我也很尊重他。畢竟他是我們的老前輩，我1958年才開始搞科教片，剛開始我什麼都不懂，人家已經出了很多好片子了，所以要向他們學習。
1973年，拍完《地震》以後，國家建委定制一個片子，叫《國家新城建設》，是給聯合國用的，就是介紹中國的城市建設，包括舊城改造、新城建設，反正都是這些方面的。就讓上科和北科一家出一個攝製組，上科就是杜生華，北科就是我。但是各拍各的主題，包括閔行什麼的，我們都是一起去參觀。北科還負責東北那土建，就是大慶的“乾打壘”，還到海南島通什，叫作新建城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上海有過好幾次討論，跟國家建委派來的人一起討論，討論中間少不了有點爭論，現在回想當時也不是怎麼明確，可他們建委總想著多講中國的成就，我們是想你是給聯合國舉辦的城建會議製作的，總要從建築方面多談點，少談點政治對不對。
陳：對，對。
張：這一點我們不敢明說，我們只能強調說要把建築的特色說出來，留點篇幅來說這個。杜生華跟我完全一致，所以我們倆就是很悄悄的，但是頑強地堅持這個觀點。後來他們又決定不參加聯合國那個會了，好在我們還沒有開拍，劇本提綱都寫了，也就作罷了。我說這意思就是那一次我和杜生華有比較深入的交往，雖然是一個具體的科學問題，談不到別的。後來他來北京找我，說是中央給他們上海科影下命令，讓他們重拍《地震》。所以他就來找我，問問我感覺這片子裡面到底哪些地方落後了，有什麼問題。我想了半天，我跟他說，時間很短，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我估計原因是周總理。因為前面原理那部分，杜生華完全可以用啊，一點問題都沒有，而且占的篇幅又很長。我說就是要把總理那部分拿掉，因為1976年開春，總理去世，很多影院加放《地震》，一放那個片子就刺激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