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又在短短不到五年使新聞關係正常化
張超英──在台日交流史扮演重要地位，
沒有他，將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
歷史書寫名家陳柔縉耗時十二年完成
【重磅作品．紀念新版】
在一九八○年張超英改派東京赴任駐日新聞處長以前，
駐日代表處和日本新聞界的關係等於零。
因為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私人關係愈形重要；
張超英以家族世交與日人要角的古舊情義逐一打破藩籬，
一步一步著手「整治」對日的新聞關係。
● 原本不看台灣一眼的日本主流大報《讀賣》、《朝日新聞》紛紛被他打開；
● 促使日本簽證從兩週到兩天；
● 一九八四年，成功安排新聞局長宋楚瑜「巧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 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時，日本主流媒體均以頭版頭條報導李登輝總統未能出席之事，也使代為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人物；
●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美新聞首度登上日本各大報頭版，打破有史以來日本媒體的常規，也就是刊登與日本毫無關係的新聞及一位外國元首的新聞相片；
●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一書，從構思、催生到尋覓執筆人，若沒有張超英的籌劃與堅持，恐怕不可能誕生……
『他比一般人想得高、想得純潔，不覺自己位置渺小；
因為這樣單純的執著，竟能湧出巨大的能量。
不管是當時他所做的工作，或後來我們看到的這本書，
都散發出和他的地位不相當的光芒。』
★蔡亦竹（實踐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
張超英是一個時代的代表。
出生於日本時代，家族具有強烈的中華認同，卻在二二八事件後對於「祖國」的幻想完全破滅。張超英的青年養成階段，完全在張家過去認為是「殖民母國」的日本完成。而張超英個人的志業，卻又成就在二二八從大陸前來壓制台灣人的黨國末期階段。「認同」這兩個字對張超英來說，或許帶了點宿命般的諷刺。
這位自幼因為家境富裕而遊歷各國的「阿舍」，在昭和期養成了他充滿文化氣息的個人特質。和李登輝一樣，這位日式台灣青年歷經了政權移轉，帥氣地把自己所有人生的光和熱完全貢獻給了故鄉台灣。他的人生也是過去台籍精英在打壓和屈折之下，仍然活出自己價值、確立日後台灣人自我認同基礎的最佳典範。
身為台灣人，我們都應該看看這位前輩有時苦難、有時無奈，卻又華麗而永遠樂天的台灣人生。
★李昂（名作家）：
這本書記載的，不只是張家的家族史，毋寧也是台灣的一頁近代史！……讀者不妨從書中，體會一下那個過去的時代，台灣人的風華。
★劉黎兒（資深媒體人、作家）：
《讀賣新聞》記者戶張東夫曾對我說：「日台關係中應該特別列出張超英時代的一個章節，有張超英跟沒有張超英，日台關係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其後有些現實政治干擾，我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張超英可以在沒有舞台的地方創造出舞台來，這是他偉大的地方。
★陳柔縉（本書作者）：
十幾年來，無數輕鬆或嚴肅的談話裡，我從來沒聽過張先生一聲怨，怨權力者沒回報他更高的位子。我採訪過不少大小官員，十個有九個自認懷才不遇。轉頭過來看張超英，沒浸染半點官僚味，頗有權力名位於我何有哉的天真。他會抱怨、生氣、惋惜的都是事情沒做好，台灣沒辦法更有尊嚴、更進步、更民主。十幾年來，我有更長的時間檢視張先生的人格和成就，因而更容易流淚；他那麼淡然，那麼快意，反讓我幫他懷著委屈。
我們受惑於位子，誤以為位子高的，才是功勞大的，他們說的話才值得一聽，歷史是他們創造的，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張先生讓我恍悟自己錯亂了甚麼是大、甚麼是小。我無意把張先生捧成大人物，但他絕非小人物。他那種要盡一己之力，不媚當道，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值得大家體會與學習。
作者簡介
目次
◎推薦序2 超越時代與國境框架的自由人／劉黎兒
◎彩照
◎自序／張超英
1 台灣首富「一碗麵」的故事
2 祖父開煤礦致富
3 像托洛斯基的抗日學生
4 開蔣介石座車去海邊玩
5 母親坐月子私動手術早逝
6 祖母跪求上帝讓我康復
7 我是阿公阿嬤的鑽石孫
8 去鐵道旅館喝咖啡吃布丁
9 日本同學叫我蝴蝶
10 用手把馬糞按進土裡
11 戰火上海初嚐可樂
12 門前死了人蓋著草蓆
13 騎紅色速克達兜風
14 美聯社記者太太教我英文
15 和未來的日本皇后跳舞
16 新聞局只有四個台灣人
17 絕不勉強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18 艾森豪訪台行程分秒不差
19 拍紀錄片在法國得獎
20 蔣家皇孫醉酒開槍
21 被誣從越南帶嗎啡回台灣
22 柳暗花明改派紐約
23 美國名主播告知台美將斷交
24 紐約大街上有我專用車位
25 目睹蔣經國遇刺
26 尼克森朝我走來跟我握手
27 買回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28 新聞處開灌水證明好租房子
29 登報賣二手冷氣
30 選妻條件「一定要凶」
31 搭計程車密訪台獨人士
32 王昇問我兩次「府上哪裡」
33 拒絕當國民黨眼線
34 幫反對運動出點子
35 太太說贊成中國美國建交
36 殺到威廉波特給金龍隊加油
37 拯救病危的謝聰敏
38 紐約新聞處樹倒猢猻散
39 初到東京當「流氓頭」
40 和文部大臣的四代交情
41 日本人一起闖紅燈就不怕
42 很高興來了五個記者
43 日本簽證兩週到兩天的內幕
44 《讀賣》小林社長密會嚴家淦
45 跟中國打新聞戰
46 蔣經國要宋楚瑜多來日本
47 旅館裡有藏姨太太的密室
48 安排巧遇日本首相
49 如櫻花灑落瞬間飄離
50 回紐約當錄影公司老闆
51 特殊職員陳文茜
52 賭城贏BMW百萬跑車
53 五十九歲學開小飛機
54 公視籌創問題多多
55 和總統府有祕密熱線
56 劉黎兒說我能呼風喚雨
57 台灣總統首度登上日本報紙頭版
58 日本外務省裡的中國幫
59 強拉辜振甫見日本記者
60 李登輝在日本名氣全面打開
61 不分黨派幫助陳水扁
62 建議李登輝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63 找到松下幸之助自傳執筆人
64 「綁架」李登輝三天
65 李登輝的側面
66 《台灣的主張》出版幕後
◎後記／陳柔縉
◎張超英大事年表
書摘/試閱
〈和文部大臣的四代交情〉
在我改派東京以前，駐日代表處和日本新聞界的關係等於零。日本三大報紙分別是《朝日》、《讀賣》和《每日》，對台灣一個報導也沒有。NHK電視台和共同通訊社等等媒體就更不用說了。國民黨政府只和遙遙落居末位的《產經新聞》維繫關係。國民黨讓《產經新聞》出版《蔣總統祕錄》，《產經新聞》也是唯一特准進台灣的日本報紙。問題是，《產經新聞》在日本是少數右派支持的報紙，我認識的人，多數家裡沒有訂閱《產經》，政府卻只和《產經新聞》交情好，這讓日本真正的實力人物反而瞧不起台灣。
初到日本，我把目標放在改變這種可悲的現狀，但被潑不少冷水。
一九八○年一月我剛赴任駐日代表處新聞處長，第一次開會，我向馬樹禮代表當面建議說，現在不能只跟《產經新聞》交往，一定要想辦法開拓和《朝日》、《讀賣》等報社的關係。馬樹禮當時反應冷淡，好像聽到一則天方夜譚一般。開完會出來，同事也說：「超英，《朝日》和《讀賣》捧中共都來不及，怎麼可能理你台灣！」當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困難。但每次開記者會，來者盡是三流記者或文化流氓，逼得我不服輸的個性難過，想到自己的國家被如此對待更難過。
我的一位老同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陪省主席林洋港到日本，好意勸我：「不要那麼辛苦做，做了日本記者也不理會，日本報紙也不會改變。倒是多和國內駐日特派員弄好關係，多幫馬代表寫寫文章，國內大老看到，會打電話給馬代表，馬代表會很高興」。
我有一次和《每日新聞》記者談天，他發覺我駐美多年，經驗不少，邀請我去報社演講。我正準備前往每日新聞社，他卻來電話道歉，說是報社的政策，也承受了壓力，不容許台灣官員去報社演講。去《讀賣新聞》也同樣發生類似問題。好像駐外的台灣官員有傳染病一樣，問題非常嚴重。同事們說的話不完全錯誤，改變現狀確實非常困難。但我有點理想派，內心還是有一股頑強執著，想找機會，努力試試看。
這時，我想起永井道雄先生的話，他知道我到東京任事，曾叮嚀我：「找一天到《朝日新聞》來看看我。」
永井道雄出身日本世家，其父永井柳太郎戰前歷任齋藤實內閣的拓殖大臣、第一次近衛內閣遞信大臣以及阿部信行內閣的遞信大臣兼鐵道大臣，是日本著名的演說家。他的演講和英國名相邱吉爾一樣具有撼動性，人稱「日本的邱吉爾」。即使經過戰後多年，我在日本工作時，仍舊聽好幾位國會議員說，他們都因聽了永井柳太郎的演說而燃起從政的熱情。
永井柳太郎拓殖大臣任內，主管殖民地事務，知道了我父親反對日本的鴉片政策，被總督府視為異議分子，他卻認為我父親的反對態度，情有可原；亞洲人為了鴉片戰爭，深受其害，身為亞洲人應該體念中國人的痛苦，怎麼還要在台灣施行增加鴉片人口的政策。我祖父及外祖父因此相偕赴日向他道謝，兩家開始有往來。
永井柳太郎在日本時代曾經來台參觀一九三五年的臺灣博覽會，和許多台灣士紳接觸，有所往來。外祖父甘得中與他也有交情，早在一九一四年，陪林獻堂拜訪日本王公政要時，就拜見過永井。所以我的母親甘寶釵留學日本時，曾請永井家代為照顧，短暫住過他家。
我家保存一張一九三五年的大合照，盡是知名歷史人物。依《灌園先生日記》記載，這次聚宴由林獻堂出面邀請，主客是永井柳太郎和他的長子明雄。座中陪客有歷史上所謂的抗日派，也有親日本總督府的人物，他們會碰在一起吃飯，頗值玩味。那晚客人有前外交部長簡又新的外祖父林呈祿、《台灣新民報社》專務取締役羅萬俥，他們是和林獻堂一起辦報的人物。台灣第一世家板橋林家的林熊光則在日治後期當了總督府評議員。另一位郭廷俊當時就是總督府評議員，我祖父跟他有事業合作。也出身板橋林家的林柏壽素孚眾望，戰後被拱出來擔任台泥董事長，辜振甫稱呼他四叔公，因他扶植而繼掌台泥大權。祖父與外祖父也參加這場飯局，當時他們已是兒女親家。
永井柳太郎的次子永井道雄，在日本教育界和社會思想界享有崇高地位，我未派駐日本前，他曾在三木武夫內閣（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九七六年九月）擔任第一位非國會議員出身的文部大臣。他也是東京聯合國大學的創辦人之一，爭取到聯合國在東京設校，生前是該校的最高榮譽顧問。另外，他在京都大學和東京工業大學也任副教授和教授，又曾是日本國際文化會館主席。一般日本知識界無人不知「永井道雄」這個名字。
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在北京接見永井道雄，周恩來問說：「永井先生，有什麼我可以效勞？」永井道雄說：「我父親有幅梁啟超的書法，給美軍飛機炸毀了。為了紀念我父親，我想，如果可以再找得到，希望能再得一幅梁啟超的字。」過了幾個月，周恩來果真找到梁啟超的字，拿來贈予永井。足見永井的地位之高。
說到梁啟超的字，我舅舅家也藏有一幅。一九一一年，梁啟超受林獻堂之邀來台，外祖父甘得中擔任翻譯，梁啟超曾題了四個字「行氣如虹」送給他。
永井道雄和我都非常珍惜世誼，幾十年未斷過音訊。一九五四年，他與美國著名日本文學家唐納德．靳（Donald Keene）來台灣，住過我家。我們初到日本任職時，我太太戰前念過小學一年級，說日文的能力尚待加強，就請永井夫人權當日文導師。永井夫人也出身名門，祖先代代是岡山城主的首席長老（按，長老一職為城主的最大家臣），為城主的最大家臣。我的兒女也和他的子女交往，所以兩家可謂有四代交誼。
日本人不同於中國人，不會單單為了金錢利益就幫你做事。他們講究「義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注意故舊的情義，所以和日本高層社會人士交往，比台灣社會更需要依靠關係。
一九八○年我第一次駐日，想要突破新聞壁壘、打入朝日時，就先去拜訪永井道雄。永井當時正擔任《朝日新聞》的客座論說委員，相當於榮譽主筆。《朝日新聞》從古至今就他一個客座主筆，足見永井的地位與所受的尊崇。
約好拜訪那天，我一進《朝日》，永井道雄很敏銳，知道我期盼他的幫忙；他也很世故，知道該怎麼幫助我。他帶我到報館餐廳，總編輯以下各重要主管幹部都在那裡用餐。他看見位子重要的人，就把他招呼過來，向對方介紹說：「這位是台灣來的張先生，和我有四代交情，是很優秀的人……」這樣的動作在日本是很大的禮遇。當日本人慎重介紹某人時，等於希望對方視某人與自己一樣，無形中提高某人的地位，所以日本人並不隨便引介，若是引介推薦，則意謂他賣出很大的面子。
永井為我開啟了《朝日新聞》的大門，接下來，我就依拿到的名片，打電話給《朝日新聞》的主管，自我介紹說：「那一天，承蒙永井先生介紹……我想可否當面請教？」這樣的表達與陳詞，依照日本社會的人情義理，基本上沒有任何人可以拒絕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們看永井的面子，絕對是非見我不行。我因此打進《朝日新聞》的圈子，與許多重要幹部都有交往。往後《朝日》內部容有人事異動，我仍會被很有禮貌介紹給繼任者，所以，與《朝日》各階層主管的關係一直不斷。堅固的高牆有裂縫後，不再有藩籬阻隔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跟中國打新聞戰〉
我到日本任職以前，日本報紙對中共發表對台政策的新聞，都以頭條處理。台灣的反應往往因政府要斟酌兩天，反駁聲明都在兩天後發表。過了兩天的反應，媒體誰還理會呢！所以，台灣的立場聲明常常被忽略不處理或放到後面的版面，而且還登得小小的。現在人可能覺得，這麼小的問題，就往上報告一聲，不就解決了嗎？問題那時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結構。政府像格列佛，漂流到小人國海邊，小人要架梯子，爬得很辛苦，才能把話傳進格列佛耳朵，格列佛的回應也要費很久時間，才能傳達進小人社會。政府的科層，層層有門，溝通非常不順暢，但公務員畏首畏尾，不敢勇於直諫來改善現狀。我在東京，很注意這個問題，老納悶台灣何必甘願挨打，何不稍移一步，就會有大不相同的光景。
一九八一年，機會來了。
先是九月初，日本新聞界不斷有謠言傳出，因為美國要出售戰機給台灣，中共又將有新的統戰聲明出爐。九月中旬，我打了一通電話到北京，此舉在當時非常大膽，與匪接觸就等於叛亂。我的同僚若知道這事，不嚇得視我如痲瘋，大概也會去參我一本。不過，我總是不願多想後果，多慮周密往往就是怯懦不前。在重要當頭，我的思考點只有該不該做，對台灣是否有利。
電話另一端是駐北京的日本記者朋友，我不用向他報名字，他就知道何許人了。然後，我請他幫我打聽一下，到底會不會發表聲明？聲明內容是麼？
過了兩天，我再去電話。他說：「似乎有個重要聲明會出來。」我馬上打電話給《朝日》、《讀賣》、《每日》等大報社及電視台的外信部部長，都是交情夠的朋友。我請他們派記者，我要帶他們去台灣。二十九日，我組成一個十幾人的日本記者團回台北。
那個斷交的年代，很少日本記者來台灣，十幾人的記者團在當時算得上陣容龐大，又突然一大團來，必然引人側目，消息容易曝光，一露光，中共馬上就會向日本政府和媒體報社抗議。所以，我事先通知了新聞局及中央社，千萬封鎖日本記者訪台的消息。
另一方面，我也擔心日本記者到了台灣，手癢寫報導，會把行蹤曝光，第二天就安排他們去金門。許多日本記者沒有「前線」經驗，戰地金門很具吸引力。不過，到了金門才發現軍方竟然沒人能做日文簡報，英文也很彆腳，乾脆由我一個人雙語翻譯，讓日本記者很驚奇。
隔天三十日，晚上回到台北，新聞局有一個歡迎晚會。我們人到新聞局，見副局長戴瑞明及一些新聞局參謀已守在那裡，等待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一發表聲明，立刻商議反駁聲明的內容。
我發現，前中廣總經理唐盼盼不屬於新聞局，但當時也在那裡，應與他和蔣孝武的密切關係有關。
一直到晚上六、七點，酒會將開始時，葉劍英的聲明發表了，也就是俗稱的「葉九條」。「葉九條」是中國和台灣兩岸關係重要的一步發展，因葉劍英宣稱共產黨和國民黨可對等談判；統一後，台灣為特別自治區，可保有軍隊；可進行通商、通郵、通航、探親等交流等九項，大約就是後來中共「一國兩制」的最初模型。我向宋楚瑜報告，反駁聲明的英文稿子不用急，西方是白天，還差十二小時。日本報社晚上十二點鐘截稿，日本記者又在這裡，日文稿子不能等。宋楚瑜、戴瑞明副局長和我三人就在酒會場外的櫃台上研擬稿子。宋局長口頭裁示說，英文稿還是要送院簽准，日文部分，他當場向日本記者說明，由我即席翻譯成日文。
隔天，日本報紙一攤開，葉劍英的聲明和宋楚瑜的反駁就同在一版。這場新聞突圍之仗打得很漂亮。
〈建議李登輝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辦首次人民直選總統，以和平不流血之姿，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這項傲人成就，李登輝總統居功厥偉，足夠讓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我仍在駐日代表處新聞處長任上，深知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卸任後，於一九七四年曾以讓日本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而獲得和平獎，和平獎對李登輝而言，絕非不可能的夢。
我這個人對目標既定，就會不計一切，努力達成。就在我東問西探之際，有一天，一位《讀賣新聞》總編輯級的高層幹部告訴我，《讀賣》每年都會邀請歷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到日本講演，報紙同時製作專題，連載兩天。主其事的記者鈴木康雄負責這個專題版面和邀訪事宜已經多年，相關問題可以向他請教。
整個《讀賣》有一萬多人，先前我並不認識鈴木先生。經人引介見到鈴木，承他指導，我對如何讓李登輝總統擠進諾貝爾獎的競賽場有了概念。
諾貝爾和平獎是相當封閉的競項，大約七、八人就決定得主。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主要國家設有推薦人，像日本就有一位推薦人。除了這些推薦人外，歷年諾貝爾獎得主也有權推薦。當全世界的推薦名單進去以後，決定者不可能一一訪見每位被推薦人，他們憑恃的是書面。最基本的書面便是一本自傳，再佐以世界公認的重要報紙對他的報導。
就是鈴木康雄的指引，孕生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發行的《台灣的主張》。這一本書是李登輝總統在位時完成的自述，當時他權勢正隆，自傳問世，轟動一時。李總統在書中首度完整吐露自己的成長歷程和政治哲學，以及台灣過去的發展、未來的展望。同時也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發行，把他自己和台灣推向國際。從國際宣傳的角度說，《台灣的主張》一書既有必要，也獲致成功。
我以三生有幸的心情，參與對台灣這麼有意義的工程。從構思、催生到尋覓工程師，我想可以這麼說，沒有我的籌畫與堅持，恐怕不可能有《台灣的主張》。
當時我和鈴木商討之後，設定邁向諾貝爾和平獎的三條件包括自傳、世界重要報紙的訪問和報導，如果能配合時機，李登輝總統發表與中國和平解決的相關提議，更有加分效果。
這件事我最早請台灣意識特別強的商人蔡焜燦帶公文，轉告李登輝的好友何既明醫生，由何先生跟李總統提議。回來的訊息說，以李登輝的立場，不好自己主動開口爭取諾貝爾獎。我便回頭請鈴木先生訪台，由他帶資料面見李登輝，建議他爭取諾貝爾獎。
接下來就是寫自傳。總統日理萬機，不可能一字一句自己完成。經過商量，再由鈴木康雄出面去找一位前《紐約時報》總編輯來執筆，他曾獲得普立茲獎。我們表明目的之後，他同意了，並要求待在台灣一年，酬勞是二十五萬美金。當時美國記者年薪約二十萬，若再計入旅費，住一年的開銷，二十五萬美金並不貴。蔡焜燦跟許文龍商量後，許先生願意負擔這項酬金。
安排就緒，我藉某一次返台機會，跟李登輝總統當面請示可否開始著手進行。李總統一聽見事關二十五萬美金，脫口說：「怎麼那麼貴！」我向他解釋，和國際宣傳經費比，還算是便宜，而且版權費會回收一些，何況已有許文龍慷慨允諾幫忙。李總統當時未置可否，出書計畫一擱又是半年。
半年過後，我思考為什麼李總統未同意寫自傳，或許因為英文不是他最能表達思維的語言而稍有猶豫。他雖然拿到美國的博士學位，但英文終究不如近乎是母語的日文。於是，我反過頭來，從日本找執筆人，另起爐灶。
〈找到松下幸之助自傳的執筆人〉
為李登輝總統寫傳，我心目中理想的執筆人必須是日本社會的主流。不能找明顯親台的人，這種人再寫李總統如何如何好，也教人感覺是馬屁文章，不具說服力。其次，必須由一流出版社來發行日文版。日本文化事業發達，境內有幾萬家出版社，每天新書出版如潮水湧來，若不由一流出版社刊行，書會淹沒在一片汪洋裡。找來找去，江口克彥是最佳人選。
江口先生曾隨侍松下集團創辦人松下幸之助二十二年，擔任他的貼身祕書。松下幸之助彷彿台灣的王永慶，世人稱他「經營之神」。他的自傳在日本暢銷四百多萬本，創下自傳銷售的紀錄。該書即由江口克彥執筆，江口的文字能力，毫無容許我們品評的餘地。
江口本人也經常獲邀上NHK的節目，這意謂江口是日本的主流人士。NHK內部對於出席節目的賓客有一套嚴格的資格審查。日本社會有不成文的認知，非主流者不可能在NHK露臉。江口同時是政府若干經濟問題的諮詢委員，可隨時向政府提出建言。
不只如此，江口擔任松下集團所屬「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的執行長，PHP下頭有許許多多的文化事業，其中最知名者莫過於PHP總合研究所。PHP旗下有好幾個出版社，江口目前擔任研究所副社長，是實際的最高負責人。日本書店都有一大塊區域為知名出版社的專屬書籍陳列區，PHP有一定專屬地盤，毫無疑問，它出版的書一定會被放在醒目位置。
我對江口談起出版李登輝總統自傳的意願，江口馬上一口答應。日本翻譯的功力世界一流，江口同時願意負責英文版的事宜。事實上，江口與我早已認識，而且是不打不相識的好朋友。我們所以結緣，不得不說是拜著名作家大前研一之賜，雖然大前研一留給我負面的印象。
大前研一在日本社會可謂是激進分子。日本企業講究團結，上班族以終生忠於一個公司為基本道德。員工若被派遣到海外，經過幾年，公司叫回日本，一定乖乖就返日。但大前研一不然，派赴美國幾年後，他竟跳槽到美國公司，留在美國。等他再回日本，儼然是稀貴的知美派，以著名的經濟評論家之姿，活躍於言論界，文章散見各個雜誌媒體。
在我與大前有接觸之前，他已經循其他管道拜訪過李登輝總統，總統對他的印象似乎不壞。有一天，總統府來電報說，大前研一將再訪李總統，指示我們事先了解有多少人同行及訪問的主題。結果，大前開過來的名單不只他和一個雜誌社記者而已，另外還帶三個雜誌社記者去。台北知道後，總統辦公室主任蘇志誠直接打電話來說：「不行，不能接受。」我因而特別當面跟他溝通。
據我們側面了解，大前可能受了三家雜誌社的請託，總統府又拒絕夾帶雜誌社，這讓他有點騎虎難下。我給大前一個下台階，我告訴他：「大前先生，這樣子，就只有你一個人訪問總統，其他雜誌社的人是你的隨員。他們想問什麼，問題先交給你，統統由你發問，這些人旁聽記錄，結果不是一樣嗎！？」
但我又擔憂三個雜誌登出三個報導，而且萬一雜誌還是三流、五流，成何體統。果然中間有一雜誌《周刊POST》，常有裸體女郎的照片。為了避免情況失控，我要求刊登前要先看稿，而且唯恐口說無憑，還要求各個雜誌社簽立切結書。然而結果仍教我深感驚駭與遺憾。事先我並不預知各雜誌社的工作進度，無法掌握訪問稿何時登出，事後才發現，除了PHP系統的月刊《VOICE》把定稿傳真給我，其他人的承諾都跳票了。大前研一根本未守信用，視白紙黑字的協議為無物，真是令人失望。
《VOICE》傳來的稿子則有一些問題。文中提到總統在家常讀日文書籍，和太太日常談話，也用日語。這種陳述本是事實，背後有其無法抗拒的歷史因素，但是，當時台灣的政界，新黨還頗活躍，非常熱中挑動族群問題。類似《VOICE》這樣的稿子傳回台灣，難保不會再掀波瀾。
我從白天溝通到晚上，始終不得正面回應，因為雜誌已付印。我仍然鍥而不捨說服他們說，訪問內容跟他使用什麼語言無關；而且提說日語的事，以台灣的政治氣氛，會影響總統的形象；我們善意受訪，你們何忍製造傷害與麻煩云云。和《VOICE》溝通的層級愈來愈高，最後找到最高負責人江口克彥。我在電話上說了好久，一直到半夜兩、三點，江口也認同那樣的字眼會為李總統招惹不必要的麻煩，他終於同意重印。江口和我因此認識了。
江口答應為李總統出書以後，我馬上安排他去台灣見李登輝總統。那一次談話，江口跟李總統提起日本的歷史故事「七武士」，兩人談得很投機。聽說事後李總統把這個故事傳給幹部，要他們研讀。但是這次談話並未涉及出版自傳的話題，主旨僅在先讓李登輝總統認識江口，並留有好印象。
一九九八年初，恰巧《朝日新聞》駐美國總局長船橋洋一又想請見李登輝總統，並希望在李登輝的官邸見面。船橋覺得以前他到台灣的消息，很快就會傳到中國。我想這是一個機會。我找東元電機董事長黃茂雄幫忙安排，不再透過蘇志誠。會面者只有李、黃、船橋和我四人而已。回台前夕，我告訴江口：「是否你可以寫一封信給李總統，表明你的請求，想寫他的自傳？」江口說：「好！後天來拿。」回台前兩天，我去取信，發現江口真的很慎重其事，全信用毛筆書寫。
船橋當天和李總統相談甚歡，李總統還不禁說：「我平時跟記者不會這麼坦白。」兩小時之後，李登輝送船橋和黃茂雄到門口，我趁機簡要談了江口寫傳的事，然後將信遞給他。我用台語說：「請您重新考慮一下。」我發現李總統有個習慣，當我私下給他文件時，他都是迅速收進口袋，唯恐被間諜或偵探偷拍到相片一般。這次也不例外。
要如此利用官邸見面的機會，實在是因為官方管道太沒有效率，不足成事。官方管道最可怕的是公文旅行，三轉兩轉之後，江口的重要地位會被忽略，一定以無疾而終收場。不過，這次特意的安排仍然如一顆石頭丟進海，久久沒有回音。
〈「綁架」李登輝三天〉
翻翻日曆，七月十五日我就要退休，想到為李總統出書一事，實在不願半途放棄。為了台灣，不論李登輝自傳是否有助於他獲諾貝爾獎，此書對宣揚台灣的想法和意見，特別是宣傳民主化的成就，絕對有正面作用，我愈這樣想著，心裡愈焦急。最後，我把希望寄託給黃茂雄。
黃茂雄從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即有來往，彼此沒有政治利害關係，他也是基督徒，由他說服李登輝，或許比較有效。另一方面，黃茂雄在日本長大，他知道江口是何許人，了解PHP的地位，不需我再多解釋。
退休前兩個月，我打了一通電話給黃茂雄，他很爽快答應幫忙。據說，他約李總統去台北市松江路的「高玉」餐廳，這家高級的餐廳由一些企業家夫人集資開設，帶點玩票性質，主要給自己人有個信賴的餐館可去。餐廳的魚貨都是搭當天飛機由日本過來，可見有多高級。
黃茂雄出馬，果然不同凡響。就在我退休前一天，七月十四日，駐日代表處接到蘇志誠的傳真，告知李登輝總統已同意江口為他寫自傳。我馬上通知江口，隔天我本來就要退休回台灣，接受新聞局的退休表揚，所以請江口同行。
隔天，代表處同仁特別到機場歡送我和內人。可是因為臨時的變化，卻與江口同行，我還必須禮貌陪他回日本，我太太只好臨時取消隨同返台，暫時留在日本，住兩天旅館等我。所以當我上飛機前，大家向我揮手送別，我太太卻也站在人群中跟我揮手。代表處的同事很驚訝我為什麼放著太太，自己回台灣。其實就是為了《台灣的主張》這本書。
七月十六日見總統時，江口當面表達他的構想。他不要像一般傳記或新聞報導一樣，布滿這個故事、那個故事，他要寫李總統的想法、做法、政治哲學和處世原則。李總統表示同意，然後敲定九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三天，在桃園鴻禧山莊私邸接受訪問。
九月二十五日我從紐約飛抵台北，先江口一天抵台等他，以示禮貌。江口帶三位隨員，住進鴻禧別館，二十七日一早我們便步行去李總統的家。一進去，李總統很禮遇江口，親自接待他參觀各個房間。之後才圍坐在客廳的長方桌前開始「工作」。在場人員另有時任總統府副祕書長蘇起、祕書丁遠超和接替我駐日新聞組長職務的朱文清。丁遠超的工作是應付臨時需要總統府的資料時，他必須很機動，來去台北和桃園之間。朱文清懂日文，必須做記錄，但沒有錄音。江口的隨員有錄音。
李總統不愧學者本色，訪問進行得條理分明。事前他有「備課」，一開始就把講題大綱及流程講一遍，讓江口知道以下三天的每一天要談的內容。每天從早上九點開始，一直談到傍晚。上、下午有兩段訪談，晚上則安排輕鬆的晚宴，當然，實質的訪問仍在席上進行，沒有間斷。三天的訪問進行得很順暢，可以說是一氣呵成。最後，李總統對我們開玩笑說：「你們創造了破天荒的紀錄，我從來不曾被『綁架』長達三天過。」
後記──陳柔縉
一九九○年初，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出任駐日代表，針對此事，我任職的政論周刊老闆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打去找張超英，做一個專訪」，那是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老闆說，他是已卸任的駐日新聞處處長。
這位子說大不大，整個政府同階的何止千百。張超英既卸了任，又不是部會首長，做專訪實在不符常例。那時剛好又和一位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聊起，他告訴我，如果他要寫台日關係史，有一章一定要寫「張超英時代」。張超英這個人三頭六臂嗎？我心裡長了一朵好大的問號。
慢慢，我知道張超英之名確實在新聞界和外交界如雷貫耳。名氣響亮，不是因為他當過什麼部長、總司令，相反的，他的官位頗小，就只是個處長。對新聞界來說，他有點像電影裡布魯斯威利所飾不受節制的警探，以不按牌理出牌和神勇無比出名，單槍匹馬，做了跟他的職位不相當的大事來。
一九八○年代，他就能憑個人之力，讓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原本不看台灣一眼的日本主流大報，紛紛被他打開；九○年代，李登輝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背後的大推手正是張超英。
一九九三年，張超英從紐約回來擔任公視顧問，經老闆引介，我終於見到張超英的廬山真面目。這次，承蒙不棄，他委託我幫他寫口述回憶錄。我因而有更多機會來探究清楚「台灣政府的布魯斯威利」何以神勇的面貌與祕密。
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前後拖延十二、三年，一來是中途張超英回任東京新聞處五年，完全中斷，再者，我們從沒有設定截稿時間，也沒有一張採訪綱目。每年他從紐約回台灣幾個月，我們有空就聊，東南西北，毫無次序。
我從三十歲寫到年過四十，斷斷續續，聽他講故事，永遠充滿驚奇與趣味，如看花火。直到今年最後收網階段，好像終於可以靜靜回顧他的人生，我開始常常邊寫邊流淚。有時，一個人在咖啡店敲著電腦，那裡的喧鬧絲毫無法稀釋我的情緒。
以我對張超英個性的了解，他八成難解我的心情。他自尊自重，知道自己無愧於工作，無愧於台灣，很欣慰自己所達到的成就，有什麼好落淚的。十幾年來，無數輕鬆或嚴肅的談話裡，我從來沒聽過他一聲怨，怨權力者沒回報他更高的位子。我採訪過不少大小官員，十個有九個自認懷才不遇，攻訐與輕蔑同僚就像吃三餐一樣頻繁。轉頭過來看張超英，他老像個政治競技場的新生，沒浸染半點官僚味，頗有權力名位於我何有哉的天真。他會抱怨、生氣、惋惜的都是事情沒做好，台灣沒辦法更有尊嚴、更進步、更民主。十幾年來，我有更長的時間檢視張先生的人格和成就，因而更容易流淚；他那麼淡然，那麼快意，反讓我幫他懷著委屈。
有一次和出版界前輩聊起張先生，對方在長長的談話裡，輕輕說了一句「像他這種小人物」，突然，我有種很深很深被刺傷的痛感。在那以前，那樣的形容，我可能不以為忤、不覺有異，張超英不過就是個處長而已，連常務次長都不是，更不是特任官，形容為小人物，何不當之有！？但當時，我確實非常難過，也很慚愧。
幾十年來，我們的眼裡只有位子高的大的政治人物，我們受惑於位子，誤以為位子高的，才是功勞大的，他們說的話才值得一聽，歷史是他們創造的，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那一刻，我恍悟自己錯亂了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雖然，我無意把張先生捧成大人物，但他絕非小人物。他那種要盡一己之力，不媚當道，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特別在此台灣政壇權欲薰心、道德毀棄的時代，民心一片沉悶與低迷中，更值得大家體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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