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美]傑克·戈爾曼,富蘭克林行為健康顧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首席科學官。戈爾曼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系任教25年,最終擔任利伯精神病學教授。他後來成為了埃絲特和約瑟夫·克林根斯坦教授,西奈山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和神經科學教授。
名人/編輯推薦
為什麼有些父母不給孩子接種疫苗?
為什麼很多人還不能理性地看待艾滋病?
謠言+誤傳+陰謀論+帶節奏+病毒營銷當科學、真相遭到忽視時,戈爾曼父女在這裡挺身為它辯護!
用數據告訴你,比起空難,淋浴時摔倒其實有更大的風險!
本書數據表明,摔倒致死的風險是1/152,而死於墜機的風險是1/8321我們顯然無力分辨真正的風險……
本書將用龐大的數據、案例告訴我們,我們對風險的認知存在哪些誤區!
要知道,人類的心智天生就帶有喜歡高估小風險低估大風險的傾向。
以疫苗、抗生素、艾滋病等典型社會事件為例,解釋我們常略過科學真相的原因害怕打疫苗的人往往誇大了不良副作用微乎其微的風險,同時又低估了麻疹爆發的毀滅性後果。
我們常常會被隨機性愚弄――認為某件純粹偶然發生的事其實事出有因。
每個人都會犯這種錯誤。在這方面,一知半解是很危險的!
龐大的科學研究成果,嚴密的細節論證,有力反駁陰謀論者人們能從相信虛假的陰謀論中獲得什麼呢?
一群志同道合的陰謀論者是如何發展成一個團體的呢?
為什麼要說服人們相信他們錯了如此困難?
本書中提到人們堅信不科學的觀念的每個理由時都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如果看不起相信虛假的陰謀論的人們,認為他們既無知又惡毒,也許最有可能鞏固他們的反科學立場。
在風險無處不在的時代,提供對健康問題的有效指導面對錯誤觀念的頑固,我們不能輕視,也不用感到無力。本書將教給你在做出健康決策時如何提高識別科學信息並加以利用。此外,我們還需要大大提高科學教育、科學新聞業的水平,研究能幫助非科學界人士理解科學證據的本質,對利益衝突難題中的方方面面有所認知。
目次
引子
為什麼我們無視或否認科學依據?
就算你是妄想狂,也不意味著人們並沒有針對你搞陰謀
卡理斯瑪型領袖
只要我想到過這事兒一次,它就肯定錯不了
如果A發生在B之前,那麼A就導致了B
事情很複雜
誰害怕淋浴?
我們亟須科學急救員
但是科學很無聊……是吧?
利益衝突的衝突
第一章 陰謀論
也許無論如何那都是個陰謀
受害者心態
一種危險的無力感
哪裡有不信任,哪裡就有恐懼
捕獵最弱者
操縱我們的情緒
全在你的頭腦中
虛構陰謀論的部分特徵
光有動機並不夠
科學家面對營利動機應如何應對?
互聯網的隔絕力
校正行動的空間
第二章 卡理斯瑪型領袖
旁觀者眼中的領袖形象
是什麼令一名領袖具有“卡理斯瑪”?
邪教與卡理斯瑪型領袖
領袖是如何說服我們的?
卡理斯瑪型領袖訴諸“情緒腦”
案例研究:彼得·迪斯貝格
案例研究:安德魯·韋克菲爾德
案例研究:珍妮·麥卡錫
案例研究:吉勒―埃裡克·塞拉利尼
案例研究:韋恩·拉皮埃爾
卡理斯瑪型領袖之間有什麼聯繫?
我知道你錯了,但我反正都要抄
嘿,體育迷
避免被說服的預防針
第三章 確認偏誤
確認偏誤是什麼?
科學家抱有的確認偏誤
醫學領域的確認偏誤:
全都在你腦子裡
給我事實就夠了
證明我們自己錯了
第四章 因果關係與填補知識空白
什麼是原因?
若能證偽,可能為真
畫餅難充饑
精挑細選出惡果
巧合?我不這樣認為
我們愛模式
被模式困住
這真的只是巧合
兔腳與其他奇怪的信仰
所以我們該拿四格表怎麼辦?
第五章 逃避複雜性
科學文盲有多種肇因
複雜的科學能搞糊塗我們中最聰明的人
處理複雜問題相當耗費意志力
教育人們科學方法
激勵大腦接受改變
第六章 接受風險與可能性
別讓數據擋了你的道?
我們並不總能看出什麼是有風險的
熟能生誤
跟什麼比?
我們可能並不理解可能性
就連專家也會搞砸
要是我們看得見它我們就相信它
同情造就了我們人類
人性化的反應
為什麼要買彩票?
操縱我們的情緒
結 語
原則
最後的話
作者介紹
注 釋
書摘/試閱
2014年10月8日,托馬斯.埃里克.鄧肯(Thomas Eric Duncan)在達拉斯市的一家醫院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從他被診斷出感染埃博拉的那一刻,遍布全美的各家媒體就開始用相關新聞不斷拉響警報。媒體馬上將他的死歸咎於護理他的醫院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截至當月月底,美國共出現了四個埃博拉病例:兩例為普通病患——包括鄧肯在內——是在這種疾病正在大肆流行的非洲國家感染的;兩例為醫護人員,是在護理鄧肯時感染的。整個11月,關於埃博拉的新聞佔據了全美各大報紙頭版,警告我們現在面臨著染上這種致病疾病的危險。這些媒體報導使人心驚膽戰,某些人因此產生了不知送孩子們去學校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安全的擔憂——即便他們居住在與這四個案例相距甚遠的地方。“有報導稱孩子們被帶離學校,甚至有部分學校關閉,”赫芬頓郵報的迪恩.貝克(Dean Baker)寫到,“許多地區都有人不去上班了,另一些人則選擇開車而非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為害怕被其他乘客傳染埃博拉病毒。還有報導提到人們紛紛遠離商店、餐館及其他公共場所。” 緬因州一所小學讓一位教師停課,因為她曾入住一家達拉斯的酒店,該酒店距離兩位護士感染埃博拉的醫院有9.5英里遠。正如查爾斯.布洛(Charles Blow)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所說:“我們國家與其說是在迎戰一種病毒,不如說是在迎戰一種恐慌,這種恐慌正是處事保守的政客和不負責任的媒體激發出來的。”
其實,托馬斯.鄧肯不是唯一一位於2014年10月8日在美國去世的人。只要從年度統計數字中進行推算,我們就能得出結論,當天在美國約有7000人死去。其中約有半數死於心髒病或癌症;331人死於意外事故,車禍是這其中最常見的事故原因;還有105人死於自殺。鄧肯死亡這一天,約有80人因槍傷死亡,這些槍傷有三分之二是本人操作槍械時發生的。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通訊記者邁克爾林.杜克里夫(Michaeleen Doucleff)經過粗略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在美國感染埃博拉的概率是13300000:1,遠小於死於飛機失事、蜜蜂叮咬、遭遇雷擊或鯊魚襲擊的概率。在車禍中喪生的概率要比在美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大1500倍。
在2014年10月8日這一天,幾乎沒有一篇頭條新聞與蜜蜂叮咬和鯊魚襲擊有關,這的確不足為奇。這大概還顯得很自然。畢竟,埃博拉出血熱(EHF)的病因即埃博拉病毒感染在美國是很不尋常的,而心髒病、癌症、車禍、自殺和謀殺則是常態。然而,問題在於,媒體對埃博拉的強調(以及普通人對埃博拉的恐懼)超過了對其他常見得多的致命因素的關注,這種做法會制約我們的行為,有時還會帶來危險。有多少人在閱讀討論他們感染埃博拉的風險的文章時是在抽著煙,或者吃著糖分過高的早餐麥片呢?
某些美國人匆匆加入流行一時的譴責陣營,就埃博拉問題指責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堅持認為政治家和醫療機構犯了錯,控訴非洲國家無知而愚昧的行為。在華盛頓特區,聖公會三一堂約有四分之一的教徒不再做禮拜了,因為他們害怕其他教友之前去過西非。一家俄亥俄州的婚紗店店主公開表示遭遇了數万美元的經濟損失,因為安伯•文森(Amber Vinson)——在達拉斯感染埃博拉的兩名護士之一——曾經光顧過該店。店主在病毒潛伏期內關閉了店鋪,還請來專業清潔公司對店鋪消毒,但是“一連串嚇壞了的顧客取消了訂單”。一份總統調查團報告指出:“美國人只關注自己被旅行者感染埃博拉這種近乎不存在的風險,卻沒有強烈要求去幫助這種疾病正在流行的那些國家。” 很有可能,這些驚恐萬狀的美國人並沒有增加體育鍛煉,停止食用深加工食品,收緊汽車座椅安全帶,戒菸,把家裡的槍都卸下子彈鎖進櫃子,或為自己的抑鬱症或酗酒問題尋求醫療幫助。埃博拉的傳奇性的確令人興奮,就像在看恐怖電影。而其他導致死亡的原因人們都熟視無睹,提不起興趣。換句話說,美國人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大大高估了埃博拉的風險,同時低估了其他致命傷害的風險,而後者是他們有可能採取行動來改變的。正如薩拉在當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的:“美國人為了不讓自己早早死於病原體感染能採取的最有效做法是什麼?注射流感疫苗。”
克雷格.斯潘塞(Graig Spencer)醫生被診斷出感染埃博拉並被紐約市貝爾維尤醫院(Bellevue Hospital)接收之後,對埃博拉的恐懼“抓住了全國人民的心”。我們對某種並不真實存在的健康威脅——在美國境內感染埃博拉——極端恐懼,對那些真正對我們的健康構成威脅的事物——缺乏鍛煉、煙癮、食物糖分過高、酒精攝入過高、不繫安全帶、持槍——則不太關注,對比這兩種心理,就能證明我們在為維持健康水平、提高生命安全做決定的時候往往未能使用科學依據。這種情況都要把科學家、健康專家和公共衛生官員逼瘋了。當一位受過教育的家長由於擔心疫苗弊大於利而拒絕為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的時候,上述專家竭力譴責這種立場是多麼“無知”,舉出大量證據證明事實與家長的擔憂正相反。一次又一次,我們為我們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作出的決定不是基於對科學數據的分析,而是情緒化因素。政府用納稅人的錢開展了大量所費不貲的研究,試圖證明科學是對的,可是人們總有越來越多的理由認為那些研究不充分、有偏見或是完全錯誤。對立雙方相互指責對方蓄意編織危害美國大眾的謊言,被特定利益集團收買,而且愚不可及。數據也許能清晰顯示兩者誰對誰錯,可人們做選擇的時候無視或否認了證據。本書嘗試闡明我們這樣做的原因,以及我們在為自己和深愛的家人的健康問題做決定的時候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為什麼我們無視或否認科學依據?
研究表明,在為健康問題做決定時拒絕承認科學依據是有很多理由的,但愚蠢並不是其中之一。很聰明的人也會站在絲毫沒有證據證明的立場上。譬如,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與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這種行為就有很直接的聯繫:這個令人遺憾的選擇的主要支持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是什麼令聰明人作出這樣的決定,採取並無事實依據的立場呢?這就是本書致力於解決的問題。
隨著薩拉對公共健康事務的參與日益深入,在她腦海中本書的主題日益成形。令她尤其困惑的是“疫苗反對者”,這類人宣傳的主張是:疫苗有害,會導致自閉症等多種不良後果。這根本不是事實。疫苗是現代醫學的一大勝利,迄今為止幫助我們免於遭受天花、麻疹、脊髓灰質炎、白喉等致命疾病的傷害。疫苗建立在精妙的科學法則之上,具備清晰的安全記錄,絕對不是自閉症的成因。薩拉很奇怪,怎麼會有人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呢?
與此同時,經過精神病學專業訓練,並以科學家身份度過了大部分職業生涯的傑克也開始對人們堅持持槍的理由越來越感興趣了。他起初以為這是為了狩獵,而狩獵又只不過是一種他和他在紐約的朋友們不感興趣的愛好,如果非要提出倡議阻止所有喜歡在樹林裡射殺動物的人繼續這樣做,是很不對的。可是,看過統計數據之後就會發現只有相對數量很少的美國人是獵人,而大多數持槍者都是為了“防禦”才持有武器,儘管大量研究反反复复地證明,放在住宅裡的槍更經常打傷或殺死本來就居住在那間房子裡的人,而極少用來殺死某個入侵者。拿到槍的便利性與謀殺率及自殺率的提高有顯著的正相關。從數據統計的角度看,在家裡放一把槍的壞處要遠遠大於任何可能存在的好處。請想一想26歲的聖路易斯居民貝卡.坎貝爾(Becca Campbell)身上發生的悲劇:據報導,她為了保護自己和兩個女兒買了一把槍。而實際上她並沒有遇到像弗格森騷亂那樣的危險,卻不小心射傷了自己,最終不治身亡。
對於疫苗和持槍這兩個案例,科學依據都強烈建議採取如下立場——為孩子接種疫苗,不要把槍放在家裡——然而我們中的許多人選擇了無視或拒絕科學建議。我們特意區分了“無視”和“拒絕”,前者表明該人不知道這類科學依據,後者表明該人知道有這類科學依據,但是主動選擇了不認同。我們很快就列出了一張清單,列出了若干其他公然違背科學依據,卻能得到至少是一部分人極其堅定的支持的醫療保健類觀點:
疫苗有害。
放在住宅里的槍支能保護居住者免遭武裝入侵者的侵害。
包含轉基因作物的食品對人類健康有害。
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
核電站比火力發電廠更危險。
抗生素對治療病毒感染有效。
未經巴氏消毒的牛奶是安全的,而且含有優質營養物質;這些營養物質會被巴氏消毒的過程破壞。
電休克療法(ECT)會造成腦損傷,而且沒有療效。
在本書中,我們會呈現相關證據,證明上述觀點沒有一條是正確的。但我們的目的不是鉅細靡遺地分析科學數據和研究結果。有很多其他文獻綜述列出了與上述八種觀點相反的證據,論證嚴密,細節完備。我們在本書中的任務是試圖理解為什麼有理性、有頭腦也有善意的人們會相信這些觀點。
有很多思維過程能令我們表現出人性、擁有同理心、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可以幫助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存活下來;這些思維過程都有可能在運用到科學家所說的“科學推理”時令我們誤入歧途。為什麼?對不少初學者而言,科學推理很難掌握,因為它令人失去了信心十足作出肯定陳述的能力。科學推理的過程是:建立將來可能被推翻的假說,在證實因果關係之前需要提出大量要求,涉及的是人群而不是個人。換句話說,從科學角度出發我們永遠不能給出100%肯定的結論,只能非常接近絕對肯定。這一點與我們人類的慣有思維是衝突的。更有甚者,科學是通過反复否定和證偽取得進展的,而我們天生就不想輕易轉變自己的觀念。結果就是,多個純粹的健康問題和常見的心理問題結合在一起,會令我們更容易在思考科學和醫學問題時犯錯,作出對自身健康沒有好處的決定。
這些糟糕決定往往包括採取冒險行為,例如拒絕接種疫苗,消費不健康食品,抽煙,不按照醫生建議的飲食運動方式生活,進行不安全性行為。我們認為,這些冒險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復雜的心理因素,這些心理因素的生理基礎是已知的。在本書中,我們將探究糟糕決定和不理智的健康觀念背後的生理和神經生物學原因。我們認為,在多種情況下,前述心理動機都是適應性的(意思是,這類動機在進化中留存至今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和健康),但應用這類心理動機的方式往往是適應不良的。我們還認為,如果缺乏對不理智的醫學決定背後的心理、生理基礎的正確認知,我們這個社會就不能設計出一種策略來緩解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在總結中提出了一套可以對抗糟糕的醫學決定的方法,該方法充分考慮到了心理和神經生物學因素,就如何鼓勵人們採納科學性更強的意見,而不至於在執行時打折扣,也不至於抹殺掉他們可貴的情感反應提供了指南。
我們將在行文中多次強調本書核心問題的出現不僅僅是由於缺乏信息,儘管這的確可能是原因之一。哪怕我們知曉並理解全部相關事實,不理智行為仍然可能出現。考慮到我們現在對人腦功能的認知,嚴格來說,甚至可能不該將對科學結論的否定貼上“不理智”的標籤。更確切地說,這種否定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心智活動的產物。這就意味著,簡單的教育不足以轉變對科學結論的否定。自然,對反科學人士有多麼“愚蠢”發表憤怒的長篇大論並不能體現這樣的態度。舉例來說,《大西洋》雜誌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討論了許多洛杉磯城的家長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的問題,文章總結道:“這些人擁有的財富給了他們僱傭願意放縱他們這種不理智信念的非正統兒科醫生的機會。但有錢並不能賦予他們將整個城市的兒童無緣無故地置於19世紀的恐怖疾病的威脅之下的權利。”這個例子中的文章之所以沒有作用,是因為它試圖靠羞辱人們改變他們的信念和行為,而這在解決健康和醫學理念問題時基本無效。正如加拿大科學家尚塔爾.普利奧(Chantal Pouliot)和朱莉.戈德布(Julie Godout)在她們的一篇討論公眾科學教育的精彩文章中指出的,當科學家們思考如何與非科學界人士交流時,一般會採取“知識不足”模式,也就是認為非科學界人士只是不了解相關事實。對此,這兩位作者的主張卻是:有證據表明,非科學界人士其實能夠理解“研究的複雜性以及與許多科技成果並存的不確定性”。普利奧和戈德布呼籲廣大科學家應學習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結果,即大眾確實有能力理解科學概念。
本書的六個章節每一章研究一個科學否定論問題背後的關鍵動因。每一章都結合了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政治和神經生物學的知識。我們並未斷定只能在這些學科中找到科學否定論現象背後的原因,但是經過一番辛勤鑽研,我們傾向於認為這些知識可以解釋最重要也最突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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