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覽紀錄

TOP
【反詐騙】接到可疑電話該怎麼辦?提醒您「不碰不說」。聽到「訂單錯誤要操作ATM/網銀就是詐騙」!
1/1
庫存 > 10
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
定  價:NT$500元
優惠價: 79395
可得紅利積點:11 點

庫存 > 10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多年來我們都在找一些獨有的東西來定義香港,這個夏天我們找到了。

  二〇一九年,香港人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香港人團結起來守護瀕危的我城,用自己的方法把香港放在世界的版圖上,運動發展到某階段香港人有一種自豪感,覺得香港人真是了不起,重新定義了香港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不是舊獅子山精神那種「自力更生」、「東方之珠」、「經濟城市」,而是新獅子山精神的「拆一掛十」,以強大的勇氣和韌性,在專制的銳實力最前線,頑抗。
  二〇一九年夏天的運動,從來就是個身份運動。「反送中」始終是在強調香港和內地(中國)的最大不同:人權和法治的保障,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不同的群體在沒有大台但面對強大暴力的情况下,各自戮力去想自己可以為香港做什麼。這種身份認同,不能由某個政權強加,未必有偉大的藍圖,卻是由在其中的香港人一點一點實踐出來的。
  《反抗的共同體》詳述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的源起、過程與影響,擴及政權的因應、國際之間的角力(包括台灣),最終試圖逼近反抗運動如何形塑這一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進而長出一個命運共同體。

馬嶽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香港選舉、政府、政黨及議會發展、民主化、政治經濟學及東歐轉型期政治,並定期於香港各大報章發表文章。著有《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與蔡子強合著)。


封面繪圖
柳廣成
香港創作者。童年成長於日本,返回香港修讀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著有《被消失的香港》及連載短篇漫畫十餘部。

馬嶽 作者序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我放下了手頭上本來在做的研究和寫作項目,打開手提電腦,咬一咬唇,決定寫字,開始了寫這本書。
我其實主要只懂得寫字。
八月十一日晚上,一名女急救員在尖沙咀被打盲一隻眼睛、不少抗爭者在銅鑼灣一帶被痛打被逮捕、警察把催淚彈打進葵芳港鐵站、在太古港鐵站內追打已經準備離開的人群。這一天內的暴力帶來的盛怒,觸發很多人翌日到香港機場示威,癱瘓了機場運作及交通,很多人接著由機場徒步走到東涌離開。三個星期後,數以千計的人再到機場抗議,再徒步從機場走了二十公里離開大嶼山,不少義務司機駕車接載離開,傳媒稱之為「港式鄧宼克」大撤退。這兩件事,和很多二〇一九年的抗爭經驗,教曉了很多香港人,很多本來以為不可能的事,其實都是可能的。
二〇一九年六月,香港因反《逃犯條例》爆發前所未有的激烈抗爭。由二月政府提出因為台灣的「潘曉穎案」而要修改法例,令在香港的「逃犯」可以被引渡到一些本來沒有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大陸)開始,香港民間不同的組織或個人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反對修例,包括連署聲明、大規模遊行集會、國際遊說、不合作運動、罷工、破壞交通、暴力抗爭,以及其他表態支持的行動如「人鏈」、唱歌等,由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百萬人遊行的第一個高峰,到二〇二〇年一月新冠肺炎爆發,令很多街頭行動無法再進行為止,七個月內的抗爭行動紛至沓來,牽涉史無前例數目的行動和行動者,引發大規模的拘捕和武力鎮壓,也牽動許多關注香港的人的心。這場運動根本地改變了中港關係、改變了香港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影響了台灣總統選舉、也令香港成為中美關係焦點之一。對香港來說,這場運動根本地打破了廿多年來「自由專制」的賽局。用香港人近年常用的說法:「一切都回不去了。」
***
我自打字那一天起,就在思考這本書應該叫什麼名,什麼才是適當的名詞去形容二〇一九年夏天開始的這場運動。用我自己的說法,在二〇一九年,香港人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很多東西都出現了質變。我當然有想過用周保松的「自由之夏」,但我很早便覺得這名稱太浪漫太和平,不足以準確描寫這場運動這個夏天的傷痛、悲情、憤慨,以至這場運動對香港的深遠意義。
到了二〇一九年十月四日,也就是特區政府宣布根據《緊急法》立《反蒙面法》的一天,自發上街的香港人喊出了「香港人,反抗!」,於是我想到了:這場運動的本質,是香港人為了捍衛自己自由和生活方式的絕地反抗;運動最重要的影響,是香港人整體反抗精神的大大提升。很多備受壓迫的香港人在二〇一九年醒覺,要起來加入反抗的行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盡所能地為香港奮鬥。
香港人的身份意識,經歷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造就了一個新的共同體意識。很多香港人共同經歷傷痛、榮光、亢奮、憤怒,又再傷痛、榮光、亢奮、憤怒。許多個各自無眠的深夜、血汗混和腳步的日子、淚水和髒話伴隨著看直播的晚上,把支持運動的香港人縛在一起。這將會根本地改變香港的發展軌跡。
在書寫期間,想過就簡單地用「二〇一九年反抗運動」作書名。總編輯秀如說很喜歡我曾用過的「實踐的共同體」這標題,建議用來作書名。我說不如就用「反抗的共同體」吧。共同反抗的經驗和情感,是定義這個共同體的不可磨滅獨一無二的內容。「反抗」和「共同體」,在我而言是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轉變。
***
二〇一六年,英國公投通過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兩件對西方世界政治發展帶來莫大變化的事,也為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政治學)帶來莫大的衝擊。不少學者因而反思為什麼不能預見如此重大的政治轉變。有人指出,不少當代的政治學研究脫離現實政治,學術會議和期刊討論鑽研的理論和方法學都太「離地」,和一般人體驗的政治和實際影響政治的因素距離甚遠。社會政治變化累積量變到質變,但學術工作者並不了解。
大約在二〇一七~二〇一八年吧,我在某一兩次往返開會的長途飛機上,把史帝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How Democracies Die(中譯《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時報出版)看完,感觸良多。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當然是當代研究民主化、專制政治和混雜政體的明星。這本書並非以大學出版社那種學術書籍的方法格式寫成,而是普通人都可以看得懂,但卻是研究了很久政治學的人才可以寫得出的觀察和分析,讀了之後應該可以加深對世界政治過程的理解。
我感覺到有關香港政治,我們這一代香港學者的書寫都不夠,尤其是用中文的書寫。大學的學術評審遊戲規則只看重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的出版,當然要用英語書寫,而香港研究和推動大眾了解香港政治和社會的中文著作一直數量不夠。年輕學者的研究衝勁和好奇心創新性最強,但如果他們身處大學學院之中,精力大多不會投放在香港政治研究或者推廣的工作上。近年來研究香港的本地學者增加了,但他們要致力期刊出版,而英語學術期刊的書寫方法,往往是普通人不能看懂的,期刊要求聚焦很小很深入的問題,對普羅大眾來說,將常不能提供一個綜觀的脈絡,令他們更了解所處社會的政治。
本書不是嚴謹的現代政治學著作。沒有高深的學術理論或假設(hypothesis)的測試,沒有整體的理論框架來分析整個運動,沒有多因的量化統計分析,原始一手資料也不多,主要根據的都是普通人可以找得到的公開資訊。本書是一個研究香港政治的人在二〇一九年夏天(和秋天和其後……)身處香港的觀察、分析和書寫。我的出發點,是希望寫一本普通人(即是沒有唸過什麼政治學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的書,一本只要關心香港、希望了解二〇一九年香港的反抗運動是怎麼一回事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覺得有參考價值的書。
***
這本書寫來並不容易。首先是要告訴自己集中精神寫字。書中的不少字其實是很多次關掉直播咬著下唇寫出來的。第二是整個運動牽涉到無數的行動和事件,很多都有血有淚,亦各承載不同價值,很難逐一詳細描述和分析,掛一漏萬或掛萬漏一可能都難以避免。對親歷運動的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本書裡對不少事件的描述和討論都可能不足夠,有些有意義的行動和事件沒有包括在內,有些寫得過度簡略,但現在已經超過二十萬字了。這個書寫只可以作為一個開端一個基礎,不同的人已經用不同角度不同媒介記錄這場運動,我相信不同形式的書寫或者紀錄,應該還是會陸續問世的。
第三個難題,是我們當老師的經常告誡學生:不要寫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因為那是移動的目標,事情沒有發展完,很難看得清楚,身處事件之中分析,難免有偏差。但教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告訴學生的事情,不足為奇。由二〇一九年八月開始寫,一邊寫一邊修正一些早期階段的看法,同時告誡自己寫的時候要抽離一些。到了二〇一九年底,已經超過十萬多字,但我完全想不到這本書可以怎樣寫完。當時我看不到政府會正面回應「五大訴求」,但我相信運動不會完結,會轉化為新形式新階段的抗爭。新冠肺炎在二〇二〇年一月底爆發,令反送中運動的動員可說是暫時止息。各類行動其後持續,參與人數因各種原因減少,很多人沒有放棄。我相信反送中運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會轉化成不同形式,但是時候就這七、八個月的運動做個總結了。
我必須承認,對一個唸了政治學超過三十年,關注和研究書寫香港政治發展也近三十年的人來說,二〇一九年發生的事情,很多都出乎我理解或預計的範圍以外。我唸過的政治學,很多都似乎不管用。唸政治學,初心不外乎希望能把自己所處社會的政治搞好,但到了二〇二〇年目睹香港政治的現狀,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和參與的人,只能有無盡的無奈與唏噓。這是個「秀才遇著兵」的世代,知識份子常感難以自處,也許因為我們通常都只懂寫字。
***
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歲、二十二歲、三十二歲、以至七十二歲的人,總有一天會回望這年這刻骨銘心的運動,回想當年曾經發生什麼事,甚至他們的子子孫孫,將來要重新探訪這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一項運動時,他們會發現什麼呢?
寫在二〇二〇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只成就了一項,抗爭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招來政權強硬的回應,短期內看不見有成功的把握。親身經歷這場運動的人,有責任把它記錄書寫下來。歷史,往往是政治鬥爭中獲勝的人主導書寫。政權最擅長的,就是透過書寫歷史改造人的記憶,透過掌控過去來掌控現在。公民社會、知識份子和庶民,都有責任把他自己經歷、看法和分析寫出來。
書除非被燒盡,始終是重要的紀錄。若干年後,很多人可能會選擇忘記,或者害怕想起二〇一九年發生的事情。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很多人記著二〇一九 年在香港發生的事。
本書得以完成,得力於在台灣讀博士班的文己翎替我蒐集整理各種相關資料。非常感謝左岸的總編輯黃秀如給我這個為台灣讀者介紹香港的機會,左岸的編輯們在過程中給予非常重要的意見和幫忙,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本書整理出版,很了不起。介民、明修、鐵志三位「巨頭」替本書寫序,實在是萬分榮幸。在香港我一直無緣識荊柳廣成先生,但他二話不說地便替我畫封面,令本書生色不少。至於書的各種不足和遺漏,自然都是我個人的責任。

謹以此書獻給
那即將到來的日子。

馬嶽 作者序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我放下了手頭上本來在做的研究和寫作項目,打開手提電腦,咬一咬唇,決定寫字,開始了寫這本書。
我其實主要只懂得寫字。
八月十一日晚上,一名女急救員在尖沙咀被打盲一隻眼睛、不少抗爭者在銅鑼灣一帶被痛打被逮捕、警察把催淚彈打進葵芳港鐵站、在太古港鐵站內追打已經準備離開的人群。這一天內的暴力帶來的盛怒,觸發很多人翌日到香港機場示威,癱瘓了機場運作及交通,很多人接著由機場徒步走到東涌離開。三個星期後,數以千計的人再到機場抗議,再徒步從機場走了二十公里離開大嶼山,不少義務司機駕車接載離開,傳媒稱之為「港式鄧宼克」大撤退。這兩件事,和很多二〇一九年的抗爭經驗,教曉了很多香港人,很多本來以為不可能的事,其實都是可能的。
二〇一九年六月,香港因反《逃犯條例》爆發前所未有的激烈抗爭。由二月政府提出因為台灣的「潘曉穎案」而要修改法例,令在香港的「逃犯」可以被引渡到一些本來沒有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大陸)開始,香港民間不同的組織或個人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反對修例,包括聯署聲明、大規模遊行集會、國際遊說、不合作運動、罷工、破壞交通、暴力抗爭,以及其他表態支持的行動如「人鏈」、唱歌等,由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百萬人遊行的第一個高峰,到二〇二〇年一月新冠肺炎爆發,令很多街頭行動無法再進行為止,七個月內的抗爭行動紛至沓來,牽涉史無前例數目的行動和行動者,引發大規模的拘捕和武力鎮壓,也牽動許多關注香港的人的心。這場運動根本地改變了中港關係、改變了香港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影響了台灣總統選舉、也令香港成為中美關係焦點之一。對香港來說,這場運動根本地打破了二十多年來「自由專制」的賽局。用香港人近年常用的說法:「一切都回不去了。」
***
我自打字那一天起,就在思考這本書應該叫什麼名,什麼才是適當的名詞去形容二〇一九年夏天開始的這場運動。用我自己的說法,在二〇一九年,香港人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很多東西都出現了質變。我當然有想過用周保松的「自由之夏」,但我很早便覺得這名稱太浪漫太和平,不足以準確描寫這場運動這個夏天的傷痛、悲情、憤慨,以至這場運動對香港的深遠意義。
到了二〇一九年十月四日,也就是特區政府宣布根據《緊急法》立《反蒙面法》的一天,自發上街的香港人喊出了「香港人,反抗!」,於是我想到了:這場運動的本質,是香港人為了捍衛自己自由和生活方式的絕地反抗;運動最重要的影響,是香港人整體反抗精神的大大提升。很多備受壓迫的香港人在二〇一九年醒覺,要起來加入反抗的行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盡所能地為香港奮鬥。
香港人的身份意識,經歷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造就了一個新的共同體意識。很多香港人共同經歷傷痛、榮光、亢奮、憤怒,又再傷痛、榮光、亢奮、憤怒。許多個各自無眠的深夜、血汗混和腳步的日子、淚水和髒話伴隨著看直播的晚上,把支持運動的香港人縛在一起。這將會根本地改變香港的發展軌跡。
在書寫期間,想過就簡單地用「二〇一九年反抗運動」作書名。總編輯秀如說很喜歡我曾用過的「實踐的共同體」這標題,建議用來作書名。我說不如就用「反抗的共同體」吧。共同反抗的經驗和情感,是定義這個共同體的不可磨滅獨一無二的內容。「反抗」和「共同體」,在我而言是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轉變。
***
二〇一六年,英國公投通過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兩件對西方世界政治發展帶來莫大變化的事,也為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政治學)帶來莫大的衝擊。不少學者因而反思為什麼不能預見如此重大的政治轉變。有人指出,不少當代的政治學研究脫離現實政治,學術會議和期刊討論鑽研的理論和方法學都太「離地」,和一般人體驗的政治和實際影響政治的因素距離甚遠。社會政治變化累積量變到質變,但學術工作者並不了解。
大約在二〇一七~一八年吧,我在某一兩次往返開會的長途飛機上,把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How Democracies Die(中譯《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時報出版)看完,感觸良多。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當然是當代研究民主化、專制政治和混雜政體的明星。這本書並非以大學出版社那種學術書籍的方法格式寫成,而是普通人都可以看得懂,但卻是研究了很久政治學的人才可以寫得出的觀察和分析,讀了之後應該可以加深對世界政治過程的理解。
我感覺到有關香港政治,我們這一代香港學者的書寫都不夠,尤其是用中文的書寫。大學的學術評審遊戲規則只看重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的出版,當然要用英語書寫,而香港研究和推動大眾了解香港政治和社會的中文著作一直數量不夠。年輕學者的研究衝勁和好奇心創新性最強,但如果他們身處大學學院之中,精力大多不會投放在香港政治研究或者推廣的工作上。近年來研究香港的本地學者增加了,但他們要致力期刊出版,而英語學術期刊的書寫方法,往往是普通人不能看懂的,期刊要求聚焦很小很深入的問題,對普羅大眾來說,經常不能提供一個綜觀的脈絡,令他們更了解所處社會的政治。
本書不是嚴謹的現代政治學著作。沒有高深的學術理論或假設(hypothesis)的測試,沒有整體的理論框架來分析整個運動,沒有多因的量化統計分析,原始一手資料也不多,主要根據的都是普通人可以找得到的公開資訊。本書是一個研究香港政治的人在二〇一九年夏天(和秋天和其後……)身處香港的觀察、分析和書寫。我的出發點,是希望寫一本普通人(即是沒有唸過什麼政治學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的書,一本只要關心香港、希望了解二〇一九年香港的反抗運動是怎麼一回事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覺得有參考價值的書。
***
這本書寫來並不容易。首先是要告訴自己集中精神寫字。書中的不少字其實是很多次關掉直播咬著下唇寫出來的。第二是整個運動牽涉到無數的行動和事件,很多都有血有淚,亦各承載不同價值,很難逐一詳細描述和分析,掛一漏萬或掛萬漏一可能都難以避免。對親歷運動的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本書裡對不少事件的描述和討論都可能不足夠,有些有意義的行動和事件沒有包括在內,有些寫得過度簡略,但現在已經超過二十萬字了。這個書寫只可以作為一個開端一個基礎,不同的人已經用不同角度不同媒介記錄這場運動,我相信不同形式的書寫或者紀錄,應該還是會陸續問世的。
第三個難題,是我們當老師的經常告誡學生:不要寫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因為那是移動的目標,事情沒有發展完,很難看得清楚,身處事件之中分析,難免有偏差。但教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告訴學生的事情,不足為奇。由二〇一九年八月開始寫,一邊寫一邊修正一些早期階段的看法,同時告誡自己寫的時候要抽離一些。到了二〇一九年底,已經超過十萬多字,但我完全想不到這本書可以怎樣寫完。當時我看不到政府會正面回應「五大訴求」,但我相信運動不會完結,會轉化為新形式新階段的抗爭。新冠肺炎在二〇二〇年一月底爆發,令反送中運動的動員可說是暫時止息。各類行動其後持續,參與人數因各種原因減少,很多人沒有放棄。我相信反送中運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會轉化成不同形式,但是時候就這七、八個月的運動做個總結了。
我必須承認,對一個唸了政治學超過三十年,關注和研究書寫香港政治發展也近三十年的人來說,二〇一九年發生的事情,很多都出乎我理解或預計的範圍以外。我唸過的政治學,很多都似乎不管用。唸政治學,初心不外乎希望能把自己所處社會的政治搞好,但到了二〇二〇年目睹香港政治的現狀,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和參與的人,只能有無盡的無奈與唏噓。這是個「秀才遇著兵」的世代,知識份子常感難以自處,也許因為我們通常都只懂寫字。
***
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歲、二十二歲、三十二歲、以至七十二歲的人,總有一天會回望這年這刻骨銘心的運動,回想當年曾經發生什麼事,甚至他們的子子孫孫,將來要重新探訪這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一項運動時,他們會發現什麼呢?
寫在二〇二〇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只成就了一項,抗爭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招來政權強硬的回應,短期內看不見有成功的把握。親身經歷這場運動的人,有責任把它記錄書寫下來。歷史,往往是政治鬥爭中獲勝的人主導書寫。政權最擅長的,就是透過書寫歷史改造人的記憶,透過掌控過去來掌控現在。公民社會、知識份子和庶民,都有責任把他自己的經歷、看法和分析寫出來。
書除非被燒盡,始終是重要的紀錄。若干年後,很多人可能會選擇忘記,或者害怕想起二〇一九年發生的事情。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很多人記著二〇一九年在香港發生的事。
本書得以完成,得力於在台灣讀博士班的文己翎替我蒐集整理各種相關資料。非常感謝左岸的總編輯黃秀如給我這個為台灣讀者介紹香港的機會,左岸的編輯們在過程中給予非常重要的意見和幫忙,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本書整理出版,很了不起。介民、明修、鐵志三位「巨頭」替本書寫序,實在是萬分榮幸。在香港我一直無緣識荊柳廣成先生,但他二話不說地便替我畫封面,令本書生色不少。至於書的各種不足和遺漏,自然都是我個人的責任。

謹以此書獻給
那即將到來的日子。


 

推薦序:美中對抗下的香港抵抗運動(吳介民)
推薦序:從不可能到不可避免的劇變(何明修)
推薦序:「我何嘗又唔係好撚鍾意香港」(張鐵志)

作者序

第一章  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
1.1 雨傘運動的影響
1.2  從二〇一五到二〇一九:自治和自由的倒退
1.3  旺角事件、DQ 及政治審訊
1.4  小結

第二章 百萬人上街之前
2.1  背景
2.2  各界團體意見、方案和回應
2.3  議會戰線
2.4  聯署運動
2.5  北京的介入
2.6  小結

第三章 三百零三萬又一個人的八天
3.1  六月九日的遊行
3.2  六月十二日
3.3  過渡期
3.4  六月十五日的兩件事情
3.5  三百零三萬又一個人的八天

第四章 無大台 兄弟爬山 不割席 Be Water
4.1  無大台
4.2  兄弟爬山 不篤灰 不割席
4.3  Be Water
4.4  小結

第五章 和理非與勇武的螺旋
5.1  策略辯論之源
5.2  六月:和理非主導
5.3  七一衝立法會:是你告訴我們和平遊行沒有用
5.4  七月:和理非與勇武的螺旋(一)
5.5  八月:和理非與勇武的螺旋(二)
5.6  九月後:和理非與勇武的螺旋(三)
5.7  為什麼沒有切割?
5.8  小結

第六章 政權策略篇
6.1  香港還是中國?
6.2  民意層面
6.3  雙軌矛盾策略時期
6.4  止暴制亂,愈止愈亂
6.5  白色恐怖、心戰與喬裝
6.6  「攬炒」的邏輯
6.7  運動與區議會選舉
6.8  從四中全會到國安法
6.9  小結

第七章 國際篇
7.1  外交脈絡及背景
7.2  外國政府表態與遊說

第八章  台灣篇

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宣稱目的是為了把一名涉嫌在台灣殺人者(陳同佳)引渡到台灣。《逃犯條例》引起的反抗運動,結果對台灣政治以至二〇二〇年台灣的總統大選有相當的影響,影響了兩岸關係以及台灣在區域和國際上的自我定位和格局。這可以說是「蝴蝶效應」的最佳說明。

■港台命運共同體
香港和台灣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而多年來民間的交流和旅遊亦非常頻繁。兩地都是華人社會,都曾是殖民地,都有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兩地的民主化過程其實都在八〇年代開始,但香港的民主化在「沒有獨立的非殖化」 和「一國兩制」下進展緩慢,而台灣早在一九九六年便已推行總統直選,在二〇〇〇年出現政黨輪替。香港的政界自九〇年代開始便到台灣觀選交流。不少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對台灣人熱情投入政治運動和選舉,以及台灣能成為自由民主體制而逐漸鞏固,一直有種羨慕。到了近十年,香港民主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自由倒退,更令年輕一代羨慕台灣可以直選總統以及立法機關。

近數年來,台灣和香港是「命運共同體」的論述逐漸形成。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統戰和各層面的社會滲透,令台灣人(特別是綠營人士)開始關注香港的經驗,即中國如何透過發揮政經影響力以控制香港,令香港的自由和自治受損,以及中國是否會以同樣策略影響及控制台灣。香港二〇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和爭取特首直選失敗,二〇一五年底的銅鑼灣書店事件等,都引起台灣相當的關注,害怕中國在台灣的影響力擴張,最終會吃掉台灣。社運團體亦開始關注中國對台灣的各種影響。近年台灣幾個重要注目的社會運動,包括反媒體巨獸運動、反服貿(太陽花)運動、反課綱微調運動等,主調都是反對中國影響力在台灣擴張。

二〇一四年,台灣和香港先後爆發「太陽花學運」和「雨傘運動」,兩運動都由學生主導。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並非預先計劃,但運動前兩地的學生運動團體一直有互訪交流;香港的「佔中運動」則是在二〇一三年初已經開始討論,也曾經參考過台灣的非暴力抗爭經驗。「佔中」的公民抗命和以佔領作抗爭的概念某程度上啟迪了台灣太陽花運動,而太陽花運動反過來又鼓勵了香港的年輕人在九月佔領街頭。 兩佔領運動期間,兩地學生多次互相聲援,而口號、抗爭手段和劇目也互相借用(包括香港常見的標語「自己香港自己救」,就脫胎於太陽花的「自己國家自己救」)。香港抗爭者之所以會在七月一日闖入立法會,也是受了台灣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的經驗的影響。

二〇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中,「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常見的口號,亦有香港本土派人士在台灣報章以此為題刊登廣告。 大前提是兩地都面臨中國的專制勢力擴張,而台灣的觀感是香港在中國的政經力量控制下,已經沒有自由和自治,中共也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和自治。比較偏向綠營的意見認為,如果不抵抗中國各種影響力的入侵,台灣就會像香港一樣被慢慢控制而失掉自由。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論述和口號在二〇一六年的台灣總統大選亦有出現,進而發展成台灣和香港是「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對台灣的綠營支持者以及香港的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來說,兩地都面臨了中共以政經力量控制滲透的威脅。兩地(尤其年輕人)都發展了新的本土意識,為了自行決定土地的命運而要抵抗中共,目的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自治這樣的普世價值。香港的本土派和台灣的綠營都因鼓吹「獨立」或「自決」等價值而被中共視為大敵,成為打壓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台灣和香港的年輕人有著一種同情、同仇敵愾以至脣亡齒寒的感覺,有強烈的應該互相支援的意識。這慢慢發展成兩地是「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和情緒。

■陳同佳案的操作
自港府提出修例以來,民進黨政府都不認同港府以《逃犯條例》來處理陳同佳案,認為這會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和法治,特別是不會接受條例中將台灣列為「中國其他地區」。台灣政府並且表明了曾三次就陳同佳案要求與香港政府會商,但港府沒有回應,這對港府的公信力亦造成影響。

陳同佳在香港雖然不能被控殺人罪,卻被判洗黑錢入獄二十九個月,刑期於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屆滿。特區政府以陳同佳會在十月刑滿出獄,來解釋修例需要在暑假前完成,以免陳同佳變成自由人。陳同佳在出獄前透過聖公會主教管浩鳴表示,願意在管主教的陪同下到台灣自首,前提是不會被判死刑。十月十七日,台灣法務部呼籲香港繼續扣押陳同佳,指出據了解香港警方掌握了不少陳同佳在香港時計劃謀殺的證據,因而並非不可以在香港處理陳案。十月十八日,港府表示警務處已去信台灣內政部表達陳同佳自首的意願,表示特區政府會提供協助。台灣士林檢察署則表示由於陳同佳已在通緝名單,不符合自首的條件,故此他如果入境則會被逮捕。陸委會發表聲明,堅持只有在香港政府將其掌握的有關陳同佳犯罪的全部資訊交給台灣,才會讓陳同佳入境。十月二十二日,陸委會表示將派檢警到香港押送陳同佳回台灣受審,但特區政府翌日的聲明表示這無疑是台灣跨境執法,不能接受,而台灣人員亦被拒入境。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經歷多月的激烈社會衝突後,到了十月陳同佳案如何了結也許已毫不重要,亦不再會影響他們對政府的印象和評價。特區政府高層可能以為政府著力解決陳案,可以令公眾覺得特區政府重視公義,積極將犯罪者繩之以法,但香港人到了十月對此案的關注已不大。就陳同佳是否自首、如何自首、如何結案,在台灣和港府搞了一輪你來我往以後,對香港的運動和民情其實已經起不了任何影響。

■反抗運動與台灣總統選舉
二〇一八年底的台灣地方選舉,聚焦在蔡英文執政缺乏成績以及經濟不振的議題上,所以懲罰民進黨。但習近平在二〇一九年初就《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發言,令民進黨政府可以把總統選舉的議題轉到政治、兩岸關係和「一國兩制是否適合台灣」的問題上。自反送中的群眾運動在二〇一九年六月爆發,大量抗爭和警暴鏡頭震驚了台灣人。民進黨抓緊機會把總統選舉議題集中在對中國關係上,輕易地把二〇二〇年總統選舉定義為守護台灣的民主自由之戰,完全蓋過了經濟和內政議題,令國民黨處於劣勢。

香港的警暴場面勾起台灣人對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和警察暴力的回憶,形成了民進黨選戰的主要論述,即台灣現在的自由民主是人民經過多年犠牲鬥爭得來(而以前的獨裁者就是國民黨,民進黨的始創者則是爭取民主的主要人物),必須盡力守護,否則很容易倒退到香港現在的情況。蔡英文選戰的主調是中國的控制和滲透會日漸侵蝕台灣的民主自由,如果選民選出「親中」的國民黨,中國影響會長驅直進,甚至以「一國兩制」嘗試統一台灣,但香港政府對自由的打壓和抗爭者所受的暴力已表明了「一國兩制」只意味著自由和民主的喪失。這項策略被國民黨及部份媒體批評為操作「亡國感」,但無疑香港的反抗運動在多個月內所面對的「恐怖情況」,令更多的台灣人可以認同這種危機感。

國民黨和韓國瑜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立場一直都是曖昧以至冷淡的。韓國瑜在三月二十二日訪港時獲港府高規格接待,晚上會見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並熱烈握手,此舉備受台灣傳媒批評,成為他「親中」的標記。六月九日香港第一次百萬人上街,韓國瑜的第一個反應是「不知道,不了解」。其後韓和國民黨高層(例如朱立倫)的主調都是一國兩制不適合台灣,因為台灣人民不接受。在反送中幾個月的激烈抗爭期間,國民黨和韓國瑜都鮮少就香港的運動主動表態,當被問及時也只表達比較空泛的立場,並不如民進黨和蔡英文般嚴詞批評中共並且明言支持香港抗爭。國民黨的立委不分區名單把被視為「親中」的葉毓蘭和吳斯懷等放在名單前列,亦強化了國民黨親中的形象,選戰期間被民進黨集中攻擊,無疑對其選情不利。

在二〇一九年下半年的台灣選戰過程中,民進黨的選戰規劃經常引用香港的狀況來證明一國兩制並不可行,把選舉定義為「抗中」之戰。這可以從選戰期間經常出現有關香港的訊息/符號看出來。
一、「香港和台灣,相差就只一張選票」:香港和台灣很多方面都相似,主要的分別是台灣是民主政體,人民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總統、立法院和地方政府,因而政府會回應民意,不會殘害人民和削弱人民的自由,因而台灣選民需要珍惜用這張選票來避免台灣變成香港現在的情況。
二、「香港年輕人用生命和鮮血,來示範一國兩制並不可行」:不少來自香港的抗爭者、居台港人、專誠赴台的港人,都會重覆「一國兩制不可信」、「共產黨不可信」的訊息,他們的訪問或照片都會在網上被傳播,成為文宣的素材。
三、雖然周梓樂和陳彥霖的死因真相在香港沒有定案,很多懷疑是他殺的浮屍案和墮樓案亦然,但「如果你不想你的女兒變成浮屍」,以至香港年輕人「被自殺」等訊息,都經常在二〇二〇年的台灣選戰文宣中出現。
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訊息,或者香港人呼籲台灣人小心投票、回家投票、「投好票」的訊息,經常在選戰新聞或網路上廣傳。

蔡英文最後一週發布一支題為《大聲說話》的競選宣傳短片,很有效地總結了民進黨選戰的主軸訊息,也反映香港在整個選戰中的重要性。主旨是台灣平常的寧靜生活和民主自由,並不是想當然的,因為「就在幾百公里外,數不清的青年,每天被逮捕、被關押、被凌虐、被失踪」。對很多熟悉香港二〇一九年反抗運動的人來說,這短片內很多的鏡頭都可以有一個香港反抗運動的平行聯想意象。片中明言「原來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原來一國兩制就是獨裁專制」,於是台灣應該要「大聲說話」,並不單純是要捍衛台灣的生活方式和民主自由,而是「要和全世界站在一起」。這選舉訊息事實上是重新定義了民進黨在台灣繼續執政的意義,因為民進黨可以和民主世界團結携手(也包括和香港群眾),抵抗專制的擴張。

另一方面,韓國瑜的競選方針主要是避開政治和兩岸議題,繼續他選高雄市長時主打經濟牌的路線。他的主要口號非常直接:「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相對於蔡英文主打捍衛自由民主接近西方普世價值的路線,這基本上是相當保守主義的「安定繁榮」政綱:和中國打好關係,台灣就會安全不受武力威脅,台灣經濟就會得到中國的幫忙和商機而變好。二〇二〇年的台灣總統選舉於是變成:緊守自由民主價值而拒絕中國,與親近中國以換取較佳經濟發展,這兩種方針的對決。

不少香港人對台灣人作出投票呼籲,明言或不明言(有些只是呼籲他們回家投票或者「投好這一票」)希望他們支持蔡英文和民進黨。這包括居於台灣的香港人,香港人網上的呼籲,投票日前到台灣觀選的大量香港人,以及名人如何韻詩、杜汶澤、學運領袖和新當選區議員選前在網上發布的短片等。主調和上述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類似,但更接近的是「懇求」台灣人不要相信共產黨,因為香港的經驗已經證明了共產黨不會尊重民主自由,現在的承諾將來會反悔,而二〇二〇年選舉對台灣非常重要,必須要投給民進黨「頂住」共產黨,因為「我們就只能這樣示範一次了」。選前在不少民進黨的造勢活動和集會中,都可以見到香港人的身影,以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場中有人偶爾會叫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通常都會得到在場台灣人的正面回應(例如「香港加油」),同類情況不會在國民黨和韓國瑜的競選活動中出現。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對綠營是一大鼓勵,令他們相信大量香港人其實是抱持著「反中」的立場,年輕人踴躍投票,發出捍衛香港自由的政治訊息,反映只要選民大幅出來投票表態,就可以戰勝中共的資源優勢,踢走「親中」的候選人,這對刺激台灣年輕人的投票率應該有正面作用。

選舉結果在七十五%的高投票率下,蔡英文得破紀錄的八百一十七萬票,以二百六十五萬票之多擊敗韓國瑜,民進黨亦奪下立法院過半數的六十一席得以繼續執政,完全扭轉了十四個月前民進黨在地方選舉中的劣勢。在投票前夕蔡英文的造勢晚會和開票當晚的祝捷晚會上,主持人都不止一次地對在場的香港人致意和打氣。蔡英文在選舉前夕的造勢晚會上說「香港的年輕人用生命和鮮血示範了一國兩制並不可行」,在勝選當晚的演詞中說:「相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香港朋友,都會為台灣的集體決定感到高興。」蔡英文在當選後翌日,再在面書發文向香港人致意,包括說「全世界都會看到,台灣人守住了這座民主堡壘。香港的朋友,你們看到了嗎?」

簡單地說,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扭轉了台灣二〇二〇年大選的形勢。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勝選,相當程度上是得力於香港的反抗運動。香港因素在台灣選舉中,從來沒有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而選舉的過程和結果,更加深了兩地群眾(特別是年輕人)大家是「命運共同體」的感覺。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