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與聖人：古希臘和古典中國的知識與智慧（簡體書）

古中國和古希臘的文化對後來的文明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古典中國的文字和文化價值傳遍了整個東亞，成為韓國、日本和越南的學問基礎。希臘的學問和文化對西方的許多知識範式都有貢獻。z具西方特色的可能是邏輯證明的傳統和相關的假設，正如亞裡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所說的，“我們都渴望知道”。與此相反，中國的傳統，如老子的《道德經》告誡說，由於我們的求知欲，我們可能會喪失智慧，從而產生知識與智慧的分裂。
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些獨特的文化對彼此有什麼認識，已有相當多的學術研究將古希臘和古中國進行了比較。學者們提出的證據表明，這兩種文化實際上可能已經意識到對方的存在，儘管或許是間接的由中亞遊牧民族所促成的。《海妖與聖人》提供了一項具有啟發性的研究，並且表明，比較希臘和中國的文化將繼續成為一場不可抗拒的重要學術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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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主張比較研究必須反對“孤立主義和將人類巴爾乾化為彼此分離的文化實體”，並確定了目標:“探究對應的比喻或像徵手法，而不是拋出一套大而化之的東西方對比。”作者通過對希臘和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經典文本的創新解讀，始終以使它們相互輝映為目的，令人欽佩地實現了這一目標。

——張隆溪

致謝

導言

第一部分意向性的萌芽：《詩經》與《奧德賽》

1．詩歌與參與體驗　

2．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參與　

3．對自然世界的參與　

總結與結論　

第二部分哲學前後：修昔底德與司馬遷

1．歷史與傳統　

2．歷史書寫的體例　

3．參與的風潮：司馬遷對自己時代的描繪　

4．修昔底德對客觀性的悲劇性尋求以及這位史家抑制不住的“我”　

總結與結論　

第三部分哲人、聖人與參與體驗

1．聖人與哲人出現的語境　

2．從詩到哲學　

3．聖人、哲人以及參與性維度的恢復　

總結與結論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譯校後記

身處今日的地球村中，我們一直都知曉世界最偏僻的角落裡發生的事情，即便我們也會沮喪於無力解決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危機，哪怕我們還不能實時地通過電話和計算機屏幕同遠在千里之外的人們溝通。這當然不是諸文明歷史上的常態。例如，在古代曾存在過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明，這些文明孕育了偉大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可他們並不知道，同一時刻在千里之外，也有另一些大藝術家和大思想家在創作同樣偉大的詩歌與哲學著作。古中國和古希臘文明的關係就是這樣。

古中國和古希臘文化在似乎不知曉彼此存在的情況下，各自充當了世界文明進程中兩股主要的影響力量。古典時代中國的諸多文本和文化價值遍及整個東亞，成為韓國、日本和越南這些國家的文教基礎。哪怕在今天，有些學者仍在談論“儒家東亞”，認為環太平洋經濟體令人吃驚的崛起歸功於儒家模式（Chinese style）〔1〕。類似地，希臘文明也被認為創造了西方的許多思想範式。許多人認為，現代哲學、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軌跡，早在古代雅典已經被奠定了。這兩大文化都是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的產物〔2〕，“軸心時代”指的是約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間的一段時期，在這一段時期內，創造性的思想家似乎“紛紛從小邦相爭的多樣性和不穩定性中湧現”〔3〕。

我們對能證明古中國和古希臘間可能確實知曉彼此存在的證據很感興趣，即便這種知曉很可能並不直接，而且須經由中亞游牧民族作為中介。舉個例子，最近在一座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墓葬中發現了中國絲綢，這個驚人的發現表明，西方世界和遠東早在已知的絲綢之路建立前幾個世紀就存在來往〔4〕。當然，操印歐語系的民族最早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就和中國有密切聯繫，有可能充當了中西間的橋樑〔5〕。但如果關於古代中國和希臘文學的比較著作只限於展現這類歷史交流的實例的話，那麼比較文學家們早就可以收工了。或許“比較文學”的真義之一就在於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這樣一個觀察：善於使用隱喻還是有天賦的一個標誌，因為若想編出好的隱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間可資借喻的相似之處（陳中梅譯）（Poetics， 1459a），哪怕這些事物有可能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對於“為什麼要去比較希臘和中國”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怎麼可能不去比較它們？”在日益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如果想避免孤立主義，不想把人文學科巴爾乾化為彼此分離的文化實體，我們就不得不都成為比較文學家。

古中國和古希臘的研究領域為此提供了一片大有可為甚至是代表性的領地。在何意義上它是“有代表性的”？我們不妨稍微考慮一下與語言和書寫文本有關的問題。漢語是漢藏語系中已知最早的書寫語言，也是如今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口頭語言。古希臘語則是印歐語系中最早的書寫語言之一，而印歐語係是母語人口最多的一個語系。事實上，講漢藏語和印歐語的人口加起來超過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三。

古希臘語和古漢語的運作機制非常不同。作為約公元前500—前100年間中國的書面語言，古典漢語主要是單音節的（monosyllabic）〔6〕；語詞常常對應單個音節，相應地用單個的漢字來書寫。因為古典漢語像大多數現代漢語形式一樣，是一種沒有屈折變化的語言，通常沒法從語詞的形式本身判斷出我們通常稱為“詞類”（parts of speech）的那種東西。相反，漢語語法功能的實現依賴於語詞的順序或者合適的語助詞。對比之下，古希臘語是一門高度屈折的語言，通過繁複的詞形變化將詞語安排到復雜的關聯形式中。語言學上的這種差異——在此只能過分簡略地呈現出來——伴隨著一系列可以在文學（希臘史詩和中國抒情詩）、歷史（作為統一敘事的希臘歷史和作為“片段”展示的中國歷史）和哲學（希臘對系統化的傾向和中國對情境反應的強調）中找到的差異。〔7〕

兩門語言的文字形式同樣對比鮮明。古希臘語用一套來自早期腓尼基楔形文字的字母表來進行書寫，最晚可能在公元前10世紀前出現。有人甚至認為，“贏獲個體性的決定性一步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字母文字……［亦即］在語言中［用字母來］代表個別聲音的相關原則”。〔8〕眾所周知，漢字也許是最具衝擊性同時當然也是世界歷史上最頑強而有生命力的非字母文字。關於漢字的起源聚訟紛紜，但公元前13世紀的甲骨文清楚地表明，漢字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體系。漢字很可能起源於象形文字，但到甲骨文階段，許多字已經由多種方式得以程序化，從而遮蔽了它們象形或表意的源頭。語音原則隨著文字的發展被廣泛採用，並且是一套成熟完備的書寫系統得以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至於閱讀漢語是否牽涉與閱讀希臘文或其他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心理學的問題，我們無意在此捲入此類論爭。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從傳統上就認為，他們的文字和文字所代表的自然世界存在某種關聯，而這種關聯通常是參與性的。許慎（30？—124？年）是第一部中國漢字字源學字典的作者，他認為邁向文字的第一步肇始於傳說中的君王庖犧（=伏羲，約公元前2800年），他“仰則觀像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稍後，許慎又說，黃帝的賢臣倉頡（約公元前2500年）在“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的時候初造書契。〔9〕

這種關於漢語自然起源的觀念無論最終是對是錯，它在中國都通過書法藝術而愈加深入人心，文字的書寫筆劃同書法家用毛筆描繪的竹林、群花、山巒以及自然世界中的其他事物就此發生了關聯。毫無疑問，在漢語這樣的文字體系中，打破書寫文字和它所表現出來的世界之間的聯繫——有些人會認為這種聯繫是任意的——比在希臘文中要難多了，後者除了表達聲音之外什麼也表達不了。無論如何，在漢語中至少存在一種持久的幻覺，即文字能夠直接地、自然地參與它們試圖描繪的事物和理念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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