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玄黃：李鴻章家族傳（簡體書）

鴉片戰爭敲開中國國門後，清朝政府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形勢。李鴻章處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建淮軍，辦洋務，創水師，促外交，終其一生，為晚清修補國之裂痕。本書從李鴻章的早年落拓，到他鎮壓太平天國，創辦洋務運動達到頂點，帶領李氏家族及淮軍為晚清嘔心瀝血；再到甲午戰爭撞碎其強國夢，迅速由盛而衰，最後只能周旋於列強的外交舞臺，直至死去。整個李氏家族，因李鴻章的命運，先是大紅，後是大黑，其家族大起大落的沉浮史，就是近代中國的縮影。

王萬順，山東青州人，博士、博士後，山東省作家協會、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莫言研究會會員；從事文學教學與研究，發表學術類文章50多篇，參與、主持各級課題多項，出版學術專著《張煒詩學研究》；高中時期開始文學創作，主攻長篇小說、詩歌等。附庸風雅，喜愛詩、書、畫、印、古琴。字逆之、順之，自號醉道人、望山道人。

近代中國大事，都與李鴻章有關！李鴻章家族大起大落的發展史，就是近代中國的縮影。

首次從家族史的角度剖析李鴻章，展現李氏家族在晚清的積極與消極作用。

要瞭解晚清歷史，不能不提李鴻章。
在中國近代歷史的命運大轉折中，李鴻章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關鍵人物。
理解了李鴻章，也就理解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制度緣何走向滅亡，近代中國為什麼會有一段屈辱歷史，中國現代化之路是怎樣開啟的，中國何以為今天的中國。
李鴻章在晚清的地位和一生重要行跡，拉攏之而不得，欲除之而後快的維新派中堅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言之甚詳。在他看來，李鴻章作為一個毀譽皆達到頂點的“非常人”，已經不能用“非常之奸雄”“非常之豪傑”來評價了；他認為，“李鴻章為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
梁氏雖誇張，但此言不虛。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許多決定清王朝前途命運的軍國大事和經略大計，李鴻章都是參與者，有時是決策者，大多時候則以領導者、指揮者的身份負責實施，因此他是那段歷史最重要的締造者和見證人。
李鴻章出生于道光初年，在他青少年時期，清中期乾、嘉之後，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標誌，古老中國這輛超載的破車一路開掛，被迫走上了揮別昨日輝煌的窮途末路。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官場，納入統治體制，進而登上政治舞臺的李鴻章，對國家、社會、時代產生直接影響主要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作為淮軍首領，他率部協助曾國藩的湘軍與太平軍、撚軍作戰，並取得了最終勝利，因此位列封疆。在這個過程中，他顯示出了過人的、令曾國藩嘆服的軍事領導能力，在與洋人打交道方面，也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當然，他的軍事實力和政治資本也隨之壯大起來。太平天國行將被剿滅時，曾氏兄弟擔心李鴻章助戰爭功，但李鴻章不是那種人，他並不愚蠢，而且懂得感恩。戡平撚亂時，曾氏半途而廢，改由李鴻章擔當大任。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外交方面的弱項暴露出來，李鴻章再次迎難而上頂替老師，任直隸總督，位居八大總督之首。接著他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在位時間長達二十餘年，權勢赫赫，一時無兩。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平亂到九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李鴻章始終是中軸甚或領袖人物。直到大清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李鴻章親手葬送了自己在洋務運動中苦心經營的軍事成果，包括前半生的豐功偉績。
李鴻章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太成功的案例。
與曾國藩一樣，為了維護清朝統治，李鴻章手上也沾滿了農民起義軍(太平軍、撚軍、義和團等)的鮮血，同類相殘沒什麼可炫耀的。他與曾國藩搞洋務，創建軍械廠，最初是出於鎮壓內亂的需要。引進外來文化、科技，改革科舉考試制度，是為了培養對國家有用的人才。採礦、建鐵路、辦船廠、開醫院、興學校、通電報，以及做其他商業企業和公共事業，是為了富國強兵，與洋人爭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至於與洋人抗衡，在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面對紛至遝來的外來侵略，李鴻章無暇應對，缺少深謀遠慮和真正的準備。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被動的。雖然如此，李鴻章仍是繼林則徐、魏源等先哲之後對世界大勢有著較為清醒認識的智者，是近代化事業的推動者、奠基人，他的努力功在當時，利在後世。而且從晚清到近代，中國破除腐舊，開始走向現代化，思想文化方面的蠢蠢欲動或者開放，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在保守派的阻撓之下，李鴻章的洋務革新運動很不徹底，更不能從根本上提出動搖政治制度的主張。他的革新願望最終也沒有完全實現。因此，在“戊戌變法”時，作為慈禧太后曾經的眼前紅人，即使失寵，維新派不待見他，他也敢於公開聲明自己是“康黨”，支持變法。
自從成為北洋大臣之後，從李鴻章的所作所為來看，其職責很大程度上相當於大清國的外交部長兼國防部長，形象上則更高級一些，類似于除皇帝之外首相級別的二號人物。李鴻章大部分時間在天津辦公，外國人進京，大都先去拜訪他，以打探虛實，或者爭取他的支持。李鴻章雖然不是親王、軍機大臣，但朝廷中樞機構總理衙門基本上會參照其意見和態度，慈禧和光緒也對他甚是倚重。“洋務”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與洋人打交道，接待外賓、談判、簽約，合作或打仗，尤其是那些不平等條約，打敗後被迫簽訂的屈辱條約，不管是不是他的直接責任，他都“義不容辭”地勇於承擔了下來。誰都知道這是遭受國人唾駡甚至遺臭萬年的差事，替人擦屁股，其他人都推脫自己不懂洋務，李中堂是專家，讓他去辦吧。李鴻章在這方面又自大自負，有舍我其誰的責任感，或者說是一種愚忠。“背鍋俠”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有資格做的，沒那能力，也背不起來。李鴻章並非愚蠢，他說：“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對此他是十分明瞭的。
甲午戰敗之後，犯下彌天大罪的李鴻章沒有身家性命之虞，因為朝廷尚念其曾經有功，又忌憚其殘存的勢力，還有外國人的支持――弄不好就扶持他當皇上。身敗名裂的李鴻章投閑賢良寺，下放兩廣總督，他不是真正閑著，而是韜光養晦以圖東山再起。直到庚子之亂，義和團進京，八國聯軍侵華，惹下禍端的慈禧太后收拾不了局面，挾持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存亡之秋，大家想起了偏安南隅的李鴻章。於是乎舉國上下，各路大員，紛紛請求他出面主持大局。此時他已年屆七十八歲，老朽年邁，病骨支離。內戰內行，外戰也有一套的李鴻章決心充當一把“救火隊長”，李鴻章抱著重病與列強簽訂了《辛醜條約》，兩個月後與世長辭。為了大清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李鴻章是配得上這句話的。
由於時代的局限，李鴻章站在維護清政府統治的立場上發言，始終忠於朝廷，我們也不必苛責。至於罵李二先生是漢奸國賊，筆者也想罵幾聲，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悲歎於國勢衰微。東西方列強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中國，迫使中國與全世界為“敵”，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國際關係危機。李鴻章所說的“破屋”的“裱糊匠”，是他後半生的寫照。他沒有生不逢時，一切都是命，這是歷史的必然。假如我們處於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位置，是不是能比他做得更好，誰也不敢說。
說李鴻章是官二代不太確切，他的父親李文安和他先後考中進士，相差不過九年，父親做官後混得不好，對兒子的升遷幫助不大。但李文安的進士同年曾國藩成就了李鴻章和李瀚章兄弟則是毫無疑問的。時局動盪，兵荒馬亂，別說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家族，甚或一個國家，氣運都充滿了太多變數。如果不是“非常之人”，不具備高超的智慧，從一介平民躋身仕途，沙場征戰，一路扶搖，出人頭地，位居宰輔，權傾朝野，左右國家命運，何其難也。李氏其他兄弟建功立業，發財致富，澤被後世，依靠的是李鴻章這棵大樹。李鴻章的姻親、後代、部將、幕僚、好友、同道，雞犬升天，攀龍附驥，受惠發達者多矣。沒有李鴻章也就沒有如此龐大的一個家族，因此，把李鴻章作為李鴻章家族傳的主角，應沒什麼毛病。
但問題也出在這裡。李鴻章非常知道“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道理，從鎮壓內亂到抵抗侵略再到倡導洋務，不斷受到清議派的攻擊，他也以嚴詞和實際行動進行反擊。李鴻章有責任，有擔當，是一個能臣幹吏，但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好面子。好面子的表現不僅僅是事事講究，喜歡排場，追求光鮮外表，李鴻章的好面子還表現在念舊情，護犢子，對內、對下心太軟，縱容包庇。李鴻章非常注重人情關係，年輕時是為了仕途升遷，後來是為了延攬人才，籠絡人心，培植勢力，並為了工作方便，以施展拳腳，實現洋務革新之願望。好處是有一幫人為他效命，形成了以其為首的淮軍集團、利益集團，所以李鴻章的勢力在當時最為龐大。壞處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不辨是非忠奸，掩蓋問題，尤其是在軍隊中，影響軍紀，容易滋生腐敗，導致戰鬥力減弱。當時整個國家機器都爛透了，一觸即潰。李鴻章縱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改變不了局面，何況他也脫不了幹係。好面子的結果必然會被打臉。甲午之役讓他賠個底兒掉，顏面掃盡，狠狠地被羞辱，而且遭到日本憤青刺殺，差點要了老命，至死左臉頰骨上還嵌著一顆恥辱的子彈。
追溯歷史，總有一個因由，總有一個萌芽，總有一個事件，總有一個關鍵人物。晚清數十年的那個關鍵人物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的鄉榜同年俞樾，按照現在的說法，是當時的國學大師，他給李鴻章寫的聯語最多，有五十、六十、七十歲整壽的壽聯，還有三副挽聯，以及多副專祠對聯。挽聯是對一個人一生的評價，多誇大吹噓，比如俞樾說李鴻章“臣系天下重輕”。但挽聯中有半句還是比較客觀中肯的。他寫道：“甫四十即封疆，未五旬即宰輔，經文緯武，蓋代勳名，歷數寰中蕩寇，域外和戎，力任其難，相業巍巍千古少。”寥寥數語，概括了李鴻章的一生，並給予高度評價。“力任其難”，大起大落，毀譽交加，而能忍辱負重，承受來自內外輿論的巨大壓力，也只有李鴻章。
這也是一種強大。
有人說，我們絕不做李鴻章。李鴻章只有一個，不會再有第二個。
相似的是命運。
李鴻章的時代已經過去百餘年，有時感覺很遠，有時感覺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