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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度簡體橫排，悉心勘對；史學大師陳寅恪經典論文、雜文二十三篇，體量更大；絕世名篇《論<再生緣>》，陳師晚年頌紅妝，以歎興亡；陳先生對中醫的看法，禪宗探究，唐人小說研究……涉及唐史、明清史、佛教研究等豐富論題。
在中國，影響我最大的書是陳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別是《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季羨林燕子翩翩王謝堂，穹廬天末見牛羊。西涼舞伎龜茲樂，收入毫端說巨唐。――唐長孺
序
一九四四年底，陳寅恪剛完成《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因“左眼視網膜剝離，致失明”。其《五十六歲生日三絕》第一首雲：“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讀之淒絕。後赴英美求醫，亦未能複明。這大概是陳氏史學研究再次轉向的直接原因。
一九四九年春，陳寅恪應陳序經邀約，南下廣州任教，但始終沒有合適的助手，直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遇到黃萱。陳寅恪從未目睹其真容，卻合作了長達十四年之久。面對“門風家學之優美”的黃萱，陳寅恪果斷選擇她為自己的合作者，並立即開啟了新的研究課題。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明清才女：一個是錢塘才女陳端生，一個是秦淮才女柳如是。她們何以成為陳晚年研究的對象？可從其一九五二年的詩作中一探究竟。《男旦》詩云： “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偶觀十三妹新劇戲作》中云：“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姹女。”
一九五三年九月，陳寅恪開始撰寫《論〈再生緣〉》，翌年二月完成初稿。論文起首寫道： “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養，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雲爾。 ”（《寒柳堂集》）
一九五四年三月，陳開始撰寫《錢柳因緣詩釋證稿》，一九六四年夏初稿完成，後易名《柳如是別傳》。《錢柳因緣詩釋證稿》後附《稿竟說偈》： “奇女氣銷，三百載下。孰發幽光，陳最良也。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群鬧，皋比決舍。無事轉忙，然脂暝寫。成卌萬言，如瓶水瀉。怒罵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柳如是別傳》後附《稿竟說偈》：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失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沉思，然脂暝寫。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同年十二月為《論〈再生緣〉校補記》作序： “《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所南《心史》，故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點佛第之額粉，久已先乾；裹王娘之腳條，長則更臭。知我罪我，請俟來世。”透過《柳如是別傳》 （《錢柳因緣詩釋證稿》） 所附《稿竟說偈》和《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結合一九五三年九月陳氏的詩作： “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一九六三年冬《別傳》初稿草成時陳氏感賦律詩結語： “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可以看出這兩本著作不僅是陳氏撰寫的明清之“痛史”，亦作者之“心史”。
一九五七年陳寅恪致友人信中曾特意談及《別傳》的撰寫情況，他說：“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故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道人之新說。”（《敦煌語言文字研究通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憶陳寅恪先生》）一九六一年陳寅恪在答吳宓詢問近況的七律中寫道：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吳宓一九六一年日記記載： “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流之行事……”（《吳宓日記續編》Ⅴ）《別傳》完成之日，黃萱慨嘆： “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勾稽沉隱，以成此稿。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一九六四年譜］
俞大維痛言：“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 ，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懷念陳寅恪先生》）本集收入的陳寅恪存留詩篇，頗能反映其生命的全過程，含詠品察，亦頗有“少陵詩史”的意味。
二〇一九年十月江奇勇敬識
目次
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
韋莊《秦婦吟》校箋
狐臭與胡臭
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
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
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
《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
《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
贈蔣秉南序
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增補)
雜稿
論禪宗與三論宗之關係
韓愈與唐代小說
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跋
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
“對對子”意義
清談與清談誤國
五胡問題及其他
評吳宓詩三則
學生論文評語四則
關於黃萱先生的工作鑒定意見
對科學院的答覆
書摘/試閱
狐臭與胡臭
中古華夏民族曾雜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統，近世學人考證之者，頗亦翔實矣。寅恪則疑吾國中古醫書中有所謂腋氣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或與此端有關。但平生於生理醫藥之學絕無通解，故不敢妄說。僅就吾國古來腋氣之異稱，及舊籍所載有腋氣之人其家世種族兩點，略舉事例，聊供談助而已。尚希讀者勿因此誤會以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五八《小兒雜病諸候六》“狐臭”條云：
人有血氣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氣，謂之狐臭。而此氣能染，
易著於人。小兒多是乳養之人先有此病，染著小兒。
寅恪案：腋氣今仍稱狐臭，如報紙藥品廣告及世俗語言中猶常見之。其得名之由，依巢氏之言，以為“有如野狐之氣”，義自可通。但今日國人嘗遊歐美者，咸知彼土之人當盛年時，大抵有腋氣，必非血氣不和。其與染著無涉，更不待言也。
唐孫真人思邈《千金要方》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論曰：
有天生胡臭者，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臭者難治，為人所染者易治。
寅恪案：南宋楊士瀛《仁齋直指》有腋下胡氣之目，李時珍《本草綱目》一一《金石類》“綠礬”條附方中亦引之。“胡臭”之“胡”，自是胡人之“胡”，蓋古代“胡”“狐”二字雖可通用，但在《千金方》《仁齋直指》《本草綱目》編著之時，既不可認“胡”為“狐”之同音假借，而諸書作“胡”不作“狐”，亦不得謂以音近之故，傳寫致訛。然則腋氣實有“狐臭”及“胡臭”不同之二名可知也。惟二名孰較原始與正確，頗不易決。考唐崔令欽《教坊記》雲：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
文下原註雲：
謂腋氣也。
寅恪案：范漢女大娘子其先代之男女血統，無從得知，但竿木之伎本附屬於唐代立部伎之雜戲及柘枝舞者，而此種伎舞乃中央亞細亞輸入我國藝術之一。其伎舞之人，初本西胡族類，又多世擅其業者也。（詳《舊唐書》二九《音樂志二》、史浩峰《真隱漫錄》四五《柘枝舞大曲附柘枝舞小考》等，茲不贅述。）據此，則范漢女大娘子之血統，殊有西胡人種混雜之可能。其“微慍羝”者，或亦先世西胡血統遺傳所致耶？五代何光遠《鑑誡錄》四“斥亂常”條云：
賓貢李繤，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與李生長為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
北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二“李四郎”條云：
李四郎名糱，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繤有詩名，預賓貢焉。糱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為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為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
寅恪案：何、黃兩書皆謂繤出自波斯，且其兄糱又以鬻香藥為業。故繤為西胡血統，絕無可疑。至繤本身是否實有腋氣，抑尹鶚僅假“胡臭”之名以為譏笑，誠難確定。但《鑑誡錄》之作“胡臭”，足與《千金方》《仁齋直指》《本草綱目》等書互相印證，而李繤本人則因此條記載之故，亦發生體有腋氣之嫌疑也。總之，范漢女大娘子雖本身實有腋氣，而其血統則僅能作出於西胡之推測。李繤雖血統確是西胡，而本身則僅有腋氣之嫌疑。證據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結論，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國中古舊籍明載某人體有腋氣，而其先世男女血統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論，則不得謂腋氣與西胡無關。疑此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混淆既久之後，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倘仍以胡為名，自宜有人疑為不合。因其複似野狐之氣，遂改“胡”為“狐”矣。若所推測者不謬，則“胡臭”一名較之“狐臭”，實為原始，而且正確歟？
又孫思邈生於隋代，與巢元方為先後同時之人，故不可據巢書作“狐臭”而孫書作“胡臭”，遽謂“狐臭”之稱尚先於“胡臭”也。世之考論我國中古時代西胡人種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須為特徵，未嚐一及腋氣，故略舉事例，兼述所疑如此。
（原載一九三七年六月清華大學文學會編《語言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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