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集注今譯(全二冊)（簡體書）

一　朱熹和《四書集注》

朱熹，字元晦，晚年自號晦庵，生於公元1130 年（宋高宗建炎四年），卒於公元1200 年（宋寧宗慶元六年）。他是中國歷史上三五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命運坎坷，死後先被作為“先儒”從祀孔廟，此後又不斷晉升“先賢”“先哲”之列，成為僅次於顏回、孟子等“四配”，而和子路、子貢等並列的儒者，其地位不僅高於漢唐諸儒，而且高於孔子弟子七十賢人中的大多數。漢唐以下所有儒者之中，獲得如此殊榮的，只有朱熹一人。

《四書》，即四部儒家著作的合集。其中，《論語》在漢代就受到了特殊重視；《中庸》，南朝梁武帝時曾把它從《禮記》中分離出來，和佛經同等看待。唐代後期，韓愈等人又推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篇。宋代，程顥、程頤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提，南宋朱熹將它們合集，並傾畢生精力為之作注。朱熹生前曾建議把《四書》作為國家考試的必考課目。朱熹死後，因為《四書集注》，他被宋理宗追封為信國公，贈太師，並作為“先儒”，從祀孔廟。元代，《四書集注》成為國家考試的必考內容和標準答案。明代繼承了這一制度，並加以徹底地貫徹執行，直到清朝末年取消科舉制度為止。在數百年的時間裡，《四書集注》幾乎成為每一個讀書人指導言行的思想基礎，並經過他們，影響著所有人的思想行為，因此可以說，《四書集注》是朱熹之後到清朝末年的中國第一書。

二　《四書集注》的宗旨

依朱熹所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章句序》）在這個“教人之法”中，包含著教學的目的。朱熹對古代大學的教育目的是這樣表述的：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大學章句序》）

意思是說，上天降生了下界的民眾，並且賦予每人一個仁義禮智的本性。但是因為他們稟受的氣質不同，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本性的內容而加以保全。於是，一旦他們中間出現了一個聰明睿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本性的人物，上天就會任命他來做民眾的君主或者導師，治理和教化民眾，使民眾復歸那天賦的善良本性。這是上天設置君、師的目的，也是大學教人的目的。

《四書》及其《集注》，是朱熹為大學編定的教材，是大學教學的內容。因此，《四書集注》也當服務於這一目的，即教育學生復歸那天賦的、善良的本性。這個目的，也是朱熹終生學術活動的目的。

依朱熹所說，在夏商周三代，從王宮、國都，直到社會基層，都有學校。人到八歲，都必須入小學，到十五歲，進入大學。通過學習，人人就都知道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東西，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從而都各自安分地盡自己的職責。這是古代政治隆盛於上、風俗和美於下的原因，是後世所無法企及的。

但是到了周代，政治衰落，賢聖的君主不出現，學校教育無人過問，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孔子這樣的聖人。孔子沒有君和師的職位去盡統治和教化的責任，於是就拿來了先王的法度，誦念並加以傳播，希望能有那麼一天，先王的法度能在後世的人們那裡發揚光大。

依朱熹的意思，《大學》的內容，是曾參從孔子那裡學得並加以傳述的；《中庸》是孔子之孫、曾參之門生子思，根據從父師那裡學得的、堯舜以來列聖一脈相承的傳心之言而著述的。它們和《論語》《孟子》，所講的都是先王的法度，是古代大學裡教授的基本內容。

朱熹深為孟子以後俗儒只知記誦章句而不滿。他的《四書集注》，講述的乃是“大道之要”（《大學章句序》）。這個大道之要若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復歸自己的本性”。

三　格物致知是《大學》的靈魂

朱熹認為，讀《四書》，應從《大學》開始，所以《大學章句》是《四書集注》的第一部。

朱熹把《大學》分為經、傳兩個部分。從開頭“大學之道”到“未之有也”這205 字是經，是曾參傳述的孔子之言。

經文講了《大學》所謂的“三綱領”“八條目”。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是大學教育要達到的目標；八條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的是達到目標的途徑和步驟。

八條目的開端，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來，這說的是，認識乃是道德修養、直到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和根本。一個糊塗人，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假如這樣的人聽到了幾款道德律條就照著去做，那麼，他越是誠心誠意，就越是事與願違，甚至會走到危害社會的邪路上去。所以朱熹特意補上“格物”“致知”這一章，著力強調格物致知的根本意義。

在朱熹思想的影響下，以後的儒者都紛紛把格物或“格致”（格物致知）作為自己思想進程的出發點。對格物、致知的強調，是朱熹對中國哲學乃至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四　《論語》的仁是天理

《論語》最重要的思想是仁。《大學章句》說，仁，是上天賦予民眾的本性，所以，仁就是天理：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論語集注·學而》第二章）

“愛之理”，也就是說，仁是合乎天理的愛；或者說，只有合乎天理的愛，才能稱為仁。怎樣才是合乎天理的愛？就是合乎禮。因為：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論語集注·學而》第十二章）

這就是說，人們各種活動的儀式、法則，只是外部表現。它們的內在本質，和仁一樣，乃是天理。所以，孔子才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

孔子曾經說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裡仁》第十五章）朱熹注道：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

這就是說，在朱熹看來，所謂“一以貫之”，就是天理貫穿一切。

借助朱熹的天理人性之論，孔子的學說在新的時代獲得了新的生命。利用傳統文化資源為現實服務，朱熹的《四書集注》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五　《孟子》的人性也是天理

朱熹《孟子集注》在卷首引二程的話說：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在朱熹看來，整部《孟子》都貫穿著一個思想，那就是“性善說”。而人的本性之所以善良，因為它是得自上天的天理：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人的性就是天理，天理的內容就是仁義禮智，人稟得了這天理的全部，所以人性本善。這就是從二程到朱熹對孟子人性論的重新闡釋。

孟子主張王道仁政，主張君主要講仁義而不要講利，從而開辟了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義利之辯。朱熹對此注道：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

講仁義，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而“未嘗不利”，也就是說，仁義也是利，區別僅僅在於是誰的利。仁義所維護的，是以君主為代表的國家利益；利所指稱的，是一家或個人的利益。義利之辯，實質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之辯。

應該說，朱熹對義利之辯的理解是深刻的。

六　《中庸》論循理即是道

《中庸》開頭說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熹解釋說：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儒者們從孔子開始，如果把他們的事業集中在一個點，那就是“求道”。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裡仁》）。那麼，什麼是道？《中庸》的回答是：“率性。”朱熹的解釋是：性，就是天理。率性，就是循理。因此，循理即道。也就是說，按照天理行事，就是儒家的道。而道，也就是“中”：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庸章句》第四章）

所謂“中庸”，就是按照天理行事，不偏也不倚，不過分也沒有不及。

那麼，怎樣才能循理行道，做到中庸？《中庸》認為，基本條件是要心誠。因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

怎樣才能心誠？《中庸》說：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第二十一章）

朱熹解釋說，由誠而能明察的，是聖人；由明達到誠的，是賢人。這裡對於明與誠的論述，“與《大學》相表裡”，也就是《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和誠意正心的關係。

至此為止，朱熹就借助對《四書》的注釋，完成了他以天理為靈魂的思想體系。

七　本書選用《四庫》本的理由

本譯本采用《四庫全書》本作底本。理由有二：

一、《四書集注》從元朝末年開始作為國家教學和考試的標準教材。明朝初年，國家編定《四書大全》。清朝前期，《四書章句集注》沿襲明代編法，按照《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順序，載入《四庫全書》。此後直到清朝末年，《四庫全書》本都是官方確定的版本，也應當是學生受教、赴試的標準版本，因而是古代最重要的版本。

二、和現今通行的、也是最好的中華書局點校本相比，《四庫全書》本的文字更加準確：

1.《論語集注·憲問》第十二章：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楊氏”，中華書局本作“胡氏”。《西山讀書記》《論語集注大全》等均作“楊氏”。宋人蔡節的《論語集說》甚至明確指出是“龜山楊氏”。

2.《論語集注·憲問》第十四章：“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公孫枝”，中華書局本作“公孫拔”。元金履祥《論語集注

考證》卷七：“公孫枝，按《左傳》及注，當從‘公叔發’。《集注》或傳寫之誤。”清張尚瑗《左傳折諸》卷十八：“公叔發即公叔文子也。《論語》孔氏注作‘公孫拔’，疏作‘公孫枝’，《集注》從之。”

公叔文子，是公叔發、公孫拔，還是公孫枝，可另考，但《論語集注》就是公孫枝。至於中華書局本所據底本認定就是公孫拔，且斷定就是《集注》本之錯（見中華本《附錄：四書章句附考序》），則不敢茍同。

3.《中庸章句》第一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這一段，元朝的版本作“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明代《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對比二者以後論道：“今以後來本校之，疏密淺深，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今存《四庫全書》本，即《四書大全》本，亦即所謂“定本”。且《大全》所辯，義理以定本為勝，故本譯本從之。這一段文字，中華書局本同元本，且有所據底本之校刊者清代吳英的長篇辨析附於書後。然而在譯者看來，吳氏之辨析，不如《大全》本之辯。當然，見仁見智，各存其便。

還有一些，不一一列舉。總之，《四庫》本自有其優勝之處。

前　言

大學章句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

論語集注

論語序說

讀《論語》《孟子》法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八佾第三

裡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孟子集注

孟子序說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章句下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下

離婁章句上

離婁章句下

萬章章句上

萬章章句下

告子章句上

告子章句下

盡心章句上

盡心章句下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