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人人平等的社會核心價值，透過新政治與勞動體制變革，驅動創新經濟

怎樣的制度，才能真的讓人在工作中獲得自由？
怎樣的制度，讓國家可以在快速變遷的世界，
保持產業競爭力，同時維持平等？
怎樣的制度，能夠利用資本主義，來逐漸實現進步價值？
凱薩琳．瑟倫（Kathleen Thelen）針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演化，跨國比較政治經濟，
分析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西方三種資本主義：
 自由放任式 —— 如美國，獨厚資方，工作風險由個人自行承擔
 協商式 —— 如歐陸德國，照顧核心製造業的利益，犧牲服務業的工作者，形成貴族工會與邊緣勞工的兩極分化
 平等式 —— 如北歐丹麥，國家大力投資個人與家庭，協助青年與婦女取得好工作
並且進一步的探討，人類對於公平正義的渴望，該如何有效結合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
現下這個時代，新自由主義的浪潮無法抵擋，每個人都得擔心工作被別國的人用更低的價格搶走；父母一輩穩定的鐵飯碗愈來愈少，低薪的外包和兼職、不穩定的斜槓和接案，都成為如今的就業常態；即便有專業能力可以賺取高薪，面對不斷變化的就業需求也很難無往不利。當眾人不再圍繞圓桌平等相談，自然也就難有團結與共的心思。
這些都是美國，還有學習美國的台灣所遭遇的困境。
雖然工作的選擇變得自由了，但有多少工作能讓人安心生活呢？「人人上大學」的願景允許大家自由探索，但萬一失敗或是走錯了路，和「一試定終身」又有多少差別？探索職涯的時間太久，會不會就此淘汰出局？
📚
本書作者凱薩琳．瑟倫爬梳美國、德國、丹麥、瑞典、荷蘭五個國家的歷史和制度，帶我們看見各國如何面對經濟彈性化的潮流：
➤ 美國撒手不再管制市場，隨人在焱焱日頭下自顧性命；
➤ 德國和瑞典堅守既有的安定體制，慢慢付出社會走向二元對立的代價；
➤ 丹麥和荷蘭則擺脫對過去好日子的留戀，發展出一套讓企業得到彈性、勞工擁有保障的新制度。

在凱薩琳．瑟倫的筆下，我們看見一個平等而團結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除了滿足產業需求，更重視每個人對生涯的想像。教育是為了培養「帶著走的能力」，系統提供個人不同工作所需專業技能的終身學習資源與管道。沒有人需要擔心選錯科系，因為社會隨時準備著幫人回歸不斷變化的職場。兼職也不是廉價的補充人力，而是福利相當的工作夥伴。

這本書將揭示，從上世紀初即致力實踐人人平等的北歐資本主義，如何戰勝全球化，
以創新永續、福利國家模式，在時代浪頭上發光發熱。
這不是空想的烏托邦，而是人們面對挑戰、共同建立的合作體制。事實上，形塑資本主義面貌的，始終是共同體政治下的社會核心價值。市場經濟如同一匹烈馬，究竟是奔向善或惡的境地，端視我們決定讓它為誰服務。

◢ 專文推薦、導讀 ◤
吳啓禎（經民連智庫經濟組召集人）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 共好推薦 ◤
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呂建德（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考試院保訓會政務副主委）
林秀幸（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經濟民主連合會長）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林敏聰（臺灣大學物理系特聘教授／科技部政務次長）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富 察（八旗文化總編輯）
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鄭麗君（前文化部部長）

§ 本書與作者獲獎紀錄 §
◆ 美國政治學會《公共政策研究重大貢獻獎》（Aaron Wildavsky Enduring Contribution Award, 2019）
◇ 德國柏林公共治理學院（Hertie School）《學術研究具有重大公共政策意涵年度卓越獎》（Michael Endres Research Award, 2019）
◆ 美國社會學會（ASA）《比較歷史社會研究年度最佳書獎》（The Barrington Moore Book Prize, 2015）
◇ 歐洲政治研究學會（ECPR）《比較研究年度最佳書獎》（Mattei Dogan Foundation Prize, 2006）
◆ 美國政治學會《年度最佳著作獎》（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 of the APSA, 2005）
◇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年度最佳研究獎》（Max Planck Research Award, 2003）

凱薩琳．瑟倫 Kathleen Thelen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福特講座教授
◆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社會研究永久外部成員
◆ 劍橋大學出版社比較政治學系列總編
◆ 多項榮譽博士獲頒自荷蘭阿姆斯特丹Vrije大學（2013）、英國倫敦政經學院（2017）、義大利佛羅倫斯歐洲大學機構（2018）、丹麥哥本哈根大學（2018）
◆ 美國政治學會（APSA）主席（2017-2018）
◆ 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AAAS） 院士（2015~）
◆ 德國柏林-布蘭登堡科學與人文學院（BBAW） 院士（2009~）

譯者 盧靜
雜學家。為了畢業劇本接觸TRPG，為了推廣遊戲開始翻譯，結果這是我接到的第一本書。喜歡民俗、文學、社會科學，希望透過翻譯，讓讀者用新的視角觀看生活與社會。譯有《操弄》、《下流世代》、《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

審訂 吳啓禎
經民連智庫經濟組召集人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博士

推薦序 – 吳啓禎

社會之核與歷史之債 – 從平等式資本主義窺見國家發展的奧秘

吳啓禎
經民連智庫經濟組召集人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博士

我們如何從追求自由，到陷入不自由？
儘管有政治哲學家倡議自由民主應該仔細區分為自由放任式民主（libertarian democracy）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兩大類型，兩者除了對普選制代議政治與尊重私有財產權具有共通處之外，在基本人權保障、政府角色、產業組織、甚至是對於「自由」的想像等面向上存有根本性的差異。然而對於新興民主化國家，尤其是歷經全世界最漫長的威權統治的台灣而言，在解嚴之初的情境裡，凡是政府與公共性都尚籠罩在黨國巨靈的陰影下，都是民間社會所欲拆解的對象；加上知識階層長期受美國學術所薰陶，因此去管制與私有化順理成章成為高度時代正確的發展方向。同時，國際間如火如荼的全球化運動，台商配合美國對中國的「交往」戰略，一波又一波的西進，構築起出口西方市場為主的兩岸生產網絡。

這些內外軸線共同交織出台灣現況，尤其是高房價與低薪化，成為最鮮明的並置對比。以目前「房價所得比」的指標來看，大台北地區房價幾乎是全球最貴。同時，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淪為低薪族群（在台灣凡月薪低於三萬元者，即符合國際的標準低薪定義），其中有一半為30歲以下的工作青年。低薪收入者，面臨房租、學貸、基本生活開銷等支出壓力，身處現今高度不穩定的就業環境，如果對現有工作不滿意或不合適的話，如何靠自身能力換工作或者換跑道？根據一項跨國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國內有四成以上的工作者在職場上處於「低效能又沮喪」的狀態，比率高出國際平均值兩倍之多。工作貧窮、不穩定加上漫長工時，對青年族群來說無異加深成家與育兒的困難，進而衍生出高齡化與少子化的人口結構。

換言之，國家政策失當使得整體社會資源朝向地產金融王國蜂擁而去，以犧牲社會階級流動與整體經濟效能為代價。為什麼，過去台灣幾代人所追求的「自由」，換來的卻是現今多數人與青年世代追求自我發展機會的「不自由」？我們如何陷進去？又該如何走出來？對我來說，《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這本書，提供了強大的探照，照映出我們長期以來對國家發展的貧乏想像與社會經濟政策上的諸多盲點。

把人與政治動能置回歷史場景，破解路徑依賴
本書作者瑟倫（Kethleen Thelen）長期聚焦研究富裕民主國家、各國特殊產業技術類型形成過程的政治社會動力。這項研究主題，可說是直接抓住西方世界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同時彌補了社會科學界長期以來的一大知識空白 – 怎麼說呢？儘管科技與生產技術可說是決定一國經濟實力最直接、重要的因素，主流經濟學因爲被自身方法論所框限，對於形塑技術體制最關鍵的制度文化因素彷如「黑盒子」般的不清楚，對制度的理解至多只是採取結構/功能的論點，也就是把特定制度目前所提供的社會功能當作是該制度創立與存在的原因，因而推論該制度與其他制度之間具有互補性，共同形構出特殊的資本主義類型（例如英美模式/萊茵河模式），並由此衍生出所謂的「路徑依賴」學說。後者解釋制度存續的動力在於規模報酬遞增，也就是一項制度一旦設立後，會誘發各方利益關係人的投入，時間愈長、投入愈多，該項制度就愈穩固，以致形成「路徑鎖定」或者停滯發展的狀態，除非發生重大歷史性事故才會導致該項制度的大幅變動。

瑟倫則認為上述學理對於制度的理解均過於簡化，容易形成偏差與誤解。她主張必須回到歷史源頭，回溯制度創立與演變每個當下的歷史時空，剖析由主要利益關係人所組成的正反陣營各自的訴求與政治動能，方能妥善掌握制度演化的機制與原理。換言之，她認為制度本身是個暗潮洶湧、不斷鬥爭與協商的場域。任何制度形成的當下，是由一組具有不同目標但採取合作的多方力量所聚合而成。制度會產生贏家，也創造輸家。輸贏之間的搏鬥，使得制度存在恆常但強度不一的張力。同時，制度係鑲坎在更大的複雜系統之中，例如當國際力量對國內社會經濟產生衝擊而牽動政治權力改組時，新的贏家組合基於意識形態或者現實利益，都可能牽動原有制度。

顯然，瑟倫方法論的特點，係把人與歷史重新置於核心，在時間軸中辨識出主要的不同行動者在制度場域裡的合作與競爭，從史料中爬梳出梗概。同時，為避免單一制度研究可能造成盲點，瑟倫訴諸跨國比較研究。就這樣以一國制度演化為經線，比較他國為緯線，瑟倫織出了當代比較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大片華錦，其學術功力首先展現在2004年出版的《制度如何演化》（暫譯）（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在分析中瑟倫標示出工業化早期四組主要行動者—高技能產業裡的工匠行會、產業勞工、雇主，加上國家—在各國不同的脈絡情境與政治社會歷程中，彼此間的競合、收編與排除過程，進而形成日後面貌迥異的產業技術型態。該書發表後在歐美知識圈獲得極大的讚譽與肯定。事隔十年，《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這本書的問世，再次引起轟動（所獲獎項與榮譽可參考本書折頁）。可以說，瑟倫藉由這兩本著作，奠立了其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研究的權威地位。

產業技術型態如何反映社會價值文化？
我的詮釋是，瑟倫在這本新作中突破自己原來的視野，展現高度的人文關懷，至此才真正具有大儒之風。怎麼說呢？瑟倫之前的著眼點，是為富裕民主國家彼此殊異的產業技術型態，提出一套融合歷史制度取徑與政治社會動力分析的解釋架構。然而到了《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這本書，在原來的研究對象與分析進路之上，特別納入社會面向，因而構成一個立體維度，讓我們對於西方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樣態與路徑，能夠擁有一個更完整的認知圖像。

不意外地，瑟倫指出美國的走勢最符合一般認知，也就是過度放大資方利益，無止盡追求自由放任，工會運動遭嚴重打壓，勞動保護與技職訓練體制受到污名化，工作風險個人化的結果以致社會階層嚴重分裂，高等教育成為中低階層家庭的財務陷阱。而德國的表現，則是核心製造業當中的勞資雙方更加緊密合作，持續升級學徒制與技職訓練，維持原有的協商機制，但是整體社會的團結程度卻大幅下降 – 原因一方面出於核心製造業將全球化低價競爭的壓力，以派遣委外方式移轉給周遭服務業工作者，讓後者承受惡化的工作條件，因而形成勞動市場的兩極分化現象。另一方面則是整體經濟結構往服務業轉型，核心製造業相對萎縮，所開出的學徒職缺也愈來愈少，也因此讓過去藍領階級得以向上流動的管道受到阻塞。

面對這些不利的社會發展趨勢，瑟倫指出，歸根究柢，德國學徒制的設立與演變，原本就不是著眼於社會流動與平等理念，過去之所以會促成社會流動，完全是「副作用」，也就是製造業擴張所帶來的自然結果。而且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在於國家缺席，整個學徒制幾乎完全掌控在廠商手裡，所提供員額數量乃至承擔訓練成本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深受景氣牽制，缺乏反向調控市場的機制。加上在全球化向下競爭的壓力下，愈來愈多廠商退出學徒制，使得待業與失業青年人數居高不下。此外，以基督教民主為主流的德國文化，具有保守的家庭主義與僵固的性別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等特徵，使得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偏低。當時序進入八〇年代製造業開始遭受衝擊、導致大量婦女必須走出家庭找工作時，通常只能進入勞工組織率低落的低薪部門。同時，德國的技職體系只重視社會新鮮人的部分，在職進修與終身學習系統嚴重缺乏，使得一旦輸在起跑點的弱勢青年，很難有翻身機會，以致社會階層化現象愈趨惡化。

資本主義的聖杯：愈平等，愈有競爭力
相較之下，丹麥的境遇迥然不同。受全球化衝擊，丹麥的勞動市場進行了相當程度的自由化改革；原本勞資雙方的集體協商機制遭大幅削弱，但是社會團結程度卻反向提高，原因在於丹麥的國家與社會共同打造了一個通稱為「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勞動體制，其核心就是透過開放與終身的職業教育訓練，強化個人的工作資本，使之更容易適應後工業化社會。後者的特徵是高流動性、服務業為主、講究功績主義，主要族群為受薪白領階級，因此國家角色相應調整為：

根據社會投資的邏輯進行不同類型的介入。如果工資差距逐漸來自按功論酬，國家政策的關鍵就會變成保障和資助所有人的教育機會。如果愈有保障的工作需要的是愈通用的技能，國家的重要性就會體現在投資私部門不願花錢的地方。如果勞動市場更有彈性，國家政策就會承擔起終其生涯所需的再訓練機會。（第六章）

上述丹麥社會投資的幾大重心，正反映其福利國家的轉型，將國家資源從傳統被動性的支持型態，轉型為積極性的「賦能」（enabling），讓工作族群擁有選擇老闆、更換職涯跑道的自由。這份自由反映在目前每年平均超過五分之一的員工流動率，變成是員工在選擇老闆，此情境逼迫每家公司的經營階層必須提出願景與執行力，否則留不住優質員工，因而形成產業必須不斷升級的動力結構。

攸關本書要旨的問題是，轉型的政治動力來自何方？誠如瑟倫所指出，這套彈性安全體制並非由某一英明政黨或是個別政治人物所隻手建構而成，事實上中間歷經了意識形態對立的政黨輪替，輪替後並未拆解原來基礎，而是持續改革與轉換。形成過程中並未有清楚藍圖，也並非一團和氣，而是勞資政三方經過大規模「強力衝突」後利益交換的結果。

認同的政治經濟學
對我而言，在閱讀此書過程中最感著迷的，是聽見歷史在歌唱：「社會民主國家的當代政治動力也深受過去發展所形塑，尤其是女性較早進入勞動市場、以及公私部門的服務業都因此較早成長的這部分。在這些國家，公部門工會組織完善，擁有足夠力量和製造業分庭抗禮。多數這些國家的婦女已經成為工會運動主力，而低技術職業也充分組織化。」-- 原來是原本容易遭到社會排除的弱勢族群，如婦女、服務業、低技術工作者，反而是丹麥這類國家政治地景的主導者，她們是催生改革與轉型的關鍵力量。

是的，我反覆聽著歷史的低吟淺唱。在如歌的行板中，平等主義、兩性平權、充分就業、團結工資、福利國家、彈性安全等身影輪番掠過。價值為實，策略為虛，約約綽綽地展演著真實烏托邦。
＃

導讀 – 林佳和

資本積累與社會團結，自由化與社會平等，如何可能？

林佳和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重新回到阿圖塞提問？
法國理論家路易阿圖塞1960年代著名提問：資本主義體制，何其明顯的「潛在內爆危機」，為何，不但沒有被社會主義所消滅，更堂堂進入不知幾點零的更新版？歷史似乎證明，馬克思的理論出了問題，既沒有一個歷史發展上線性不變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也沒有馬克思自詡的歷史定律，他的結構主義出了差錯，這個理論進路過度忽略人的社會行為面－雖然馬克思同時強調階級鬥爭。某個程度，即便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剝削結構與本質不變，但社會團結，至少如此形式之維繫社會相對穩定，不但可能，甚而是許多國家為人稱羨之繁榮共享所在。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並非一成不變的水晶體，它會內生或外生性的質量變，老馬或許預測錯了資本主義之終局命運－當然以後難說，但卻點出資本主義催生自我變異的可能性，或說必要性。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共構生產方式？不同時代的典範移轉？德國工會領袖、社會民主黨創黨者倍倍爾（August Bebel）說：人類唯一永恆不變的事物是，人類事物永遠都在變；此不啻百年來資本主義體制的真實面貌。

後福特主義時代的理論何處尋？
套用政治經濟學的用語：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當代，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衝擊與影響，資本主義何去何從？傳統上那些同時誇耀著繁榮、進步、民主、自由與平等的國度，放諸大敵當前，只能俯首稱臣，不斷地往暴衝型自由化方向邁進？還是最好自我沈溺the good old days，堅信該回到統合主義光耀炫亮的60年代，不但別無選擇，同時傳統制度必經得起新考驗？21世紀的今日，觀察全球不同場域及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究竟應如何加以理解？不論是規範性的：何種模式，哲學與道德上更值得追尋？抑或實證性的：何種模式叫做世人眼中的成功？德國大文豪歌德說：人的最高境界，無異於參悟到，原來所有的事實，其實都是理論；面對如此繁複的事實，吾人擁有的理解工具是什麼？理論選擇在哪裡？亞里斯多德言：人生最大的樂趣，是參透人世間的秘密，並從中證明自己的力量；面對現實，得以展現我們自己的理解與詮釋力量，但不是混亂下的意識，或僅在強化鞏固自身不合時宜的「現實信仰」，理論，應該在哪裡？

社會平等與資本主義類型學
凱薩琳．瑟倫，MIT政治學福特教授，德國Max-Planck社會研究所終身兼任研究員，寫的這本《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就是試圖回答「當代的阿圖塞提問」，提供一相對精準的理論工具，述說著：看似危機重重的資本主義，事實上可能且可以找到一兼顧社會公平的模式，即便它同時推動著自由化，而且－某個程度來說，表面上看似遠離了60年代曾稱頌一時的協商式資本主義，但其實，論其「平等純度」，未必相遜。瑟倫在這本書中提供的觀察，就算伴隨著自由化，還是有某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可以關照社會平等。然而，如果沒有社會結盟，沒有不同社會力量的共同形成，不可能達成。

這本書，建立於瑟倫所謂的資本主義類型學（Varieties of Capitalism）－誠然，這個翻譯不無可斟酌之處，或許「資本主義的不同形式、變體」，比較貼切，這與規範性學科經常提及之類型學（Typology）仍有些差異。無妨：在她的分析下，當代的資本主義發展，可以分為三種不同路徑：
 去管制化（deregulation）－透過制度撤除（institutional displacement），典型如美國，自由放任式國家，社會發展不平等原即為其特徵，透過更多原先緩和之管制方式的移除捨棄，行將走向更不平等的兩極。
 二元化（dualization）－透過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例如德國，那個曾為人欽羨的協商式資本主義，或用德國人自己的話來講：社會的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但推動自由化，使之走向更二元、分裂（德文說Spreizung）的走向，例如核心與邊緣勞工的清楚區隔。
 社會性鑲嵌式彈性化（socially embedded flexibilization）－透過制度轉型（institutional conversion），典型如丹麥、荷蘭，不能用傳統北歐式社會福利國家來加以描述－所以跟瑞典不同，它實行著更多的彈性化與自由化，但非前面兩種模式下的去管制、二元化，而是一種「社會鑲嵌」的；在此，社會團結仍有可能，而且被視為重要核心目標。

在回顧眾家詮釋與解讀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進路之後－無疑的，「社會是否維繫原有的團結？」、「社會暴衝式地往更不平等邁進抑或尚得維持平衡？」，作為作者選擇的觀察向度－瑟倫以勞動市場為貫穿主軸，橫向地分別引入美國、德國、丹麥、瑞典、荷蘭的發展分析，再縱向地以勞資關係、技職教育、勞動市場政策為複數層次，考察在過去數十年來，這三個縱向場域的自由化發展軌跡下－不論何一類型資本主義國家、幾均無從逃避－一方面，捕捉「雇主參與策略協調的程度」，二方面，試圖總結出社會團結，如果尚有機會，究竟如何促成？這三個觀察場域的選擇極為有意思：勞資關係顯現雙方力的折衝，技職教育展示合作思維下的世代責任，勞動市場政策，不論消極、積極或激勵的，突顯國家框架性與實體介入性政策的「直接間接鑲嵌效果」，分別從不同向度切入，力道與形式各殊，共同描繪著社會團結常被使用的指標：就業率，失業率，所得與收入安全，社會保障廣度與密度等。瑟倫的處理，讓我們微觀蛛絲馬跡，也同樣收錄巨視宏觀，兩相比照，尤能深切。

不同階級、不同政治力量的共構形成
瑟倫的觀察結果，其實不令人意外，只是未必許多人承認，就如同個人熟悉的勞動法學上，一句對於一百多年來勞動法制度發展的有名觀察：不同當下的勞動法進展，對於從屬性勞動者的明顯保障進步，無一，中長期看來，不是對資本積累沒有好處，而絕大部分之類此進步，如果沒有資本的某種妥協或甚至合作，諸如「均衡市場競爭條件型的產業層級集體協商」－涵蓋率高的西北歐團體協約，無從成就。這就是後阿圖塞的法國管制學派提出之標準回答：資本積累，還不夠，不只為社會公平故，必須管制資本，資本自己也需要管制，這個，才是資本主義成功的祕密所在。如同作者提及的，即便是昔日、至少當代，許多協商式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由跨階級結盟所建立，雇主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社會團結，相對平等，沒有不同政治、或說：不同階級力量的共同形成，至少妥協與被迫合作，無法實現，這並不是－左翼政治經濟學很愛說的：工人階級力量證明一切，資本永遠不脫它的剝削本質。後者或許不能說不對，但過度簡化的邏輯，既無法在解釋上提供什麼洞見，也當然無從在未來的形構中，提供什麼「改變的力量與應遵循的道路指引」，因為，弔詭的是：資本仍然獨霸一切？那何來剝削本質下的保障進展？只有工人階級催生這些進步？那為何資本復能繼續獨攬一切？顯然，事情沒那麼簡單。

瑟倫的這本書，就是試圖：從宏觀的討論，到具體問題的剖析，告訴著我們，有些資本主義的形式－例如社會性鑲嵌式彈性化，雖然推動著自由化，繼續維持「不錯的」、「有競爭力的」資本積累，同樣得以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挑戰，但卻同時可以兼顧社會團結。不是自由化彈性化都能這般美好，看看去管制化之美國、二元化下之德國，特別是後者，作為協商式資本主義的典範，典型勞動關係（Normalarbeitsverhältnis）作為制度理型的宗主國，用瑟倫的話來說：「他們對於傳統制度與政策的成功守護」，反而成為今日制度侵蝕和不平等升高的原因。所以說，關鍵在於：不同政治力量的結盟，找尋新的政治、至少新的勞動市場形式，而這可能正是德國所錯失的－不禁令人想起80年代末期、Ulrich Beck說的「重新發明政治」（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所謂「某些形式的勞動市場的自由化，可以跟高度的社會團結相容，甚至對維繫與保護高度平等有所必要。這解釋了，為何今日最能維持活力和韌性的制度，是那些形式和功能都在新的社會結盟支持下進行重組過，與過去在各個面向都大不相同的制度」、「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存活，不能仰賴『穩定地再製黃金年代的政治與模式』，而是必須在形式和功能上重建全新的政治支持聯盟」。瑟倫這麼述說著，意圖回到與重尋溫暖成功的過去？不會是好的選擇。

在眾家進路混亂的七嘴八舌中，瑟倫用著極其清晰的冷靜，幫讀者清理勞動市場主軸上不知凡幾的政策工具、作法與實踐，例如：丹麥與荷蘭，那種「供給面團結」（supply-side solidarity）的政策，如何能將資源集中於協助社會最弱勢族群取得和保有好的工作，形成風險共擔，但又必須伴隨集體談判制度和勞動市場制度的「新方向與轉變」；歐陸協調式市場的長期失業率－如德國，為何雖然在過去十多年間下降，但平均起來，仍比自由經濟體（美國）和北歐國家都高得多，而長期失業率的下降，也伴隨著代表「壞工作」的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就業攀升，例如德國和義大利的非自願性部分工時就業的明顯成長，比方前者的微薄工作者、Minijob，而鄰居荷蘭卻能保持穩定；在瑞典總體的統合主義下，國家層級的集體協商經常朝令夕改，而旁邊的丹麥卻能找到一嶄新而更加穩定的模式；為何荷蘭放棄了一些典型基督教民主模式的主要特徵，而德國的製造業雖然欣欣向榮，不平等卻持續加劇。這些實在精采，讀者絕對應該好好吸收與思索。複雜問題，不能簡單回答，只有堅守意識型態，寧捨理性分析、只要運動前衝者，也僅有不思考如何確實改變現狀者，這些線索與理論視角的交互呈現，才可任加忽略。瑟倫的鋪陳、臚列與參透，總逼著讀者放棄心中可能曾經堅信的那些「政治經濟信仰」。

資本主義、社會排除、未來在哪裡？
1980年代以降所謂排除命題（Exklusionsthese）：市場改革，經濟變遷，惡化了社會不平等，是催使代議及參與民主淪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法國社會學家Robert Castel的「社會區塊論」：整合區、受傷區、排除區，而落入後兩區之人們，對於社會問題就可能有越來越偏激之傾向，原先的政治決定模式、參與及代議式民主，鴻溝將日益擴大，最終造成的弔詭是：只有政治才能解決問題，但人們將不再信任政治。Castel在2009年的新作《不確定因素的提升－個人地位的勞動保護》（La montée des incertitudes. Travail, protections, statut de l’individu）中，不禁慨歎，今日勞動世界的面貌，無疑叫艱困化、微薄化，甚至是僱傭勞動自己陣營中的次級無產階級化，原因就出在勞動形式的轉型，亦即危機式的改變與淪喪，直指非典型勞動問題。德國社會學家Claus Offe同時觀察到：今天是一個傳統制度與過去所認為之理所當然，突然變成可疑的時代，有太多不可預期的困難，不斷滋生，影響卻又無比深遠，從沒有人清楚地知道，接下來將何去何從。

面對這些，瑟倫告訴我們，至少她眼中的荷蘭與丹麥，世人知曉的彈性安全模式（Flexicurity），為人津津樂道的黃金三角：彈性的勞動市場、普遍的福利體系、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輝映在她所鋪陳的三個觀察場域：勞資關係、技職教育、勞動市場政策，讓讀者領略「社會性鑲嵌式彈性化」模式之迷人，資本積累可以繁榮，社會團結不會被犧牲，荷蘭波德模式（Dutch Polder Model），那種來自不分階級、與海爭地、共同團結面對危機的歷史傳統，也就是瑟倫所言之不同政治與階級力量的共同形成，有可能提供另一種思索與努力方向。面對去管制化、二元化，資本主義，即便繼續是資本主義，不是沒有足以關照到社會團結的另類道路。各國，也許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波德模式。

當然，請別誤會，瑟倫也沒有誤會，不是雇主參與協調，便足以保證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存續。換言之，雇主進行策略性協調的組織與其他能力，固然重要，也是不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核心差異所在，但它不足以保證一切公平。相對的，勞方的高度組織與團結，絕對是必要條件，也如同個人所深信的：爭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稱之霸權，找尋一得以兼顧資本積累之管制方式，從來不失卻其重要性。這毋寧是葛蘭西所說的「消極革命」：在一顯然不穩定的階級均勢下，將各自不同之利益加以普遍化的過程。換言之，切勿偏狹地理解霸權，誤以為霸權只是在排除不同的階級矛盾，唯獨貫徹統治階級的利益，創造獨大。毋寧應該說：在特定的條件下，霸權無法排除矛盾，但會給它一個新的、動態下的形式。重點不在於描繪或探尋一特定的穩定秩序－不論是自由主義美國或保守主義德國、法國、南歐式的，而在於理解並形塑一「處理矛盾的特定發展方向」。這個，當然需要跨政治陣營的一起努力，共同尋找，理應對立的階級固不能缺席，瑟倫所呼籲與主張的「國家支持」尤不能免－看看德國集體協商之大幅侵蝕，便知如國家怠惰的嚴重後果。吾人需要持續性的，不斷的動員所需之支持，與時俱進，隨時準備建構出新的「社會鑲嵌」形式與實質，資本主義，才能在社會團結的基礎上，繼續往前走，不會陷入足以埋葬它自己的分裂陷阱之中。

瑞典作家Johan Norberg在2001年提出的資本主義宣言，意圖回應150年前，1848年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宣稱只有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足以通往與保證人們的幸福安康。個人不是要捍衛資本主義，至少從道德哲學上不是，瑟倫這本《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應該也不是，但她至少試圖證明：在這全球化、彈性化、民族競爭國（nationaler Wettbewerbsstaat á la Joachim Hirsch）、或是Bob Jessop聲稱之from KWNS to SWPR：從凱因斯社會福利國民國家到熊彼得工作福利後國民國家體制，在此時代軌跡下，社會團結的犧牲，未必是無可避免的鐵律，發展的不二代價；只要不同的政治力量，願意某種程度的結盟，共同形成，尚有不錯的機會。它雖然複雜，難以一蹴可及，或許複製與學習極為困難，但不是毫無可能。在此前提與論述目標下，瑟倫書中對於「純資本積累」向度，例如各國產業結構與變遷演變，相對較少的著墨與分析，就可視為不算瑕疵的缺憾吧。

對此，研讀凱薩琳．瑟倫的這本《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不論對於認識與意識，行動與實踐，都是不錯的開始。

推薦序 ▍社會之核與歷史之債—從平等式資本主義窺見國家發展的奧秘／吳啓禎
導讀 ▍資本積累與社會團結，自由化與社會平等，如何兼顧？／林佳和
內文暨作者簡介
序言
第一章 分歧的自由化與社會團結的新政治
一、資本主義的不同類型及其批評
二、解開協商與平等式資本主義之間的纏結
三、變遷路徑的解讀
四、社會團結的新政治
五、以下章節安排
第二章 勞資關係制度
一、美國的勞資關係：簡單純粹的去管制化
二、德國的勞資關係：朝二元化漂移
三、丹麥的勞資關係：鑲嵌式彈性化
四、勞資關係的自由化路徑
第三章 技職教育訓練
一、美國的教育訓練
二、德國的技職教育訓練
三、丹麥的教育訓練
結論：技職教育訓練市場上的不同自由化路徑
第四章 勞動市場政策
一、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二、短工時工作政策
三、勞動市場政策的跨國差異
四、美國的勞動市場政策：從針對性協助到「工作優先」計畫
五、德國的勞動市場政策
六、丹麥的勞動市場政策
結論：勞動市場自由化的路徑
第五章 聯盟重整與制度變遷
一、荷蘭
二、瑞典
第六章 終曲：鑑其過往，平等式資本主義的未來
附錄
參考書目

本書檢視了美國、德國、丹麥、瑞典及荷蘭在勞動市場制度上的當代變化，並集中於以下三個領域：勞資關係、技職教育訓練及勞動市場政策。雖然本書確認了自由化趨勢的普遍及共通，但也發現自由化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類型，並各自導向差異甚大的分配結果。多數學者認為自由派資本主義就等於不平等，協商式資本主義則等於較高度的社會團結。然而，本研究解釋了為何在戰後發展黃金時期的五、六○年代，協商式和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制度能夠相輔相成，現在卻不復如此。和傳統的看法不同，本研究顯示，那些傳統上與協商式資本主義相關的制度雖然被成功捍衛，但卻由於涵蓋率下降和二元化，成為不平等升高的因素。另一方面，本研究也主張某些形式的勞動市場自由化能夠與持續且高度的社會團結完美契合，故此或有保持的必要。

第六章 終曲 鑑其過往，平等式資本主義的未來 (摘錄)
這份研究的核心目標是要嘗試重構有關資本主義類型的論戰，並從中闡明以往所觀察到那些富裕民主國家政經制度變化的不同軌跡。在過去二十年的學術研究中，自由放任式的資本主義政經制度往往和不平等畫上等號，而協商式資本主義則被認為和較高的社會團結彼此密切相連。這些論戰聚焦於傳統制度穩定性的來源和改變的程度，特別是有關協商式市場經濟的部分。由於這些國家的既有策略安排十分有效，雇主們也持續支持這些安排，因此資本主義類型學的支持者咸認這些安排具備本質上的韌性。相反地，他們的批評者則認為，這些制度正面臨新自由主義的全面侵襲，並主張其存續是依靠勞工的抵抗能力。這樣的背景似乎暗示了，保護平等式資本主義最好的方法，就是極力捍衛傳統上定義為協商式資本主義的制度。
先前的章節分析過美國、德國、丹麥、荷蘭和瑞典五個國家，在他們的勞資關係、技職教育訓練和勞動市場政策三個領域裡，政治動力是如何運作的。這項研究並非建立在相關利益的假設上，而是根據實證調查各國不同部門裡雇主們和眾工會在這些領域內的實踐目標。結果，在證實自由化存在一條全面、共通的軌跡之餘，我也發現不同類型的自由化確實和不同的分配結果有關。我的分析將不同的利益集團與政治聯盟的動態區分為三條變遷軌跡：去管制式自由化、二元化以及鑲嵌式彈性化。
和傳統觀點不同，我發現不是所有捍衛傳統制度的做法都能促進團結，也不是所有朝自由化方向的改革都會減損社會團結。在德國的三個領域裡，所有被成功捍衛的協商式資本主義制度，都因二元化降低了涵蓋率，不平等也更為嚴重。同時，丹麥則在三個領域的實踐，都顯得大幅背離傳統的策略性協商。丹麥的薪資談判變得比德國高度組織的產業更加去中心化，薪資都在企業甚或個人層級決定；訓練也更形個人化，重視通用更勝專門技能；勞動市場政策的基礎不再是保障勞工在廠商或產業內的穩定職涯，而是促進勞工在廠商甚至部門之間流動。這些發展和典型的協調式市場經濟模式並不相符，卻能持續維繫相對的高度平等。
我指出的這三條變遷路徑大致上符合Esping—Andersen有名的三個世界：去管制（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二元化（歐陸基督教民主國家）和鑲嵌式彈性化（北歐社會民主國家）。很顯然，慷慨的社會政策仍是高度社會團結的必要條件，至於我從鑲嵌式彈性化裡頭辨識出來的的「鑲嵌」這部分，很大部分係藉由Christer Peterson（2011）所謂的「賦能型福利國家」（enabling welfare state），才能夠防止在三個制度領域裡的自由化，不會如同像在自由放任經濟體裡那樣墮落為「赤裸的去管制」。因此在我的分析中，美國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極端案例，用來凸顯保護社會中最脆弱族群所必要的條件，而最重要的是勞工利益在政治場域和市場都必須擁有強大的代表性。
在這份研究裡，我拋開了大部分的福利體制變遷，著重於集體談判、技職教育訓練和勞動市場政策這三個制度場域。本研究核心的政經制度，和定義不同福利體制的政經制度，兩者所發生變遷之間的連結確實需要進一步研究。有些學者指出，像是勞資關係或職訓等形塑政經制度的動力，與治理福利國家制度的動力之間，運作的邏輯有所不同；前者主要依循利益組織（或生產者團體）的邏輯，而福利政策更傾向由選舉政治所主導。這和我的分析一樣，這兩個領域有可能並非相聯共進。然而我的分析與一般認知的差別，在於對穩定和變遷有不同看法。多數資本主義類型學的擁護者認為，協商式市場經濟體的政經制度，包括集體談判、職訓和勞動保障，大體而言較為穩定，但福利體制卻有極其根本的轉變。我的主張正好相反：我認為即便福利國家三大類型的核心邏輯都已被證明相當堅韌，勞動相關的政經制度在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政治推動下，仍在經歷重大的變革。1
我的研究作為一份對變遷的分析，揭開了為什麼平等式和協商式資本主義的制度，能在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相映互補，而為什麼現在又無法這麼做。有大量重要的歷史研究告訴我們，協商式資本主義的制度仰賴製造業各廠商和其員工的跨階級結盟（例如 Swenson 2002）。我的研究顯示，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減少並向服務業轉移，代表強大且多少仍有活力的跨階級結盟，過去雖曾是協商式市場經濟裡協調政治的核心，現在卻已經不再有（勞方）能力和（資方）意願去領導整個經濟體的政治。此外，無論在哪個富裕民主國家，都因為大量婦女在服務業興起下進入勞動市場，還有收入光譜兩端各種非典型就業大幅增加，而產生出形形色色的新興選民。對這些族群而言，傳統的策略性協商制度不是失去吸引力（對白領受薪勞工而言），無法維繫下去（對低技術非典型勞工來說），或者就是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在市場上所面臨的各種前所未有的風險（專業人士和有工作的家長）。在這種脈絡下，捍衛傳統安排就可能構成制度侵蝕和漂移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