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的世界：對國際體系、中國及全球發展的思考（簡體書）
- ISBN13：9787119123585
-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 作者：(斯洛文尼亞)達尼洛‧圖爾克
-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
- 裝訂／頁數：平裝／192頁
- 規格：24cm*17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21/01/0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世界領袖聯盟—馬德裡俱樂部現任主席，全球水與和平問題高級別小組主席，斯洛文尼亞前總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1975年畢業於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法學院。1992年起成為斯洛文尼亞第一位駐聯合國代表，兩次出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主席，並於2000年起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2007年11月至2012年12月任斯洛文尼亞共和國總統。2015年6月至今，受邀成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自2020年1月1日起擔任世界領袖聯盟—馬德裡俱樂部的主席。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是圖爾克先生多年關注國際體系運作和全球發展問題的經驗總結，特別是包含他長期對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及重要性的觀察。在全球大變局、世界大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他從國際體系、中國和全球發展的三個維度出發，多角度、深層次地研究全球轉型中世界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並結合中共十九大精神、“一帶一路”倡議、改革開放等重要話題，解析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與未來。本書對於廣大讀者加深對國際體系、特別是中國發展的理解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序
我參與過的政策討論遍布全球各地。我曾到訪過中國20多次，其間會見過中國領導人、外交官、學者、學生及其他人士，因此我有幸參與了一系列引入注目的討論。在過去的4年裡，我特別喜歡的一段經歷是在中國北京作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與學生們一起工作。這段經歷也讓我有機會同中國的媒體進行交流，並為中國各大報刊撰寫評論文章。在此，我挑選了一些我在過去幾年裡的著述，其中包含我對國際體系、中國的角色和國際發展的一些拙見。
這些文字講述了當今世界的特征——轉型。它們圍繞三大主題展開：國際體系、中國和全球發展。在選出這些作品後，我遵循兩個原則將它們組織起來。首先，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有其獨立主題，並涉及全球轉型。其次，所有內容均闡明全球轉型的總體形勢。誠然，這種方式存在風險：要確保必要的連貫性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復並不容易。意識到這一風險後，我又仔細甄選了每篇文章，並在組織內容時最大限度地保持前後一致性，同時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重復。
讀者應能通過閱讀最後一篇——“轉型的世界”（同時也是本書的書名）來了解全書。不過，若要詳細了解書中討論的眾多問題，建議讀者深入閱讀每篇文章，它們都包含了過去幾年與其主題相符的內容。我對文章進行了基本的編輯，例如闡明了文中提到的若幹事件的年份。
此書的英文版A World Transformde，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 China and Global Development由彼得朗出版公司在2020年出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原書稿的基礎上，我增加了4篇最新的文章（第1、2、10和21篇）。在這些文章中，我強調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需要進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鑒於當前危機的空前性質及其對未來世界變革的影響，這一補充非常重要。
在本書籌備出版之際，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北京）的朋友們給予了我大力協助。在此，我由衷地感謝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先生、助理院長楊清清女士，也要感謝關照宇副研究員在我訪問中國期間提供的協助，從而幫助我獲得了有價值的信息。
再次感謝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翻譯了這本書。
目次
全球層面的多邊主義是意識形態的解毒劑
全球合作抗疫，人類命運與共
單極世界抑或多極世界？
規範、價值觀和制度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
有組織的國際社會：聯合國
當代國際體系中的全球和區域體系
恐怖主義威脅和國際響應I
危機時刻國際法的潛在作用
國際關係中的道德和創造性
第二章 中國
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中國的和平崛起
伙伴關係的實例：歐盟和中國作為全球變革的參與者和物件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紀念帶來的三點啟示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綠色“一帶一路”：構建持久和平
“一帶一路”綠色發展
電子商務的承諾：創新人類交往方式
尋求平衡：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
新國際經濟秩序輪廓圖兒
達沃斯
第三章 全球發展
推動全球合作邁上新水平
發展的理念：從增長到可持續性和社會責任
作為人權之一的發展權
無法衡量就無法管理：衡量進步的指標
綠意盎然的城市生活
水是實現和平與發展的工具
中國和全球貿易
多邊主義的未來
轉型的世界
書摘/試閱
同樣的規範性理念激發了20世紀全球集體安全體系的構建。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慘痛代價使政治領導人確信“集體安全”理念是構筑和平條約的核心，並擴大國際法的範圍作為“爭賽方式”（使用馬基雅維利所做的一種表述）。1919年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提出了一系列新規範和新制度。這一新體系將仲裁和裁決作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途徑，整個設計源自法律思維。這並不奇怪，因為它的主要締造者——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一位杰出的憲法教授。這位偉大領袖為此做出的卓越貢獻足以獲得全世界的由衷感激。
同時，我們也有必要了解與“國際政治中規範性思想和法律途徑的局限性”有關的歷史教訓。國際聯盟過度依賴法律規範和制度，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鑒於歷史條件，可能無法）結合另外兩個關鍵要素——力量均勢和一個共同價值觀平臺。這兩個因素對旨在維護和平的國際機構的成敗至關重要，國際聯盟的解體非常清楚地驗證了這一點。
事實上，聯合國作為國際聯盟的繼任者在這方面的表現要好許多。《聯合國憲章》非常成功地結合了力量均勢。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設計及其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具有充分的歷史意義——這一點已得到證實。聯合國還提供了一個共同價值觀的廣泛平臺：它包含對“視和平為最高價值”的內在承諾。在這種承諾之下，旨在促進和保護人權的綜合法律制度得到逐步發展。雖然這種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但它仍然要比早期歷史上已知的其他人類價值觀體系先進得多。
聯合國的建設發展歷程漫長而艱辛。安全理事會在冷戰的四十年中似乎陷入癱瘓，彼時《聯合國憲章》本身的充分性受到質疑。不過，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的前10年，在這段幾乎跨越了整整一代人的時期中，安全理事會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聯合國憲章》締造者的預期，這應被視為歷史性的成功。
聯合國系統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工作也是逐步發展起來的，始於《聯合國憲章》中對人權的初步規定。其中關鍵的發展是在1948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國家的共同成就標準……”
有時存在這樣的觀點，即“鑒於世界上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和人類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權實際上不能成為共同價值觀的平臺”。
這種批評合乎情理，引發了大眾對人權的持續熱議。不過，應當理解的是，制定《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初目的不是為了主宰，而是源於對“建立一面強大的防火墻來對抗死灰復燃的壓迫”的希冀——壓迫是引燃二戰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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