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與史筆：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簡體書）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史事與史筆》大致包括如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論述一些歷史問題；二是講說自己出版的一些書，所謂“史筆”，是指這些書的寫法。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古地理與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中國地理學史、中國地圖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舊史輿地文錄》《石室騰言》《舊史輿地文編》《製造漢武帝》《祭獺食蹠》《海昏侯劉賀》《中國印刷史研究》《（史記）新本校勘》《發現燕然山銘》《學人書影（初集）》《海昏侯新論》《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等。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系列中的這一冊《史事與史筆》，大致包括如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論述一些歷史問題；二是講說自己出版的一些書，所謂“史筆”，是指這些書的寫法。
這些文稿所述及的歷史問題，看起來比較零落，相互之間沒有多大聯系。這當然是由於我沒有定性，做研究沒有計劃和目標，因而也就沒有確定的主題和範圍，遇到什麼好玩的問題就研究，高興了就隨手寫下一篇，所以就成不了一個體系。
我“起家”的學術專業是歷史地理學，可是離開核心學術圈稍微遠一點兒的讀者，很多人卻完全不了解這一點。這種情況，固然同我這些年來對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較少有關。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歷史地理這個學科比較偏僻，了解它的人比較少；特別是那些很專門、很深入的學術探討，大多數這一行之外的歷史學者都根本看不懂，更不用說那些非專業的普通讀者了。
收在這本小書裡的《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認識人為因素對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黃河水患的影響》這篇講稿，就是如此，講的是非常專門的歷史地理問題。這篇稿子是根據舊日一篇很長的論文改訂而成的，雖然相對於原來的專題學術論文，已經淺易了很多，外行恐怕仍然不大容易理解。在這裡和大家稍微講講這篇文稿，並不是要說服讀者一定去讀懂它的內容，而是想借助它來說明一下我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還有我解析歷史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近年來很多人對我有所了解，同《制造漢武帝》《海昏侯劉賀》《發現燕然山銘》《生死秦始皇》這幾本書具有很大關係。其中有些讀者，對我直截了當地否定某些著名學者的經典性觀點或是學術界作為定論通行已久的說法，覺得有些詫異。
在大的學術研究表述方式方面，這些讀者是看慣了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官樣學術論著，以為那種寫法就是標準的模板。殊不知所謂學術研究，就是要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不同於他人的看法。
你要是模棱兩可，自己都不知所以然或者不敢明明白白地講出個所以然，那還寫它幹啥？在我看來，對於絕大多數歷史問題來說，正與誤，是與非，都是漢賊不兩立的事情。在已有值得重視的成說存在的情況下，有所立就必須先有破；舊的不破，新的就不得立。這是學術研究應有的定規。
在私心舊情方面，某些只了解自己狹小專業狀況的人，一看到我對他和他這個學科內部所尊崇的學者提出不同見解，就以為這是越界者才會做出的刻意的冒犯，完全不知道敝人做研究一向是這種態度，對自己不認同的觀點，不管是哪一個學科的學者，我都一樣對待。
《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認識人為因素對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黃河水患的影響》這篇講稿，其主旨乃是直接針對歷史地理學泰斗譚其驤先生的重要學術觀點而展開的（具體的論述，見於譚氏《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遊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遊水害的決定性因素》一文），而譚其驤先生是除了我的導師史念海先生之外，我最欽敬的歷史地理學家。
透過這一研究，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學術態度。那麼，有些讀者或許會問：“既然你那麼欽敬譚其驤先生，為什麼非要做這項研究不可？歷史地理研究有那麼多題目，為什麼不去研究別的問題？”
這是因為這個問題重要，而且不是一般的重要，是太重要了。譚其驤先生論述黃河下遊的河道變遷，將其首要原因歸結為中遊的水土流失。後來包括史念海先生在內，中國歷史地理學界對黃土高原植被變遷與水土流失的研究，對全國其他地區植被變遷與水土流失的研究，可以說都是淵源於此。
因此，可以說這是一項在學術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研究。強自比較一下，若論在各自學科裡的價值和影響，它可比田餘慶先生《論輪臺詔》一文在秦漢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大得太多，只是由於懂得歷史地理學的人很少，即使是中國古代史領域的大牌教授們也是知之者無多。正因為如此，我提出的同譚

自序
談談所謂“衛氏集團”和“李氏集團”
古詩何以十九首
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
——合理認識人為因素對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
黃河水患的影響
獨枕宦者絕天下乎
談衛太子起兵的一個關鍵因素
天子絕無罪己詔
歷史大潮中的廢皇帝還有他讀過的那些書
強國之君的亡國之臣
孔家有女
中興與更生
從《製造漢武帝》到《海昏侯劉賀》
——我所認識的宮廷政治與帝王形象
就《製造漢武帝》答鳳凰網記者問
談《海昏侯劉賀》與《製造漢武帝》
——答關中大書房友人問

不知為什麼，最近幾天，總看到一些人，以不同的形式，提及漢武帝的“罪己詔”。

關於這個問題，前些年我做過專門的研究，結論是徹底否定了此事。

我那篇文章寫得很長，題目叫《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發表在《清華大學學報》上。三聯書店的副總編輯舒煒先生看了很感興趣，於是，就把它當作一本書單獨出版了。文章再長畢竟還是文章，一旦成書，就變成了一本很小的小書，名字也隨之相應變短，叫《制造漢武帝》。

我在這部書中講的制造“漢武帝”的人，當然不是我自己，可也不是劉徹的父親漢景帝劉啟，而是距離漢武帝一千多年以後的北宋人司馬光。這是講司馬光為了構建出符合自己政治主張的漢武帝的形象，刻意改變既有的歷史事實，硬是編造出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漢武帝劉徹在其晚年忽然痛改前非並下詔罪己。

當然，社會閱歷稍微多一點兒的人都明白，改變歷史事實的辦法，只能是按照作者想要的樣子來書寫歷史。—司馬光正是這樣做的，他把這樣一個漢武帝寫入了他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

按照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一書中的寫法，漢武帝這篇“罪己詔”把話講得很重，他說自己，“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那麼，漢武帝劉徹以前“狂悖”了些什麼呢？這就是對內橫征暴斂，對外窮兵黷武。特別是為了顯示大漢帝國的國勢，制定了要在所謂元封三年實現“大並天下”的戰略目標—這主要是兼並中南半島東側以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和中部。

現在很多喜歡以大漢帝國國富兵強、地大物博相夸耀的人，自然對此贊頌不已。然而，這些人大多並沒有考慮或者很不在意漢武帝這樣做的代價是什麼—中南半島東側以及朝鮮半島北部中部地區那些民眾所遭受的苦難，在此姑且置而不論，即以作為戰勝者的西漢王朝一方來說，是無以計數的草野小民為之付出了活生生的性命，還有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即如當時知識界的“賢良、文學”們所說，不僅各項費用支出“不可勝計”，“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並且“地彌遠而民滋勞”（《鹽鐵論·地廣》）。

講這些話的“賢良、文學”們當然強烈抨擊這樣的治國路線。這些“賢良、文學”，大多都是孔門學人。他們的後輩司馬光，完全繼承了這樣的批判精神，因而對漢武帝這套勞民傷財的政治舉措很是不以為然。

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就像這部書的名稱所顯示的那樣，他是希望用這部書來給宋朝君臣的治國施政提供歷史的借鑒。對於漢武帝這種堪稱“富國強兵”的政治主張和行為，司馬光自己雖然很不喜歡，但卻很容易被其他人援引為成功的先例，因而他必須令其有所改變。

結果，就是司馬光硬行從南朝劉宋時人王儉撰著的神仙家小說《漢武故事》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材料，據之寫出了漢武帝下詔罪己悔過的事。像《漢武故事》這樣的小說家言，既與《漢書》和《鹽鐵論》等信實可靠的基本史料相抵牾，自然不足憑信，可司馬光並不是做什麼“純學術”的勾當，如上所述，他寫《資治通鑒》是有為而發，有其強烈的政治目的。在他的筆下，史實必須服從於這個政治目的。

於是，我們就在《資治通鑒》中看到了漢武帝下詔罪己的場面。在現實生活中，司馬光是個十足的老實人；《資治通鑒》，在表面上看也是一部嚴謹得不能再嚴謹的史學著作。這樣，漢武帝下詔罪己的場面，就隨著《資治通鑒》的流布而越傳越廣，越傳越久。一直傳播到今天，這樣一個漢武帝，還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歷史形象。

真心希望不停提及漢武帝“罪己詔”，並且很是期望看到能有帝王罪己認錯的那些人，讀一讀拙著《制造漢武帝》；希望人們能夠明白，所謂漢武帝下詔罪己之事，不過是一個虛妄的幻象，歷史上從未存在。

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眼中，為了實現他的強國大夢， 草野小民的性命是根本不值一顧的，哪裡還會有什麼下詔罪己的事兒。好心的人們，千萬不要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