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記憶（簡體書）

引言（節選）
關於記憶，無論是作為一項生理能力還是作為一種學理概念，都已有過許多偉大的論述。曾有人表示，如果失去了記憶的能力，“我們就會被困鎖在無限狹小的當下，沒有言語也沒有思想”——簡單來說，我們喜歡把自己理解為有意識、有目的的交往生物，但如果沒有記憶，我們無法被識別為這樣的生物。記憶是“使得人類存在成為可能的能力”，“是所有精神生活的組建所依賴的支架”，它處於人類存在的中心位置，是“一項無所不在的，與我們的存在渾然一體的功能”。這樣的觀點讓人印象深刻，卻是雙刃的。一方面，它們給予了記憶概念進入幾乎所有人類求知領域的權利。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使得這一概念變得過於寬泛，讓我們對此依然一無所知：如果記憶是一切事物中共有的元素，我們就會覺得，了解記憶也並不能有助於我們了解任何特定的具體事物。實際上，直到不久以前，這或許就是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持有的觀點：盡管很少有人會否認記憶是歷史研究的組成部分，但也很少有人會
認為這是他們必須關注的部分。
如今，這樣的情況已經改變了。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記憶顯然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中心議題。這一興趣的激增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社會史學家對於經驗層面的社會過程與社會情境的興趣，新興的口述史從業者對於回憶的心理和社會動態越來越不露聲色的方法論參與，文化社會史家想要探索口語和文字的運作及其相互關係的動力，文化思想史家對於將過去表現為政治和宗教意識形態的關鍵特征的興趣，後現代主義者（籠統來說）對於現實性與主體性的心理建構的強調，現代和當代的歷史學家為研究世界戰爭和種族清洗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創傷性影響而作的努力，以及這些歷史學家在後蘇聯時代對共產主義政治體制所壓抑的過去進行的恢復和重新評價，以上這些，只是造成記憶研究盛行的動力之中比較突出的幾個。不過，“記憶的轉向”（turn to memory）（我遵從時下已確立的用語，采用這個稱呼）似乎比這些貢獻的總和看起來還要影響深遠：記憶，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然成為歷史研究辭典中的一個關鍵術語——對於確立歷史探究的新模式以及改進舊有的模式來說，幾乎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概念。“過去我們所談論的民間歷史、大眾歷史、口述史、公共史，甚至神話傳說，”克爾溫•李•克萊因寫道，“現在都被作為一種元史學範疇的記憶收歸麾下。”與之類似，加布裡埃爾•施皮格爾也覺察到了一種“將記憶定位為另一套可供選擇的歷史編纂話語的趨勢”。兩位作者所描述的這一進程是復雜的。在記憶的轉向中，歷史學家們並非只是將興趣轉向了新的主題內容，而是同時也轉向了組織、標注和描述研究物件的新的方式，以及將其領域的本質和它所致力於生產的知識進行概念化的新的方法。
歷史學中的記憶轉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對記憶現象的興趣高漲，以及對於將記憶作為一種組織知識的範疇來使用的興趣的高漲，大致也同時存在於其他領域，不僅包括曾長期研究記憶的心理學，也包括眾多和歷史學類似，剛剛開始參與記憶研究的學科——比如文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民俗研究、藝術史、考古學、博物館學、音樂學，等等。在將關注點轉向記憶之時，歷史學家們進入了一個尤為繁忙的跨學科場域。不過，這一場域仍然處於大體上缺乏管理的狀態。記憶研究不是一個連貫統一的探索領域，顯然也並不處在向連貫統一發展的過程中；記憶研究中並不存在公認的定義，也不存在一定程度的方法論協調性：相反，“記憶”這一術語是在不斷擴大的學科範圍和話語領域中被使用——並與這些範圍和領域互動的，由其產生的見解和聯系雖然往往新穎有趣或具有啟示性，但也總是需要有更進一步的闡釋。任何對這一領域進行概括總覽的嘗試都注定是偏頗和主觀的，同時也很快就會過時——這樣一種總覽的工作並不是本書嘗試要做的。本書的意圖僅是介紹歷史和其他領域中由近年來的興趣熱潮推向顯要位置的一些話題，同時探討通過思考記憶對於歷史的重要意義能促使我們發展出的一些知識聯系。盡管這本書主要是寫給歷史學家的，並且致力於處理那些我相信歷史學家們應該會感興趣的話題，但它的目的並不是提出一種獨獨針對歷史學的處理記憶的方法；相反，我想要展現一系列方法——有些來源於歷史學家當下的實踐，有些發展於其他學科——如何可能為歷史學家提供幫助，將記憶在其領域中並為其領域提出的問題進行概念化。我知道這本書反映出的是我的個人經驗——作為一位知識和經驗主要集中於現代時期的歷史學家，我也知道研究其他時期的專家或許會發現這本書對他們所在的領域關注有所不足，但是，這本書是我懷著這樣的信念寫作的：我希望它所提出的話題能與歷史學家的普遍關切有關，而並不只是關係到那些研究最近幾個世紀的人。
如果說這本書關注的是歷史與記憶的關係，那麼很顯然，這是一句帶有迷惑性的簡單陳述，因為“記憶”和“歷史”都是具有多重含義的詞語。實際上——讓“記憶”這一術語暫時保持不動，而允許“歷史”在周圍遊移——我在這本書中會涉及三種不同的歷史-記憶關係。第一，在普遍層面上，我關注記憶在我們所謂歷史過程中的角色——通過這一過程，過去的事情發生了，一種歷史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並且包含著我們稱之為當下的歷史時刻。第二，我關注將記憶作為歷史研究物件的實用性——那些概念和方法論路徑，它們能幫助歷史學家定義和處理作為歷史情境中的元素之一的記憶。第三，我關注人們如何想象和討論作為知識形式的記憶與歷史的關係，兩者都試圖以某種方式將當下意識與過去的現實連接起來。這三種不同的歷史-記憶關係，對其中每一種的思考都能為對另外兩種的思考帶來啟發。
但是，這只是我們必須解決的難題中的一半，因為不論是在這三種關係的哪一種中，“記憶”本身都可以有多重理解。根據其中一些理解，記憶在本質上是個人的；而根據另一些理解，它則主要與社會制度和文化形式有關。對於有些人來說，它是過去經歷的遺存；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它卻在本質上是立足於當下的對那些過去經歷的重構。在研究不同種類的歷史-記憶關係時，我也將出於必要，研究這些不同的、將記憶本身概念化的方式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致謝
引言
第一章　歷史與記憶：一種想象的關係
　過去與現在
　歷史與記憶：聯系與區隔
　歷史與集體記憶
　歷史與紀念
　後續
第二章　記憶與個體
　定義與方法
　作為重構的記憶
　記憶、自我與敘事性
第三章　社會中的記憶
　記憶與社會互動
　記憶、群體與社會歸屬
　記憶與文化技策
社會記憶理論的建立：巴特萊特、阿爾布瓦克斯及其他
第四章　記憶與傳遞
　傳統
　傳播媒介
　物質和環境方面
第五章　社會記憶與集體過去
　事件及其後世遭遇
　關聯與紀念
　衝突與爭論
　個體的和集體的過去
　處於危機中的記憶？
索引

第一章 歷史與記憶：一種想象的關係
對於安娜•康姆內那（以及其他與她類似的歷史學家）來說，是時間造成了遺忘；歷史書寫卻有選擇地但也相當明確地預先阻止了它。而當現代歷史學家探索其學科在紀念方面的潛力時，他們不認為時間具有顯著的作用，也不認為歷史書寫的職能有那麼明確。他們沒有將集體的遺忘視作時間將任何沒有穩固在書寫中（或其他紀念設施，例如紀念雕塑中）的內容掃除出意識的結果，而是至少部分地將其視為政治選擇、權力差異、文化傾向的結果。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歷史不是自動保存記憶的機制，而是這樣一個學科，它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驟不僅有助於獲得記憶，也同樣會帶來遺忘。他們強調，任何歷史敘事都是基於選擇的——在保留下一些事情的同時，也在抑制其他的事情；在關注一些群體的發展或利益的同時，也在暗地裡（如果不是在明面上的話）排擠另一些看待問題的視角，或將它們邊緣化；在宣揚一類記憶的同時，也在阻斷另一些回憶的方式。因此，他們在歷史中看見的，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工具——一個潛在的解放和啟蒙工具，而同時也能用於壓迫和控制。簡單來說，當現在的歷史學家們致力於保存或拯救那些特定的事跡、族群、觀點或經歷，使其免於遺忘之時，他們會考慮到某種由意識形態建構的遺忘，而在建構這一遺忘時，其他派別的歷史書寫或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通常來說，拯救記憶的行為是具有歷史編纂學的特點的——它帶有歷史修正主義或反修正主義的成分。保存關於大屠殺的記憶不僅意味著將其固定在書寫中，使其在親身見證或經歷了大屠殺的那代人去世後仍能繼續存在，更意味著將其作為記憶的物件來捍衛，抵御大屠殺的否認者所培養起來的對歷史的惡意理解。對於口述史家來說，他們的任務不僅是通過搜集和分析口述證詞來恢復與如果不這樣做就有可能消失的記憶之間的聯系，更是揭示出這些記憶——例如工人、女性或受壓迫的族群的記憶——是如何被慣常的歷史書寫中的策略和傾向性所排斥和邊緣化的。
下面這個例子或許有助於更充分地說明，關於記住與遺忘的語言是如何表達對這些問題的關切的。根據作者張純如自己的說法，她的《南京大屠殺》一書即以記憶對記憶的否認為內核。張純如自己對於1937年日軍南京暴行的最初認識來源於關於中日戰爭的家族記憶，這份記憶是由她的父母——從中國來美國的第一代移民——傳給她的。在海外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之中重新浮現的記憶，以及與之相關的信息增強了她作為歷史學家對於南京事件的興趣。她寫作一本以該事件為主題的書的最早動機，在一定程度上明顯是紀念性的——“為了給南京數十萬個無字的墳墓題上我的碑文”。但她寫下這一碑文的願望並非僅僅來源於她所接觸到的記憶表達，更來源於她的震驚：這樣的記憶，以及它們所涉及的事件，竟然被戰後世界，尤其是日本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歷史編纂傳統抑制到了這種程度。她在著作的最後一章試著在譴責的同時去分析這樣的抑制機制；整本書所汲取的教訓既來自現在能被記起的事件，也來自這樣的事件被遺忘的方式。
在一本這樣的著作中，“遺忘”這一概念攜帶著強烈的情感指控。它的精確含義其實往往很難捉摸。張純如將南京大屠殺稱為“二戰中被忘卻的屠殺”，但她自己的書其實就引用了很多人的證詞，對於這些人來說，1937年發生的這些事情明顯仍然屬於在世的記憶（living memory）。“遺忘”所指的是缺乏公眾的承認——歷史學家創作出關於過去的故事，政治家在演講中引用它們，教科書把它們教給上學的孩子，公共紀念碑讓人們不斷想起它們——但在這些故事中，南京大屠殺事件及其受害者卻未被給予應有的位置。這不是意識隨著時間流逝的消逝，不會因偶然原因被重新想起，而是一種不公正的形式或表達，它大聲呼喚著我們去改正。那些人的經歷曾被遺忘，對於他們的道義要求，社會有多種方式可以表達認可——經濟補償、財產歸還、公開道歉或贖罪，以及懲罰那些對過去暴行負有責任的人——但對於歷史學家，這首先意味著，在歷史記載中確立正義。
真相、正義和記憶（或對遺忘的預防）長久以來都是緊密交織的概念。補償和懲罰依賴於記憶；即便是赦免、“原諒和忘卻”也依賴於最初的記憶。即便在正義無法（或不願）對犯罪者施以懲罰的地方，也至少需要記憶去防止錯誤和傷害落入忘川——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至少從某一立場來看，如果這些事情被忘記了，那麼受損失的將是真相本身：“如果大規模罪行的受害人不能留下他們的樣貌和名字，如果無人知曉他們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所處的時間、地點以及死亡的方式，那麼他們就是在真相的光亮之外，就是被遺棄在遺忘之中。留下的這個世界是不完整的；它的整體性被打破，它的真實性也大打折扣。”詹姆斯•布斯在分析這樣的感受時寫道。為了給過去一個真實的描述，讓這樣一些事情不被遺忘不僅被理解為抽象的正義的要求，也被理解為一種更人性的道德義務的實現：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說，“活著的人受命於死去而永遠沉寂的人：去保存有關過去的真相”。這樣一種觀點在20世紀得到了深化，因為人們意識到極權政治追求茨維坦•托多羅夫所說的“清除記憶”（the blotting out of memory）的決心；這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刪除對先於他們發生的事態的記憶，刪除對他們自身罪行的記憶，以及刪除這些罪行的受害者的記憶。在戰爭審判和真相委員會的時代，記憶、正義與歷史真相之間的修辭和概念聯系被再次反復拿到公共議論的臺面上來，不出意外，它們有力影響了一些歷史學家談論自己的學科及其社會功能的方式。另一方面，一些評論家則暗示了可能的“記憶倫理的陷阱”，就什麼應該被記住來說，對某一特定理解的遵循，在某些情況下其實很可能是與當下歷史準確性或歷史正義的要求相矛盾的。
將正義與記憶等同起來的問題之一是，記憶在實際上總是有選擇性的。我們可以有意做出決定，不讓一些關於苦難與不公的故事，以及這些苦難與不公的受害者被遺忘；甚至，如果願意，我們也可以調整我們的歷史實踐去確保這一結果；但是在為一些人做出這樣的決定時，我們肯定不會為了其他人做出同樣的決定。甚至，托多羅夫指出，對“記憶之職責”（例如，與法國戰時過往相關的“記憶之職責”）的當代呼吁，所涉及的並不是盡可能詳盡地確立關於過去的事實這一願望，而是“在這些事實中做出選擇，並捍衛這種特定的選擇，它確保其主角始終要麼是英雄、要麼是受害者，而不讓其他的選擇來賦予它們不那麼光榮的角色”。換句話說，記憶作為一項道德義務的概念，在運用中總是有所偏頗的，它不僅是要確立應當被記住的內容，也想要固定住回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