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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的智庫策源研究(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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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本選題以影響未來戰爭形態的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為背景,以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過程中的智庫策源作用為研究物件,通過對蘭德公司、新美國安全中心等著名智庫對美國國防部、美國國會的影響機制研究,詳細剖析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過程中,智庫對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問題的觀察與研究,對政策議題的推動與設立,在議程進行中的咨詢與作證,通過“旋轉門”實現思想到政策的轉換。從人工智能擴展到量子科技、5G、高超聲速等領域的智庫策源機制,並對智庫在美軍軍事技術優勢形成過程的特點規律和模型機理進行分析。最後,借鑒美國情況,為我國新型特色智庫建設和國防科技戰略發展提出針對性建議。

趙超陽

男,軍事科學院軍事科學信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專業技術大校,主要從事國防科技管理和國防采辦管理研究工作。公開出版《變革之路Ⅰ—美軍裝備采辦管理重大改革與決策》《變革之路Ⅱ—美國國防科技管理改革與變遷》《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透視》等著作5部,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兩項,碩士研究生導師。

魏俊峰

男,軍事科學院軍事科學信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專業技術大校,主要從事國防科技管理與政策研究工作,公開出版《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透視》《美國國防預研管理》《變革之路Ⅱ—美國國防科技管理改革與變遷》等著作多部,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等獎項。

課題前沿、研究深入、觀點鮮明、論述嚴謹、值得一讀


前 言

第一章 美軍人工智能發展背景及戰略溯源

  第一節 人工智能發展及其軍事影響

  第二節 美軍技術制勝偏好的邏輯延伸

  第三節 美軍人工智能發展的戰略源流

第二章 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態勢

  第一節 美軍人工智能發展的戰略與政策

  第二節 美軍人工智能推進的組織與機構

  第三節 美軍人工智能布局的項目及應用

第三章 作為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重要策源的智庫力量

  第一節 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策源體系

  第二節 智庫是美軍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策源力量

  第三節 美軍人工智能發展策源典型智庫舉要

第四章 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的議題設置智庫推動

  第一節 議題設置與智庫推動

  第二節 智庫借助大眾傳媒推動議題設置

  第三節 智庫通過高熱度研討推動戰略議題設置

  第四節 人工智能戰略議題形成與設置

第五章 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問題的智庫研究與咨詢

  第一節 智庫對美軍人工智能與防務問題的研究項目

  第二節 智庫對美軍人工智能與防務問題的研究內容

  第三節 智庫對美軍人工智能與防務問題的咨詢作證

第六章 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思想的人員傳帶和實現

  第一節 基於人員傳帶的智庫思想實現路徑

  第二節 基於“旋轉門”的關鍵人物

  第三節 基於多角色的研究團隊和影響網絡

第七章 美軍人工智能戰略發展決策的智庫評估與優化

  第一節 政策評估與智庫參與

  第二節 智庫關於美軍人工智能發展決策評估及影響

  第三節 蘭德公司對美軍人工智能態勢評估示例

第八章 智庫策源:從人工智能到技術優勢塑造

  第一節 塑造之源:概念與場景

  第二節 制勝之策:抵消與發展

  第三節 體制之變:調整與改革

第九章 美軍技術優勢塑造中的智庫策源評析

  第一節 突出背景:新一輪科技革命及其影響

  第二節 驅動因由:技術治理中的國家安全憂慮

  第三節 策源機理:與決策鏈的嵌合與互動

  第四節 深層網絡:資本影響下的復雜利益傳導

結 語

附 錄


第二節 美軍技術制勝偏好的邏輯延伸

美軍對人工智能的重視,既是對現有美國技術領先優勢的重視和利用,從更深層次來看,也是美軍技術至上、技術制勝傳統思維偏好的傳導和延伸。

實用主義和技術至上是美國人鮮明的性格特征。實用主義產生於19 世紀末,它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以行動為中心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它不是從事物的本質、原則出發看問題,而是只注重後果、收獲、效果和事實。在美國,講究實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為普遍的倫理。技術至上是實用主義的自然延伸,把技術作為實現目的的核心工具,不斷提高技術在解決問題上的參與度和影響力。自從建國以來,美國非常注重技術創造,美國憲法第1 條第8 款第8 項明確規定,“ 為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藝的進步,對作家和發明家的著作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專利權保障”。由於商業創新對技術革新與發明的不斷催化,美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在此過程中,技術至上逐步成為美國人堅定不移的信條。在軍事領域,實用主義和技術至上集中體現在技術制勝,強調實力的重要性,大力發展軍事技術,熱衷研制新型武器裝備,始終要保持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飛機、潛水艇、無線電通信等紛紛登上戰爭舞臺,並且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然美國是在戰爭快結束時參戰,但是從戰爭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在戰爭中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軍事機構,特別是海軍完全相信現代技術在戰爭中的效力了。”美軍開始重視科學技術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乃至後來的參戰,美國全面動員國家資源,特別是科學技術資源,開發了許多在戰爭中舉足輕重的武器裝備,包括雷達、噴氣式飛機、原子彈等,為贏得戰爭的勝利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成立了專司國防科研的科學研究與發展局,動員了一大批科學家為政府服務,包括當時美國75% 的一流物理學家和50% 的一流化學家,幫助建立了輻射實驗室、爆炸引信實驗室、噴氣推進實驗室等許多大型實驗室。原子彈前期的研制工作也由科學研究與發展局負責,1942年6月交給了陸軍。原子彈作為促使日本投降的關鍵武器,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科學技術活動的標志性成果,其所具有的開天辟地的效應使美國人再一次印證並強化了技術對戰爭的巨大影響力。1949年蘇聯成功試爆原子彈後,具有強烈技術領先信念的美國不甘心被超越,1952 年進行了首次氫彈爆炸試驗,爆炸當量比在廣島投擲的原子彈大800 多倍。20 世紀50 年代,作為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政府“新面貌”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軍實施了“第一次抵消戰略”,利用其在核武器技術方面的先發優勢,大量增加核武器的數量和種類,企圖構建強大的軍事威懾體系。隨著蘇聯核武器技術的不斷跟隨升級,美國和蘇聯形成了相互確保摧毀的核均勢,“第一次抵消戰略”宣告失效。

1957 年10 月4 日,蘇聯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對美國形成強烈刺激,加之隨著冷戰逐漸進入白熱化階段,蘇聯在常規武器數量和兵力規模上一度形成優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開始尋求利用科學技術獲取制勝優勢。僅1958 年,美國就成立了三個重量級科技管理機構:國防研究與工程署(DDR&E)、高等研究計劃局和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其中,國防研究與工程署統管軍隊科研工作,高級研究計劃局負責尖端前沿技術探索,後改名為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1977 年,美國提升了國防研究與工程署層級,該署署長被調整為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國防部副部長,在國防部領導中排位第三。冷戰中的技術熱度將核武器專家哈羅德·布朗、電磁專家威廉·佩裡等一大批科技專家送上了國防部研究與工程署署長、副部長、部長這樣的高位。在技術型高官的推動下,美國技術制勝的思維方式在與蘇聯的戰略對決中形成新的思路,這就是“第二次抵消戰略”,即以技術優勢對抗並戰勝蘇聯的數量優勢。布朗原來在利弗莫爾實驗室任主任,後進入國防部,先後任國防研究與工程署署長、空軍部長、國防部長。佩裡進入國防部以前在企業工作,主要從事電子技術方面的研究分析,對技術發展趨勢認識深入,大力支持隱身等先進技術研發。以他們為代表,提出並推動實施“第二次抵消戰略”順理成章。根據這一戰略,美軍優先支持和發展微電子技術和信息技術,在指揮控制、精確導航、通訊網絡、精確打擊、戰場偵察、隱身武器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突破,軍事技術能力實現了巨大躍升,從而抵消了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在常規兵力方面的優勢。“冷戰在整個持續期間都是一種高科技斗爭。其間,研發成功尤其保障了武器技術上的優勢地位。技術落後通常會被解釋為安全危機。”國防科技塑造了美國國家安全的成功基礎,也讓美國最終贏得了冷戰,強化了美國作為世界科技強國、軍事強國的地位。緊隨冷戰結束而來的海灣戰爭,作為信息化戰爭的起點,高調顯示了冷戰期間美國國防科技發展的巨大成果,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於技術優勢的信仰和追求。

進入21 世紀,在美國的全球安全格局中,亞太地區成為關注重點。面對俄羅斯、中國等新興力量的崛起,美國強化了技術制勝的理念,希望再次利用技術優勢,達到寓勝戰於技術發展之中。2014 年11 月,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裡根國防論壇”的主題演講中,提出“國防創新倡議”,並將其稱為美軍的“第三次抵消戰略”。哈格爾稱,“國防創新倡議”是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明確需要創新的方向並對其進行投資,從而維持和增加美國在21 世紀的軍事優勢。該倡議包含一個長期研究與發展計劃,旨在甄別、研制並列裝最尖端的技術和裝備,尤其是機器人、自主系統、微型化、大數據以及先進制造(包括3D 打印技

術)等方面的技術裝備。2015 年2 月,阿什頓·卡特擔任美國國防部長,基於技術出身的思維慣性,他接力推進“第三次抵消戰略”。卡特曾任國防部采辦、負責技術與後勤的副部長以及常務副部長,曾與國防部原部長佩裡長時間共事,兩人在技術戰略問題上惺惺相惜。國防部時任常務副部長羅伯特·沃克極力配合、衝鋒陷陣。沃克在大學時學習專業為生物學,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並擔任過海軍副部長,偏好軍事技術,尤其推崇無人系統在未來戰爭中的應用。卡特、沃克這樣具有技術背景的官員主導著美國國防部,必然不遺餘力地推動“第三次抵消戰略”,這一情景與20 世紀70 年代極為相似,其中隱藏的技術制勝理念是一脈

相承的。

為了實現“第三次抵消戰略”的目標,美軍制定了《長期研究與發展計劃》《最優購買力倡議3.0》等政策文件,並從2015 年開始醞釀重新提升國防研究與工程在國防部的地位,冷戰結束後被撤銷的國防部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職位,在國會的支持下,於2018 年重新設立,具體是拆分負責采辦、技術與後勤的副部長職能,分設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和負責采辦與保障的副部長。新的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加強對人工智能、信息網絡、定向能、高超聲速等戰略重點領域的統管。與商業領域新興技術快速發展相適應,美軍還成立國防創新小組(DIU,其前身為國防創新試驗小組)、創新工場等組織機構,大量挖掘發現商業領域新興技術,並及時轉移到軍事領域,以期形成像隱身技術之類的顛覆性技術,為其未來提供具有絕對優勢的能力。

長期以來,美軍對技術絕對領先的執著,來源於對絕對的、強烈的安全感的追求,以及對美利堅民族優越性的執念。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上帝所青睞的人,肩負著上帝的囑托,擔負著領導並幫助上帝保衛世界上各民主國家的責任。為了保持絕對的安全和強大,美國將國防科技作為重要工具和關鍵支撐,在國防科技發展上始終保持絕對領先地位,始終與別國保持絕對的安全距離,不能容忍被超越,甚至被接近。為了追求絕對優勢和安全距離,美國不斷地尋找新的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讓美國對科學技術的依賴得到了驗證,強化了其技術工具主義理念。在世界科技創新進入商業引領時代,國際安全格局出現新的變化時,美國藉以擔心本國和盟友的安全,又開始著力塑造軍事優勢地位,將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作為制勝基點,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創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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