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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5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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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從大宋之變探析文武之道與王朝的存亡續絕

☆作者爬梳大量宋代原始資料,還原了北宋文治盛世的另一面

☆通過楊業、狄青、范仲淹、種世衡、王韶等大量文臣武將的政治命運解讀北宋政治的得與失

☆全面梳理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國之道,透析大宋治國實踐的經驗與教訓

 

北宋在中國歷目前有兩個突出特徵,一是經濟文化少見繁榮,號稱盛世;二是軍事積弱,立國一百六十多年即被金所滅。出現這樣的歷史現象,與北宋實行的“崇文抑武”國策有著密切的關聯。宋太祖鑑於唐末及五代武人專權之弊,開始重用文人,抑制武將。這一政策經太宗、真宗完善,到仁宗朝“崇文抑武”政策已達特別,文人代替武將開始掌兵。英宗、神宗、哲宗三朝雖欲扭轉這一政策的弊端,但積重難返,終致徽宗、欽宗被金人所擄,北宋滅國。北宋實行“崇文抑武”國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不僅體現於宋朝在對外關係中始終處於弱勢,更體現在內部政治運作中文武關係嚴重失調,導致楊業、陳堯諮、王德用、張亢、柳開、種世衡、狄青、王韶等人的悲劇命運,而這些有血有肉的案例又折射出北宋立國基礎的脆弱,很終導致繁榮的北宋悲哀落幕。

陳峰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等職。長期從事宋史研究,出版著作《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宋代軍政研究》《宋代治國理念及其實踐研究》《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將壇說》《漕運與古代社會》等多種,發表論文80 餘篇。

歷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需要從多角度進行觀察和探索,對宋代“崇文抑武”這個重大問題的觀察和探索,也同樣是如此。《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一書,是從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戲劇性的“杯酒釋兵權”史實入手的。是稿充分利用了《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及野史、筆記等大量宋代原始資料,詳細地論述了趙匡胤以下北宋諸帝在崇文抑武方面的所作所為,中間述及王安石變法試圖扭轉這種局面而未果,最後以徽欽北狩、靖康亡國來說明尚武精神淪落所造成的嚴重惡果作為結束……不論從哪方面說,陳峰同志的這部書稿,為深入探索“崇文抑武”這一重大歷史問題做了良好的開端,兼之本書文字流暢,可讀性甚強,我認為可以作為一本好書向廣大讀者推薦。

——漆俠著名歷史學家

宋朝推行“崇文抑武”國策產生了極其巨大的消極影響,不僅導致了國家武裝力量的核心——武將群體的萎靡、無能以及自卑,而且造成一個時代尚武精神的淪喪,《武士的悲哀》對宋朝的積弱原因作了深層次的透析,其透析的二點值得稱道:一是注重歷史與邏輯的內在統一,也就是說一個尚武時代的淪喪不是短時期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崇文抑武國策在不同時期的不斷推廣和加深逐步形成的。二是注重個案研究與整體敘述的有機聯繫,崇文抑武國策的形成是一個而過程,而諸多武將個人遭遇則是整個過程的具體反映。

——李華瑞首都師範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目錄

引言▲12
一開國歲月▲16
1.“杯酒釋兵權” ▲17
2.張瓊之死▲24
3.削藩鎮與後苑之宴▲28
4.太祖愛將▲33
5.戍邊與出征▲38
6.辛仲甫▲46
二太宗嬗變▲60
1.皇位授受▲61
2.趙德昭之死▲70
3.崇政殿▲75
4.楊業的悲劇▲84
5.河北水田▲99
6.“飛白” ▲113
三真廟風雲▲126
1.呂端大事不糊塗▲127
2.傅潛與王超▲134
3.靈州失陷與澶淵之盟▲146
4.武士的悲哀▲161
5.祥瑞與封禪▲178
四仁廟歲月▲198
1.仁厚天子▲199
2.陳堯諮的遭遇▲212
3.西線烽煙▲221
4.“小范老子” ▲229
5.慶曆和議▲240
6.得寵大將▲246
7.英雄末路▲251
五振武與衰亡▲290
1.英宗天子與濮議▲291
2.神武皇帝與變法▲294
3.王韶與熙河拓疆▲305
4.五路征伐與永樂之役▲320
5.元祐更化▲326
6.亂政與“海上之盟” ▲336
7.靖康之難▲346
結語▲352
參考文獻▲358
後記▲362

靈州失陷與澶淵之盟

真宗做天子的最初幾個年頭,天下正處於多事之秋,突如其來的一系列邊患、內亂使年輕的皇帝陷入了疲於應付的困境之中,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在咸平初及隨後的幾年間,契丹人不時興兵南犯自不用說,而當時四川及西北邊陲也戰火不息。其中四川自太祖朝歸入大宋版圖之後,一直動盪不安,先後出現過上官進、全師雄、杜承褒及李仙等人發動的造反活動。造反者曾攻陷過成都、渝州(治所在今重慶)等重鎮。太宗朝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不僅席捲幾乎全川地區,而且在成都建立了與朝廷相對立的大蜀政權,直到至道元年(995年)才被鎮壓。歷史上素來有割據立國背景的川蜀之地,對朝廷來說始終是塊心病,當地文武官員又常常不能妥善治理,或苛剝百姓,或欺壓士卒,從而導致那裡戰火不息。

咸平三年(1000年)初,由於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兵馬鈐轄符昭壽虐待部下,於是憤怒的士兵們推舉軍校王均造反,又在成都建立起大蜀國。此時,真宗正親臨河北大名城,督促傅潛等將領禦遼。後院起火的消息傳到行營,天子只得又匆忙安排官員帶兵趕往四川。川蜀的戰事一直延續到是年冬天,才基本結束。而就在此後不久,朝廷又在西北喪失了軍事重鎮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使大宋的西北邊防陷於極為被動的局面。

當時朝廷在西北地區遇到的勁敵,是已逐漸強大起來的党項勢力,其領袖便是令守邊將軍們為之頭痛的李繼遷。党項人自唐朝末年在首領拓拔思恭的領導下,開始活躍於今天陝北一帶。以後,拓拔思恭因出兵助唐鎮壓過黃巢農民軍,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夏國公,並獲賜唐家天子的李姓,擁有夏州(治所在今陝西橫山西北)、銀州(治所在今陝西米脂西北)、綏州(治所在今陝西綏德西北)、宥州(治所在今陝西靖邊西)及靜州(治所在今寧夏永寧東北)等五州之地。五代時,內地戰亂不已,李氏統轄的党項部落得以穩定發展。到宋朝太宗完成內地統一後,党項李氏家族深感難以割據下去,遂在太平興國七年(982年)五月,由其首領、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舉族赴開封,向朝廷獻土。西北割據勢力的問題似乎就這樣被輕鬆解決了。然而,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卻不甘心歸順宋朝。

李繼遷在本族大首領遷居開封舒適、豪華的宅第後,便乘機填補了其在部族的權力真空。他號召部民,組織親信,拒絕接受宋朝的統治。於是,戰火便在荒涼的黃土高原上燃起。當時,宋朝對這支規模不大的党項勢力頗為輕藐,派軍隊進行過幾次征討,雖取得了某些勝利,但卻沒有繼續深入荒漠追擊,這就使得李繼遷及其驍勇的騎士們生存了下來。以後,李繼遷投靠了北方的遼國,契丹人也想利用他在西部牽制宋朝,便冊封他為西平王,並將義成公主下嫁給他。從此,李繼遷號稱西平國王,逐漸成為宋朝在西北方的勁敵,而宋朝人又習慣稱党項人為西夏。

太宗晚年時,曾派幾路大軍征伐過西夏,然而卻在勞而無功的情況下收兵。面對宋朝將帥王超、李繼隆等人的怯懦退縮,李繼遷大膽地發動了進攻,並於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對宋朝西陲要地——靈州展開了圍攻。 

防守靈州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孤懸於西北盡頭的靈州,雖有數万軍民駐守,但由於遠離內地,交通線時常被西夏軍切斷,軍餉供應極其艱難,所以,太宗在世時就曾一度打算放棄靈州。真宗登基後,先後數次派軍隊征討李繼遷,同樣沒有收到很好的戰果,而增援靈州城的軍民損失慘重。那位在真宗親征河北期間躲避遼軍、累死數千匹戰馬的王榮,於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領兵護送軍餉支援靈州,結果在途中被西夏軍打得大敗,死傷無數,物資全部丟失。事後,真宗仍免了王榮的死罪。 

到次年的年底,西北邊防形勢日趨緊張,宋朝一方面對生活於河湟一帶的吐蕃部族加以招撫,動員強悍的吐蕃騎兵進攻西夏,並允諾有能生擒李繼遷者,授以節鉞,再賜給大批白銀、錦帛及茶葉;有能斬李繼遷首級者,授觀察使,同樣賜給財物。另一方面,宋朝不斷討論壓制西夏的對策,於是有戍邊官員建議在綏州修築城堡,“以遏党項”。當這一議案報到京師後,大臣們議論不一,宰相呂蒙正與參知政事王旦等人對此持反對意見,另一位宰臣李沆認為建議雖有價值,但實施起來恐怕勞民傷財,而樞密院的長官多傾向支持修築綏州城。結果,朝臣們在開封城內爭吵不已,“互執利害,久而未決”。天子不得不派出使者前往當地進行實地考察。不久,又派王超為大帥,領六萬大軍營救被圍已久的靈州,而這支援軍又分別由駐紮於西北各地的若干支隊伍組成,行動起來既不集中,又頗為遲緩。寶貴的時間就這樣一天天失去了。到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間,也就是真宗派王超出師增援後的第三個月,靈州城終於淪陷。據史籍記載,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當時任靈州知州,他在兩年的任期內加強防禦,組織屯田,艱難地支撐著城防。當與外界聯繫的餉道斷絕後,一時“孤城危急”,裴濟刺指寫血書求救,但朝廷內部的爭議尚未結束,王超的大軍也遲遲沒有來到。就這樣,在李繼遷傾全力攻擊的情況下,靈州城失守。消息傳到京師開封後,宰相率群臣上表請罪,真宗皇帝則下詔安慰百官,表示理解臣下不安的心情。同時,天子又立即下詔給行軍到環州(治所在今甘肅環縣)的王超,令他退師到陝西關中。 

靈州的失落,對宋朝國防來說實在是一件影響深遠的重要事件。這件事帶來的直接結果是:一方面西夏擁有了靈州一帶黃河兩岸富饒的土地,大大增強了實力;另一方面党項人獲得了向南方和西部發展的機會,並可以阻斷朝廷與河西地區的聯繫。如此一來,雙方在前線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西夏咄咄逼人的態勢。而潛在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日漸暴露,其給宋朝國防帶來的危害,更為持久。首先,居住在今天青海西寧周圍及其以東廣大地區的以吐蕃族為主的眾多游牧部族,逐漸受到西夏的一定控制,彌補了党項兵力不足的弱點,而宋朝在這裡的傳統影響日益被削弱,其危害到仁宗以後愈益暴露;其次,靈州的淪陷使漢唐以來久負盛名的牧馬基地失落,很快就使宋朝軍隊的戰馬供應出現了緊缺。為了解決馬匹不足的問題,朝廷不得不一方面向西北少數部族購買,另一方面則在內地建立牧場,飼養馬匹,而這兩種措施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由於茶馬貿易成本太高,所以購馬數量有限,每年不過一萬匹左右;內地牧場上養出的馬不僅品質不高,而且數量又上不去,其所花費的代價也同樣非常之大。 

這便嚴重地影響了宋朝騎兵隊伍的發展,而騎兵兵種的衰落,又使朝廷在對西夏和契丹人的正面野戰中處於明顯的劣勢。到仁宗朝時,有人便指出:現今天下馬軍,大約十人中不足一二人有戰馬可騎。這一切後果的出現,又都與靈州城的失陷有密切的聯繫。

邊疆危機假如僅僅表現為靈州城失落的話,那麼還不至於攪得朝堂之上一片恐慌,天子也不會憂慮到寢食不安的地步。但就在靈州之役剛剛使朝廷蒙受了巨大損失的兩年後,又一場更為嚴重的邊患幾乎導致宋朝遷都南渡。

景德元年( 1004 年),實在是一個多事的年份。在這一年的二月中旬,西北前線傳來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李繼遷在西涼(今甘肅武威一帶)拓地時,遭到吐蕃六谷部大首領潘羅支的突然襲擊,中箭而亡。如此重要的喜訊令宋廷感到鼓舞,也使幾天前京師大地震引發的不祥氣息得到了平息。然而,時隔一個月,皇太后就因病駕崩,真宗皇帝悲傷多日,竟不能舉行正常的朝會,直到宰相李沆率群臣連上五道表章,他才慟哭著接見了臣下。到四五月間,河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間)等地連續發生大地震,朝廷不得不對災區的租稅減半徵收。七月中,宰相李沆染疾而亡,真宗親臨李府慰問,睹物思人,天子竟失聲痛哭。進入八月以後,河北前線像往年那樣不時送來了契丹軍隊準備南犯的情報,真宗也照例下詔沿邊各路屯軍加強防秋。出乎朝廷預料的是,此次對方的來犯竟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行動。

是年閏九月間,執掌朝政的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親領二十萬主力南下。由於河北前線主帥王超按照天子以往所賜陣圖,只顧嬰城自守,而不敢阻擊對方軍隊, 從而使契丹大軍迅速沖過重重設防地區,兵鋒直逼黃河北岸。此次遼軍行動,與昔日明顯有所不同,他們並不攻城略地,而是長驅直入,稍遭抵抗便繞道南行,可謂“其志不在小也”。

當敵軍深入內地的消息傳到開封後,朝堂內外出現了一派緊張、混亂的氣氛。一天,參知政事王欽若秘密求見真宗,竟建議天子巡幸金陵(今江蘇南京),以避危難。隨之,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也請求皇帝離開京城,到古來常常為中原帝王避難場所的成都去。面對這兩位大臣的提議,原來已緊張不安的真宗皇帝愈加恐慌,幾乎喪失了反抗的意志,考慮南渡避禍。所幸的是,當時文臣武將中還有頭腦清醒又不乏膽識者,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寇準。

寇准出生於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市以北),少年時代便懷有英雄志向,他不僅有同時代大多數學子擁有的那種勤學的特點,而且又有一般文人身上較少的豁達直率的性格。十九歲時,寇準就博得了進士功名。有這樣一段記載頗能說明寇準的品格:他在太宗朝參加科考時,有好心人告訴他,天子素來不喜歡年少的舉子,以為年少者多輕狂,故每每在殿試過程中將其逐出,所以建議他虛報歲數。但他卻回答道:我剛步入進取之路,怎麼可以欺君呢?

寇准入仕後,曾在地方和京城出任過許多官職,以直言敢諫出名。據說,他在京師任樞密直學士等職之時,曾在宮中議論時事,因語言不合太宗心意,太宗憤怒地站起來,欲離開座位。此時,寇準竟然上前拉住龍袍,請天子重新坐下,直到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完,他才退出大殿。太宗深為他的赤誠所感動,對近臣說:朕得寇準,猶如唐太宗之得到魏徵。魏徵是唐初名臣,以直言敢諫名聞於史,天子將他喻為當世魏徵,足見對其十分器重。淳化二年(991年),寇準已遷任樞密副使,當時他年僅三十一歲,成為臣僚眼中的少年得志者。但兩年後,他卻因遭人攻擊而離朝。

太宗晚年一直未立太子,這便引起了朝臣們的憂慮,唯恐天子一旦謝世,朝廷將會因嗣位之爭,陷入一場政治危機。於是,一些官員上書請立皇嗣,結果引起了猜忌心極重的太宗的不滿,將他們貶斥外地。淳化五年(994年),太宗又想到寇準,遂宣召他回朝任參知政事。當天子向寇準詢問立太子事時,寇準耐心地加以勸說,終於使太宗確定立壽王為太子。

寇準重返廟堂後,出任的雖只是副宰相之職,但因有天子的格外信任,其影響力非同尋常。像在決定中書大政及其他重要事務上,他都有很大的發言權,因為此時唯一的宰相呂端和幾位執政大臣也是在他的引薦下獲得重用,故他們對這位天子親信相當謙讓。不過,寇準的個人風格與當時大多數科舉出身的文臣不很相同,與呂蒙正、呂端及李沆等大臣相比,他性格外向,身上缺少謹慎持重的色彩,性情又過於剛直,做事常常不顧及同僚及下屬的臉面,所以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至道二年(996年),他終於再度因為遭人非議而離開京城。 

真宗登基後,因感念寇准在自己被為立太子的問題上出過力,遂屢次遷其官銜,咸平中又將他調到開封府做權知府。到咸平末年,再任命寇準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唯一的宰相李沆病逝,中書一時無人支撐。真宗也許是考慮到處於國難當頭的局面下,謹小慎微者難當大事,所以想起用果敢、有膽識者替自己分憂。於是,真宗打算讓寇準從三司使的職位上直接升為宰相,卻又擔心遭到臣下的議論,便先將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遷為參知政事,一個月後,再同時任命畢士安與寇準為宰相。據說,畢士安曾對真宗說:寇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為臣我不如他。真宗反問道:聽說寇準性格剛強,好使氣,怎麼辦?畢士安便答道:寇準忘身殉國,故不為流俗所喜。當今北敵跳梁未服,正是使用寇準之時。 

寇准入主中書不久,便遇到了契丹軍隊大舉南犯的事。面對朝堂上眾多請求天子南渡的議論,寇準深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歷史上無數類似的例證已反映了這樣一個鐵的事實:在出現北方強敵威脅的形勢下,如果皇帝帶頭南逃,必然造成軍心渙散、防線崩潰乃至於喪失北方,最終偏安江左的後果。以當時宋朝幅員之遼闊、人口之眾多、財力之雄厚以及軍隊之龐大,雖不至於能北上滅亡契丹,但進行一場全國性的持久抗戰,尚不成問題。五代後晉末年,契丹國主耶律德光曾領兵攻入開封,似乎已控制了中原,卻在內地軍民的反抗下被迫回撤。所以,寇準要求天子再次做出親征的決定,以鼓舞前方將士的鬥志,將來犯者驅逐出境。

於是,當真宗皇帝向他徵求南遷意見時,寇準明知王欽若和陳堯叟兩位大臣一個是江南人,一個是四川人,所以提議避難金陵和成都,卻佯裝不知,故意對天子說:誰為陛下出此之策,罪可誅殺。今陛下神武,文武齊心,如若大駕親征,敵人自當逃遁。縱然不能馬上敗敵,也可以出奇兵以亂對方軍陣,堅工事以勞其師,彼勞我逸,最終我必勝算。怎麼能棄太廟、社稷不顧而去南方,到那時人心崩潰,敵兵乘勢追擊,天下還能再保嗎?聽了寇準這樣深入的分析,真宗終於被說動了,遂下決心親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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