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門‧公園（簡體書）

2016年6月，《班門》第一期出版，3年、12期，完成了“班門”的第一輪營造。

第一年，“木、砼、鐵、石”，以材料構建“班門”；第二年，“方、圓、線、角”，以形式勾勒“班門”；第三年，“光、聲、氣、性”，以物性點化“班門”。

“班門”是什麼？是器具，是建築，是城市。作為設計師，我們更願意將“班門”定義為經過設計而呈現的日常世界。當然，《班門》還是一本用心經營的雜志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的小伙伴們說這段時間“做書”行情見漲，可雜志書卻越來越難。難，才不放棄，才迸發更大的生機，才需要更多的匠心，這是“祖師爺”的訓教。

於是，2020年，我們開始新一輪的營造。

將日常世界按照經緯兩個向度拆分。在經度上，以材料、形式、物性為刻度；將它們匯聚起來，在“緯度”上有機生長，形成日常世界的一個個基本單元：家、辦公室、商場、車站、廣場、公園……沿著一個城市人一天活動的路線，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單元—有的是建築物，有的是無頂無墻的虛空，卻也會“被界定”；有的可長久停留，有的只能短暫經過，卻也會“被記住”；有的恢宏壯闊，有的尺度微小、緊湊纖細，卻也美麗異常。我最喜歡的建築師彼得·卒姆托說：“建築擁有自己的疆土，它不是某種信息或象徵，而是一個外殼和後臺，供我們的生活在其間延續；建築是一個靈敏的容器，適於樓板上的腳步聲，適於專心工作，適於安然入眠。”簡言之，建築是生活的容器。延展到城市空間，也是一樣的，都是容器。

設計師是做容器的人。而設計師不僅僅要做美麗的容器，還要做“美好的容器”—收納、包容，甚至激發人們的幸福生活。《班門》的第二輪營造，便以此為初心。

我們依然堅持跨學科的姿態，以建築學和城市規劃為軸心，跨界到藝術的各個門類，並從更廣大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中汲取營養；我們依然堅持關注日常的視角，關注身邊的人和事，關注那些影響市民生活、激發市民潛能的空間；我們依然堅持深度閱讀的理想，連公眾號都開始向深度寫作和深度閱讀轉型，紙質圖書沒有變“膚淺化”的理由。

人居空間，這是一個值得長久探討的話題。站在今天，我無法縝密規劃每一輯的主題和未來的時長。世界在變，誰知道會不會有一些空間要消失，有一些會新生。未來留給未來，當下卻無比清晰—從城市公共空間開始。公共，相對於私人，是市民共享的空間：廣場、街道、公園……因為生活內容的疊加，這些空間有著豐富的肌理，一層疊著一層，好像被“包了漿”的寶物，值得細細玩味。社會學領域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叫“市民社會”，也有學者直接就用“公共空間”，是精神和意見共享的領域，與建築學定義的城市公共空間也有關聯。

這一期以“公園”為題。我們關注公園的日常，更希望以人文主義的眼光重新定義公園，接受我們邀約的，有談園林與山水畫、昆曲美、中國詩文藝術的“現代中國園林之父”陳從周先生，有將園林視作一首詩的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我們延續了“大師之作”專欄，探訪那些由建築師、藝術家們傾心打造的公園。“門·內”——繼續堅持在建築學和城市規劃學科內的探討，建築師、規劃師、景觀設計師們分別從各自的設計實踐中談起那些在他們筆下被重新定義的公園。“門·外”——跨出更大步伐，在公園裡暢談歷史、文學、藝術、生活，因為公園所容納的，遠非公園而已。

《班門》再造，不知您意下如何？

目錄

門·公園

大師之作——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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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文與中國園林藝術

園林與山水畫

園林美與昆曲美

園日涉以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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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是一首詩—桂離宮

門·內

歷史的新生—對話首鋼園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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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公共、公民、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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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公園”系列文章：

基礎設施上的空中花園

水面之上

有溫度的 “口袋公園”

鄉村公園試驗

門·外

陶然亭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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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上創作的另類藝術家—安迪 · 高茲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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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旋轉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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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公園志

紙上博物館

大師之作——公園

文：寧喆

安東尼·高迪（Antoni Gaudí，1852—1926），古埃爾公園（PARK GÜELL）

古埃爾公園（也譯作奎爾公園）原本只是巴塞羅那郊區的一座因植被稀疏而被稱作裸山（Muntanya Pelada）的小山。在加泰羅尼亞語中，它的名字是“Parc Güell”，這個英國化的名字深受英國“花園城市運動”的影響。

修建這座公園的最初想法是由西班牙富商尤塞比·古埃爾伯爵（Count Eusebi Güell）提議的。古埃爾伯爵是建築師高迪的“貴人”和“知音”，他把高迪推介給了當時的巴塞羅那上層社會，並將自己家族的一系列項目委托給高迪，這使得30多歲初出茅廬的高迪獲得了多個機會去實現其個人風格。古埃爾伯爵與高迪一同構想了古埃爾公園：在自然公園內有組織地布置高質量住宅群，用當時最新的技術手段進行裝飾，確保最大程度的舒適體驗，並最終以藝術體驗收尾，營造有新鮮空氣和美麗景色的世外桃源，整個項目可提供60個地塊供豪華住宅建設之用。然而最終建成的住宅建築只有3座，其中一座是被稱為“拉拉德故居”（Larrard house或Muntaner de Dalt House）的一棟別墅，古埃爾伯爵於1906年搬入其中居住，另外一座被高迪買下，作為他與家人在1906年至1926年的居所，1963年被辟作高迪博物館，古埃爾公園現已成為聯合國物質文化遺產。

高迪和古埃爾設想了一個可以實現建築師和投資人的共同文化理念的社區，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源於加泰羅尼亞政治主義以及天主教的元素。他們試圖將公園與各種符號聯繫起來，從政治辯護到宗教、神話、歷史和哲學，以至於後世的研究者們從中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化解讀。他們還為公園規劃了市場、公共交流空間和公共道路等一系列配套設施，使得整個公園社區的生活具有“如在阿波羅神殿般”的質量。

公園入口兩側的兩棟建築外號叫作“糖果屋”，屋頂形狀奇特，有著不尋常的尖頂，顯得非常夢幻和引人注目，與公園作為遊樂花園的用途非常契合，它們構成了公園的入口門房，現在其中一座是巴塞羅那城市歷史博物館，館內的永久常設展主題便是古埃爾公園的建築物、景觀和規劃設計。

直面公園入口的是著名的大臺階，其層級和細節非常豐富，界定了“百柱廳”的入口軸線，憨態可掬的“大蜥蜴”就位於臺階中軸在線。已經成為古埃爾公園象徵物之一的大蜥蜴不僅是個雕塑，也是主露臺的排水口，如果降雨量足夠，就會看到“蜥蜴吐水”的獨特風景。拾級而上，臺階軸線的終點便是公園的焦點百柱廳及其屋頂的主露臺。百柱廳由八十六根陶立克式立柱支撐，形式與“希臘神殿”相似，高迪原本計劃用這個建築作為古埃爾公園的市場，而百柱廳的屋頂就是古埃爾公園最負盛名的主露臺。主露臺四周環布著海蛇形狀的長椅，長椅的曲線構成了許多波浪狀的小尺度空間，人們可以在這裡三兩成群地休憩和交流，享受愜意的氛圍。長椅表面的馬賽克拼接圖案，色彩斑斕構思奇趣，其大部分出自高迪的合作伙伴約瑟普·瑪麗亞·朱約爾（Josep Maria Jujol）之手。

高迪親自規劃設計了公園周圍延伸至各個建築地塊的道路，這些道路或從陡峭的山坡上伸出，或架設在橋梁結構之上，在橋梁結構下的拱廊中也形成了單獨的人行道，有些道路甚至由三層道路上下支撐，似乎道路本身也構成了一座建築。高迪用本地石塊構筑了這些道路，使其與環境緊密結合，如同樹幹一樣的柱子支撐著道路下方的分支拱頂，拱頂的曲線和傾斜柱子的線形設計與他的教堂設計手法頗為相同。古埃爾公園幾乎沒能銷售出去，彼時規劃的建築地塊如今早已變成了郁郁蔥蔥的林地，然而高迪設計的道路被完好地保留了下來，造型別致，材質淳樸自然，與周邊的植被融於一體，仿佛是一座已經存在千百年之久的歷史遺跡。

在公園的最高處，是一座由石階構成的石山，通往擁有三個大十字架的平臺。它的官方名稱是“El Turóde les Tres Creus”（加泰羅尼亞語），然而遊客們叫它“各各他山”（耶穌基督的受難地）。其中兩個十字架指向南北和東西，第三個也是最高的十字架指向天空。站在這個瞭望臺上可以飽覽巴塞羅那和海灣最完整的景色，也可從俯瞰的城市建築群中尋出高迪的其他作品。

可以說古埃爾公園是高迪藝術豐富性的體現，屬於他的“自然主義階段”（20世紀前10年）的典型代表作。在此期間，高迪通過有機造型的靈感完善了他的個人風格，將植根於幾何分析的一系列新的結構解決方案付諸實踐。此外，與高迪合作的加泰羅尼亞藝術家們還增加了創作自由和富有想象力的裝飾性創作。從巴洛克風格開始，高迪的作品形式和體量具有豐富的結構變化，他沒有拘泥於理性的僵化或任何形式的經典的束縛，在古埃爾公園的設計中，高迪釋放了他所有的建築天賦，並將其創新的結構解決方案付諸實踐，這些方案成為他有機風格的象徵，並最終創造了神聖家族教堂（加泰羅尼亞語：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

如今植被豐茂的古埃爾公園中生活著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包括在巴塞羅那地區發現的幾種非本地鸚鵡和一些本地特色鳥類。從某種程度來說，這裡的確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1902—1988），埃爾·佩德雷加爾花園（Gardens of El Pedrdgal）

埃爾·佩德雷加爾花園是墨西哥籍建築師路易斯·巴拉甘的早期代表作。因為某些景觀已經不存在或被完全修改，現在只能在墨西哥大學城西側一片現代化居住區中尋覓其存在過的痕跡。它就這樣隱匿在現代城市外衣之下，在城市的記憶和泛黃的黑白照片中，默默記錄人類城市發展施加於自然的影響。

嚴格意義上講，埃爾·佩德雷加爾花園就是埃爾·佩特雷加爾居住區本身。巴拉甘在設計之初便期望在占地約350萬平方米的場地上展現出全新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巴拉甘不再以現代主義或古典主義的任何常用手法改造土地，而是根據場地現有的肌理和地勢布置道路、人行道、花園、廣場、噴泉、池塘、出入口等，在墨西哥城南郊布滿巨大且粗獷火山巖遺跡的熔巖荒野上，完全讓自然界的巖石、草木、水景成為主角，而植被則以仙人掌和本地常見樹木等為主。花園的入口是寬闊的廣場（或者說就是自然的開闊地帶），廣場的一側是白色的墻體，另一側則是不規則的火山巖。由火山巖砌筑的水池中有野生水鳥嬉戲，池中的噴泉從洞口向上噴射，跳躍著飛灑下來，仿佛它真是火山巖中涌出的溫泉。

運用簡單的元素和肌理，營造出隱喻自然宏大的意境，巴拉甘充分利用了自然和時間的偉大，使整個作品表達出超乎人類局限性的格局。相對於人類改造自然的技術及藝術的有限和淺薄，尊重自然和順應自然的理念無疑更能從靈魂深處打動敏感的心靈。

巴拉甘在此項目中的開發商身份使他在做規劃時擁有最高的自由度，但項目最終在商業上並不成功，以至於大多數景觀並沒有被保留下來。巴拉甘發揮建築師的特長為建築設計規定了標準，以保證建築與環境的協調，並避免破壞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等自然景觀。他還根據自然地貌的特點，在居住區內設計了星羅棋布的花園和噴泉、入口構筑物、格子架或柵欄、雕塑和景觀墻等裝飾的小品。

以保護生態系統，推崇人與自然的和諧為規劃思想的巴拉甘為了保護黑色熔巖的自然地貌，將建築用地面積控制在整個居住區的10%以下，這恐怕也是項目商業失敗的原因之一。根據熔巖地貌的具體情況，各幢住宅的占地面積大小不等，單塊住宅用地在1000~10000平方米之間。住宅之間以熔巖圍墻分隔，圍合出私密性較強的內院，院內種植當地的野生花草。建築設計造型簡潔，具有巴拉甘典型的墨西哥特色和現代主義風格。二層獨立住宅的墻面由明快色彩裝飾，富有生命感的色彩墻給人溫馨的感覺。居住區的步道因地制宜地鋪設在熔巖邊緣或縫隙之間，高低變化的地段以熔巖材質的臺階相連，由此形成的步行體系如毛細血管般將整個住區的建築與景觀融為一體，將房屋、道路、廣場、水池融入熔巖之中並串聯起來，使貌似單調而統一的黑色火山熔巖自然景觀顯露出生命的有機性。巴拉甘把他設計的黑色火山熔巖景觀稱為“枯山水”（Dry garden），作為源於自然的大地景觀，遠非人工營造的有限所能比擬，堪稱是開創時代的作品。

作為農場主的兒子，巴拉甘生長於鄉村，曾與印第安人的村莊比鄰而居，後又遊歷歐洲和北美等地，深受柯布西耶等現代派大師的熏陶，而其在非洲摩洛哥的遊歷，又對他深有觸動，過往經歷促成了他將現代派風格與墨西哥傳統文化風格的融合。巴拉甘作為現代與自然風格的集大成者，對人與自然的哲學探討從建築層面做出獨特解讀。他作品中的要素如彩色的墻、高架的水槽和落水口的瀑布等成為“墨西哥建築風格”的標志，被到處借用。當然，模仿者始終難以企及巴拉甘作品樸實外表下特有的靈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