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貞史學研究(修訂版)（簡體書）

一、王世貞與嚴嵩

王世貞與嚴嵩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備受關注，圍繞他們二人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對王忬之死嚴嵩應負何種責任；二是嚴嵩被列入《明史·奸臣傳》與王世貞是否有關。長期以來學術界並未取得一致意見，略論之如次。

王世貞舉進士後，卻不謁館試，因為“恥從柄臣道地”。當時其父王忬告誡他：“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王世貞牢記父親教誨，入仕以後，對權貴始終敬而遠之，對文人社團卻極為熱心。王世貞重視作為文人的身份，而作為文人重視自我的追求與個人價值身份的肯定，這種肯定不是官場的職位，而是在文人社團中的地位。而這種社團是遊離於政治之外的。初入仕途的王世貞不是謀求高官厚職，而是充分展示文人的本色，廣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貞以進士入大理院，次年為刑部郎，即參加京師王宗沐等人組織的詩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與李攀龍交往，從此詩文唱和無虛日。王世貞詩文皆好，在文人社團中聲名鵲起。王世貞自言：

余為郎燕京時，頗得遊諸名雋間，而諸名雋獨盛於庚戌（1550，時王世貞二十五歲，中進士三年）之對公車者。若吳興徐子與（中行）、武昌吳明卿（國倫）、廣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實（有譽），以氣誼相激昂還往，至窮昕夕亡間。未幾而豫章餘德甫（曰德）、銅梁張肖甫（佳胤）、郢上高伯宗（岱）、吾郡徐子言（詩）亦闌入焉，相與修觴酒觚翰之政。

王世貞與這些新科進士，吟詩作文，間亦臧否時政，但實質上只是文人之間的活動。陳繼儒稱之“以刑曹郎與李於麟諸子日相唱和，名奪公卿間”。《明史》稱：“世貞好為詩古文，官京師，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詩社，又與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輩相唱和，紹述何、李，名益日盛。”在文人社團中，諸新科進士意氣風發，毫不掩飾，“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年輕氣盛，既覺得當時無人，亦不以權貴為意，自然也就容易得罪他們。而王世貞相當自負，隨著文壇上聲名日盛，士人間互相激宕，有議論之曰：“都人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負，強項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權貴人，往往骯髒守法。”可見，一開始，王世貞就熱心文人社團活動，對於權貴不肯曲意奉承，在政治與文化雙重專制的明代，註定王世貞仕途的坎坷與不平。王世貞對自己仕途的坎坷有深切的體會，道：

然餘往者則已有一時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書郎滿九歲僅得遷為按察，治青齊兵，此其意將困餘以所不習故。於乎！即令余未見嫉，司命削其官，與田父、獵徒角寸陰於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禦魑魅、詠山鬼，亦有以自樂也，烏在其為困哉！

自古文人的秉性即有不事權貴的風範，王世貞以文人而自負， 因而引起權貴嫉恨，使得他仕途上陷於困境，無法施展才幹，王世貞也就只得自我解嘲了。王世貞首先是一個文人，而他在隨後的歲月裡，又多年擔當文人領袖，文人的身份註定了他仕途的坎坷。對權貴不依附、不逢迎，反而處處唱反調，而對文人則大加籠絡。王世貞平生看重的是作為文人與史家的身份，無論是吟詩作文，還是修史以傳之後世、藏之名山，都是文人的志向，所以王世貞志向更多的是希望成為一流的文人與一流的史家。正如前面提到，王世貞入仕後，就熱心於文人的社團活動，後來與李攀龍同為天下文壇宗主。李攀龍去世後，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明史》稱：

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

天下文人皆奔走於王世貞門下，王世貞對此非常看重，尤重視提攜後進，獎掖不遺餘力。陳繼儒稱之：“公之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王錫爵亦贊之：“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後生初學每得公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以故人皆歸心。”王世貞作為文壇領袖，對後學有循循長者之風，故在文壇有極高的威望。在“反智”高漲而極端專制的明代，文壇領袖註定是被摧殘的物件。

王世貞為刑部主事時，有一閻姓犯人藏在當時權貴錦衣衛陸炳家，王世貞竟從陸炳家把他抓走，陸炳求首輔嚴嵩說情，王世貞竟不予理睬。最初嚴嵩鑒於王世貞的才氣，有意籠絡他，王世貞不僅不領情，反而故意譏諷。王錫爵言：“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征逐，微論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文人間的唱和，頗令嚴嵩顧忌，王世貞自言道：“吟詠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采風雅權，讒者間之，眈眈虎視，俱不免矣。”嚴嵩是權臣首輔，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旁采風雅權”，嚴嵩想控制他們，這正是“反智”的一種重要表現，因為他是掌權者，所謂“有位者必有德”，但王世貞等人並不服從，故嚴嵩就要借機打擊他們。更何況王世貞故意不買嚴嵩的帳，令嚴嵩相當不滿。多年後王世貞回憶這段時期的事情時，寫道：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九歲不遷，當自劾罷。客有過者， 謂貴人申申而詈：子非吳中小兒耶？奈何闊武膺視，不置長安睫間也？而又多使酒罵坐，抵掌談說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罷！客謂：“吾子敖士也。”余愧謝無有。因憶曩者不自懌，間從曆下小婦索苦滿引，實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熱，伏時從曹中還，以急謝謁剌，不善捉發，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櫛，腰腹小肥，磬折差礙耳。即使酒罵坐，與世齷齪爭長，豈真能為敖者。

由此可見，王世貞生性有一種傲氣，所謂“使酒罵坐”“談說世事”，正是士人歷來的特性，而他這種性格正是當政者所難容的，是“反智”首當其衝的目標，也是最遭當權者忌恨的，故而他一直備受壓制。但王世貞並沒有從這種事情中吸取教訓，他始終與嚴嵩對著幹。沈德符從另一角度談及這個時期王世貞與嚴嵩父子的關係，“王弇州為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忬） 方總督薊遼，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訶誚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階）力救得免”。後來同榜進士楊繼盛彈劾嚴嵩十大罪，嚴嵩不僅未動毫髮，反而將楊繼盛處以斬刑。楊繼盛夫人上疏求救，王世貞親為潤色疏文。臨刑前，楊繼盛托孤於王世貞。楊繼盛問斬以後，王世貞祭奠並親為其收喪，“嚴氏微聞之，意不樂”。嚴嵩幾度“意欲引置公為重，數近而公數遠之，終不能籠公”。幾度接觸，王世貞皆不為所動。正因如此，嚴嵩在等待機會，以懲處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才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犯大同，並圍困北京達八日之久，而嚴嵩指令黨羽丁汝夔、仇鸞堅壁清野，勿與俺答戰，這就是“庚戌之變”。次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煉即上《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策》疏，直接指陳“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彈劾嚴嵩父子“十大罪狀”。嚴嵩不僅未受絲毫損害，大學士李本在嚴世蕃的授意下，票擬聖旨，將沈煉杖責並流放塞外保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其黨羽以“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煉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王世貞父親王忬獲知嚴嵩曲殺沈煉經歷，非常氣憤，“複對眾指斥其奸，嵩聞知愈加切齒”。於是嚴嵩就尋找機會，報復王世貞父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忬以灤河戰事失利，詔逮下獄。王世貞當即辭官，與弟王世懋日在京師，托門說客，求乞於嚴嵩及諸權貴，但最終沒有結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被殺。王世貞扶柩歸鄉，從此歸隱不出。王世貞認為其父被殺乃嚴嵩落井下石的結果。隆慶元年（1567），王世貞向同榜進士、內閣大學士李春芳上書，談及其父被殺原因時說：

至於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楊繼盛）且論報，世貞不自揣，托所知為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戇，少為筆削。就義之後，躬視含殮， 經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駡， 亦為所詗。其二，楊某（指宣大總督楊順）為嚴氏報仇，曲殺沈煉，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徐階）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渠複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多費軍餉。虜賊既退，則曰將士欲戰，王其不肯。茲謗既騰，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這是王世貞向李春芳進言嚴嵩之所以迫害其父之原因，所以王世貞認為其父被殺，嚴嵩是應負責任的，這一點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但王忬被殺，嚴嵩是否起了最為關鍵的作用呢？王世貞是否亦認為嚴嵩對其父之死應負全部責任呢？對此學術界則有不同的看法，試細論之。

王世貞自始至終認為其父被殺是嚴嵩“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 的結果，是故對嚴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最初王、嚴兩家並無深仇大恨，只因一件件小事積忤成仇，以致最後有殺父之恨。即便如此，王世貞覺得最後決斷還是出於世宗之手，以他作為史學家的眼光，他自然知道世宗的處事風格，王世貞論及世宗及嚴嵩與世宗的關係，道：

當是時，上深坐宮中，欲以威服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窽，欲有所解救，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

王世貞認為嚴嵩深得帝意的根源乃是他摸透了世宗的脾性， 故能巧借世宗皇帝之手而達到其打擊政敵的目的。但有關大事的決斷皆出自“聖裁”，是由世宗本人決定的，王世貞對這一點也是深信不疑的。範守己也稱：世宗“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哉”。可見，世宗大權獨攬，當時的人是堅信這一點的。因此王忬被殺，王世貞亦知是世宗最後決斷的。所以事實上，王世貞並不認為嚴嵩對其父之被殺應負全部之責，而是指出他確實有推波助瀾、落井下石的責任，所以他說嚴嵩“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這是王世貞怪罪嚴嵩的原因。

王世貞與嚴嵩既有此仇恨，而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等史書中，又掩飾不住對嚴嵩的貶斥與厭惡，又有言在明末清初廣為人知的、醜化嚴嵩的戲劇《鳴鳳記》是王世貞所作，清官修《明史》則將嚴嵩定位奸臣，入《奸臣傳》，於是，學術界咸認為嚴嵩被定為奸臣，與王世貞有直接的關係。即便當代學者，如美國學者蘇均煒、新加坡學者李焯然和江西學者曹國慶等皆有此論。他們都有自己的立場，也舉出了各種史料予以支持，例如李焯然就說嚴嵩對嘉靖一朝亦有許多功績，而他所重用之臣並非全是無能無德之輩，不能一概抹殺。且言：“嚴嵩對世宗皇帝，他可以說是一個忠臣。而在外廷，面對政府的官員，他是一個權臣。嚴嵩的忠， 是鞠躬盡瘁、俯首聽命的忠，這也是在世宗這種皇帝底下唯一可以存在和得到信任的‘為臣之道’。”又說：“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我們認為嚴嵩對世宗的舉動是過於奉承和諂媚，那麼，嚴嵩的忠也可以說是庸。如因為這樣便說嚴嵩是奸臣，是過分苛刻的。”所論甚是。不過，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從另一角度表達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意思，王世貞也並沒有指名道姓地說嚴嵩就是奸臣，評斷人物也較為客觀。

而清修《明史》，即便是秉承了王世貞《首輔傳》的評斷，而將嚴嵩列入《奸臣傳》，也不能將責任推到王世貞身上。究其原因： 一方面，清修《明史》有其取捨標準，前人的資料只是參考，故不可太誇張前人的影響。《明史·奸臣傳》所謂奸臣之標準是：“必其竊弄威柄、搆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胡惟庸、陳瑛、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莫不如此。二則，最重要的是看看嚴嵩本人的作為，嚴嵩與《明史·奸臣傳》所收錄的其他幾位相比，所幹壞事並不遜色。《明史》稱：“嵩無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曄、陳塏、厲汝進、沈煉、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遣。經、煉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眾，皆未嘗有跡也。”嚴嵩有這麼多的“冤魂債主”，再加上他兒子嚴世蕃的助紂為虐，故而列入《奸臣傳》是罪有應得。三則，明末清初，有關貶斥嚴嵩的戲劇、小說廣為人知，嚴嵩在民眾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或許王世貞在其中起過一些作用，但民眾的心態非他一人所能左右，而是自沈煉、楊繼盛等諸臣彈劾嚴嵩以來，民眾同情他們的命運，接受並認同他們的觀點，逐漸發展的結果。

總之，由於王世貞的不親附，入仕一開始就把自己處於權臣首輔嚴嵩的對立面，又因他才高氣傲，屢次冒犯嚴嵩，終成了被打擊的物件，成了嚴嵩“反智”的犧牲品。楊繼盛事件、沈煉事件，王世貞父子都表現出與嚴嵩完全不同的態度，從而更引起了嚴嵩的不滿，嚴嵩遂從各方面對王世貞加以壓制，不遷王世貞官職。他又借王忬領兵失事，將王忬推向刑場，同時也是對王世貞致命的一擊。儘管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對嚴嵩有所譏刺，但因此而將清修《明史》將嚴嵩列入《奸臣傳》的責任推到王世貞頭上是不當的，也過分誇大了王世貞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