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的醫療（簡體書）

對於許多藥物和流程，甚至是向普通民眾積極宣傳的代表最新研究水平的預防措施，大部分醫生都會拒絕用在自己或親屬身上。
那當醫生自己成了患者，他們會進行怎樣的治療呢？海德堡大學骨科學者就將這個問題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想要了解：當全德各地的同行自己面對骨科的11種標配手術時，會如何反應。在評估了共169份答案後，研究人員驚訝地發現研究物件對教科書方法"普遍傾向於不接受"。對所有方法的平均贊同率僅41%，對某些手術的拒絕程度甚至令人驚訝。例如，如果患有椎間盤突出癥並伴隨頑固性疼痛，被詢問的骨科醫生中只有17%會選擇接受手術。
對此，海德堡衛生研究人員呼吁，骨科醫生們應牢記偉大的外科醫生西奧多·比爾羅特的指導原則：只做那些你也願意接受的手術。但把這條準則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是不是太過天真了呢？
瑞士提契諾州的衛生局局長詹弗蘭科·多梅尼蓋蒂在多年前就已經查出那些被整個醫療產業硬塞給患者的多餘程序。他認為，如果患者獲知的信息都和醫生一樣多，就更容易達成更佳的醫療方案。如果存在一些醫生自己更願意接受的醫療程序，那就說明有供應不足的問題：這些有效的醫療程序並不對普通患者開放。如果情況相反，存在醫生自己不願接受的手術，就說明是過度的醫療。
多梅尼蓋蒂與蘇黎世大學的同行合作，挑選了5300個健康程度近似的物件，比較7 種較常實施但非必需的手術頻率，分別是扁桃體手術、盲腸切除術、刮宮術（刮除術）、子宮切除術、膽囊切除術、腹股溝疝或臍疝手術以及痔瘡手術。結果如下：除了盲腸切除術外，普通民眾的手術頻率都高於醫生群體。其中扁桃體摘除術的頻率高46%，腹股溝疝手術高53%，而膽囊切除術甚至要高84%。總的來說，普通民眾的手術頻率平均高出33%。換句話說：為普通民眾實施的手術中，有三分之一是完全多餘的。
有趣的是，除了醫生之外，還有個群體的手術頻率比普通民眾低，那就是律師。多梅尼蓋蒂認為，醫生在面對這類"風險病患"時會更謹慎，因為一旦不必要的手術造成了不良後果，律師會比普通民眾更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因受到瑞士這份驚人數據的啟發，德國的研究人員緊接著也著手研究過度的醫療。來自漢諾威社會醫療、流行病學和衛生體系研究所的弗裡德裡希·施瓦茨團隊先挑選了教科書中推薦的23種常用標準療法，然後向1000位執業的專科醫生（外科、內科、婦科、泌尿科和耳鼻喉科各200 位）提問：如果您自己生病了，會接受這種醫療程序嗎？
每組醫生都需要對所屬專科的4至11種癥狀進行診斷。結果在很多病例中，比起專業的標準流程，醫生們更願意相信身體的自愈能力。在這23種標準療法中，他們認為幾乎一半（11種）都是有問題的，而專科醫生對這些療法的接受度更是"有限"和"低"的。例如，每兩位婦科女醫生中就有一位不願意因為長了較大的良性腫瘤就切除子宮。在遇到因前列腺肥大（二期）而影響排尿的情況時，有56%的泌尿科醫生不願意切除自己的前列腺。
這裡出現了兩級化醫療：醫生自己寧願接受溫和的療法，患者卻因信息不足而遭受入侵式療法的折磨。
海德堡大學的生物統計學家烏爾裡希· 阿貝爾也致力於研究錯誤及過度的治療，並將其分成以下三種類型：
一、 對人體有一定的作用，但無法治癒疾病。
其中有些療法甚至會導致患者迅速死亡。30多年來，肺癌患者在手術後通常都需接受放射療法，因為這樣能降低原位再次發病（原位復發）的可能性。但萊斯利·斯圖爾特在1998年發表了一份概述研究，其中揭示：事實上，接受放療的患者，明顯比未接受的患者更早死亡。一方面，放療無法阻止癌癥細胞的惡性轉移（遠端轉移），而且遠端轉移比原位復發更致命。另一方面，放療有嚴重的不良反應，因此弊大於利。

二、 被一直強調是有效的，直到大家都相信這點。
如果對這些"恐怖故事"（套用烏爾裡希· 阿貝爾的話）進行一次科學檢驗，它們馬上就會不攻自破。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安妥明（氯貝丁酯）一直作為應對心臟病猝死的神藥被推薦給民眾。據稱它的成分能使膽固醇水平降低15%，從而使心肌梗死的概率降低30%。為了驗證這點，世界衛生組織對1.5萬名男性進行了一次廣泛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服用安妥明，另一半則服用外表完全一樣、實際上卻只是橄欖油的膠囊（安慰劑）。但結果呢？安慰劑對照組中有127人死亡，而安妥明實驗組中的死亡案例更多，共162例。對此，《柳葉刀》專刊作出了簡潔明了的評論："治療成功，患者死亡。"

三、 曾應用於醫療中，但以如今的觀點來看是無用、有害，甚至是荒誕的。
例如，醫生曾將烘幹後磨粉的鵝糞與番紅花混合，用於治療黃疸病。在20世紀20年代，維也納教授尤金·斯坦納奇曾切開男性的輸精管，但這種取汁方法只會降低體力。許多人為了重返青春，接受過這種特殊切開儀式，其中還包括醫生及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