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成長與院政：平安時代後期（簡體書）

★日本史學家下向井龍彥的經典力作，從軍制史的角度看武士階層的誕生

廣島大學教授下向井龍彥專攻奈良、平安時代的軍制史，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以對外戰爭、國家軍制為切入點和主線索，對武士階層的形成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了歷史上第一個“幕府”誕生的內在原因。

★戰爭與宮廷陰謀交織，源平之爭席卷列島，講述《平家物語》背後的歷史

平清盛、源賴朝、源義經等人物因《平家物語》和一系列相關影視劇而聞名於世。本書所述歷史橫跨四個世紀，最終落腳於源平合戰時期的動蕩歷史，以流暢的筆法表現了朝廷內部的政治鬥爭，以清晰的脈絡呈現出朝廷與武士、源氏與平家之間時而彼此抗爭、時而彼此利用的復雜關系。

本書是“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第四卷，講述的是日本平安時代後期的歷史，在時間上相當於中國的宋朝。

10世紀，日本內亂與對外戰爭不斷，武士階層開始作為國家軍事力量登上歷史舞台。經過數次戰爭，河內源氏一族脫穎而出成為“武家棟梁”，勢力逐漸壯大，對朝廷構成威脅。為了加以制衡，朝廷有意打壓源氏武士，並培植平家與其對抗，源平之爭就此埋下導火索。

在此過程中，院（上皇/法皇）取代天皇掌權，平清盛成為第一個武士出身的公卿，保元·平治之亂、治承·壽永之亂相繼爆發。動亂之後，朝廷失去實權，源賴朝建立了第一個武家政權——鐮倉幕府，武士的時代就此開始。

本卷描寫了平安時代末期武士與朝廷互相牽制、新舊勢力此消彼長的局勢，講述了武士階層從萌芽到初試啼聲的坎坷之路。

作者通過一連串的故事，將蝦夷俘囚、平將門之亂、前九年之役與後三年之役、院政政治、源平之爭等著名歷史事件系統地貫穿起來，闡述了從古代日本向中世日本過渡時期武士的起源、成長、壯大及其相應國家軍制的形成，顛覆了至今教科書中的傳統觀點，讀來趣味橫生，引人入勝。

——王新生

下向井龍彥

1952年生，畢業於廣島大學文學部，現任廣島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教授，專業為奈良、平安時代的軍制、國制及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戰爭對人類的意義2 戰爭體系與對外戰略》（合著）、《純友追討記》，主要論文有《國衙與武士》《平安時代的地方政治》《日本律令軍制的基本構造》《七世紀後半的東亞動亂與日本軍制》等。

杜小軍

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日本史方向），現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副教授、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史、日本海權史，著有《日本戰後海運政策研究》《幕末日本海軍史》等。

武士與軍制

武士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登上歷史舞台的？這個問題表面上看不言自明，但實際並非如此。日本小學到高中的教科書都想當然地將其敘述為“10世紀前後的平安中期，有實力的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而武裝起來，成為武士，即在地領主”。

活躍於10世紀上半葉的平將門便是如此。登上歷史舞台後不久，平將門便以英雄武士的形像博得眾多歷史愛好者的青睞。然而，學界並不將平將門稱為“武士”，而是稱其為“兵”。直到11世紀中葉，源賴義、源義家及其郎黨才開始被稱為“武士”。平將門之所以未被稱為“武士”，是因為他並非在地領主。在地領主直到11世紀中葉才出現。可見，學界的認識、學校的教育、歷史愛好者的常識常常存在較大偏差，而真實往往就潛藏於常識之中。如果平將門與源義家身披華麗的大型盔甲，手持日本獨特的長弓和刀身彎曲的日本刀，在馬背上進行一騎打（馬上一對一決鬥），那麼兩人的實力會有多大差距呢？之所以前者稱“兵”，後者稱“武士”，僅僅是受“武士乃在地領主”的僵化定義束縛罷了。平將門其實就是貨真價實的武士。

一旦將“武士”的定義從“在地領主”的僵化標准中剝離開來，情況便完全不同了。他們會從日本人從小學開始就被灌輸的“為保護土地而武裝起來的武士”這種固有觀念中解放出來。正如合戰繪卷所描繪的姿態，武士是以戰鬥為天職的戰士。於是，他們便成了追討叛國者的國家軍事力量。這種帶有軍事史性質的武士觀並非新生事物。戶田芳實、石井進兩人曾以學者和大學教官的身份，親歷了20世紀60年代末發生的大學紛爭。其間，兩人提出“國衙軍制論”。但在其後，“國衙軍制論”的問題並未得到深入探討，只有“國衙軍制”這一概念獨自留存至今。筆者的研究雖然承襲了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能得到學界認同。目前還沒有以國家軍制為切入點和主線索，對武士階層的形成進行全面考察的著述。

本書將從國家體制、軍制、政治架構、社會結構的變化等方面出發，考察武士階層從出現到掌握政權的全過程，即從10世紀的平安時代中期武士以戰士身份登上歷史舞台、鎮壓地方勢力叛亂，一直到武士擔任中央軍事官職或受領，從而獲得政治成長，再到成為國家軍事指揮官的源氏、平氏在平安末期的院政政治體制下，通過參與權力鬥爭中的軍事決策而掌握國家政權的全過程。盡管近來很少被提及，但平安時代的武士的確是孕育日本中世社會的主導性勢力。

英國史學家傑弗裡·魯道夫·埃爾頓提出，政治史是否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決於外交史、軍事史能否革新。上述觀點是在有著厚重軍事史傳統與積澱的歐洲史研究中提出的。但日本現今的軍事史、軍制史的研究在史學界尚處於支流地位，研究的觀點、方法也遠未成熟。其原因之一是對過去的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反省和厭惡（盡管這很重要）導致人們對戰爭史、軍事史研究敬而遠之。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日美安保體制下，軍事與外交已經無法作為切實問題被日本國民所認知。歷史學者的問題意識也無法從普遍的、大眾化的國民意識中脫離出來。現今的日本國家有從國家和軍制的角度來探討歷史的必要，以進一步彰顯戰爭、軍事的殘酷以及對和平的尊重。

國家軍制的存在方式與國家所面臨的軍事問題相對應。10世紀，武士作為鎮壓反朝廷武裝起義的軍事力量出現並成長。那麼，武士出現之前的律令國家面臨著怎樣的軍事問題？為此國家制定了哪些軍事制度？律令國家的軍制與武士有著怎樣的關系？促使武士出現的反朝廷武裝因何產生？武士為何會在10世紀初的軍制改革中誕生？這又是一場怎樣的軍制改革？針對以上這些尚不甚明了的問題，筆者想從國家和軍制的角度出發，追根溯源，一步步探尋武士誕生的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