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代一百年（簡體書）

第一編　回望百年

以改良反制革命 3

從維新到新政 4

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 5

改良確實一度反制了革命 8

清末官制改革的啟示 10

皇權邊界 10

以責任政府為皇權分憂 14

錯失良機 18

帝制的終結 24

一個新生階級 24

體制認同中的抱怨與哀鳴 26

別了，皇上 28

共和關鍵 31

戰爭的最高境界 32

共和成了唯一出路 33

“黃袍加身” 36

中國革命的實現手段和主要途徑 38

暗殺時代：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38

暴動：革命的主要方式 41

民變：革命的背景與鋪墊 44

民初亂源 49

清廷積重難返 50

關鍵人物趙鳳昌 52

誰的臨時政府 55

法統之爭 57

近代中日交涉：時機、教訓及彌補 60

相互不信任緣起 60

老師與學生 62

日本的小計 64

近代東亞歷史的轉向 68

留給中國的精神遺產 68

日本勝利的理由 72

朝鮮因素 76

大變革時代：緣起、動力及方向 79

本末與體用 80

維新與變法 81

新政、憲政與君憲 83

第二編　重建晚清歷史細節

從歷史因果鏈條中分析甲午戰爭失與得 89

地緣政治的調整 89

走向戰爭 92

何以失敗 97

結局與影響 100

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理解義和團運動 101

“義和團起山東” 102

“不到三月遍地紅” 105

所謂“宣戰詔書” 108

歷史性災難 113

晚清新政為何走向反面 116

清廷的覺醒 117

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 118

兩個致命失誤 120

從君主立憲到共和 122

辛亥革命並沒有失敗 124

辛亥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 126

問題確實是從外部輸入的 126

孫中山對中國問題的分析 131

革命是無法告別的 136

民國建立：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142

清廷為什麼不妥協 143

民國是“談出來”的 148

一個共贏的妥協方案 152

一戰與中國：一個歷史節點 157

蝴蝶效應：中日不同反應 157

重演十年前“局外中立”故事 160

《二十一條》提出 163

重建帝制的邏輯 166

澳門，現代中國的原點 171

發現東方 171

西方經驗展示 177

開啟現代中國 183

科舉：一項被誤解的制度 186

群眾舉薦與組織考察相結合 187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190

時移世易：落後的原罪 195

第三編　百年文化啟蒙

新文化運動的一條歧路：改造國民性 209

衝決網羅 209

新民與舊民 214

啟蒙真諦 217

文化的根本在政治——關於新文化運動方向選擇的反省 223

“文化自信”還是“文化自卑”？ 228

梁啟超對科學的期望與失望 232

對現代科學的期望 233

破除“科學萬能”的迷思 235

對玄學的期待 238

對科學的失望 241

啟蒙在路上 245

以改良反制革命

當滿洲人入關定鼎中原時，確實遇到劇烈反抗，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單單這些歷史名詞就讓人膽戰心驚。不過，經過幾十年強硬鎮壓和柔性安撫，滿漢之間的衝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濃厚種族意識的大知識分子外，漢人實際上已接受了滿洲人統治中國的事實，種族之間的融合雖說沒有全面開始，但在下層社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已不再那麼激烈，即便到了鴉片戰爭，漢人也沒有利用外部危機而發難。直至甲午戰後，方才發生孫中山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種族革命。

從維新到新政

甲午戰爭的真相，國內民眾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讀書人也沒有多少人明了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意義。只有從國內前往檀香山的孫中山在那裡看到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並在外國輿論的影響下逐漸意識到中國軍隊無能腐敗的根本原因並不在軍隊本身，而在體制，在清廷的腐朽統治。這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孫中山是一個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這樣認識的，就要這樣行動。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三個月後，孫中山就在香港數度遊說日本總領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裝反清。那時中日戰爭還在進行，按照孫中山的設想，日本人一定會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戰略目標並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個新政府，他們的目標除了領土、賠款，最重要的就是開放中國市場，準許日本資金自由進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孫中山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孫中山的第一次廣州起義還未發動就失敗了。

這場未遂的廣州起義究竟對清廷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還沒有直接證據去證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後開始的維新運動，多少具有防範革命發生的背景。維新運動就是要解決體用兩分、本末倒置的問題，就是要像日本那樣在政治體制上進行某些改革。這無疑是對甲午戰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一種曲折迂回的響應。

維新運動順利進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場突如其來的膠州灣危機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變革加速進行，在稍後的一百天裡，年輕的光緒帝發布了數不清的御旨，恨不得一夜之間將中國引領至日本明治維新的軌道。

激進的政治變革無疑超過了社會的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彈，引發了1898年秋天那場政治大逆轉，維新終結，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擺在中國人的面前。

那時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個，即怎樣引領中國走向世界，成為與東西洋各國一樣的國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幾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為中心的中體西用。然而我們看到，當維新運動終結之後，所謂政治上的大逆轉，恰恰與近代中國的大方向背道而馳，清廷不是引領中國邁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將中國與世界隔絕。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可能有許多原因和背景，只是統治者在面對這場運動時，確實沒有光明磊落，確實有利用其排外情緒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圖。

義和團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政治悲劇，當這場運動煙消云散，中國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種自主行為，其內裡則是1901年《辛丑條約》所表達的“辛丑共識”：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盡快縮小與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觀念上的差距。這就是“辛丑共識”的意義。中國從此又邁上了一條順應潮流的道路。

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

辛丑共識主要背景是義和團運動引發的民族危機。這個危機除了民族主義原因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勢力日趨壯大，反清反體制已經不是幾年前那樣小敲小打的零星行動，而是一種有組織有綱領的政治行為。1900年8月，當中國的政治危機隨著八同聯軍進北京，中國知識界中的一批精英不是想著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大有趁此機會重建中國的味道，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極端激進的章炳麟。章炳麟在會議期間憤然剪掉標志著清朝順民的發辮，脫去了清國標志的長衫，改穿西裝，並專門寫了一篇《解辮發說》，宣布與大清國徹底告別。反滿革命思想從此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一個重要力量。

為了消弭反滿革命思想，清廷化危為機，開啟政治改革的大門，重回幾年前維新變法軌道。應該承認，清廷這次是動真格的，畢竟只有幾年時間，中國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獨立、近代城市的發展與管理等，都有許多新氣象。隨著地方自治的推廣，紳商和新興的中產階級出現了、發展了；隨著教育改革，特別是新教育發展，先前爭論激烈的科舉制度竟然波瀾不驚地被廢除了；至於司法，兩千年帝制時代不存在什麼獨立不獨立的選擇，所有官吏其實都是司法官，現在不一樣了，司法從行政體制中抽離出來，司法本身的分權制衡也在那時建構起來了。這都是新政時期的重大進步。

新政的政治進步是明顯且巨大的，只是新政始終沒有解決一個方向性選擇，沒有為中國建構一個穩定的持續發展機制。也就是說，這幾年的進步和先前幾十年洋務新政時期的經濟高速成長一樣，都是行政獨大行政主導的產物，從政治架構上說就是君主專制的產物，以君主的名義配置一切資源，無疑是高效且迅速的。只是這種體制的弊病隨著日俄戰爭結束而凸顯，中國如果不能從政治上建構一個全新的君主立憲模式，中國還有可能重蹈俄國人的覆轍。

日本的勝利不僅使清廷統治者驚醒，更重要的就像列寧所說，這是亞洲的覺醒。1905年的夏天，先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勝利的激勵下聚集東京，他們像朝聖一樣歡呼日本的勝利，期望利用這樣的勝利加快推翻清廷的進程。這些來自不同山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求同存異，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選舉孫中山為總理，建構了類似影子內閣的組織系統，反滿革命的勢頭從來沒有如此高漲過。

同盟會的成立是中國革命的高潮，其直接後果就是促成了清廷的預備立憲。清廷在1905年決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其直接目標，就包含著以改革去化解革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黨人吳樾跑到前門火車站舍身炸五大臣，就是要用革命的恐怖阻止清廷走上立憲道路。只是革命黨人這一次有點失算了，革命的恐怖不僅沒有嚇倒這些考察大臣，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政治改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因為革命黨怕立憲。

1906年秋，考察大臣海外歸來，他們向朝廷匯報考察心得，突出強調君主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所發現的最不壞的制度。他們不僅從政體上以立憲有利於皇位永固、有利於外患漸輕、有利於消弭內亂這樣“三個有利於”奏聞朝廷，而且還具體分析東西洋各主要立憲國家的權力構成及權力中心，以為美國是以工商立國的國家，純任民權，其制度與中國不能強同；英國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設官分職，頗有複雜拘執之處，自非中國政體所宜，棄短用長，尚須抉擇。與中國國情相似且其體制易於采擇的只有日本。日本雖萬機決於公論，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憲之精神實行中央集權之主義，其政俗尤與中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