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崩盤》是關於全球化時代第一場世界性金融海嘯的史詩，也是一部驚心動魄的當代史。
作為對20世紀歷史有精深研究的杰出歷史學家，亞當·圖茲采用全球視角，詳細敘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危機及其後錯綜復雜的世界歷史。他不僅從金融學的角度解釋危機爆發的技術性原因，還花很大篇幅闡述危機對這十年來世界政治形態的塑造，呈現了豐富的原創性主題：經濟發展的無序和債務流動的不穩定；單個國家和地區通過金融上的相互依存關係、投資、政治和武力以無形的方式聯系在一起，形成的不平衡關係；金融危機與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美國中產階級的危機；中國的崛起；圍繞石油天然氣等石化能源資源展開的爭斗。
盡管最初有人試圖將金融危機淡化為地方性事件，但亞當·圖茲認為，2008年開始在華爾街發生的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轉捩點，從英國和歐洲的金融市場，到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工廠和造船廠，全球治理不得不做出重新調整和安排。在美國和歐洲，資本主義民主面臨挑戰，引發了烏克蘭的內戰、希臘的混亂、英國脫歐、特朗普的崛起和各國民粹主義的抬頭，西方世界遭遇了冷戰結束以來的大危機。
危機席卷而來，世界格局、全球經濟和我們的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可以說危機已經過去了嗎？我們有能力和信心應對下一場全球危機嗎？
作者簡介
作者
亞當·圖茲（Adam Tooze）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曾先後任教於劍橋大學和耶魯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為20世紀和當代經濟史，並廣泛涉獵政治、思想和軍事歷史領域。代表作《毀滅的代價》獲沃爾夫森歷史圖書獎和朗曼—今日歷史圖書獎，《滔天洪水》獲《金融時報》《新政治家》2014年度好書、2015年度《洛杉磯時報》歷史類圖書獎，《崩盤》獲萊昂內爾·蓋爾伯獎、《經濟學人》2018年度好書、《紐約時報》2018年度關注好書等榮譽。其作品已被翻譯成十餘種文字出版。2019年入選《外交政策》雜志 “全球百大思想家”。
譯者：
伍秋玉，財經、法律類圖書譯者。譯作有《人類時代：被我們改變的世界》《明治天皇：1852—1912》《凝視上帝：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等。
目次
引 言 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危機
第一部分 山雨欲來
第1章 “錯誤的危機”
第2章 次級抵押貸款
第3章 跨大西洋金融
第4章 歐元區
第5章 多極世界
第二部分 全球危機
第6章 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第7章 政府救市
第8章 “最重要的”全球流動性
第9章 被遺忘的歐洲危機：東歐
第10章 風起東方：中國
第11章 二十國集團
第12章 經濟刺激政策
第13章 修復金融業
第三部分 歐元區
第14章 2010年的希臘：拖延塞責和裝聾作啞
第15章 債務時代
第16章 零國集團主導的世界
第17章 厄運循環
第18章 不惜一切代價
第四部分 餘 震
第19章 美國哥特
第20章 縮減量化寬松引發的恐慌
第21章 “這個破歐盟”：烏克蘭危機
第22章 這是一場政變
第23章 恐懼計劃
第24章 特朗普
第25章 未來的走向
致 謝
注 釋
部分名詞對照表
書摘/試閱
引言：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危機（節選）
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雷曼兄弟破產後的第一天”。這一天，全球貨幣市場停止了運行。這一天，華盛頓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正在制訂緊急計劃，要將數千億美元注入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在華爾街，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著美國國際集團，這個全球保險行業的巨頭能挺過這一天嗎？還是會步雷曼兄弟的後塵隕落？衝擊向美國之外蔓延，短短數周內就波及世界各地的工廠車間、碼頭、金融市場和商品交易所。與此同時，第63屆聯合國大會會議在曼哈頓中城拉開了帷幕。
聯合國總部大樓位於42街東，並非紐約市的金融中心。在9月23日上午的分會上，發言人們並未探討銀行危機的技術問題，他們堅持認為討論危機在更廣泛層面的意義更為重要。首先發言的政府首腦是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他激動地抨擊了人們的自私和由其投機所造成的混亂，認為這場危機正是由此而來。緊接著，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上臺講話，與盧拉形成鮮明對比。與其說布什是即將卸任的軟弱總統，不如說他是與現實脫節、在八年的任期內被繁忙的日程摧殘的普通人。他在發言的前半部分緊緊抓著全球恐怖主義的陰魂不放，接著在民主的進步中感受到了一些欣慰，這是他最喜歡的新保守主義話題，而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是民主進步最成功的體現。但是這些已經是2003年和2004年的事情了。在咫尺之遙的華爾街上瘋狂肆虐的金融危機，卻只在布什的演講稿中占據了最後的短短兩段。布什認為，所謂的金融危機不過是一些“動蕩”，是美國的挑戰，美國政府自己會處理，不勞他國費心。
其他人卻不這麼認為。菲律賓總統阿羅約（Gloria Macapagal Arroyo）稱，美國的金融危機釋放了不確定性的“恐怖颶風”，它正在全球肆虐，“而不僅僅是在曼哈頓島上”。2007年金融市場經歷了第一次震顫後，世界不斷自我安慰說“最壞的已經過去”。但是事實一次又一次證明，“隧道盡頭的光亮”其實是“迎面疾馳而來的車，將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新的衝擊”。不管美國如何努力維持市場穩定，始終收效甚微。
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人依次上臺，紛紛將金融危機與全球治理聯系起來，最終把矛頭指向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阿根廷總統克裡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代表自己剛剛從災難般的金融危機中挺過來的國家發言，絲毫沒有打算掩飾自己的幸災樂禍。這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是外圍國家惹的禍，而是“源自世界的最大經濟體”。數十年來，拉丁美洲一直被教導說“市場將解決一切”。現在，華爾街大廈將傾，布什承諾財政部將提供援助。但是美國這樣做真的合適嗎？克裡斯蒂娜說，“現在的幹預措施”不僅在“規模上史無前例”，而且采取措施的“國家現在的貿易和財政赤字已經龐大得令人難以置信”。如果美國這樣的做法都能夠被接受，那麼約束眾多新興經濟體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中的財政和貨幣規則顯然已經失效。她說，“借此機會，美國應該重新審視自身行為和政策”。不僅拉丁美洲國家心懷怨念，歐洲也一樣。時任歐洲理事會主席的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說：“世界不再屬於一個超級大國，也不是東方和西方的兩極世界。現在，世界已經成為多極世界。”他還指出，“21世紀的世界”將不會“被20世紀的體系治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G8集團需要擴大，世界需要新的架構，也就是G13或G14集團。
新世紀以來，對全球治理和美國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討論在聯合國多次上演。法國總統薩科齊在聯合國發言反對美國單邊主義時，誰都無法忽視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回聲和餘波，以及圍繞那場災難性戰爭的艱苦掙扎。那一時刻毫不留情地分裂了歐洲和美國，也分裂了政府和人民。它無情地揭露了兩個大陸令人警醒的政治文化鴻溝。有思想的21世紀世界公民難以接受布什和他的共和黨右翼支持者的想法。他們大談民主的不斷進步，但甚至難以確定他們是否真正贏得了2000年的美國大選，這次選舉讓他們首次掌權。他們與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合謀，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方面誤導了世界。他們不知羞恥地尋求神的啟示，以十字軍東征一般的激情炫耀自己對於現代性的不屑一顧，而這種現代性正是歐洲和聯合國最喜歡的裝飾—開明、透明、自由和世界性的。的確，這些裝飾不過是另一種粉飾和政治符號罷了。但是，符號也有重要意義，是構建意義和霸權的關鍵要素。
2008年，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戰爭中徹底失敗，金融危機給人留下了災難的印象，這完完全全是歷史性的結果。短短五年，全球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其外交和經濟方面的政策精英就紛紛遭受了恥辱的失敗。不僅如此，似乎是為了加劇去合法化的進程，2008年8月，美國民主讓自己成了一個笑話。當全世界面臨全球性金融危機時，共和黨卻選擇了薩拉·佩林（Sarah Palin）擔任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競選副手。薩拉·佩林是阿拉斯加州州長，她顯然根本沒有競選資格。不僅如此，薩拉·佩林對國際事務的不成熟看法讓自己也成了全球的笑柄。更糟糕的是，很大一部分美國選民不但不懂得這件事的可笑之處，反而很喜歡薩拉·佩林。多年來，美國一直揚言推翻阿拉伯獨裁統治，如今，全世界的人們開始思考，到底是誰的政權即將改變。隨著小布什離開舞臺中心，由他父親老布什建立起來的冷戰後世界秩序也隨之崩塌。
聯合國大會在紐約召開前幾周，全球的人們就看到了多極世界已成為現實的兩個證明。一方面，中國奧運會的驚人表現令西方從前的一切相形見絀，尤其是因極右狂熱分子導演的爆炸案蒙上陰影的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那一屆奧運會也因此糟糕透頂。如果小恩小惠是大眾合法性的基礎，那麼中國政府得益於經濟的蓬勃發展，正上演著真正的精彩表現。當煙花在北京的夜空中絢麗綻放時，俄羅斯軍隊開赴格魯吉亞，嚴厲地懲罰了這個意圖加入北約的小國。薩科齊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之前，剛剛離開歐洲東部邊界的停火談判桌。格魯吉亞只是一個開端，當俄羅斯武力分解同樣意圖加入北約的烏克蘭，又被懷疑操縱了2016年美國大選時，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半公開衝突達到了巔峰。
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美國喪失主導地位的另一個預兆。在十年後的今天，與薩拉·佩林頗為相似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不過兩年，此時回顧那場金融危機，人們很容易就能證實美國霸主地位的衰落。忽視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來勢洶洶的就職演說，就很難讀懂2008年聯合國大會上的各方發言，以及他們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抨擊。那一天是星期五，陰云密布，第45任總統特朗普站在國會山的臺階上，描述著危機中的美國，描述著美國混亂的城市和逐漸衰退的國際地位。他說，這場“大屠殺”必須終結。怎樣終結？特朗普以低沉的嗓音給出答案：他和他的追隨者將在這一天發出一項“指令，讓每座城市，每個國家的首都，每個權力所在之地認真聽清。從這一天開始，我們的土地將獲得新的願景。從這一天起，美國優先，美國優先……”如果美國真的面臨著深重的危機，如果美國不再是超級大國，如果美國需要“再次偉大”（顯然特朗普認為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那麼美國至少應該自行“制定”遊戲規則。這就是美國右翼政治家對21世紀挑戰的回答。
毋庸置疑，2003年、2008年和2017年的事件是近來國際歷史的決定性時刻。但是它們之間有何聯系呢？2008年經濟危機與2003年地緣政治災難、2016年11月大選之後的美國政治危機之間有何聯系？這三個事件凸顯了怎樣的歷史轉變？這個變化對歐洲和亞洲又意味著什麼？與英國從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倫敦危機，再到2016年公投脫歐的影響略小卻同樣驚人的過程又有著怎樣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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