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州到錢塘：虞雲國說宋朝（簡體書）

一

首先，說說自己在治史歷程中的心徑轉換。

我是1977年通過剛恢復的高考才進入專業學習的。由於經歷過史無前例的“艱難探索”的十年，當年“渴求對中國歷史的深入反思，明顯壓倒了對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終於決定報考歷史專業”（《古今多少事·代序》）。也就是說，入行之際，我就決心以史學作為終生的志業。我的專業是宋史，作為最先著手的學術專著，那冊《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呈獻了我對中國歷史上分權制衡初步嘗試與最終失敗的全部思考”（三版題記）。治史四十餘年，我雖也出過十餘種著作，但一來不限於宋史範圍，二來不投合考核標準，與前輩大家和當世先進相比，在宋史領域，我的專著有限，專業論文的數量也不算多，這是無以為辭的。好在十年之前早早退出了現行科研體制，當時也有過如何繼續以史學為志業的思考，開始質疑那些為應付體制考核而拼湊少有新見的專著與論文，究竟能擁有多少讀者，發揮多大功用。下面這段話也許蘊涵著我當年的思考：

歷史學何用？對每個歷史從業者而言，都是一個不斷自詰與再三請教的命題。毫無疑問，史學的學術功能是歷史學自身發展的推動力，而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是對人類社會所起的作用與影響。史學的學術功能是實現其社會功能的前提與基礎，社會應該向史學前沿研究提供條件，表達敬意。而史學的社會功能則是其學術功能的延伸與補充，社會更有必要讓當今全體國民知曉歷史，敬畏歷史，這是造就現代公民素養的必要前提。（《敬畏歷史·自序》）

我之所以將自己的歷史隨筆集取名《敬畏歷史》，也有意在延伸史學學術功能的基礎上更自覺地弘揚史學的社會功能，尤其在你認定我是宣揚歷史虛無主義、我指斥你才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是非淆亂的當下。在那篇《自序》裡，我還強調：

對於總體歷史過程的解釋絕不會是單一的。正如波普爾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難和問題，因而也都有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觀點，那麼每一代就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看待歷史和重新解釋歷史。”也就是說，歷史的解釋無可避免地蘊涵著歷史學家獨有的思想視角與價值評判，這是史家所秉持的當代意識的一種投射。

我認為，經過專業訓練兼具時代意識的史學工作者，即便在遠離現實的宋史領域，也應該責無旁貸地展現自己“獨有的思想視角與價值評判”。於是，這十餘年來，我雖然也寫過幾篇正兒八經的專業論文，但更多投入歷史（尤其宋史）走向社會的普及工作。相比那些只有少數圈內人查閱的窄而專的論文，倘若能讓社會大眾真實了解兩宋史的繁榮與風雅，是非與曲折，不也自有其價值與意義嗎？

二

承蒙中華書局多年來關愛，十餘年前就出過我的《水滸亂彈》，如今又邀我搜輯舊文，編為新帙，這才有了這冊小書。

先交代下書名吧。現在，書業界追求書名能抓人眼球，也許超過為新生親娃的命名。我近年也一再為新作取名，在拿捏與推敲書名上，簡直快被逼瘋。就說這冊新著吧，想過幾個書名，但都因不亮眼而淘汰出局。斟酌再三，只能偷古人的，既然入集的都是兩宋史文章，便聯想到宋詞名篇裡那些人所盡知的名句。

首先想到的是李清照《永遇樂》下闋首句：“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這是建炎南渡後女詞人追憶北宋汴京元宵盛景的名作。“中州”原指豫州，因其地處九州正中而得名。廣義上說，“中州”可以擴大到整個中原地區；狹義上說，特指北宋都城汴京。汴京既然作為都城，也能兼指在此建都的北宋，南宋史家王稱把自撰北宋史題名《東都事略》，就是以“東都”指代北宋的。“中州”自然也可用以稱呼北宋。當然，北宋並非都是“盛日”，就拿李清照無比懷念的宣和年間來說，隱藏在香車寶馬虛假表象的背後，有幾個清醒者能未卜先知那日漸逼近的靖康之變呢！

其次想到的是柳永《望海潮》開篇那句：“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錢塘”原是秦朝設立的古縣，後代詩文典故都用來借指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升為臨安府。宋高宗名義上仍稱其為行在，以示不忘中原失地，實質上就將其當作貨真價實的都城。準照“中州”借喻北宋都城之例，“錢塘”當然也能代稱南宋都城，進而兼指整個南宋。宋元易代不久，劉一清有部史料筆記即名《錢塘遺事》。《四庫總目提要》評價說：“其書雖以錢塘為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略；理、度以後，敘錄最詳。”既然劉一清以錢塘概稱南宋，我何妨借來指涉本書說及的南宋史呢。

《錢塘遺事》有作者題識云：“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為長嘆惜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倘若不追究宋高宗有享樂主義求和派的個人考量，南宋建都杭州比起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來，卻有其合理性。（詳見拙文《江南最憶是杭州》，載《江南紀》，學林出版社2020年）南宋的癥結在於，宋高宗一手打造了專制極權的紹興體制，在政治上從北宋急遽倒退，這也是觀我是書而“不能無所感”的。

總之，借“中州”喻指北宋史，借“錢塘”隱括南宋史，刪去“盛日”“遺事”乃至“繁華”之類含有褒貶色彩的評價，《從中州到錢塘》的書名也還算切題吧。至於副題《說宋朝》，則與《細說宋朝》有關。在我的著作中，此書印數最多，影響也大些，但旨在述論宋、遼、夏、金的歷史概貌；而本書只從兩宋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現象、制度或專題切入，試圖作進一步敘述或議論，兼之諸文作年多在其後，故不妨視為更換體式再說宋朝。

三

對我來說，本書是學術論文外宋史文章的全面結集，唯有關於宋高宗朝的文章，既已編入《南渡君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自然不宜重復輯入。

檢閱入集之文，命筆的年代前後逾越二十年；其體裁，以學術書評與讀史札記為主打，也有媒體邀約的歷史評論與專題訪談，還有詩文名篇的重新解讀，有一篇竟在網絡直播中玩了次穿越回“中州盛日”。由於文體各異，文風也不免隨體而變，難以劃一。盤點全書內容，涉及兩宋史諸多方面，為便閱讀，據論題粗略分為四輯。第一輯《大勢追蹤》按北宋立國到南宋覆亡的軌跡論說政治史變遷中的若幹要事，或能勾畫出兩宋大勢。第二輯《人物留真》入選的既有君主，也有將相，有大學者，也有小人物，以正面肖像或側面剪影再現兩宋史的細節或面相。第三輯《文化掠影》包括太學生運動、科舉制度、科學技術、社會風俗、宋學思想、民間宗教、民族意識與文學藝術等領域，嘗鼎一臠，其庶幾乎？第四輯《朝代縱論》是對通貫兩宋史的若幹大問題的放言縱論或激濁揚清，主題涉及祖宗家法、政治生態、監察制度、流言管控、民族關係與“中國模式”等等，作為兩宋史總論，既是重點所在，更有感興存焉。附錄兩篇，一篇自道《水滸》尋宋的甘苦；一篇與黃寬重先生的《對談南宋史》，由衷感謝他在學術上對我的啟迪與支持。

白居易在《致元九書》裡喊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史家落筆當然也應有其人文關懷與現實關注，所謂“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是也。我的文章說不上“為時而著”，但也頗有應時激發之作，例如《宋代的流言與管控》就寫在2020年初春流言四起而莫衷一是的疫情洶涌之際。這些文章大都在紙媒與網媒上刊布過（這次適當恢復了當時因故刪略的詞句），其間自然離不開媒體與編輯的厚愛與鼎助，冷暖自知，感銘在心，恕不列舉，就此謝過。

既然面向大眾再說宋朝，我力圖說出點己見與新意。針對當前歷史寫作，在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三句話：貼著歷史說，揣著良知講，記著讀者寫。展開來說，就是闡釋必須契合歷史實相，論斷必須堅守現代價值，寫作必須顧及閱讀興趣。這冊新書是否達到了這一鵠的，付印之際，忐忑期待讀者打分。

自序

大勢追蹤

也說“更無一個是男兒”

再說宋真宗及其時代

一千年前的中國

天書鬧劇中的抗爭與喑默

再說王安石變法——讀《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從王安石的“非常相權”說開去

海上之盟作為金宋關係起點的再審察

宋高宗的紹興體制與南宋的轉向內在——答《澎湃新聞·私家歷史》

為什麼關注南宋光寧時代

紹熙內禪前的時局與謠言

大逆轉——從新政到黨禁

說說韓侂胄的“有以國斃”

政變老手史彌遠

五十年拒不昭雪的晚宋冤案

《登西臺慟哭記》的史事與筆意

人物留真

宋代皇帝的那些吉兆

閑話兩宋太上皇

宋仁宗的仁恕與雅量

明道廢後前後的呂夷簡

狄青的傳奇與命運

從蔡京一首佚詩談起

王十朋的初心與底氣

千古傷心釵頭鳳

朱熹夢斷帝王師

小人物折射大時局——讀《孫應時的學宦生涯》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後後

文天祥的妻子兒女

三千年間，人不兩見——王炎午兩祭文天祥

文化掠影

中國古代學運的極盛時代——讀《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這回好個風流婿”——科舉社會的實物圖證

也說“讀書種子”

給《夢溪筆談》的評價潑點冷水

《清平樂》中的大宋風情——答《南都文化》與《楚天都市報》

一個考生的汴京一日

從《嚴先生祠堂記》說宋儒氣象

鵝湖三疊

吃菜事魔及其他

《便橋圖》裡的華夷變奏

有唐在前，宋代如何促成了文化的別開生面

朝代縱論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宋朝

祖宗家法：在因革兩難之間——讀《祖宗之法》

宋代士大夫與政治生態——答《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漫談宋代監察制度——答《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宋代的流言與管控——讀《宋代信息傳播與管控：以流言為中心的考察》

當病夫坐上龍庭——讀《宋代皇帝的疾病、醫療與政治》

帝都，氣象不只是氣象——讀《北宋開封氣象編年史》

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

宋朝能為“中國模式”背書嗎——評《超越利益集團》

附錄

我的《水滸》尋宋之旅

對談南宋史（黃寬重、虞云國）

再說宋真宗及其時代

《大宋宮詞》正在各大平臺熱播，每集都打出“本劇依據史料與傳奇改編”的字幕，類似免責告示：契合歷史者來源於史料；有悖史實者推諉給傳奇。劇中宋太宗召趙德昭回京參加其父宋太祖的十年祭典，趙德昭因襄王趙元侃邀飲而毒斃襄王府；秦王趙廷美隨即在宮廷會宴上謀刺乃兄宋太宗。歷史上，宋太祖死於976年，十年祭應是雍熙三年（986），而德昭早死於979年，趙廷美在984年也被太宗貶死。這一敘事，年份大悖史實還在其次，把趙廷美從受害者變為謀逆者，尺度未免大了些，也打消了我追劇的興趣。根據“帝後CP攜手打江山”的字幕，想來這是以宋真宗趙恒與其皇後劉娥為人設的宮廷電視劇。電視劇前有宋太宗立儲傳位的曲折情節，宋真宗撒手後還有劉娥以皇太後垂簾聽政的重頭戲份，但主體部分是以宋真宗時代作為大背景的。

在北宋政治史中，一般將真宗與太祖、太宗三朝劃入前期，但其歷史面相給人有點不尷不尬的印象，諸多方面值得重新評說。

一

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代皇帝，至道三年（997）三月繼位，乾興元年（1022）二月去世，在位跨越26個年頭，實為25年。相比太祖以陳橋兵變從前朝手裡奪取政權，太宗繼位留下洗不白的燭影斧聲，真宗算是首位正常登基的北宋君主。真宗朝可分前期與後期。前期十年，從其即位到景德四年（1007）；後期十五年，從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其辭世。

真宗前期面對前朝留下的諸多負面遺產：太宗在皇位傳承中激化的皇室信任危機；開國以來川蜀地區深度存在的社會矛盾；雍熙北征慘敗所造成的貧弱困境與邊防危局。

即位次月，宋真宗就為貶死的趙廷美平反，恢復其秦王封爵與原任職位；同時追贈太祖之子、已故皇兄趙德昭與趙德芳分別為太傅、太保。真宗乃排行第三，次兄趙元僖死於太宗晚年。最有資格繼承大統的長兄趙元佐，目睹叔父趙廷美貶死，解救未成而發狂縱火，被廢為庶人，真宗也復其王爵，允許他養病不朝。對趙元份等在世諸弟，他都逐個封王加官，以兄友弟恭的姿態強化皇室凝聚力。

川蜀遠處西南，晚唐至宋初鬱積了復雜的社會矛盾，便在太宗晚年激成王小波、李順起義。起義雖被鎮壓，深層次問題卻積重難返。第一個千禧年元旦，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兵聚眾起事，推舉王均為領袖，建立了政權。這是王小波、李順起事的餘波。朝廷派兵平定，再派治蜀名臣張詠（他在太宗末年赴蜀，曾轉化大批李順之徒為良民）前往，寬嚴相濟，恢復民生，整頓吏治，結束了宋初川蜀反側不靖的局面。

除了王均事變，整個真宗朝少有群體性民變，這與當時休養生息的政策大有關係。咸平元年（998），免除全國虧欠稅額達兩千餘萬。咸平二年（999），允許無田客戶墾種國有荒地與長年無主荒田，免稅五年再年繳收獲十分之二，作為定額。咸平四年，減省全國冗吏十九萬五千人。咸平五年（1002），嚴禁在各種稅額外加征羨餘。景德二年（1005），頒布《農田編敕》。景德三年，設立常平倉作為救荒賑饑的儲備糧庫。

經過短短六七年的調整恢復，北宋內部矛盾暫時緩和，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國家政權漸趨穩定。真宗前期稱得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在對外關係上，真宗面臨更大的挑戰。在處理與西夏的關係上，宋太宗無大作為，坐視李繼遷尾大不掉。就在北宋皇位嬗代之際，李繼遷上表請降，卻以退為進要求恢復其統治權。宋真宗無暇西顧，仍封其定難軍節度使，放任他重領黨項故地，但進擾仍然不斷。直到景德元年李繼遷去世，繼任者李德明執行其父遺言，中止反宋，西邊壓力始告緩解，北宋這才可能專力應付咄咄逼人的遼朝攻勢。

宋太宗雍熙北征以大敗告終，不僅物力損耗慘重，更暴露了孱弱的軍事短板。宋遼均勢徹底打破，軍事主動權轉手遼朝。真宗初政，遼軍幾乎每年放馬南下。宋真宗調整邊防政策，力爭和平相處，同時改善邊將配備，部署防御體系；招募民間壯勇，加強軍事實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遼軍連年南牧，顯然為致命一擊作試探性預演，這才有了景德元年的澶淵之役。不必復述較量的細節，只作幾點評論。其一，以結果而論，宋朝顯然險勝，但戰爭拼的是綜合實力，沒有前期的經濟恢復與軍事措置，連險勝也無從談起。其二，宋真宗親征澶淵前有過動搖與惶恐，朝堂上更不乏出都避難的謬見，都是雍熙敗北引發深度恐遼癥的應激反應。其三，寇準等力挽狂瀾力主御駕親征，真宗最終聽從成行，既是險勝的原因之一，也是其前期主政的亮點。其四，在略占上風的情況下，宋朝仍急切求和，主動繳納歲幣，既有恐遼癥魔咒般的效應，也有前不久西夏連年侵擾與川蜀兵民變亂等內外不穩的考量。其五，澶淵之盟開創了歲幣模式，成為宋朝其後對夏對金妥協的慣用手段；但澶淵之盟是平等的盟約（紹興和議不宜與其混為一談），也奠定了南北百餘年的和平格局，無疑應該肯定。

真宗前期用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與王旦相繼為相，李沆任期最長，也最獲信任。他告誡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真宗采納其為政之道，故其前期未見折騰。王夫之贊揚李沆“以道事君”的大臣典範，評價他與真宗的君相合作無愧“一人之識，四海之藏”。（《宋論·真宗》）

二

澶淵之盟前一年，宋真宗詢問國家錢谷積儲數，三司使陳恕遲延不報，回復執政追詰說：“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當時李沆在位，真宗表示贊許。次年，李沆逝世；澶淵之盟訂立，宋與遼夏關係漸次正常。眼見內憂外患終告解除，經濟發展也勢頭喜人，真宗感覺日漸良好，宰相寇準也有自得之態。王欽若乘隙進“城下之盟，《春秋》之恥”的讒言，離間君相立馬奏效：寇準隨即罷相，王旦取而代之，王欽若再任執政。

王欽若的挑唆重創了宋真宗的尊嚴。作為個體存在與君權化身，君主權威與個人自尊從來就難分難解，宋真宗痛感宣示君權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於是，天書封祀乘勢上演，貫串整個真宗後期。涉及國家層面的大典與營造就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書下降，四月京城始建玉清昭應宮，五月封禪泰山；二年全國興建天慶觀千餘所；四年汾陰祭祀後土；五年追尊子虛烏有的趙玄朗為聖祖；七年亳州拜謁老子。

以往討論這場神道設教，過多強調真宗的自尊心，這裡對其深層動因再作評斷。

其一，向朝野聲明其繼統合法性。即位之初真宗盡管借助平反與追封，力圖消泯太宗與自己在皇位傳承上的負面影響，但內心糾結始終揮之不去。首份天書上特地標明“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恒。居其器，守於正”云云，就旨在昭告他繼統是“守於正”的。

其二，在東亞文明圈宣示宋朝的領先地位。《宋史·真宗紀》推斷真宗君臣是在獲知契丹故俗“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的情況下，才打出天書封祀這張牌的，“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宋朝當然企望以封禪祭天在文化正統性上壓契丹一頭，但宣示的物件卻不限於遼朝，也包括西夏在內的周邊政權。據《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年間，甘州回鶻、三佛齊、大食、注輦等先後朝貢祝賀封祀，正是這一訴求期待的回報。

其三，提升君權的地位。包括澶淵之盟在內的真宗前期政治，呂端、李沆與寇準等名相功莫大焉，真宗卻以“無大臣體”罷免寇準，折射出君權的嚴重失落感。真宗發起天書封祀，迫不及待地張揚君權、壓制相權。他之所以頻繁舉行國家層面的祭祀大典，因為決策者、主祭者都是君主，莊重的典禮借重繁文縟節的儀式感，君主本人可以從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存在感，也讓全體臣民最大程度上瞻仰君權的至高無上。

其四，借以凝聚民情人心。回顧前代五次封禪，都在天下一統的所謂盛世。盡管不自量力，但祥符封祀的用意顯然宣揚比肩前代的太平盛世業已到來。據《青箱雜記》說，東封西祀時“中外臣民，協謀同欲”，哲宗前期這一追述雖有夸大成分，卻也反映出企盼盛世、祈望太平的普遍心態。誠如劉子健研究宋代封禪時指出：“這種信仰和儀式，現代人看來也許是迷信，但在當時確有它的功能，可能鼓舞人心，可能維系民情。而分析到這裡，就可以推論君權的提高，並且士大夫無從異議。”（《兩宋史研究匯編·引言》5頁）

真宗後期的這場鬧劇，其惡劣後果與深刻教訓觸目驚心。

經濟上勞民傷財，國力耗竭。天書封祀開場當年，三司報告“大計有餘”，但僅過三年即告“經費不給”，鬧騰到真宗晚年，“內之畜藏，稍已空盡”。財政窘困引起物價高漲，天禧年間（1017—1021），“谷帛之直（值），比祥符初增數倍矣”。

政治上朝局逆轉，政事不修。神道設教既然出自真宗主張，後期宰執無不奉承帝意，頓失前期賢相剛正直言的立朝風範，連宰相王旦也緘口附從，寇準則有失晚節才再度入相。至於王欽若、丁謂，作為這場丑劇的作祟者與操辦者，與陳彭年、劉承規、林特俱受眷顧而並稱“五鬼”。正如葉適浩嘆：真宗後期，“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並與人材皆壞”（《水心別集·紀綱二》）。咸平初政時，真宗曾嚴禁天下進獻祥瑞，大中祥符時，卻一反常態而熱衷祥瑞，晚年更沉溺道教而墜入迷狂狀態，對國政自然“不思修本”而少有用心。

社會風氣上朝野裝神弄鬼，上下愚人自愚。從真宗到王欽若、丁謂，作為主謀者都自編自導，一手造假；各地進獻天書祥瑞的官吏與父老，作為追隨者也爭先恐後，參與造假。正如《宋史》所說“一國君臣如病狂然”，朝野上下都在自欺欺人，“為此魑魅魍魎之事”（李贄語），整個社會的誠信度跌落到立國以來的最低點。

三

縱觀真宗朝政局，後期與前期反差之大實在出人意料。那麼，應該怎樣總評宋真宗時代呢？

王朝周期律是考察中國帝制時代興亡盛衰的不二鐵律。任何王朝都會呈現各自的新生期、上升期、繁榮期、衰變期、沒落期，盡管各期的年代長度與曲線峰谷或因王朝政策而各有不同。據此而論，宋真宗時代總體上仍處於北宋上升期。

在社會經濟上，真宗後期較之前期雖受打擊，但有利農業的政策仍在頒行，例如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全國農具稅；天禧二年引進推廣高產的占城稻。在以農立國的傳統時代，戶口數與墾田數是衡量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倘若分別統計太祖晚年（976年）、太宗晚年（997年）與真宗晚年（1021年）這兩組參數，若以太祖晚年數據為指數100%，全國戶數在太宗晚年增至134%，真宗晚年激增到281%；全國墾田數在太宗晚年僅增至105%，真宗晚年也增至178%。這兩組數據充分證明宋真宗時代經濟增長的速率。

學界多把以廂統坊的廂坊制確立，視為唐宋之際城市管理體制轉型的完成，這一轉型雖是漸進的，但《宋會要輯稿》首次系統登錄真宗天禧五年開封府新舊十廂隸屬的坊數、戶數與人吏數，表明廂坊制在真宗時期已然成型。廂坊制取代坊市制，有力推動了城市經濟與工商貿易的繁榮，商稅可以用來測試這一繁榮度。若以太宗後期數據為100%，真宗前期的景德中僅增至112%，而到真宗後期的天禧末竟激增至301%。這組數據也間接說明了廂坊制在太宗、真宗兩朝的進展力度。

在政治制度上，太祖太宗兩朝固然多有創立，但不少制度卻在真宗朝才得以完善的。即以中樞權力制衡中舉足輕重的臺諫制度而論，祖宗兩朝少有留意；直到天禧元年真宗頒詔：諫官、御史自此各置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有一員奏事，倘有急務特許及時入對。天禧詔書是宋代臺諫系統正式確立的標志。科舉制在真宗朝更趨嚴密：景德四年，實施考卷糊名制；大中祥符八年，推行試卷謄錄法。這些制度嚴格而公正，北宋取士水準隨之進入了最佳期。

祖宗家法作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題，正式提出雖在宋仁宗親政之初，但真宗朝正在醞釀培育之中，“其實質精神已經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逐漸發展起來”（鄧小南《祖宗之法》282頁）。真宗初年，臣下就有“三聖相承”的吹捧，把真宗與太祖、太宗相提並論。但宋太祖開國立制，砥定大局，宋太宗雖不及太祖，卻也完成統一，弘揚文治。真宗尚有自知之明，深感祖宗功業難望項背，故有“保祖宗基業”與“守祖宗典故”的提法，卻植入了“祖宗之法”的早期胚胎。

士大夫政治堪稱宋代政體的底色之一，這與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在宋代進一步改善息息相關。繼太宗擴大取士規模之後，真宗咸平三年（1000）錄取進士、諸科與特奏名高達2100餘名，景德二年（1005）更超過3000人，成為宋代取士最多的兩榜。宋初進士一旦金榜題名，便能直接躋身官場，他們在真宗朝嶄露頭角，左右時局。即以參決朝政的宰執群體而論，無論前期以呂端、李沆、寇準與王旦為代表的正面人物，還是後期以王欽若、丁謂為代表的負面角色，都是科考出身的士大夫。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正是在真宗朝徐徐拉開大幕的。南宋呂中概述士大夫自覺意識在宋真宗時代的蘇醒：

自李文靖（沆）、王文正（旦）當國，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以為天聖、景祐不盡之用。（《大事記講義》卷六《真宗》）

在君主官僚專制政體下，士大夫政治能否良性運行，最終取決於君主的政治取向與個人好惡。真宗前期謙謹，君權慎用，遵從李沆等名相賢臣的治國方針，故朝局大政相對修明；後期固執，君權濫用，連王旦、寇準都不能獨善其身而曲意順從。但宋人認為：太祖太宗朝，“治體類於嚴”；真宗、仁宗、英宗朝，“治體類於寬”。（《大事記講義·論治體》）正當北宋版“皇帝的新衣”粉墨登場時，龍圖閣待制孫奭是少數戳穿真相的朝臣之一，他批評真宗：“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誹竊笑，有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為細也。”倘在宋代以後的極權體制下，對如此妄議聖上者輕則廷杖，重則極刑，但真宗仍能“容之而不斥”。由此可見，即便真宗後期，治體也還算寬忍。而士大夫政治正處在育成之中，其剛健正氣未遭摧毀性戕伐，終於在仁宗中期迎來了以範仲淹為代表的巔峰時期。

同理，宋真宗時代既然處於王朝上升期，盡管後期有一場大折騰，因尚未進入一經折騰礙難收拾的衰變期或沒落期，隨著真宗駕崩而改弦更張，後繼主政者以寬仁治國，上升期跌入低谷的運行曲線觸底上揚，逐漸進入繁榮期。

四

宋真宗與劉娥的帝後關係，在兩宋宮廷史中確實最富情節性，也為後世小說戲劇的再創作留下了虛構的空間。關於劉皇後的婚姻八卦與歷史地位，拙著《細說宋朝》有專節述評，這裡略作補充。

自景德四年郭皇後去世，真宗就一心提高劉娥的名位，卻因其出身寒微而一再遭到抵制，到大中祥符五年才冊封為皇後。這一過程，既印證了士大夫政治的頑強存在，也說明真宗對劉娥感情的執著。其時，劉氏四十五歲左右，依舊能贏得真宗的傾心，顯然不僅倚仗美貌，為人才慧強敏或許更關鍵。大中祥符九年起，真宗“自是不康”，劉皇後漸預外政應該不早於此年；天禧四年，真宗一度“不豫”，朝政從此打上了劉氏印記。乾興元年（1022）真宗去世，劉氏以皇太後權處分軍國事，聽從王曾等建議，將天書伴隨先帝入葬永定陵，終結了真宗後期的昏悖之政。

北宋共有四位垂簾聽政的皇太後，而真宗劉皇後與英宗高皇後對朝局的影響不容小覷。高氏以太皇太後聽政九年，主持元祐更化，不僅未能消弭新舊兩黨的政治隔閡，反而使之勢同水火，致使哲宗親政就紹聖紹述，發動全面清算，北宋政治就此轉入衰變期。相比之下，劉氏聽政十餘年，不僅使真宗後期的政治危局消解於無形，士大夫政治雖一波三折卻回歸正軌；隨著皇權的平穩移交，終於開啟了後人追懷的宋仁宗時代。在宋真宗時代向宋仁宗時代的過渡中，說劉皇後為趙家守護了江山，其言似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