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世界文學（簡體書）

講起世界文學，目前在世界上廣泛流通的、通常被收在世界文學選本裡的、在研究世界文學的學術著作和論文裡常常被討論的，大多還是西方主要文學傳統裡的經典著作。非西方文學乃至歐洲“小”語種文學中的經典著作，哪怕其文學價值和思想深度並不亞於西方主要的經典，卻仍然停留在本民族文學範圍內，很少超出本身語言文化的範圍，在國際圖書市場和讀者群中享有盛譽。丹姆洛什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可以分兩步進入世界文學：“第一，作為文學作品被閱讀；第二，超出其語言和文化的原點，在更廣闊的世界裡去流通。”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尚未走出本身的語言文化範圍而“在更廣闊的世界裡去流通”的作品，都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我在前面第一章裡已經討論過，在美國當前的學術環境裡，很難在世界文學的定義裡涉及文學審美價值和價值判斷的方面，不過丹姆洛什在他書中有些地方，也間接觸及這一點。他討論世界文學概念的變化時，說世界文學可以是“一套樹立起來的經典，一套不斷發展的杰作，或是多個開向世界的窗口”。世界文學並不等於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簡單的集合，因為僅僅是作品數量之大，就會使這樣理解的世界文學失去意義。《莊子·養生主》有句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本意是說人的壽命短促，應注意養生，而不能不顧一切追求那無涯之知，但我們可以只取其人生短促之義，認識到應該盡量利用有限的生命來做有意義之事。英國17世紀詩人安德魯·馬維爾有一首著名的情詩說“如果我們有夠多的世界和時間”（Had we but World enough， and Time），但他明白人生有限，不可能有無盡的時間和空間，於是寫下了這樣的名句：“但在背後我總是聽見/時光那有翼之車已快飛到身邊。”（But at my back I always hear/Times winged Chariot hurrying near.）正因為認識到人的年壽有限，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應該有價值，有意義。讀書也是一樣，我們不能把有限的時間和生命，花費在讀沒有價值的書或價值不高的書上面，所以我們應該讀經典，世界文學也應該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當中最優秀的經典作品之總和。

世界文學之興起，可以說為全世界各種不同語言的文學傳統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把自己傳統當中最優秀的經典著作介紹到自己傳統之外，使之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在理想的狀態下，世界文學應該包含世界各部分各地區文學傳統裡的經典之作，但現實卻完全不是這樣。正如特奧·德恩所說：“事實上，迄今為止大多數世界文學史毫無例外都是西方的產物，其中對非歐洲文學，尤其是現代的部分，都一律忽略過去。”他接下去又說，不僅對非歐洲文學如此，甚至在歐洲文學各個傳統之內，“處理得也並不平等。具體說來，法國、英國和德國文學，在更小程度上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學，還有古希臘和拉丁文學，得到最大部分的注意和篇幅”。我們熟悉的西方文學作品，的確如德恩所說，以法、英、德居多，也有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作品，再就是古希臘羅馬文學，但歐洲其他“小”語種文學，如荷蘭文學、瑞士文學、葡萄牙文學、瑞典文學、芬蘭文學、冰島文學等，我們就知之甚少，甚或完全不知道。並不是這些文學當中沒有杰出的經典，只是這些經典還沒有廣泛為人熟知。丹姆洛什做出的定義當中最有影響的，的確還是“流通”的概念。一部文學作品無論在本身語言文化傳統裡有多少讀者，多麼有名，如果沒有超出本身語言文化的原點，到更廣大的世界範圍裡去流通，那就始終是一部民族文學的作品，而不是世界文學的作品。由此看來，除了歐洲和北美一小部分文學經典作品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文學都還沒有進入世界文學。就以中國而論，中國文學有數千年的歷史，自《詩經》《楚辭》以來，漢賦、《古詩十九首》、樂府、唐宋的詩詞和古文、元明清的戲曲和小說，還有現代白話文學中的許多精品，在中國擁有數量很大的讀者，有些作家和詩人不僅在中國享有盛譽，甚至在整個東亞都非常知名。中國文學的經典著作在審美價值和思想深度上，都可以和西方文學中的經典相比，但在中國以外，世界上大多數讀者卻並不知道中國文學的經典。中國的大作家和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陶淵明、蘇東坡、李清照、湯顯祖、曹雪芹這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但對於中國以外大多數地方的大多數讀者說來，這些都還是十分生疏的名字。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反躬自問，我們是否知道阿拉伯文學有哪些經典呢？我們對非洲文學又知道些什麼呢？誰是葡萄牙、荷蘭、塞爾維亞或羅馬尼亞的大詩人？就連我們亞洲的比鄰，我們對印度、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文學，又知道多少呢？由此可見，雖然世界文學目前方興未艾，但在國際範圍內流通最廣、最為人所知的文學經典，主要還是歐洲或西方文學的經典，而此外絕大多數非西方甚或歐洲“小”語種文學傳統的經典，還基本上不為人所知。因此，就目前情況而論，我認為完全可以說大部分的世界文學還是尚不為人所知、尚待發現的世界文學。在這個意義上說來，世界文學研究同時可以是世界文學的發現，也就是通過優質的翻譯和有深度、有說服力的闡釋，把世界上各個文學當中最重要的經典介紹給不同文化傳統的讀者，使各民族文學當中的經典變成真正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學的經典。

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世界文學經典還是西方主要文學傳統裡的經典，這當然和近代以來西方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處於強勢有關，也就和我經常說的東西方在文學和文化方面力量的不平衡有關。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大學生無論學習哪一種專業，大概都會知道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的名字，也會聽說過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等西方著名作家的名字。但一個歐美的大學生，除非專門學習中國文學，否則大概都不知道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是誰。這種不平衡需要矯正，中國的經典作家和詩人及其著作，應該超出中國文學的範圍，更廣泛地為其他語言文化傳統的讀者所認識和欣賞，成為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世界文學為中國文學的經典著作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使之可以走出中國語言文學的範圍，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無論哪一種文學傳統，都有一些經典著作，而這些經典不是由外在於文學傳統的力量來隨便決定的。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提出“經典”概念，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他首先認為經典一直是教育的基礎，所以有一種規範性的意義。這就是說，經典不是重要於一時，而是在一個文化傳統中隨時都有意義的。所以，所謂經典就“不是我們歸於某一特殊歷史現象的質量，而是值得注意的歷史存在的一種模式： 在歷史保存的過程當中，通過不斷證明自己，使某種真的東西顯現出來”。伽達默爾用在詞源上互相關聯的三個德語詞，表明經典的價值在不同歷史時期都不斷得到證明，從而展現出其表現真理的質量。經典代表了歷史存在的基本特點，即“在時間的毀壞當中保存下來”。傳統並不是過去，因為“只有過去當中還沒有成為過去的那部分，才可以提供歷史知識的可能性”。所以伽達默爾說，經典“並不是一種關於過去的陳述——那種仍須解釋的文獻證據——而是對現在說話，而且好像專門是對現在說話。我們所謂‘經典’並不需要首先克服歷史的距離，因為在其不斷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它就已經克服了那個距離。因此，經典肯定是‘無時間性的’，但這種無時間性正是歷史存在的一種模式”。由此可見，伽達默爾論述的經典是超越一般社會風尚和趣味之變化而恒常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最後這句話，即經典既是“無時間性的”，但這“無時間性”本身又正是歷史存在的模式。

我們思考文學的經典，就很容易明白這個道理。在中國文學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中，公認的大詩人和大作家如李白、杜甫、陶淵明、蘇東坡、曹雪芹等等，他們的作品都不是過去存留下來的“文獻”，而是一直活在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心中、為無數讀者所接受而且喜愛的經典。這些經典不是一夜成名，也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決定的，而是經歷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和評論家的閱讀、鑒賞和評論，在很不相同的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環境中，大多數人達成的一種共識。所以我們可以說，經典是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是時間造就了經典。在中國文學中，正如錢鍾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所說，“中唐以後，眾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一直是杜甫”。接著他舉出自元稹、王禹偁到吳喬、潘德輿等唐宋至明清不同時代人對杜甫的評價，說明即使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推舉李白和杜甫，但“‘李、杜’齊稱也好比儒家並推‘孔、孟’，一個‘至聖’，一個‘亞聖’，還是杜甫居上的”。傳統上推崇杜甫首先是他的詩描寫了安史之亂前後唐代社會民生的大變化，寫出民間疾苦，表現了憂國憂民的情懷，但使杜甫成為最大詩人的，更是他在詩歌藝術上不斷的追求，他在聲律、節奏和用字各方面精深的研究，和他在古風尤其在律詩和絕句各種體裁中高人一籌的成就。不過也正因為杜詩的精致深刻，比較起其他一些語言更直白的詩人，杜甫的作品也更難在譯文中傳達其精髓和意味。從漢學家對中國詩的介紹就可以看出，在國外首先得到更多注意的中國詩人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在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一般不會提到的一個唐代和尚寒山，寫詩禪味混合著打油味，突然在美國和西方變得小有名氣，而杜甫雖然也有人翻譯介紹，但他在國外的名聲和他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地位，卻遠遠不相稱。這就是我們應該去改變的現狀： 我們不僅需要把中國文學經典通過高質量的翻譯介紹給世界上其他文化傳統的讀者，而且更要用他們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和語言，論述、說明為什麼這些經典是世界文學的經典。當李白、杜甫和歷代重要的作家和詩人，以及其他非西方文學和歐洲文學中的“小”傳統中重要的作家和詩人成為全世界讀者都相當熟悉的經典時，世界文學才會名副其實，能夠真正代表全世界文學的菁華。這不是少數人能夠做到的，也不是短時間可以做到的，卻需要許多文學研究者共同的努力，而且是長時期不懈的努力。然而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是我們努力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