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人類學（簡體書）

人類學在當下中國社會裡依然具有啟蒙的意義——幫助我們理解過去、現在、未來三者間的關係，幫助我們樹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當中複雜的世界構成。在人類學的理解中，所有人類的本質都是相同的，哪怕外在差異再大，也無法同彼此間所共有的東西相提並論。這是一門真正強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學科，有助於推動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而只有相互間的理解和信任，我們社會才有一個可期的未來。

範可，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和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特聘教授。研究興趣涉及人類學理論、族群性與認同政治、政治人類學以及全球化。

人類從哪裡來？如何生存？到哪裡去？家庭、性別、流動、民族、全球化……人類學研究的問題，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序言

章 什麼是人類學

第二章 我們從哪裡來？

第三章 文化與文明

第四章 我們如何生存？

第五章 人們為什麼要交換和？

第六章 我們到哪裡去？

第七章 我們的“家”

第八章 為什麼“男女有別”？

第九章 流動、遭遇與認同

第十章 民族何來？

第十一章 全球化：失控的世界？

流行病的全球化維度

（摘自《什麼是人類學》第十一章）

全球化也給一些傳染性疾病的大流行提供了條件。2020年在世界範圍內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解釋了全球化何以能使傳染病大流行。全球化本身當然不是病源，但對於那些需要大量宿主的傳染病病毒而言，全球化時代發達的交通工具以及人與物、人與人不同以往的互聯性關係，都是暴發大流行的條件。對此，美國慈善家、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早在前些年就已經對人類提出警告。他認為，現時代，傳染病病毒是人類所面臨的威脅。

病毒（virus）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比人類長得多。人類在成為食物生產者之前，一直都是仰仗自然的賜予；人類自身也構成自然的一個部分。但是，只有在狩獵變得習以為常的情況下，人類才更有可能成為病毒攻擊的物件。動物行為學告訴我們，靈長類基本都是雜食的，只有在特殊的條件下，部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發展出獵殺其他同類或者其他靈長類為食的技能。即便如此，在它們的食譜中，為主的依然是植物性的食材。一旦狩獵多了之後，其“骯臟”程度遠非靠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可比。狩獵自然增加了獵人們與病毒接觸的機會。對於不少病毒而言，人與動物都是它們的宿主。這就是說，很多傳染病可以是“人畜共患”（zoonosis）的。曾在人類社會部分流行或者被遏制住沒能流行開來的傳染病病毒已經被證明來自野生動物。

許多人或許會問，人類歷史如此漫長，但所記載的瘟疫（plague）或者流行病都是發生在過去的2000年間，而我們作為現代智人至少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十多萬年。那麼，在此期間，瘟疫是否襲擊過我們的祖先呢？美國演化人類學家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認為，新石器時代之前流行病不可能存在，因為狩獵采集者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不足一人，低於強度性疾病所必需的閾值。天花就是一種古老的病毒性疾病。這種疾病的起因尚不明確，人類或許是從猴子或者嚙齒類動物那裡感染到的，但在人口密集的大型定居點出現之前，天花並未廣泛傳播。聚集在一起狩獵采集的遊群人口往往不足百人，任何急性病毒無法在他們體內長期存活，除非是其他動物與人類共有的微生物。曾有黑猩猩感染脊髓灰質炎導致許多個體死亡的報道。由於黑猩猩狀況如同遠古人類，種群規模不可能維系這類病毒，因而令科學家一時百思不得其解。但終還是發現了原因： 這一染病的黑猩猩種群是被人類所感染的。當時，附近的人類社區發生疫情，病毒傳到了黑猩猩的身上。

按照科學家估計，只有人口規模超過25萬個個體的社群，才可能維系這樣的病毒。因而對人口規模小的社群，急性病毒只能席卷而來，在自身消亡前傷害一些個體，而其余個體則產生免疫力。所以狩獵采集時代的人類幾無遭遇急性病毒之可能。然而，馴化之後的農牧業成為人類基本生計模式之後，情況變得完全不同。農業的出現使人類定居成為可能，隨著農業的發展，人類定居社區越來越大，終至連接成片。這麼一來，人口的密度增加，為病毒創造了繁衍生息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定居之後的社區通常都有動物飼養，家畜就此成為傳遞微生物的橋梁——因為家畜依然可以從野生動物那裡獲得新的微生物——使新型的感染源從野生動物那裡跳到人的身上。

2010年的好萊塢影片《傳染病》告訴人們，病毒是如何從動物身上跳到人身上的。電影的結尾是已經因為傳染病過世的女主角在香港的一家餐館與她所欣賞的廚師見面。廚師得知要與女主角見面時正用手指清理乳豬的嘴準備做烤乳豬，他趕緊從豬崽子口中抽出手來在圍裙上反復擦拭，然後，解下圍裙，出來與女主角見面。會見過程中，兩人免不了有握手之類的社交舉動。而在此之前，則有廚師到養豬場取訂購仔豬的橋段。在這過程中，有只蝙蝠飛進豬圈，從天花板上往下撒了泡尿。幾個鏡頭連接起來，病毒的傳播線路很清楚： 蝙蝠—豬—廚師—患者。這個線路圖應該是受到發現尼帕病毒（Nipah virus）故事的啟發。

尼帕病毒早在馬來西亞某村莊被檢測出來，故名之。尼帕病毒入侵是在一個規模不小的養豬場裡發生的。但是，該病毒的儲主（reservoir）卻是學名叫狐蝠（Pteropus）的大蝙蝠。而這一切又是如何連接起來的呢？原來，養豬的農民多種經營，在養豬場周圍種滿芒果樹，成熟的芒果引來蝙蝠。據科學家估計，大蝙蝠在享用芒果時撒了尿，然後又將咬過的芒果丟到豬圈裡。雜食性的豬吃了芒果，接觸了蝙蝠的唾液和尿液。豬患病之後，病毒迅速傳播，而豬的買賣又把病毒傳染到其他豬場，並偶爾感染了人類。人類進行馴化活動數千年之後出現的尼帕病毒，說明了馴化活動對人類與微生物關係所起的作用。馴化革命之後，人口規模越來越大，定居者也越來越多。人們對疫情的易感性是前農業時代所沒有的。從初的幾個、幾十個到終的成千上萬個城鎮相互連接、彼此聯繫的人口規模，足以使病毒永久地寄生下去。急性病毒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尋找新的宿主是繁衍的需要，人口密集的社區，正是它們所期待的。

急性傳染病病毒雖然是流動的，但其傳播開來則有賴於其他生物體的存在與流動。流動甚至可以視為傳染病病毒生存為重要的機制，一旦停止流動，病毒也就死亡消失。但這是不可能的。人類定居之後，社會分工獲得發展，新的社會組織和政治關係也建立起來。隨著政治體制的國家化，不同人類群體之間的交往更為深遠。原先可能僅僅見於不同部落或者酋邦之間的交換，發展成為國家實力支持下的遠距離貿易交換，信息交流因此更為深廣，而傳染病病毒也因此擴張了它們的勢力範圍。

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雖然10多萬年前走出非洲開啟了事實上（de facto）的全球化，但是推進的速度極其緩慢，只是到了晚近的歷史時期，才加快了步伐。從16世紀末開始到19世紀下半葉，大西洋“三角貿易”將非洲、美洲和工業化進程中的歐洲連在一起。

在美洲殖民地，殖民主義者不僅傳教、剝削、掠奪，而且帶來歐亞大陸的許多病毒。由於美洲大陸與歐亞大陸已經上萬年不通往來，這些病毒不可能漂洋過海，因而兩個大陸人口擁有的微生物庫（microbial repertoire）差別很大。歐洲人登陸美洲引起了微生物的交換，他們帶來的病毒很容易在美洲找到易感人群。美洲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陸之後的數百年間，人口大量死亡。這並不是屠殺的結果。沒錯，西班牙人和其他殖民者都對美洲原住民進行過殺戮。但以殖民者人數計，根本不可能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亡，更何況並非每個殖民者都是屠殺者。據估計，美洲原住民在歐洲人登陸之前，人口約達一億。1507年前後，天花被一個患病的黑人奴隸帶到美洲。已同舊大陸的人類隔絕了上萬年的美洲原住民，對天花、麻疹、白喉、傷寒、腮腺炎、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缺乏免疫機能，更不可能有防疫知識，很快就成群地倒下。《天花的歷史》一書認為，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馬匹和槍炮也不可能讓只有區區900人的西班牙殖民軍征服墨西哥。可以說，天花為西班牙人打了一場“生物戰爭”。

與此同時，美洲的梅毒也傳播到了舊大陸，遍布五大洲。這些例子說明，病毒肆掠各方，關鍵在於其靠流動依附上新的宿主，並漸次擴散傳播開來。而如果沒有人類對交通工具的改善和貪婪的本性，病毒也難以全球性擴散。歐洲人登陸美洲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影響之大不言而喻。為重要的是，所開啟的大航海時代，極大地推動了整個世界市場的擴張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這些又進一步推動了全球性的貿易活動和物資交流、資本流動。病毒在全球範圍內因為人與物的流動和彼此之間的接觸而廣泛傳播，並會因為相遇可能重組而生成新的、可能更為致命的病毒。

全球化這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聯結、大交流給人類帶來了許多問題。談及傳染病及病毒引起的各種瘟疫，無法不提流動性。只要人在移動，病毒就可能隨著人的移動而傳播到更為廣闊的空間裡，只要這些空間裡的人口數量足夠多，病毒就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直到人類有了對付它們的疫苗。交通工具的發明、創新、改良及發展，既為人的流動提供了方便，也為病毒的迅速傳播建立起高速公路。

近數十年來，屢屢發生的起源於某些非洲動物病毒的流行病迅速傳播到其他大洲的事，不可能發生在缺乏任何與全球化相關的技術維度的條件下。病毒能在極短的時間裡“經天緯地”地擴散（如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等），完全拜全球化時代高度發達的交通工具所賜。源於非洲（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雖然必須通過深度接觸才會被感染，但也居然在數十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出現於美國，並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因此，把流行病視為一種全球化的後果（a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絕無夸張之嫌。如果我們綜合各種因素思考發展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那麼正如一位美國人類學家所指出的，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並沒有使人類社會在總體上更為安全，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可能相反——增進人類社會的脆弱性累積。因而，如果把全球化視為現代性的後果，那麼我們必須認識到，現代性和全球化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也影響了人類和人類社會的健康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