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台諫制度研究（簡體書）

新版自序

新版《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付印在即，按例應有一篇自序。此書出過三版，在初版後記、增訂本自序與三版題記裡，我分別交代過相關情況，借此機會進一步回顧與這冊小書有關的一些問題。

一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我是1978年初春進入上海師範學院（現上海師範大學前身）歷史系學習的。我曾回憶過當初填志願時的糾結：　

究竟報中文專業去學古典文學，還是報歷史專業去學中國歷史，頗躊躇猶豫了一番。但是，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折騰，連大哥的命也搭了進去，渴求對中國歷史的深入反思，明顯壓倒了對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終於決定報考歷史專業。（《古今多少事·自序》）

追溯我的學術生涯，與改革開放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在就讀專業之際，我就決心以史學作為畢生的志業，而當年改革形勢必然投射進我們這代人的學術人生。我曾追述過這種影響：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的學生，對專業學習如饑似渴的投入，與對國家命運切膚之痛的反思，兩者在付出上幾乎是難以軒輊的，在思考上也往往是融為一體的，尤其像歷史專業的大學生。歷史上中國專制傳統的沉重包袱，現實中科學民主自由的再啟蒙，都成為我們在課堂裡與飯桌上熱議的話題。（《那些個舊作舊刊與舊事》，載《敬畏歷史》）

記得剛入校不久，“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吹皺一池春水。正是這場大討論迎來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並以1981年公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一錘定音，標志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基本完成。思想解放運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緊箍咒，在很大空間上釋放了思想市場。思想市場一旦開放，歷史反思便不斷深化。舉其犖犖大者，哲學界有現代西方哲學的解凍與研究，史學界有對君主專制主義的批判，國際共運史界有對“個人迷信”的反思，文學界有“傷痕文學”的興起與人性的再探討。思想解放迎來了學術創新。盡管歷經坎坷，好幾代學人依然保持著“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家國情懷，各自探索新理論、新思想與新學說，不同程度地匯入了時代的洪流。

再說回我。1982年畢業留校，兩年後繼續攻讀研究生，這本著作的雛形就是我的碩士論文。從初涉專業到寫出論稿，恰是我從而立到不惑的十年，這十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令人歡欣鼓舞的十年。總體說來，舉國上下普遍洋溢著對未來的樂觀期待。

這一期間，人文學界至少同時共存著20世紀一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與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四代學人。一位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學者自稱是“政治化的一代”。實際上，只要涉足20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文學科的場域，包括上文說到的四代學人，無論順應政治潮流，還是拒斥政治潮流，都不妨視之為“政治化的一代”。

至於我，小學階段就記得教育方針是“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1966年，高中剛讀一年，就開始了“艱難探索”的十年，在“政治掛帥”的年代裡，即便你想回避政治，政治仍會上門來找你。凡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對此都應該感同身受的。恰在世界觀形成時期，灌輸進“為政治服務”的理念與“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性，潛移默化地形塑了像我這樣“政治化的一代”。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好在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這種“政治化”的現實關懷已經位移到理性反思的基石之上。就像王家範先生在為小書作序時說的那樣：　

在初歷閱世更事的年齡段上，“沐浴”於一場感慨系之的“歷史運動”,也不是毫無所得。由此而獲取的社會體驗，很難真正從書本上讀得。假如不是因此而特別感受中國問題的刺激，假若不是因此而特別期盼中國問題的解決，或許我們都會甘心做“兩足書柜”，滿足於“考據饾饤之學”，不可能有今日那種以生命注入史學的癡情，欲以史學而托出義理的追求。

他肯定我“以史學而托出義理的追求”，當然只是前輩的揄揚，但猶如我在初版後記裡借用克羅齊的論述自道作意說：“被稱為非當代史的歷史也是從生活中涌現出來的，因為，顯而易見，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在讀研以前，我已寫過幾篇宋史論文，對基本史料也有大體的把握，宋代臺諫官僚圈在中樞權力結構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及其盛衰成敗引起我莫大的興趣與強烈的關注。

在當年改革大潮中，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法學等社會科學的少數學者，甚至參與了國家政策的某些改革活動。而人文學者的學術使命，主要關注於重建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作為起步伊始的歷史學人，當然深知個人的微不足道，但仍期望以自己的研究為這個大時代呈獻上自己的深思。說到底，這還是“政治化的一代”在其學術人生中無計回避的磁場效應。

拉雜說這些，對讀其書而知其世，或許能勾勒出大致的背景。

二

讀研那幾年是我最用心的歲月，在史料掌握上如此，在史法探索上如此，在史識砥礪上也是如此。

我對宋代臺諫制度的研究興趣，固然由現實生活而觸發催生，也希望藉此能為現實問題貢獻一得之見。在我看來，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可以采取兩種路向。一是從歷史到現實的取徑，即以嚴謹的史學方法對某個歷史問題做出本質的認識，取得成果，為現實提供鏡鑒與啟示。一是從現實到歷史的取徑，即從現實社會中領悟到必須重溫歷史上與之近似的某個問題，轉而深化對那一歷史問題的再認識。當然，這兩種路向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以我選擇宋代臺諫制度這一課題而言，就處於無法割裂的互動狀態中。對現實政治中權力必須制衡的關注，引導我有意識地去重新檢討宋代的歷史資源；而對宋代中樞權力制衡的剖析，又促使我深層次地去探尋現實政治的症結所在。

臺諫制度研究屬於中國政治制度史的範疇。倘以理想的範式而言，正如王家範先生說的那樣，“以歷史學的本色，透出政治學的底蘊”；在研究理路上，當然應該借助政治學的路徑，但基本方法仍然必須嚴格信守歷史學的規範。差可告慰的是，在開啟研究前，我已具備了充分自覺的學術理性。首先，無論采取何種取徑，都必須堅持把歷史的東西還給歷史，堅持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其次，在研究的全過程中，必須盡最大可能恪守價值中立原則，不與現實生活牽強附會，由此獲得對歷史的本質認識，轉而為現實的關懷展示歷史的啟悟。總之，既不能專注政治學的底蘊而背離歷史學的本色，更不能注重“經世致用”的追求而重蹈“影射史學”的覆轍。

歷史學的根基是對史料的廣泛搜輯與深刻解讀。圍繞著這一課題，我把宋代有關史料應讀的全部讀過，應查的盡數查過。歷史研究，是歷史資料與史家思想的有機結合，研究者必須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過程，然後對建構起來的歷史過程給出合理的解釋。歷史學的學科特點，既應有其敘事性的層面，更應有其解釋性的層面，兩者缺一不可。大致說來，對於同一課題，搜集史料，復原實相，尚具有相對的客觀性。基於對史料的全面占有與深入研判，我對宋代臺諫系統進行了真實可信的制度復原，這屬於對史料排比梳理的敘事性層面。但僅此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對借助史料建構起來的宋代臺諫系統作出總體性闡釋，這是史學研究中更為關鍵的解釋性層面。臺諫制度屬於監察制度的範疇，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闡釋與評價，有的學者更多關注其對君主專制的限制與削弱，有的學者則主要聚焦在君主專制對監察制度的幹預與破壞，足見這種總體解釋顯然不可能是絕對單一的。這是因為，歷史的解釋無可避免地凸顯出研究者獨有的思想視角與價值觀念。

史家的當代意識必須建基於史料構建的歷史實相，同時又來自社會現實的感悟興發，這就必須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把握好合理的張力。就臺諫制度研究而言，首先必須在制度復原上求真坐實，同時又憑借對社會現實的歷史通感去探究這一制度在歷史上的功過成敗與是非得失。唯有這樣，才能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雷池鴻溝上架起溝通的橋梁，實現“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成功轉換，庶幾成為“有意義之史學”（陳垣語）。

這些，大體上就是我在研究宋代臺諫制度時努力遵循的史法與史識。

三

從大歷史的視野來看， 自19世紀中後期以來，中國就進入了古代君主專制向現代民主政治的歷史大轉型之中。對這一歷史轉型，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在上世紀末提倡著名的“歷史三峽論”，他曾大膽預判：“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從大趨勢來說，現代中國的歷史轉型恰似滾滾長江東流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具體而言，在某段水域出現某種曲折與回瀾，也有必要考慮在內。我在《敬畏歷史·自序》裡說過：　

以往歷史理論一味強調歷史是持續進步的。這種歷史觀讓人們對歷史進程抱著一種盲目樂觀的單向思維，既不符合逆向思維的思想方法，也會對可能出現的歷史逆流放鬆警覺性，削弱人在歷史參與中的選擇性。在這點上，我對陳寅恪先生所說，“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深懷一種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謂歷史總是進步的決定論。

在小書大序裡，王家範先生指出：“人類的歷史原本就是不斷試錯的歷史。古往今來哪有不犯錯誤的民族？痛自改轍，舊邦維新，惟大智大勇方能為之。”在論及宋代權力制約時，他還提醒：　臺諫系統“畢竟被關在君主制的鳥籠裡，長不大，飛不高，種種變態走形原在預料之中”。宋代歷史已經交出了試錯的終極答案，這是時代的局限與歷史的命運，也是留給後代在推動權力制約進程時的可貴殷鑒。

由君主制的鳥籠，聯想到近年以來的流行說法，那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宋代的試錯也為這一說法留下了系列思考題：　那個關權力的籠子由誰來打造？由誰來決定將怎樣的權力關進籠子裡？權力關進籠子後，鎖鑰究竟由誰來掌控？倘若這些理應互相制約的決定權都來自同一源頭，將會導致哪種可預見的結果？

催生這冊書稿的20世紀80年代，距今將近四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稱得上一個中時段。“四十年來家國”，回首1978年以後的十年，改革開放的大潮將中國的現代轉型推入了新時期，時至今日，這冊小書所提示的結論或許仍然有其尚未過時的參照價值。

四

最後，對這次修訂作兩點說明。

其一，以前各版沿用“封建社會”“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封建統治”“封建官僚”“封建君主”“封建政體”“封建專制”等相關提法。當年以“封建社會”來指稱秦朝以降的君主制時代。進入21世紀，中國史學界對此有過深入的討論，認為五種社會形態說中“封建”一詞，不僅與中國西周封邦建國的“封建制”同名異實而易致淆亂，而且把西方中世紀的“封建制”套用於中國秦朝以後的君主官僚制，有失學術的嚴謹。故這次一概刪去“封建”而代以其他適當的表述，現在看來，這一修改完全無礙於原意的表達。

其二，當年史料搜集全賴於筆錄，手抄之際難免有訛脫衍倒之失。初版付印前盡管作過查對，但仍遺留錯訛；增訂本與三版雖續有訂正，卻掃葉未盡。這次承蒙陸昱華先生撥冗相助，將史籍引文悉數校核一過，匡正頗多，謹致謝忱。我在審讀校樣時，也改正了此前行文的少數失誤，增補了有助考證的個別史料。這次核查史料，盡量利用了新出的校點本（唯個別句讀或據己見有所更定），但史文注釋與征引書目仍標當初使用的版本。

今年恰是《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初版二十周年，由衷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其列入我個人的著作集，我敝帚自珍地視之為決定版。

2021年5月18日於滬瀆三聲樓

新版自序/1

三版題記/1

增訂本自序/1

序/1

第一章引言

一、 一個鳥瞰性的考察/1

二、 一個技術性的說明/4

第二章宋代臺諫官的選任

一、 充任臺諫官的條件限制/7

二、 薦舉臺諫官的原則/14

三、 君主親擢的程序與方式/20

第三章宋代臺諫機構的建制與職能

一、 臺諫機構的組成及其沿革/24

二、 臺諫機構的職能/31

三、 也談宋代的臺諫合流/45

第四章宋代臺諫言事制度

一、 臺諫言事的法令依據/49

二、 獨立言事原則的全面確立/52

三、 言事信息的輸入渠道/56

四、 章疏： 臺諫言事方式之一/62

五、 廷奏： 臺諫言事方式之二/67

第五章宋代臺諫的職事回避

一、 臺諫對宰執的職事回避/73

二、 臺諫系統內部的職事回避/79

三、 謁禁與其他職事回避/82

第六章宋代對臺諫系統的監控

一、 君主對臺諫系統的監控/86

二、 中央機構對臺諫系統的監控/89

三、 臺諫官的互劾互監/94

四、 對臺諫官的升黜和獎懲/95

五、 對臺諫官親戚子弟的控制/102

第七章宋代臺諫系統的地位和作用

一、 分權制衡權力結構的初步形成/104

二、 宋代臺諫制度發展與完善的原因/110

三、 臺諫系統對宋代政治的積極作用/117

第八章宋代臺諫系統的破壞與君權相權之關係

一、 令人費解的歷史表象/122

二、 相權對宋代臺諫系統的破壞/126

三、 君權對宋代臺諫系統的破壞/133

四、 對君權相權破壞宋代臺諫系統的綜合分析/138

五、 君權失誤是宋代臺諫系統破壞的根本原因/146

六、 宋代的臺諫與黨爭/148

第九章結論： 分權制衡的失敗嘗試

一、 悖論之一： 法制和人治/153

二、 悖論之二： 分權制衡和君主專制/159

三、 歷史的啟示/168

附錄: 對中國歷史上分權制衡的思考

一、 歷史資源的重新審視/171

二、 政治資源的中西比較/174

三、 中國近現代的蹣跚步履/180

四、 歷史的啟示/183

征引古籍書目版本/186

初版後記/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