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簡史(圖文版):閱讀真實的殘酷與寒冷,感受文明與良善的彌足珍貴。二戰、獵巫運動、十字軍東征、ISIS,關於人性、宗教、苦難與尊嚴(簡體書)
- 系列名:麥讀譯叢09
- ISBN13:9787516226360
- 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 作者:(英)布萊恩‧英尼斯
- 裝訂/頁數:精裝/292頁
- 規格:21cm*14.5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21/09/01
商品簡介
酷刑已經綿延了幾千年——有時大張旗鼓,有時偷偷摸摸。從古希臘對戰俘用刑到中世紀的獵巫運動到“9·11”事件後的刑訊活動,酷刑總在我們身邊。
《酷刑簡史》講述了酷刑的整個歷史:包含了各個時期,從古希臘到“9·11”,從古代社會到當代的阿布格萊布監獄、關塔那摩灣監獄;囊括了各個地域,從西班牙到英格蘭,從阿爾及利亞到北愛爾蘭,從歐洲宗教裁判所到古代中國、日本的官方刑訊;容納了各種酷刑方式,從“拉肢架”、拇指夾到電椅、藥物,從肉體摧殘到精神施虐……
儘管酷刑從古至今一直深受譴責、背負駡名,但在摧殘同類來獲得信息這件事上,人類從未停止,且無所不用其極。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如果不使用酷刑,就會發生慘烈的恐怖事件,員警該怎麼辦?“單純的施暴”與“逼取信息以拯救他人”的分界在哪裡?什麼樣的刑罰是“令人不快但可以接受的”,它與“不可接受”的界限在哪裡?關於酷刑的問題,始終伴隨著酷刑並未衰亡的歷史。對於這些問題,《酷刑簡史》做了細緻入微的研究與講述,書內附有100多幅版畫、繪畫和照片。特別是對“人對人的不人道”這個話題,以及合法的權力使用和非法的權力濫用等問題,本書做了很好的闡述。
作者簡介
[英]布萊恩·英尼斯(Brian Innes),一名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科學家,撰有大量關於超自然現象和法庭科學的著作和文章,其代表性著作“Bodies of Evidence”(中譯名為《砸開上帝的堅果:法醫從未公開的絕密檔案》)、“Profile of a Criminal Mind”(中譯名為《FBI犯罪心理畫像實錄》)等均已被翻譯為中文。
譯者:郝方昉
名人/編輯推薦
“酷刑”與“人道”是人類文明的一體兩面,酷刑讓人反感、深受譴責,卻被人類使用了幾千年,從未停止。即使自認為手握正義的一方,為了應對眼前的困境,也常常寄希望於酷刑:“一個人承認他安裝了炸彈:對他用刑能拯救無辜生命。某人被懷疑安裝了炸彈:對他用刑能查清他有沒有安裝。某人有一個朋友被懷疑安裝了炸彈:對他用刑能幫助我們找到他那個朋友。某人思想極度危險,可能想要安裝一個炸彈,對他用刑能揭露他的計畫。某人知道有一個人思想極度危險,可能想要安裝一個炸彈:對他用刑能幫助我們找到這個人。某人拒絕交待嫌疑犯在哪裡:對他用刑能殺一儆百。”這就是酷刑能夠延續至今的邏輯。
人類史有多長,酷刑史就有多久。
三千年來,文明與野蠻相伴而生,如同一枚硬幣的陰陽兩面。
這是一本認認真真講述酷刑歷史的深刻小書。
從古代至現代,從西方到東方,
作者用冷靜客觀的歷史語言,
講述幾千年來的受刑人所受之苦,
呈現了一部完整的3000年酷刑簡史。
那些你不忍直視的文字
卻是無數人經歷過的真實人生
一個人的苦難,就是全人類的共同苦難。
這本書,給每一個珍視文明與良善的現代人。
翻轉人類文明的陰面,閱讀真實的殘酷與寒冷,感受文明與良善的彌足珍貴。
序
導言
酷刑是對個人權利與尊嚴的卑劣踐踏,也是針對人類的犯罪,絕不應該被正當化。但在某種情形下,酷刑是否也是一個選擇?1956年11月在阿爾及爾,保羅·泰金就面臨這樣一個終極困境。
保羅·泰金是法國抵抗運動的英雄,“二戰”期間他在德國的達豪集中營曾遭受酷刑折磨,現在是阿爾及爾的秘書長。有一個民族主義革命的擁護者——費爾南德·伊維圖在其工作的煤氣廠安裝炸彈時被當場抓獲,但有一枚炸彈始終沒被找到。如果炸彈爆炸的話,可能會導致數百人喪命。伊維圖拒絕透露那枚炸彈藏在哪裡,警察局長竭力勸說泰金允許他動用一切手段進行審訊:
但是我沒有同意對他用刑。整個下午我都緊張得直哆嗦。最終,那枚炸彈沒有爆炸。謝天謝地!我做對了。因為你一旦開始使用酷刑,就會迷失自己……要知道,恐懼是所有這一切的根源。我們所謂的文明社會籠罩在一層面紗之下,揭開它,你就會發現恐懼。法國人——甚至德國人——並非天生嗜刑。當你看到同伴們的喉嚨被切開時,這層面紗就被揭開了。
在1992年的一期美國《新聞週刊》上,紐約的哲學教授邁克爾·萊文在他發表的《酷刑的理由》一文中講道:
在有些情形下,酷刑不僅被允許,而且在道義上也必須這樣做。假設一名恐怖分子在曼哈頓島藏了一枚炸彈,將於7月4日正午引爆。當天上午10點他被抓獲,但是他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拒不交代炸彈藏在哪裡……如果對這名恐怖分子動用極刑是救人的唯一辦法,有什麼理由不這樣做呢?我覺得非這樣不可……我們和他們不一樣,我們只對那些明顯有罪的人用刑,並且僅僅出於拯救無辜者的目的。通過使用酷刑來保證秩序,這並不違背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方向。
乍看起來,這種說法無可辯駁。但是致力於人權保護,尤其反對酷刑的“大赦國際”則沿著這個邏輯繼續類推下去:
一個人承認他安裝了炸彈:對他使用酷刑能拯救無辜生命。一個人被懷疑安裝了炸彈:對他使用酷刑能查清他有沒有安裝。一個人有一個朋友被懷疑安裝了炸彈:對他使用酷刑能幫助我們找到他那個朋友。一個人的思想極度危險,可能想要安裝一個炸彈:對他使用酷刑能揭露他的計畫。一個人知道有個人的思想極度危險,可能想要安裝一個炸彈:對他使用酷刑能幫助我們制止那個人。一個人拒絕交代嫌疑犯在哪裡:對他使用酷刑能殺一儆百。
正如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所說:“酷刑可能幫我們找到30枚炸彈,並以犧牲榮譽為代價挽救一些生命,但同時又催生出50個新的恐怖分子,他們會用其他一些方式,在其他地方造成更多無辜者的死亡。”
將酷刑正當化往往是為了獲取信息:從犯人那裡獲取其所犯罪行的信息及其同夥的名字,從戰俘那裡獲取關於作戰計畫的信息,從異端分子那裡獲取他們的信仰和同夥的信息,或者從恐怖分子那裡獲取關於可能危及幾十甚至上百個無辜生命的恐怖活動信息。
令人悲哀的是,在這些情形下使用原本不可原諒的酷刑,掩蓋了一個並無道理但更受重視的目的,那就是酷刑被視為一種懲罰手段——萊文教授“只對那些明顯有罪的人用刑”的論斷,就反映了這一矛盾心理。因而必然導致的結果是:行刑人這個行當只能吸引來那些最為暴虐的人,使用酷刑不再是為了獲取信息或者對違法行為依法給予制裁,而是從在不幸之人身上任意施虐的過程中,享受更多權力的快感。
但是,我們——作為作者的我,作為讀者的你們,以及所有頭腦正常的人——肯定不會對其他人用刑。你認為是這樣的嗎?1974年在耶魯大學,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和他的團隊開展了一項實驗,以驗證人的服從性。他們招募了一些志願者,告訴他們說這是“一項關於記憶的研究”,研究內容是“如果人們在犯錯後受到懲罰,那麼將來就不會再犯錯”。
每一個參加實驗的志願者都被配以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在隔壁的房間裡,被綁在一種電椅上,手部綁上了金屬電極。志願者坐在電擊控制器前面:控制器上有一排開關,標記著從15伏到450伏不等的電壓。最後四個開關上還標著“危險:強烈電擊”的字樣。
米爾格拉姆團隊作為控制人,對志願者提出要求:每當“學生”給出錯誤答案時,志願者就要把電壓調高一檔作為懲罰。這些志願者並不知道,這些開關只是個擺設,也不知道那些“學生”在受到更高一檔“電擊”時所發出的尖叫和求饒是裝出來的。雖然很多志願者都對“電擊效果”提出了抗議,但還是繼續遵從了控制人的指令,40人中有26人把電壓一直調到了最高值。
在實驗的某些過程中,“學生”停止了哭喊。志願者雖然也擔心“學生”是不是昏迷了甚至死亡了,但是仍然遵從控制人的指令。普羅奇先生對控制人這樣說道:“如果他死在那兒了怎麼辦?他告訴我他承受不了這種電擊了。我並不想這麼殘暴,但是我覺得你們應該是心裡有底。”“我並不想這麼殘暴!”正如米爾格拉姆所說,“志願者……知道他在殺人,但是他說話的語氣就像是在閒談一樣。”
更令人不安的是巴塔先生的行為。“學生”跟他在同一個房間裡,就坐在他旁邊。電壓達到150伏之後,“學生”拒絕再把手放在金屬電極上,巴塔先生直接把“學生”的手強按上去。米爾格拉姆說:“令人震驚的是他對學生那種徹頭徹尾的冷漠,他壓根沒把學生當人。同時,他對控制人則是服從的、謙恭的態度。”
荷蘭人倫塞勒先生則表現出了我們所期待的那種反應。對“二戰”時德國佔領荷蘭,他可能深有體會。他遵從控制人的指令,一直把電壓調高到了255伏。控制人要求他必須繼續調高,別無選擇。他憤怒地響應說:
為什麼我沒有選擇?我來這裡是出於自願,想為研究項目幫點忙。但是如果我為此不得不傷害他人的話,我就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很抱歉。但我想自己已經走得太遠了。
米爾格拉姆用志願者的生存環境和個人修養來解釋上述的實驗結果。但不幸的是,這些結論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適用的:
我們不能指望美國民主社會所培育出來的質量,能把美國公民與邪惡權威命令的殘忍與不人道待遇隔絕開來。多數人只要知道指令合法權威,就會按照指令去行動,他們不考慮行動的內容為何,也不會受內心良知的控制。
漢娜·阿倫特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中,對這種盲從背後的心理機制作了出色的分析。在討論“普通德國人”如何應對納粹提出的解決“猶太問題”的命令——海因裡希·希姆萊稱其為“一個組織所能接到的最可怕的命令”——時,她寫道:
所有正常人目睹受刑人身體遭受折磨時,都會本能地產生同情心。如何克服這種同情心?希姆萊本人的本能反應也很強烈,他採取了一種十分簡單也可能十分有效的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讓這種本能轉個方向,不再對受刑人而是對自己產生同情。於是,他們不再說“我對這些人做了多麼可怕的事情”,而是說“在履行職責時我不得不面對這麼可怕的事情,這給我造成了多麼沉重的負擔!”。
在一本重要的著作《受苦之身》中,伊萊恩·斯卡裡指出了行刑人是如何通過否定受刑人跟他們屬於同類,從而拉開與他們之間的距離。受刑人被簡化為一個個符號,他們所受的痛苦,對他們行刑的方式、工具、地點都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名詞指代。
行刑的行為在阿根廷被說成是“跳舞”,在菲律賓被說成是“生日聚會”,在希臘被說成是“吃點心”。酷刑引發的痛苦,在巴西被稱為“打電話”,在越南被稱為“坐飛機”,在希臘被稱為“聽汽車音樂”,在菲律賓被稱為“聖胡安尼卡大橋”。
伊萊恩·斯卡裡把行刑的這一特點總結如下:
通過行刑人的語言、行動和行刑環境,這個世界在囚犯面前呈現出一個三重結構:酷刑這一技術和文化的化身淩駕於醫學和法律這兩個主要社會制度之上,也淩駕於囚房之上。就像囚徒的供述讓他矛盾封閉的內心得以顯現一樣,行刑人則讓這個世界又一次崩塌。文明被帶到這個囚徒面前並被毀滅,在這個過程中,文明是用以毀滅他的。
以上是當下關於酷刑的實例。可悲的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還在使用酷刑——至少是半合法地使用。本書主要是講述酷刑的歷史,描述幾千年來受刑人所受之苦、行刑方式和行刑工具。但是,正如“大赦國際”反復強調的那樣,殘暴的行為仍在繼續,並且不再僅僅針對那些被視為國家敵人的人,而是針對所有被酷吏們盯上的不幸無辜者。
正如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在兩個世紀前所寫:
人對人施暴,
製造了遍野的哀鴻。
目次
導言
第一章 古希臘羅馬的酷刑
第二章 野蠻的儀式
第三章 宗教裁判所
第四章 粗暴的酷刑手段
第五章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第六章 英格蘭及其殖民地的酷刑
第七章 歐洲獵巫運動
第八章 酷刑工具
第九章 古代中國、日本和印度的酷刑
第十章 鎮壓反對派
第十一章 20世紀的酷刑
第十二章 精神酷刑
第十三章 “9·11”事件後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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