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通史（簡體書）

本書是馬克斯•韋伯自1919年起在慕尼黑大學所作一系列講演的筆記彙編。《經濟通史》對整個世界經濟演變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起源(這是韋伯畢生關注的課題)所作的全域性思考與宏觀解繹，超越了前人的思想深度，對於我們現在探討現代化的條件、前提、模式與道路，比較東西方文化，均有一-定的意義。
本書分別考察了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工礦業、商業及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經濟導因與文化根源，探討典型的日耳曼定居制度的傳佈、演變及其內容，也將日耳曼農村組織與蘇格蘭敞地制度、俄羅斯米爾(村社)土地制度、中國的井田制、印度的村落等作了比較研究，最後指出：“關於原始人的經濟生活確實無法作出任何概括的論斷。如果我們就歐洲影響所未觸及的人口中去尋求答案，我們總是發現彼此相差懸殊，而毫無一致之處”。

在近現代人類思想史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占據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作為一個思想深邃、視野廣闊和見解獨到的思想巨人，韋伯已對世界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界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以至於有的論者把他視作為與馬克思（Karl Marx）和塗爾幹（Emile Durkheim）齊名的三大思想家和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對此，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評價道：“在我看來，韋伯是站在西方文明發展的轉折點上。他看到了古老體系的解體，並抓住了它的實質，而這是他同時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對於構思科學發展的方向，韋伯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名人都更多的貢獻。這個新的方向預示了把握即將到來的新社會的根本意義。”（轉引自漢•諾•福根：《馬克斯•韋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3頁）
韋伯對西方思想界的巨大影響，首先是經由帕森斯譯介韋伯的著作而在美國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韋伯的影響經由“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重新回復到德國本土和歐洲學界。在德國和歐洲的學者重新認識到韋伯思想重要性的同時，一些德國學者也開始從韋伯本人的文本脈絡、思想淵源、時代歷史背景以及韋伯的家庭生活和個人精神歷程等多維視角來重新解釋韋伯，從而發生了一個“祛‘韋伯美國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曾有人對帕森斯把韋伯塑造成“社會學家”的做法提出異議。這裡，且不管是否應該把韋伯視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一個法學家、一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經濟史學家，但迄今為止，還似乎無人懷疑韋伯在人類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隨著韋伯一些學術著作和生前的手稿的整理出版，以及隨著國際學術界和文化界對韋伯思想研究的深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韋伯思想世界”。並且，這個韋伯思想世界是如此的博大紛雜、深邃繁復和撲朔迷離，以至於當代許多研究者都把韋伯的著作和有關韋伯研究的文獻，視作為一種巨大的學術資源和理論思想的“采礦場”，而這部〈經濟通史》，無疑也是韋伯存留在人類學術思想資源“礦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英譯者原序

德文版編者序

第一篇 家庭、氏族、村落和莊園(農業組織)

第一章 農業組織和農業共產主義問題

第二章 財產制度和社會集團

第三章 領主產權的起源

第四章 莊園

第五章 在進入資本主義以前西方各國農民的地位

第六章 莊園的資本主義發展

第二篇 資本主義發展開始以前的工礦業

第七章 工業經濟組織的主要形式

第八章 工礦業發展的階段

第九章 手工業行會

第十章 歐洲行會的起源

第十一章 行會的瓦解和家庭工業制度的發展

第十二章 作坊生產――工廠和它的先驅者

……

第二十九 章合理的國家

第三十章 資本主義精神的演變

我們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凱爾特人的經濟既然只限於畜牧方面，那麼關於日耳曼農業的原始階段，無論是從愛爾蘭或者從蘇格蘭的共耕習慣中，也就得不出什麼結論了。就我們所知，典型的日耳曼農業制度一定是開始於耕作和畜牧兩者差不多有同等必要的一個時期。這種制度也許在愷撒（Caesar）時代方始漸漸出現，在塔西佗（Tacitus）時代則顯然以粗放草田農業占優勢。但是用這兩位羅馬作家中任何一位的記述來進行研究都是有困難的，其中塔西佗的華麗詞藻，更使人懷疑。
同日耳曼土地制度成一鮮明對照的，是俄羅斯米爾（mir，村社）的土地制度。這種制度雖在大俄羅斯占支配地位，但也只局限於內地各行政區，至於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卻沒有這種制度。俄羅斯米爾的村落是一種街道村落，其規模往往極其龐大，居民常不下三五千人之多。園圃和耕地都位於宅地的背後。新成立的家庭就安置在這排份地的末端。除耕地外，也有公共牧場可供利用。耕地劃分成為大塊，大塊又劃分成為長條地。同日耳曼土地制度不同，在俄羅斯長條地並不是硬性按戶分配，而是在分配時把一戶有多少人口或有多少勞動力一並加以考慮的。長條地既是按人口進行分配，所以這種分配決不會就此一勞永逸不再變更，而只能是暫時性的。法律規定每12年進行一次重新分配，但事實上這種重新分配進行得很頻繁，往往每6年、3年甚至1年就進行一次。土地權屬於個人，同家庭公社無涉，但卻與村落有關。這種權利是永久性的；甚至祖先早在幾代之前就已遷出米爾的工廠工人也可以還鄉行使這種權利。反之，無論何人未經公社的許可，也不能離開公社，遷往他處。土地權可從定期重新分配的權利中表現出來。但所謂村民一律平等通常只是徒具形式，因為進行重新分配所需要的多數幾乎是永遠得不到的。凡人口增長率大的家庭固然贊成重新分配，但是卻也有不利於他們的其他利害關係。米爾的決議僅僅在名義上是民主的，而事實上往往是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作出決定的。一些單個家庭往往因缺糧而對農村資產階級或“富農”負有不同程度的債務，因而這些農村資產階級便憑靠借貸關係控制了無產者群眾。重新分配問題一旦發生，他們就要看究竟是讓他們的債務人繼續窮困下去，還是讓他們多得到一點土地，哪一種做法對自己有利，便根據哪一種做法來操縱村中的決議。
關於米爾的經濟作用，直到這個制度在俄羅斯瓦解時止，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它同個人主義的農村組織截然不同，乃是經濟生活的救濟手段；並且把每一個遷徙出去的工人可以回鄉要求一份土地的權利，看作是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一方面雖承認這會成為農藝方法和其他方面進步的障礙，但是又認為土地權迫使每一前進都要把每一個人包括進去。反對他們的人則無條件地把米爾看作是進步的障礙和反動的沙皇政策最有力的支柱。
社會革命的力量在20世紀初期具有威脅性的發展，終於導致米爾的瓦解。斯托雷平在1906-1907年的土地改革法中給予農民以這樣的權利：準許農民在規定的條件下退出米爾，並得要求他們所領受的那一部分土地嗣後免予重新分配。退社成員的那一份土地必須是連在一起的整塊土地，從而在原則上像阿耳高的圈地一樣，把農民分散開來，使他們分別居住在自己持有地的中央，單獨地進行經營。於是沙俄內閣總理維特所渴望的米爾的瓦解終於實現了。自由主義的各政黨始終不敢作這樣的主張，或者像立憲民主黨人一樣，不敢相信改革土地制度的可能性。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使比較富裕的農民，也就是擁有大量資金以及按家庭成員比例來說占有較多土地的那些農民，退出了米爾，於是俄羅斯的農民就分成為兩個階級。一個是富有的大農場主階級，他們退出了米爾而轉向個體農場制；另一個是被拋在一邊的為數大得多的農民，他們本來占有的土地就很少，現在又被剝奪了重新分配的權利，以致絕望地陷於農村無產階級的地位。後者仇恨前者，把他們看作是米爾的神聖法律的破壞者；而前者則成為現行制度的無條件的支持者，要不是其間發生了世界大戰，他們未始不會給沙皇制度以新的支持和“武裝保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