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的中國之道（簡體書）

前言

氣候科學愈加明確，人類活動很可能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也增加了極端高溫、降水、幹旱和熱帶氣旋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也影響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給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威脅。為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國際溫控目標從不超過工業化前水平 2 ℃ 過渡至1.5 ℃，要求全球在 2050 年左右實現碳中和。近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警告稱，除非全球在 2050 年前後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否則 1.5 ℃目標將落空。國際社會日漸重視提升氣候變化行動力，中國也遵循《巴黎協定》的要求，宣示了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承諾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一、碳達峰碳中和的內涵闡釋

中國主動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最新氣候目標，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碳排放提前達峰中的“碳”明確指二氧化碳，而且主要指能源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而“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中的“碳”，則指全經濟領域的溫室氣體。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逐步擴大的溫室氣體納入範圍既符合《巴黎協定》關於提交中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和更具雄心的長期目標的要求，也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和減排能力相適應。

（一）碳排放與發展階段密切相關

碳達峰是指經濟體內生產生活活動因消費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總量在一定時期內（通常以年為單位）達到峰值，之後進入平臺期並可能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然後平穩下降的過程。碳達峰包括以下要素：達峰路徑、達峰時間點和目標值以及達峰後的減排路徑。碳中和是指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方式抵消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通常以年為單位）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實現零排放。簡單地說，就是人為造成的排放源和吸收匯之間達到平衡，使溫室氣體凈排放量為零。

人口，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城鎮化水平，能源結構等因素顯著影響碳排放水平。觀察、總結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達峰規律、經濟屬性後發現，碳排放和能源消費“雙達峰”“雙下降”往往出現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階段之後，此時經濟增速明顯下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在 1 萬—2 萬美元的水平。我國在上述因素方面均與工業化國家存在較大差異，承擔著減排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重任務。已有研究顯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整體呈現從相關到脫鉤的趨勢。我國在客觀上已經具備實現碳達峰的現實基礎，如期實現凈零排放目標也在技術和經濟上具有可行性。

在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下，經濟發展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聯繫。根據挪威國際氣候研究中心估算，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增長，從 1750 年的 935.05 萬噸增長到 2020 年的 340.75 億噸。其中，絕大多數排放量是在 20 世紀以來的 120 年中產生的。從圖 1 中也可以看出，碳排放量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顯著。在 1929 —1933 年“大蕭條”、 1980 —1982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1990 — 1991 年美國經濟危機、 1997 —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 —2009 年國際金融危機、 201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經濟活動大幅減少，全球碳排放量也顯著下降。

二）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內涵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不是快速攀高峰、爭空間，而是要削峰發展、壓低峰位，以便走向碳中和。一國選擇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高速增長以盡快達到高峰值的“衝鋒”模式，與逐步控制碳排放增量而較晚達到低峰值的“削峰”模式，在達峰後將面臨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環境”系統。中國走“削峰”模式，盡管前期對能源、經濟轉型提出較高要求，但能規避高碳鎖定、路徑依賴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具有可操作性。碳達峰目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排放軌跡和實踐路徑，也直接影響碳中和實現的時間和困難程度。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基礎和前提，碳中和是碳達峰的緊約束。我國面臨著比工業化國家時間更緊張、幅度更大的減排要求，越早以“削峰”模式實現二氧化碳達峰，越能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留出更多時間和空間。

2030 年前碳排放達峰僅需要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再加一把勁兒。然而，在現有技術和政策體系下實現 2060 年前碳中和目標還面臨諸多挑戰。從能源系統的角度看，實現碳中和需要將從工業革命以來建立的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體系轉變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能源體系，並通過生物能源與碳捕集和封存（ Biomass Energy with Carbon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等負排放技術實現能源體系的凈零排放甚至負排放。從科技創新的角度看，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發展尚不成熟，各類技術系統集成難、環節構成複雜、技術種類多、成本昂貴，亟待系統性的技術創新。低碳技術體系涉及可再生能源、負排放技術等領域，不同低碳技術的技術特性、應用領域、邊際減排成本和減排潛力差異很大。我國脫碳成本曲線顯示，可再生能源電力可低成本減少我國最初約 50% 的人類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在達到 75% 脫碳後，曲線將進入“高成本脫碳”區間，而實現 90% 脫碳的年成本可能高達約 1.8 萬億美元。如果僅延續當前政策、投資和碳減排目標等，現有技術難以支撐我國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歸根結底，碳達峰、碳中和的深層次問題和主要矛盾在於能源問題。修正後的 Kaya 恒等式顯示，碳排放主要與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強度和能源結構有關。我國人口趨近峰值，國土空間開發趨近完成，收入水平仍在提升，正處於由經濟規模型經濟體向生活質量提升型經濟體的轉變階段。 2020 年，我國經濟總量已邁上百萬億元臺階，強大的國家綜合實力為實現“雙碳”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控制碳排放的主要著力點在於降低碳排放強度和調整能源結構。當然，在關注二氧化碳減排之余，還需要關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管控。

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通過能源電力建立起廣泛而深刻的聯繫。高比例發展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是實現提前達峰目標的根本對策。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以技術創新提升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將在二氧化碳減排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可預測的一段時間內，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仍處於上升趨勢，行業能效提升的空間也將不斷收窄，發展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系統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中之重。

構建新型電力系統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其核心特徵在於推動以風、光等新能源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為提供電量支撐的主體電源。未來隨著可再生能源電力大規模集群並網和高滲透分散接入，風、光等電源出力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將給電力系統帶來更為複雜的安全穩定挑戰。預計未來電力資源將構成“三分天下、互為補充”的格局：可再生能源成為主體電源，提供主要的電力支撐；大型可控電源，作為維持電力系統安全穩定的靈活性電源，提供基礎的調節服務；無所不在的短時電池儲能與必要的長時儲能互補構成全時間尺度的系統調節能力。 a

二、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意義

碳達峰碳中和為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我國低碳發展確立了新目標，注入了新動力，符合我國低碳發展戰略內在演化邏輯。這一戰略部署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維護氣候安全、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

（一）打造生態文明發展新範式，走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從國內行動邏輯來看，近年來我國正在尋求更具可持續性、包容性和韌性的經濟增長方式，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將我國的綠色發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為我國未來數十年內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基調之一。我國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在規劃實現路徑時將綜合考慮我國國情，在發展和減排中找到平衡點，走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一方面，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之路與生態文明理論高度一致。我國基於對工業文明的反思與揚棄提出了生態文明思想，不僅順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也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轉型思路及指導方法。生態文明理念指導我國二氧化碳減排、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二氧化碳減排的成果也佐證了生態文明思想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所發揮的推動作用。生態文明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既要求用科學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要求改變高污染、高排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遏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從根源阻斷氣候變化的成因；還要求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幫助、相互誠信、相互理解，通力、真誠合作，促進區域資源稟賦深度融合。碳達峰、碳中和既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生產側節能降碳，也推崇適度、低碳、健康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自然開發、保護與末端治理方面，推崇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發展循環經濟，復原生態紅利。這與生態文明理論遵循人與自然相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相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相一致。

另一方面，碳達峰、碳中和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中的“發展”，是綠色、低碳、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布局新發展格局，應統籌安全與發展、當下與長遠、自強與開放，需要碳達峰、碳中和在其中發揮激勵、約束作用。同時，多目標協同、多角度系統規劃的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過程也將促進、保證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明確了 2035 年遠景目標。除此之外，我國還面臨著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到 21 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等諸多短期目標和中長期願景，對多目標的綜合考慮更有利於有效識別可能影響新發展格局構建、影響“雙碳”目標實現的實質問題。

作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約束，碳達峰、碳中和要求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建立健全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現代化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國在政策引導之余，通過以點帶面的政策示範效應，充分調動了各方面低碳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注入強大動力。獨具中國特色的政策設計邏輯和政治執行力，充分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市場優勢，尤其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只要繼續秉持新發展理念，凝聚全社會智能和力量共同行動，我們打贏這場硬仗並不是天方夜譚。與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相比，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之下，我國也必然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二）維護全球氣候安全，引領經濟綠色復蘇

從國際行動邏輯來看，地球處於氣候緊急狀態已引起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警惕。氣候變化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範疇。作為碳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大國，我國碳排放量超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總和。我國碳達峰、碳中和具有世界意義，將對世界產生最重要的兩點貢獻：一是防範氣候風險，維護氣候安全；二是引領綠色復蘇。

我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根據《 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鑒（ 2020）》， 2019 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 9825.8 百萬噸，約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 28.8%。同時，在世界發展格局演化進程中，中國的相對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際社會對中國減排的期望很高。在某種程度上說，只有中國碳達峰，世界才能碳達峰；只有中國碳中和，世界才能碳中和。

我國碳達峰、碳中和有利於維護氣候安全，減少自然災害損失。氣候變化問題具有全局性、系統性的特徵，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避免其負面影響。由於長期行動不足，氣候變化從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發展為環境問題；又從單純的環境問題逐漸演變為更高層面的發展問題；目前已經成為人類發展面臨的最大非傳統安全挑戰。高影響氣候事件頻發、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氣候難民”數量上升， 15 個已知的全球氣候臨界點已有 9 個被激活。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 Nature）刊載的文章中，科學家認為在先前指出的 9 個臨界點中，超過一半的臨界點已經呈現出活躍狀態，更有幾個臨界點處於“接近被觸發，或者已經被觸發”的狀態。 IPCC 發布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稱，很多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在百年到千年的時間尺度上是不可逆轉的。在保護人類免受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這一問題上，“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2020 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了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衝擊，正在並將持續對投資、就業、經濟乃至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產生全方位的重要影響。疫情期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活動減少帶來的能源需求下降，除非立即采取行動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否則隨著經濟復蘇，碳排放總量必定會反彈。考慮到過往的全球經濟危機復蘇過程通常伴隨著碳排放水平的大幅躍升，國際社會呼吁各個國家和地區攜手推進綠色復蘇。

我國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不僅有助於防範災難性氣候“黑天鵝”風險、化解氣候變化“灰犀牛”風險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氣候變化問題帶來的經濟損失，也與綠色復蘇邏輯一致。綠色復蘇旨在建立一條發展目標、氣候目標兼容可持續的經濟社會低碳發展路徑，在應對生態危機的同時恢復經濟發展。兩者的關鍵都在於經濟系統快速脫碳，抑制以高碳投資拉動經濟的衝動，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以能源脫碳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目標是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況下實現碳中和。

在後疫情時代，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即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不應也不會成為阻止更大力度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理由。 我國的碳達峰是整體性、系統性、全局性的工作，覆蓋了能源電力、工業、交通、建築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門，涉及生產和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我國將以綠色低碳產業體系發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等為方向，致力於加強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合作，並完善“一帶一路”等多邊合作平臺。研究表明，大規模的綠色公共投資計劃是後疫情時代振興各國經濟以及更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方式。與傳統的經濟措施相比，提高能源效率或者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綠色項目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並為政府帶來了更高的短期回報以及長期的成本節約。我國的探索將引領世界經濟綠色復蘇，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經驗借鑒。

第一章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及概念內涵

一、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　

二、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科學基礎

三、發達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主要經驗和做法

四、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戰略意義　

第二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實踐路徑

一、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二、推動全鏈條、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　

三、降低工業“過程”排放的碳，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四、其他重要領域的碳達峰行動及其方向

五、倡導綠色低碳生活方式　

六、促進碳達峰碳中和的對策建議　

第三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能源基礎

一、以能源轉型為核心的“雙碳”目標　

二、中國能源轉型現狀　

三、“雙碳”目標下能源轉型方向

第四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投資需求

一、“雙碳”目標帶來的投資機遇　

二、碳達峰碳中和新增投資需求重點領域　

三、保障“雙碳”目標實現的投融資機制

第五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科技創新

一、碳達峰碳中和技術研發將掀起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

二、 碳達峰碳中和技術是覆蓋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系統性技術體系　

三、碳達峰碳中和技術創新政策體系初步形成　

四、碳達峰碳中和技術發展成效與挑戰並存　

五、典型技術的發展路徑給予未來碳中和科技創新重要啟示　

六、未來碳達峰碳中和科技創新的主要方向　

七、碳達峰碳中和技術的推廣體系

第六章 碳達峰碳中和下的消費變革

一、把握全球低碳消費變革趨勢

二、深入認識低碳消費　

三、低碳消費實踐——衣食住行用　

四、培育低碳消費模式中國在行動

五、多策並舉點燃低碳消費引擎

第七章 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的經濟社會綜合應對

一、研究制定規劃，提出碳達峰碳中和路線圖

二、健全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體系　

三、完善技術政策，支撐綠色循環低碳發展　

四、推進綠色低碳標準體系建設

五、加大與碳減排相關的綠色低碳發展資金投入　

六、積極發展綠色金融，為相關技術和產業提供支持　

七、完善碳市場發展的制度安排　

八、 制定應對氣候變化法律法規，依法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　

九、 創建生態社會文化氛圍，提高公眾應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和能力

第八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碳定價機制

一、碳定價機制　

二、碳市場定價機制的經典案例　

三、碳稅定價機制的經典案例

四、中國走向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的碳定價機制展望

第九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城市引領

一、城市實現“雙碳”目標意義重大

二、低碳城市試點的經驗與啟示　

三、城市引領全國碳達峰目標實現　

四、打造城市零碳發展新引擎

第十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協同

一、碳達峰碳中和牽一發而動全身　

二、碳達峰碳中和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碳達峰碳中和與社會公平的協同

四、碳達峰碳中和與生態環境治理的協同　

五、碳達峰碳中和與能源安全目標的協同　

六、碳達峰碳中和與保留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的協同

第十一章 碳匯對碳達峰碳中和的作用

一、碳匯常識及其重要意義　

二、林業碳匯對碳達峰碳中和的作用

三、林業碳匯產品生產與交易流程　

四、全國林業碳匯交易進展和項目案例　

五、其他碳匯對碳達峰碳中和的作用

第十二章 碳達峰碳中和的全球合作

一、碳達峰碳中和全球合作背景　

二、碳達峰碳中和全球承諾　

三、碳達峰碳中和全球合作

後記

典型樣本

一、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

（一）碳達峰碳中和的概念內涵

碳達峰說的“碳”是二氧化碳（ CO2），常溫下為一種無色無味不可燃的氣體。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在燃燒化石能源、發展工業以及農林土地利用變化過程中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滯留在大氣中。二氧化碳是造成氣候變化最主要的溫室氣體。除二氧化碳之外，具有增暖效應的溫室氣體還包括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 PFCS）和六氟化硫（ SF6）等。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碳達峰是指全球、國家、城市、企業等不同主體的碳排放在由升轉降的過程中，碳排放的最高點即為碳排放峰值。碳中和是指全球、國家、城市、企業、活動等不同主體在一段時間內人為碳排放源與通過植樹造林、碳捕集與封存（ CCS）技術等人為吸收匯達到平衡的狀態。

（二）認識誤區和概念澄清

對於碳達峰、碳中和的基本概念和內涵，社會上依然存在很多誤解，需要澄清。

1. 將碳達峰理解為達峰前還有排放空間，碳排放還要“攀高峰”

目前，一些地方、企業對碳達峰、碳中和的關係認識存在誤區，認為達峰前要趕快上高耗能、高排放的項目，達峰後就沒有機會了。碳達峰是具體的近期目標，碳中和是中長期的願景目標，二者相輔相成。盡早實現碳達峰，努力“削峰”，可以為後續碳中和目標留下更大的空間和靈活性。而碳達峰時間越晚，峰值越高，則後續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挑戰和壓力越大。如果說碳達峰需要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再加一把勁兒，那麼實現碳中和目標，僅在現有技術和政策體系下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社會經濟體系的全面深刻轉型。

2. 將碳中和的重點放在“中和”，高估碳匯的作用

中國森林碳匯估計為 11 億噸二氧化碳，僅占我國二氧化碳年排放總量的大約 11%。同期我國已運行的碳捕集和封存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CUS）示範項目的總減排規模約為每年幾十萬噸二氧化碳。專家估計，2060 年左右我國經過努力，屆時通過碳匯和碳移除等地球工程技術可能實現負排放 15 億噸左右，遠遠無法實現碳中和目標。因此，碳減排是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重點。

碳中和目標的吸收匯只包括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等人為活動增加的碳匯，而不是自然碳匯，也不是碳匯的存量。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會造成海洋的不斷酸化，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陸地生態系統自然吸收的二氧化碳是碳中性的，並非永久碳匯。森林生長期吸收碳，但到成熟期吸收能力下降，動植物死亡腐爛後二氧化碳將重新排放到空氣中。一場森林大火還可能將森林儲存的碳變成二氧化碳快速釋放。因此，人為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必須通過人為增加的碳吸收匯清除，才能達到碳中和。

3. 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搞運動式“減碳”

運動式“減碳”就是指一些地方、企業還沒有弄清碳達峰、碳中和的概念內涵，就虛喊口號、蜂擁而上，搶風口、蹭熱度、追熱點；還有一些地方、企業提出了超出目前發展階段的不切實際的目標，或為了減碳而采取不切實際的行動。例如，構建零碳電力系統。促進能源系統轉型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重點領域，但也必須統籌有序推進。如果一味盲目關停煤電，一哄而上發展可再生能源，也可能引起電網的不穩定，影響供電系統的安全。再如，為了增加碳匯在不適合造林的地方造林，結果不僅不能增加碳匯，還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

4. 將碳中和理解為只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忽視其他非二氧化碳類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不只是二氧化碳，還包括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等。甲烷的增溫效應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主題為“全球綠色復蘇與 ESG 投資機遇”的全球財富管理論壇 2021 北京峰會上，首次明確了 2060 年碳中和包括全經濟領域溫室氣體的排放。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減排也是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16 年 10 月 15 日《蒙特利爾議定書》197 個締約方達成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以下簡稱《基加利修正案》），就減排導致全球變暖的強效溫室氣體氫氟碳化物達成一致。我國是氫氟碳化物的生產和消費大國，制冷需求增長較快，而氫氟碳化物的削減與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都密切相關。據《基加利修正案》要求，我國 2024年將氫氟碳化物的生產和消費凍結在基線水平，2029 年在基線水平上削減 10%，到 2045 年削減 80%。我國已接受《基加利修正案》，承諾加強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相當於進一步提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力度。

（三）中國節能減排目標的演進

我國一貫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把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十一五”以來，每個五年規劃都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並由國務院制定和實施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

1.“十一五”規劃（2006 —2010 年）能源強度目標及完成情況

“十一五”規劃中第一次提出了節能減排的概念，並設定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 20% 左右的目標的約束性指標。“十一五”期間，全國單位 GDP 能耗下降 19.1%，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的目標任務。

2.“十二五”規劃（2011 —2015 年）二氧化碳強度目標及完成情況

“十二五”規劃設定了提高低碳能源使用和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的目標，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 11.4%。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 2010 年降低 16%，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降低 17%。森林覆蓋率提高到 21.66%，森林蓄積量增加 6 億立方米。“十二五”期間，中國實現碳強度累計下降 20% 左右，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 12%，均超額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此外，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已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積極貢獻。

3.“十三五”規劃（2016 —2020 年）能耗總量和能源強度雙控目標及完成情況

《“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提出“雙控目標”，到2020 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 50 億噸標準煤以內。根據國家統計局能源統計司公布數據，2020 年能源消費總量約為 49.7 億噸標準煤，實現了“十三五”規劃綱要制定的“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 50 億噸標準煤以內”的目標，完成了能耗總量控制任務。但能耗強度累計下降幅度在 13.79% 左右，未完成“十三五”規劃綱要制定的“單位 GDP 能耗比 2015 年下降15%”的任務。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約 22%，超過“十三五”規劃制定的 18% 的目標。

我國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上曾提出，到 2020 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 15% 左右；通過植樹造林和加強森林管理，森林面積比 2005 年增加 4000 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億立方米。實際上，截至 2020 年底，我國碳強度較 2005 年降低約 48.4%，非化石能源占比 15.5%，可再生能源專利數、投資、裝機量和發電量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風電、光伏的裝機規模均占全球 30% 以上。我國森林碳匯增加全球最快。與此同時，我國還實現了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基本上實現了經濟、社會、環境與氣候行動協同發展。我國不僅提前完成對外承諾的到 2020 年的目標，也為落實到 2030 年的國家自主貢獻奠定了堅實基礎。

4.“十四五”時期是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期、窗口期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20 年氣候雄心峰會上提出：到 2030 年，中國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將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 25% 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 2005 年增加 60 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 12 億千瓦以上。“十四五”規劃設定應對氣候變化的約束性目標包括：單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 13.5%，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森林覆蓋率提高到 24.1%。2021 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進一步明確達峰路徑和相關政策對確保 2030 年前高質量達峰，為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打好基礎至關重要。

綜合來看，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總體上體現了從相對目標（能源和碳強度目標），通過能源強度和總量雙控目標過渡，最終轉向絕對（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管控模式不斷升級，管控範圍從化石能源消費轉向非化石能源發展、森林碳匯、行業及區域適應氣候變化等全方位發展布局。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已在國家和地方層面扎實推進，並取得顯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