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中國園林：從古典到當代的傳統重塑（簡體書）

引言：尋找“活的中國園林”

“活的中國園林”這個名字，來自我2008年於德國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策劃的一個展覽。在中德兩國擴大友好往來的背景下，展覽的本意是向德國人民介紹中國歷史悠久的園林文化，按官方說法，是遞上一張中國的“名片”——此中頗為知名的是江南地區，尤其是自古富庶的蘇州、杭州、揚州等城市。

說起來，這裡也是我生長的故鄉。然而在2007年，正需為這個展覽做大量研究和準備的時候，我卻不合時宜地遷居到了中國南端的珠江三角洲，那個時候，這裡作為“世界工廠”的聲譽已經登峰造極了。

一邊在白天投身於城市建設的實際工作，一邊在工作之餘“神與物遊”，追尋著“活的中國園林”的起點。說來也怪，如今回想這段時光，印象最深的並不是後來展覽中大放異彩的某位藝術家，而是廣深鐵路沿線一個小城鎮的樣子，它叫“茶山”。你可以想像，這個名字一旦翻譯為外文，意義會更加引人遐想。可是事實上，在中國最大的製造產業基地裡，它也不過是個再平凡不過的小鎮罷了。

從廣州東站出發，大約只需一個小時，你下了火車，首先就會看到熟悉得讓人心慌的“人”的風景，或者說，被經濟活動一次次重塑的人類世界的模樣。在火車站出口，你會看到烏泱泱、汗津津的人群，體現著直白的供與求。那個時候還很時興“摩的”，它們和稍好一點兒的出租車一起，招徠著不同的客人，將其送往各自的目的地，無論他們是打工妹、打工仔、產品經理，還是投資人和客戶，也不管他們是初次前來投靠，還是長居於此，抑或是定期的造訪。由於這些人的存在，小鎮本來的意義早被顛覆了。

在潮濕悶熱的南中國，沒人奢求這裡有預期外的詩情畫意。至於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策劃一個遠在德國的中國園林展與茶山這個小鎮會有什麼關聯。在那個放鬆的週末，從廣州跑到那裡，我是去喝潮汕蝦粥的，中學時代的同學老孫正在那裡做一家臺資工廠的質量控制。其實，蝦粥算不上當地獨有的美食，但除此之外，這裡似乎也沒什麼可以拿得出手的土特產了。2018年，這個小鎮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可觀的137億元，若按人均計算，則是中國平均指標的數倍。理解了這一點，你也許會寬宥幾分這裡枯燥的產業“園”面貌，它的意義遠勝地名所指的茶“園”，也正因此，歐美國家通常在超大城市才有的大馬路，理直氣壯地穿過了這個處於行政區劃底層的“城市”。幾幢門面稍微像樣的建築，街面那層是各種平價的消費：燒烤、髮廊、KTV、小飯館……一堆堆工餘的青壯年男女，就在人行道上喧笑、打鬧，發洩著他們旺盛的精力。這就算茶山最常見的風景了，在城市與自然的交界，也嗅不到一絲一毫“茶樹山丘”的美好氣息。這個地名最原始的語境已經失去了。

在當代中國，這樣的情形並不罕見。相比城市本身發生的巨變，僅存的小橋流水算不得什麼。現在提起“中國園林”，聚焦的是一種已經發生改變的語境，大部分像我這個年紀的研究者都生長在這種業已改變的語境之中，再也不能汲取自然的生活經驗，而只能把“中國園林”當作一種古老文化的標本來觀察和探究。

“中國園林”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樣式，原本需要依存太多因素成活，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特定的土地制度、氣候、物質出產和流通方式、工藝傳統、空間營造體系、社會關係、歷史觀念、不同的文學和視覺藝術樣式……甚至是與今天截然不同的“從前慢”的時間觀念。可近代以來，西方意義上的城市化迅猛地改變了這一切，即使是在20世紀某個發展緩慢的時期也不曾真正停下腳步。大部分人的生活早已疏遠了自然，構成他們世界的質料，恐怕是一點兒都不同於從前了。眼前，就在珠三角落腳的全球化大工業生產，只不過是這種場面過於戲劇化的表達。

更為根本的改變是結構性的、看不見的、作用於傳統園林賴以存在的外部空間：以各種形式物化了的社會結構，包括建築本身，如今都屈從於另一種更強大的邏輯。它們不是靠神話和寓言，而是經由5G網絡精確同步的金融支付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資本雖然仍有它尚未征服的角落，但那些昏暗的街頭巷尾，或是幽晦未知深淺的大山，不太可能像過去那樣，僅僅成為浪漫的審美物件。

最重要的還是園林文化的主體——人。不僅園居已是一種都市裡的奢侈，就連習慣和園居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文人”，連同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習慣，也都不再是社會生活中必要的一環。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貌似平等、平均，講究效率、舒適和安全，就連珠三角仿造迪士尼建起的本土主題公園，也知道要把它的顧客安頓在精心設計的空調大廳裡，路都不用多走，汗也無須多流。

讀者或許猜到了，我在這裡提到茶山，絕不因為它是一個如此完美的可以被拿來批判的物件。當我喝飽了飄著誘人芫荽香味的鮮美蝦粥，沿著喧囂的大街走上幾步，很快就在小鎮中心看到了茶山的“中國園林”——一個水泥做成的亭子。我判斷它應該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西方式的“景觀建築”興起之前，由中國地方習稱的“園林局”牽頭，再由某個無名的設計師設計和建造的。

中國建築中很難再有這樣非功利性的空間概念。“亭”在起初只是指一種能夠使人“停”下來的建築，可以是旅店、餐館，但不一定有實際的居住功能。3從古文字的字形上看，“亭”是一種四面敞開的建築。1634年刊行的中國古典造園經典《園冶》中說“花間隱榭，水際安亭”，甭管這裡是否有這樣的條件，眼下在茶山，即使是用如此現代和粗鄙的材料，能賦予一座建築不那麼功利的目的，也很難能可貴了。

提到以“亭”命名，很少有中國人不知道明代的戲劇作品《牡丹亭》。該劇核心故事中的“雲雨之歡”，就發生在一座似真還幻的花園的亭子裡。女主人公杜麗娘春睡時，和意中人柳夢梅在夢中邂逅於此。這個今天看來荒誕不經的故事，和特殊空間的特定含義有著必然的聯繫。研究表明，從唐代詩人白居易詩句中擷取的“亭”這個意象，最初也和“悼亡”這種特殊的情感有關。從悵惘離別的“死”轉入和合愛欲的“生”，邏輯順承。

在珠三角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週末傍晚，我無法向你準確地描述看到這個亭子時是什麼感受。稱其為“傑作”固然有些誇大，但在樸素的外表下，它顯然經過一番精心設計，搭配著一條小徑、花圃以及小小的池塘，周圍還環繞著濃密的綠蔭，不至於完全暴露在灰塵四起的大路上。《園冶》中又提到，亭子通常“造式無定”，這個仿造中國古代木結構的水泥涼亭幾乎沒有任何裝飾，也許正因為這一點，反而使它和周遭環境融合得更好了。園林小品談不上什麼精心的佈局，在已經被條條框框拘死了的現代產業園的大背景下，它是一個剩下來的有點兒尷尬的孤島。

在中國北方的城市中，你也經常會看到一些仿古式樣的園林建築小品，同樣也是鋼筋水泥結構，卻盡可能地模仿著古代建築繁複的樣子，通常還有比較濃烈的“宮廷建築”特有的彩繪，這些事後追加的古典特色，往往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著意誇耀的東西。不過，在嘈雜的現代環境中，它們多少顯得有些尷尬，也容易成為施工質量不佳的受害者，年久失修之後，這些裝飾性的部分往往最先龜裂脫落，露出馬腳。

在東莞茶山，當代簡易的“中國園林”很難和真正的古典中國園林媲美，但是兩者的意義和感受相去不遠，都和生活的質地融為一體，同時又對它們抵抗著的世界有所保留。或許是囿於有限的預算，無名的設計師沒有那麼高調，他最後一次來到這裡時，可能也想不到日後野草瘋長的樣子。實際上，這是一個因為“低維護”反而變得有些味道的設計。設計師無法預期他的園林未來的命運，更有甚者，在萬物怒長的南方，一切人工的東西也都面臨著自然的威脅。亭子周圍合抱的大榕樹分明已經長了好多年，它的誕生應該早於周遭的這一切，而旁邊身姿婀娜的玉蘭樹，倒有可能是人工種植的——但更多的東西應該就是“不請自來”了。由於那些濃密的綠色，這個亭子現在成了一座隔絕塵囂的孤島。

通過流覽本地官方網站，對其風土人情有更深的瞭解之後，你會驚訝地發現，茶山不無與園林相關的元素，先不說那些街頭巷尾無處不在的“口袋公園”，從新開發的城市中心往外走不遠，就是真正的茶山古鎮。盆景，也就是園林文化衍生出的一種“案頭山水”，居然是茶山的另一張“文化名片”！甚至還有一個叫“盆景協會”的官方組織。在這裡，尤其是在按照原有村落佈局建起來的古鎮，水泥叢林裡就時常當街放置著這麼一盆盆景，因應著起伏的地形和多變的建築佈局，點綴著一兩種植物以及幾塊觀賞石營就的小品。在被現代化發展遺忘的樓宇間的火巷和遠離平直大道的曲巷中，此類小小的園林比比皆是，它們和南中國旺盛的植被連成一片。要麼是真實的“自然”，要麼是微縮的“自然”，兩種“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在這裡發生著這樣那樣的碰撞。

然而，茶山人好像對這一切都熟視無睹。他們坐在高速運轉的“世界工廠”枯燥的街道旁，喝著他們引以為豪的茶水，卻不大留心近在咫尺的茶園。

“活的中國園林”首先需要參照的是真正的古典，很少有人會期待在中原文化外圍的嶺南能有多少符合這種定義的實例。可是，你又不能總抱著一種膜拜“經典”“大師”“名作”的心態，否則，今天過於人工化的生活就會失去意義，難以為繼。畢竟，像一句老話所說：“會心處不必在遠。”現代人對於古典園林文化的討論裡，隱藏著一種不全是壞事的矛盾，或者說，隱藏著一條讓這種文化變得可以理解的必經之路：既要像考古者一樣挖掘那些已經失去的自然勝境，追懷江湖之遠，也要從面目全非的當代生活裡，辨認出模糊地契合古典氣韻，同時還能在當下存活的新的空間樣本。

在這方面，嶺南人未必毫無作為。歷史上，中原地區的漢族先民前後數次遷徙來此，懷著無比實際和急迫的求生意念，在一度被認為不適合北方人落腳的熱帶氣候中，重新創造了不同於中原傳統的人居文化。而自民國以來，嶺南人在園林創新方面也屢屢跑在全國的前列。比如，廣州地鐵有一站名叫“公園前”，自1918年始建以來，這裡的人民公園都是廣州市民的室外會客廳。遠在其他城市被“西風美雨”澆灌的“景觀廣場”風行之前，很多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在這裡，而不是在空蕩蕩的廣場上。“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廣州建築師佘畯南和莫伯治設計的白天鵝賓館，把這種廣州人熟悉的蔥蘢景觀，用假山疊石人工水景的方式引入了室內，這種室內中庭雖由美國建築師約翰·波特曼發明，但是白天鵝賓館“移天縮地在君懷”的做法又極具中國特色。

無獨有偶，美國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同時期在北京設計建造的香山飯店，也有著現代式樣的中國庭院。它們都是“中國園林”融入現代生活的例子。只不過，相較於一年四季植被都能瘋長的茶山而言，靠空調小心翼翼維護著的酒店大堂未免太奢侈了。更重要的革新是園林為生活戲劇提供了一個自然的舞臺。這方面，甚至也只有茶山這樣的地方，才能提供更鮮活、更有說服力的樣本。不像背負園林城市盛名的蘇州那樣，著力於經濟發展的珠江三角洲，從來沒有孤立地討論造園藝術的機會：一方面得和不需要澆灌也能生機勃勃的自然賽跑，另一方面又平行於同樣蓬勃發展的社會生活以及蔚為大觀的物質生產。這裡的“中國園林”提供了不能完全被現有的中國園林研究和概括的例子，它不一定十分精彩，不必視作“高等文化”，但卻是真實的。也許，還會是中國山水城市下一輪黃金時代的前奏。

作為得近代化風氣之先的地區，廣東重塑中國園林文化史的年頭已經不短。比如中國園林中的太湖石，它既能構成建築性的景觀，又可以成為富於心理魅惑的玩物，以一種自然的微縮模型安放在文人的案頭。按照傳統四大名石的說法，產於蘇州地區的太湖石曾是當然的主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廣東英德大量出產的英石已經逐漸成為太湖石的替代品，白天鵝賓館的中庭用的正是英石疊山。與其說廣東是在模仿江南地區的園林，不如說受近代發展之惠，這個地區慢慢引領了全國新的園林文化。“涼風起天末”，一個地區物候的變化，最終可能是在另一個地區才感受到的，就像舊日，關中和洛下來的詩人白居易客居江南，一個外地人反而提升了南方風景的令名。又如江南園林之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做法複雜精美的硬木家具，事實上，這種風尚也是在明代才蔚然流傳的，它所獲得的特殊木材，卻和經由廣東、福建轉口的南洋貿易有關。正是遙遠南方的風，吹動了內地風景裡的樹林。

由此可見，“活的中國園林”必然與發展中的社會史和文化史有關，它真正持久的生命力來自看不見但一定存在的源源不斷的營養，而不只是某時某地、某種一成不變的基因。因為生長，它才活著。

這種活的文化同時意味著遺忘和更新，為我們帶來了大家今天所認識的“中國園林”。我們在欣賞一樣事物時，往往容易忽略由此形成認識的複雜機制。英國建築史家羅賓·埃文斯在解釋人們觀察建築的過程時，將這種機制稱為“出神”。一位美麗的姑娘會讓你沉浸於她美貌的同時，忘記了她個別的生理特徵。你也不大會在感到愉悅的同時分析這種愉悅的具體來源。同理，我們甚至不會在乎她的父母是誰，還會寬宥她智力超群但相貌不算出眾的子嗣。但是，假如她真是絕代美人，為了使這瞬間的美麗永存，我們難免需要熟悉她的整個家族史，瞭解她全部的人生和真切的過往，包括那些不太有趣的方面。在部分傳統被無情撕裂的當代

中國，園林或者慢慢變得只有在博物館中才可以感知，或者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失去原有的光彩，於是，這種深度理解、跨時空感受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

這樣“活的中國園林”的故事絕不限於我們時下所聽到的，或是坊間所濫泛的。我們將在本書中尋訪那些已經趨於消失的風景，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土地上追索更久遠的中國園林的痕跡（第一章和第二章）。這些湮滅的風景的幽靈以及與此相系的汪洋恣肆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典文學和民俗，才是我們今天瞭解中國園林的更大基礎。

我們會看到中國經濟格局曲折的變遷，包括廣東在內的全國其他地區的近代化浪潮，因緣際會，將一個狹小區域內園林藝術的聲譽推上了高峰，直至它幸運地成為龐大的園林遺產的代表（第三章）。

但是這種園林藝術並不能自述其意義。時至20世紀，向西方學習和整理國故一道，使中國建築師對園林這一文化遺產產生興趣，並在反觀營造傳統的中西差異中，發現了這種文化遺產的智性因數；而除了文人士大夫的自我審視，令當代人咋舌的城市化發展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營造熱潮。具有無可置疑的現代性的“空間”之問，徹底打破了人工、自然的混沌，使風景有了價值，把土地和人的關係、城市和人的關係，變成了生民立命的重大話題（第四章）。

把這些更具體、更底面的東西講完，最後才是富於表現色彩的內容，也就是類似於當代“園林藝術家”所致力的東西。園林不僅在蘇州，也在人們的無盡想像中（第五章）。僅僅就藝術的感染力而言，這些想像可以和舊的園林文化媲美，它們也構成了我後來在德國籌備的展覽的主要內容。展覽轟動一時，因為它把一種古老的中國藝術用現代方式帶到了一座同樣古老的德國城市中，出人意料的是，那個展場甚至還和這個主題有點兒說不清的關係。但我心裡清楚，藝術博物館中開始的這些實驗畢竟有限，並不能涵蓋廣袤的中國國土上“活的中國園林”的全部（第六章）。

想要瞭解“活的中國園林”，最好的辦法還是回到茶山。為了寫這本書，我在12年後的一個週末又來到了這裡。不出所料，那個打動我的亭子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亭子，主政者或許認為眼前這個升級版才更合適，而周遭也擴建成了一個更正式的城市公園。新亭子的設計令人不敢恭維，好像做得有點兒過頭，又成了我不太喜歡的北方城市園林建築的風格。

不過，當地居民顯然獲得了更好的休憩條件，而熟悉的大榕樹和玉蘭樹也還在那裡。看上去這裡的生活依然如故，並未受到製造業經濟起伏的影響。相比過去那個不大有人問津的野園子，現在的亭子裡外有了更多的遊客，騎著滑板車的兒童追逐其間。我很喜歡這種其樂融融又生活化的感覺。

無論如何，我都不太確定自己來過這裡。是這裡最新的發展確實不盡如人意，還是我的記憶無端美化了我曾看到的一切？就連當初帶我來這裡的朋友老孫，也產生了同樣的困惑。我在這不算出名的小城中久久地漫步、沉思，同時追尋著一種古老的物質文化樣式變遷的蹤跡。我意識到，即使在一個並不算長的時間跨度內，它也已經有了一部不一樣的歷史。

園林：建築還是風景？

當我用我所知道的一切當代語言去瓦解了關於園林的固有意識時，這種意識使得園林重新獲得了一種當代語境。 ——王澍《造房子》

2006年，古城蘇州終於有了一座嶄新的“蘇州園林”，這就是由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操刀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經過好幾輪同行和社會範圍內的大討論，中國建築界的權威刊物《建築學報》用欣慰的口氣說：

新落成的建築安然地嵌入傳統園林建築環境中，完美實現了 設計之初設定的“中而新，蘇而新”的目標，從而結束了4年來對 它的種種爭議和猜測。

在蘇州老城內建造一座現代建築絕非易事。隨著21世紀初蘇州陸續加冕“國保”（1961年以來）、“世遺”（1997年）等桂冠，“蘇州園林”這張名片已經牢牢地與這座城市拴在一起，新名片與過去城市內斂、謙卑的自況截然相反，現在恨不能在大街上也可以看到蘇州園林的影子。與石橋雨巷難盡協調的現代結構，無論已經有的，還是將來必要的，在城市規劃中都只好退讓三分。

但是蘇州人多少又不大甘心。畢竟，蘇州在那個時候已經是中國GDP和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而新的發展需要一個不同的物理容器。儘管蘇州人歷來以自己悠久的人文傳統自豪，對它幾個商業發達的區域小兄弟頗有幾分鄙夷，但是現在，“做生意”早已不是什麼令人害臊的事。自近代躋身重要的工商業城市以來，蘇州並不缺乏這方面的潛能，甫一發力，便不僅在江南，就是在全國也遙遙領先。不過，經濟發達的“優等生”也需要一件體面的新制服。人們除了生活在過去，還得面向未來，擁抱人們心中最能“與時俱進”的願景，於是除了古蘇州，還有了一個“新蘇州”，而且它的空間特色也不妨和本地引以為豪的風景沾點兒關係。

2007 年，我第一次參觀落成後的蘇州博物館新館時就住在“新蘇州”，我曾服務的設計公司負責新區中心的湖區規劃和景觀設計，它和傳統的蘇州園林如此迥異其趣。一種大開大合，一切俱在眼前，可供許多人聚集遊樂；另一種卻內向、封閉，有著高高的圍牆，只容數人同歡。至於其中更具體的差異，只消說說兩種“園林”對景觀水的處理：傳統園林大多危踞於水上，建築在水中的倒影豐富了建築的視覺效果，但不大讓人有機會觸及水面；無論這水是否由城市溝渠中引來，它們都絕非澄澈，衛生狀況怕是要讓現代人皺眉；然而，“新蘇州”要的卻是“親水”又安全的現代景觀，除了過於嚴酷的暑熱或是冬寒，這項功能都大受徜徉水邊的公眾歡迎。

因此，我非常理解古蘇州的兩難。雖然人們驕傲於它的傳統，新的生活樣式還無法和舊文化的成就相提並論，但時代畢竟隆隆向前，“中而新，蘇而新”勢在必行。後來因為策展，我曾不止一次走進它的大門。作為一個使用者而不僅僅是一個遊客，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現世生活語境之中的“蘇州園林”欲求新是多麼不易，除了新館的鄰居——大名鼎鼎的拙政園，還有那延續了數千年的生活，它們並不因為外部世界的迫切需求，就有自動“升級”的可能。

過往的歷史縱然偉大，也難免消亡在災禍之中，上林苑、金穀園、洛陽履道裡、艮岳，甚至圓明園都已蕩然無存，這個世界也早沒了漢武帝、石崇、白居易、宋徽宗以及乾隆皇帝。新時代的博物館館長、策展人、藝術家、裝裱工、清潔工乃至每天說說笑笑湧入展廳的觀眾，他們對中國園林的認知，要依據的只能是他們眼前所見，或是憑感性可以理解的東西。另外一種園林，則從司馬相如開始就已經存在，這種文字層面的詩情畫意，反倒可以頑強地適應於外物的變化——因借，而不是統統收入囊中；點染，而不求面面俱到。就算野火燒劫去，在純粹思想的層面，它依然可以一次次“春風吹又生”，卻又無形無據。園林的“設計”不管是否因著現代的“建築”之名，人們在意的都是他們看見的，是空間和繪畫的關係，是物質向結構的轉換。然而，後一種園林遵循著劉敦楨《蘇州園林》書中概括的“明旨、立意、問名”的軌跡，物質會磨滅，但意味長久——文學成為變化之路上園林虛虛實實的伴侶。如此一來，中國園林的意匠和西方景觀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或許是世界文明通過園林這種東西，對於人居模式的不同設想。

即使蘇州是貝聿銘的老家，去國近七十年的他，在設計蘇州博物館新館時也面臨著一個空前的難題。畢竟，博物館本身是一種脫胎於西方概念的建築類型，和中國園林的旨趣相去萬裡，自然如果在其中可以棲身，那麼它必然也會帶來文化意義完全不同的“看與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