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與無意識偵探（簡體書）

中文版序

19世紀末，倫敦，大英帝國的首都，生於1859年的亞瑟·柯南·道爾在此行醫。他是一名年輕醫生，也是一個天主教徒，卻在一個基督教國家行醫。診所門庭冷落，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用寫小說來打發時間。《血字研究》出版於1887年，這是福爾摩斯和他的同伴華生醫生的第一次亮相。新的人物誕生了。這個偵探讓他的創作者贏得大名。從此，他們的冒險譽滿全球，超越了大英帝國的國境線。

同一時期，維也納，奧匈帝國的首都，生於1856年的西格蒙德·佛洛德在此行醫。他也是一名年輕醫生並且是猶太人，卻在一個天主教國家行醫。他與傳統醫學決裂了。1899年，他出版了《夢的解析》，這是第一項精神分析性質的研究成果。從此，西格蒙德·佛洛德的生活就與他的眾多發現融為一體了。精神分析家，這個由他創造的角色，逐漸聲名顯赫，超越了奧地利的國境線。

巧合絕非偶然。把這兩個人的命運聯結起來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心靈感應遊戲。亞瑟·柯南·道爾和西格蒙德·佛洛德都是醫生，所以他們都關心人間疾苦。他們都接受了在那個時代占上風的理性主義的訓練，對解決那時的常見問題都已經駕輕就熟。他們定居在各自帝國的中心，對於當時所有的最新發明與發現，也都了然於心。他們並不供奉宗教神明，而且他們家庭的宗教也與他們定居地的宗教不同，這就可能有助於他們超越傳統的信仰。他們對真理的追求需要一種新的實踐，一種新的職業。福爾摩斯不僅是一個小說人物，也是現代調查員的原型，許多員警都承認這一點。福爾摩斯說：“我有自己的職業，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他補充說，一些令人絕望的案件被送過來，“就像醫生有時會把他們無法治癒的病人送到江湖郎中那兒一樣”。這兩個論斷都非常適合西格蒙德·佛洛德:在其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接待的那些患癔症的女人，她們的病症，用其他方法治療都沒有效果。

細心傾聽前來諮詢的人，明瞭他們的請求，通過分析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跡象，發現隱藏的東西。在西方，偵探和精神分析家是古代占卜、神諭等祭司傳統的一部分。然而，與後者不同的是，他們不依賴上帝，不依賴任何宗教信仰。亞瑟·柯南·道爾和西格蒙德·佛洛德，兩個19世紀科學主義的孩子，都是非常世俗的。解決之道不是求助於任何彼岸，而是使用一種成熟的技術，一種在各個方面均得到證明的技術。

1950年，醉心於中國文化的荷蘭外交官高羅佩，出版了一系列關於狄公的偵探小說。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唐朝的士大夫狄仁傑。在中國，關於他的探案故事在18世紀已經是小說創作的主要素材。從本質上說，這個古代調查官的工作模式與亞瑟·柯南·道爾所描述的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有所不同的是，被我們今天定義為幻想的維度，在狄仁傑的故事裡是顯在的:他會遇到一些鬼魂，尤其是被害者的鬼魂;他也做夢，但這是那些死者，那些在傳說當中存在的鬼魂給他托夢，向他表明一些信息。佛洛德的或者福爾摩斯的方法與這個觀念是徹底決裂的。當主人公做夢時，他們的夢是他們自己的。死者或者靈魂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東西，這些夢屬於夢者，這些夢是主體的話語，這些夢見證著此人的無意識欲望。如果鬼魂現身，並不是死者的幽靈從他們的墳墓中飄了出來，並不是死去的靈魂獲得身形，而是消失的意識或無意識的記憶在擾動主體。這當然是一種現實，但卻是精神現實;是幻想的，絕不是鬼怪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冒險中讀出精神分析的活力源泉，這些冒險有著世俗的維度。重要的可能不是解開謎團，而是為了解開謎團所進行的必要行動，為了治療(不僅僅是調查)能夠實施而進行的必要行動。柯南·道爾的那些故事可以被解讀為精神分析動力學的具象表現。

然而，作家創作的是一個虛構人物，佛洛德發明的則是一種實踐，經由精神分析家們的推行，這一實踐已遍及世界各地。前者並未面對一個員警的現實（確切地說，他試圖這樣去做，但並未成功），但是後者被臨床的迫切性推動著，他從未停止過修改理論，以至於今天，我們也還在修改理論的過程中。在這一點上，兩位創造者分道揚鑣了。亞瑟·柯南·道爾離開了其創作的小說主人公的科學邏輯，開始相信鬼魂、靈媒，開始相信與遊魂的溝通。他開始熱衷於通靈論。他可以忘記自己創作的人物，那些充滿理性的，被認為具有佛洛德式理性的人物。因為這些人物只不過是紙上的存在，而精神分析家是活生生的存在。佛洛德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文學之上的，他從不間斷地參考著臨床，而臨床拒絕仙女們的在場。

從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開始，我嘗試著闡釋與一位精神分析家在第一次會面期間發生的事情:請求的表達。同樣，我也理解了《奇妙的旅行》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們對待讀者，就像精神分析家在分析當中對待來訪者那樣。通過對達芙妮·杜穆裡埃《蝴蝶夢》的閱讀，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身體形象的概念。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讓·桑德伊》以及《蓋爾芒特家那邊》，讓我勾勒出“孤獨存在的能力”的形象，而“孤獨存在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家唐納德·溫尼科特提出的概念。佛洛德一直認為作家的創作會證實精神分析的發現，因為作家的發現總是比精神分析家領先一步。

“但我們得停在這兒了，否則的話，我們可能就真的忘記了哈樂德和格拉迪瓦只是一本小說中的人物。”佛洛德在他關於威廉姆·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論文中總結道。這些被創作出來的人物，他們不是來找精神分析家諮詢的人，忘記了這一點，就會忽略一個事實：根本性的東西存在於臨床中。

精彩片段

在這點上，柯南·道爾創作的人物與埃米爾·加伯利奧的勒考克以及愛倫·坡的杜邦截然不同。他遠離瞭解密小說的形式邏輯，轉而走向了相遇的實踐。他從心理和小說層面來發問，來到了無意識的奧秘中。雖然柯南·道爾醫生本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他比加伯利奧更貼近西格蒙德·佛洛德。

巧合不是意外，展現巧合也不是毫無根據的文字遊戲。他們作品的成功和其中包含的捨棄與仇恨、拒絕與冷漠、愛與神聖化，都超越了文本本身，暗含了一種如今仍具有現實意義的實踐。佛洛德和柯南·道爾，如同儒勒·凡爾納及其他作家一樣，都觸及了靈魂的範疇。精神分析的創立者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寫作，小說家們不知不覺地也深受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遠遠超越了書籍所展現的文本。這些作家將一切都納入個人經歷之中，並從這裡開始書寫出一種實踐。西格蒙德·佛洛德遇見了威廉·弗裡斯，凡爾納遇見了他的出版商埃策爾，而柯南·道爾，可能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沒能遇到誰，便在小說中遇見自己的主人公福爾摩斯和華生。每一次相遇都是奠基性的，從嬰兒與母親的氣味、略微磨損的繈褓、奶水的味道或搖籃曲的哼唱聲的相遇開始。我們知道，從來沒有經歷過相遇的人，之後很難在世界上與同類共同生活。至少要經歷過一次，才能開啟之後的相遇，第一次邂逅就為之後的邂逅烙下印記。

感到驚訝的能力，就是不妄言未來發展的能力，它只有把掌控知識的欲望丟在一邊的人才能擁有。這奠定了臨床和理論之間持續辯證的實踐的基礎。佛洛德不停地書寫它，福爾摩斯不停地向華生灌輸它。教育的難點之一，就在於讓學生永不失去感到驚訝的能力。

福爾摩斯和華生在一起，就像精神分析家與自己獨處。這種孤獨具有奠基性。和自己的相遇，我和我的相遇，讓與他人謎團的單獨相遇成為可能，擺脫了所有其他社會的、醫學的、司法和警方的人為幹預。為了讓相遇處在實踐中心，孤單必不可少。孤獨讓我們可以遠離妨礙治療行為或是有可能對調查造成干擾的事情。佛洛德是一個人，因為他是第一人，但每個精神分析家治療時都是獨自一人，也是因為當一段治療開始之後，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重複建構所需的時間。在這裡，人物具有兩重性，證明了孤獨不是與世隔絕。精神分析實踐止於分析家幻想開始之時，更準確地說不是與辭說的傾聽脫節時，而是當幻想與話語的主體脫節時。當問題涉及文本時亦是如此。我們所知道的柯南·道爾，以及對夏洛克·福爾摩斯和華生探案記的閱讀，讓我們可以辨認出一種福爾摩斯式的實踐，並在他對謎團的關注中，接近了同樣誕生於19世紀末、在20世紀引起人們興趣的佛洛德實踐。不過，無論這裡或者那裡如何影射了我們假設的柯南·道爾主人公的無意識欲望，他們都不是肉身的存在。把一些解釋投射在他們身上，我們就有可能要麼落入精神分析解密網格的使用風險中，要麼陷入作者的野蠻分析中。

這是對謎團的一種可能表達：在這裡我是誰？或者發條上弦。又叫凸蒙懷錶。譯者注。一個面對精神分析家的請求中所拋出的問題。我理解世界，深入世界的方式是否準確？福爾摩斯給讀者一個令人心安的答案。我對世界的理解不是譫妄，因為推理得到了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