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經濟學（簡體書）

諾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對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對綠色思維進行了創新性詮釋，為我們在不將環境負擔留給後代的情況下推動經濟繁榮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綠色思維的核心是需要認識到，世界不是孤島，全球化的世界充滿各種各樣的互動，而找到合適的方法管理這些互動是解決世界重大問題如氣候災難、大流行病等的關鍵。本書從綠色思維的角度重新思考了經濟效率、可持續性、稅收制度設計、個人倫理、企業社會責任、ESG投資以及社會公平等問題，還就如何為碳定價、推行低碳技術、設計有效的環境稅以及通過氣候俱樂部促進國際合作提供了具體的解決方案。綠色思維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充滿希望的新視角，只要我們正確認識問題，並設計良好的制度和機制來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和國際合作，我們終能實現“綠色星球”的目標。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斯特林講席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出版過多部著作，與薩繆爾森合著經典教材《經濟學》。

序言

我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高原長大，綠色意味著從幹旱環境中解放出來，令人身心愉悅。在駕車前往我家的山間小木屋的途中，我父親會說“這裡好綠啊！”。這通常意味著他希望小溪中有足夠的水源供我們垂釣鮭魚。對我父親來說，綠色意味著平底鍋中的鮭魚。
我現在對“綠色”的看法和我釣鮭魚的時候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變。“綠色”有了自己的生命，它變成了一場社會運動，反映了對個人行為、公司、政治活動和法律的新態度。“綠色”是一組相互關聯的觀點，它們講述了現代工業社會危險的副作用以及我們應如何解決或至少控制這些副作用。在本書中，當綠色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時，它代表著人們為解決現代世界的各種衝突和傳染而發起的運動；當綠色作為一個泛指的形容詞時，它代表著我們觀察到的樹木和植物的顏色。
我十年前開始構思本書，希望借此闡釋經濟增長和全球化為世界帶來的挑戰和意想不到的後果。這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氣候變化，而探求減緩全球變暖的政策則為本書帶來了很多靈感。當然，當我為本書收尾的時候，世界正備受另一場苦難的折磨，那便是新冠疫情。
瘟疫是老問題，氣候變化則是新問題，但它們的解決方法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即需要將精巧的私人市場和政府的財政與監管權力結合在一起。私人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們可以提供充足的商品，如食物和住房；但只有政府能夠提供公共品，如污染治理、公共健康和個人安全。如果沒有私人市場或集體行動，維持一個良治社會就如同用一只手鼓掌。本書將討論如何同時利用私人社會組織和公共社會組織的力量，為盤根錯節的工業社會帶來的複雜挑戰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
我將從多個方面分析環境運動或綠色運動的影響。很多人將污染視為現代生活的主要溢出效應，但我們現在知道疫情也會成為日常人際交往和經濟交易的致命副產品。“綠色”不僅代表著一個清潔乾淨的地球，還代表著一個不受新冠疫情等毀滅性傳染病侵害的世界。
綠色星球的藍圖
本書各章涵蓋了從綠色視角對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分析，既包含了已有的研究領域，如污染治理、緩解交通擁堵和氣候變暖等，也包含了新的前沿研究，如綠色化學、綠色稅收、綠色倫理和綠色金融等。
我們從本書的封面開啟我們的綠色之旅：一棟名為哥本丘的未來式建築。哥本丘最近建成於丹麥的哥本哈根，它配備了帶有垃圾發電廠的辦公室、徒步小道、登山纜車，以及從初級到高級不同規格的滑雪賽道。因為哥本丘是一座垃圾焚燒廠，所以很少有人將它視為綠色時代的標志，但它展示了我們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從生產到工作到滑雪如何被富有創意地聯繫在一起。
綠色建築的提倡者詹姆斯·韋恩斯(James Wines)將哥本丘視為綠色建築的裡程碑。他是這樣描述的：“綠色建築是一種建築哲學，它倡導可持續能源、能量存儲、建築材料的安全和再利用，以及根據建築的環境影響進行選址。”可持續性是這裡的重點。在綠色建築中，可持續性是指通過合理高效的設計和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將建築對環境的危害最小化。總的來說，貫穿本書的主題是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的後代至少可以擁有和我們相同的生活條件。
人造環境是人類文明最持久的有形特徵。除去一些工具，最早的人工制品就是建築，如埃及金字塔、羅馬引水渠、普韋布洛印第安人村落和哥特式教堂等。大部分建築會存續至少半個世紀，相比之下，汽車只能維持十多年，而手機只能使用幾年。建築如此重要，並屹立如此長時間，因此它們能很好地說明應用綠色原則的重要性。
綠色精神作為建築物和其他有形商品的藍圖有其實用價值，它還可以作為一個概念框架，更多地影響一個互聯互通社會的制度設計、法律和倫理。對西方經濟體的分析基礎是亞當·斯密及19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思想。他們的方法和理論強調的是沒有壟斷和欺詐的競爭市場。早期的經濟學洞見依舊是一個繁榮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洞見需要與糾正市場和非市場缺陷的理念相輔相成。
本書描繪了綠色理念及其在全球化和技術複雜化社會中的應用。在一些案例中，比如本書封面上的建築、新型交通工具或化學制品，綠色理念得到了真實生動的體現。
但是，一些最重要的綠色方法是組織、制度或觀念層面上的，例如改變我們的稅收體制，開發更準確的國民產出核算方法，強化綠色能源的激勵，使用市場工具減少污染，以及提升個人和企業的倫理規範。這些方法不需要鋼筋水泥，而是通過影響觀念和法律來改變社會。

“比較譯叢”序
第1章 序言
第一篇 綠色社會的基礎
第2章 綠色的歷史
第3章 綠色社會的原則
第4章 綠色效率
第5章 規制外部性
第6章 綠色聯邦制
第7章 綠色公平
第二篇 危險世界中的可持續性
第8章 綠色經濟學和可持續性
第9章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
第10章 外星文明的誘惑
第11章 流行病和其他社會災難
第三篇 行為主義與綠色政治
第12章 作為綠色發展敵人的行為主義
第13章 綠色政治理論
第14章 綠色政治實踐
第15章 綠色新政
第四篇 社會和經濟圖景中的綠色
第16章 綠色經濟中的利潤
第17章 綠色稅收
第18章 綠色創新的雙重外部性
第19章 綠色世界中的個人倫理
第20章 綠色企業和社會責任
第21章 綠色金融
第五篇 全球綠色問題
第22章 綠色星球?
第23章 保護地球的氣候公約
第六篇 批評與反思
第24章 綠色懷疑論者
第25章 綠色精神之旅

色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增長的起源
一個多世紀以前，關於林業的著作就引起了對可持續性的關注與擔憂。一種想法是，應該對森林進行管理，使之能夠提供最大的可持續產量，也就是能夠持續最大化木材采收量。
可持續性的概念始於森林，但現已擴展到其他自然資源。其他部門包括：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如能源、非燃料礦物和土壤；漁業和含水層等可再生資源；重要的環境資源，如清潔的空氣和水、遺傳物質的儲備以及我們現在的氣候。
可持續增長的概念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即布倫特蘭委員會)於1987年提出：大自然是豐饒的，但它也是脆弱和精巧平衡的。在這之中存在一些閾值，一旦越過就會危及系統的完整性。但如今，我們已經接近了許多這樣的閾值；我們必須時刻注意危及地球上生物存活的風險。
該委員會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報告的結論是：“環境(惡化)的趨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地球，正威脅著包括人類在內的許多物種的生命。”
可持續性的經濟學解釋
我們如何將可持續性的概念納入經濟學框架？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羅伯特·索洛對可持續性進行了頗有啟發意義的分析。索洛的方法是將可持續性視為代際平等主義的一種形式，正如他說的：我認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應該是讓每一代人都能擁有至少同其前輩一樣的福利水平。可持續性所施加的責任並不是遺贈給後代一些特定的事物，而是給予他們能達到至少和我們同樣生活水平，並以相同方式照顧其下一代的一切必要之物。我們不應該消耗屬於全人類的最廣泛意義上的資本。
換句話說，可持續性意味著我們這一代人可以消耗我們自然獲得的和後天生產的稟賦，但要保證未來的世代也能享受至少和我們這一代一樣好的生活水平。
索洛的可持續性標準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什麼是生活水平？第二，未來世代比現在更好的前景在哪裡？第三，對未來福祉的主要威脅是什麼？特別地，它們主要是來自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退化還是來自其他方面？
第一個問題關乎我們實際上維持的是什麼。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認為，恰當的視角是個人期待和享受的消費水平，或者哲學家們所謂的“個人主義視角”。我們不應該用自己的偏好來代替一般人的偏好。相反，對社會狀況的評判應該基於社會成員對它們的評價。
此外，應當從更廣義的角度解釋消費，它不僅應該包括食物、住所等一般項目，還應該包括服務和無形資產，如文化、休閑和徒步旅行。一些廣義的消費項目，如遠足，被傳統的國民產出衡量方法忽略了，因為它們發生在市場之外。此外，上述標準衡量方法還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例如忽略健康狀況和許多無形投資。但是，不得不承認，對國民產出的標準衡量方法中包含的項目是重要的，並且確實得到了很好的衡量，因而，這種標準衡量方法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客觀的生活水平衡量方法。
關於第二個問題，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前景如何，可以從經濟史中找到線索。據經濟史學家估計，自1900年以來，全球人均實際產出的年增長率約為22%。在2020年新冠疫情導致的急劇衰退之前，過去20年的全球增長速度高於歷史平均水平。
只有出現重大中斷，增長才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轉為負增長。誠然，在新冠疫情期間，世界經濟無疑受到了衝擊。但專家預測，在持續的低迷之後，經濟最終將恢復到正常的增長率(盡管可能需要很多年)。
未來的前景如何？由彼得·克裡斯滕森領導的一組經濟學家使用兩種方法估算了到2100年GDP預期增長率：一種方法是統計方法，另一種方法是針對專家的調查。根據這兩種方法的估算，21世紀全球人均產出年增長率略高於2%。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這兩種預測雖然從方法上講完全不同，但對未來增長的預測驚人地相似。所以對第二個問題的總結是，用生活水平的標準衡量，未來世代似乎會比當前世代過得更好。
第三，未來生活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有多大？這將是對雅各布斯所稱的可持續性“最低限度”測試的一個響應，該測試指的是潛在的災難性衰退。在克裡斯滕森的研究中，受訪的專家們估計，到2100年增長率為負(也即2100年的人們生活狀況比2010年的人們更糟)的可能性約為5%，而統計方法預測得出的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更低。
調查還要求專家鑒別未來經濟增長面臨的威脅。四名受訪者認為，戰爭將是最大的威脅，而一名受訪者認為災難性的氣候變化或是巨大的威脅。令人驚訝的是，沒有專家將流行病視作未來經濟的主要威脅。
因此，關於第三個問題，無論是統計方法還是專家調查，得出的結果均是21世紀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專家們不能準確地預測“已知的未知”，更不能預測“未知的未知”，所以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些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