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

揉合歷史與小說的筆法，
釐清余英時下重手寫書評、必欲置錢新祖於死地的來龍去脈。

「學術界的人之所以會鬥得那麼狠，
　就是因為他們所爭的東西不值一文錢。」
　──季辛吉

本書揉合歷史與小說的寫作方式，以錢新祖跟余英時在學術上的交鋒作為骨幹，揉合了傳記、回憶錄、小說、紀實文學的寫法，刻劃出錢新祖在美國成為一個明代思想史家的心路歷程：從留學到成為美國大學教授、從服膺實證主義到潛心宋明理學、從批評余英時到為其所噬、從「他鄉」易位為「家」的美國到台灣中國香港的旅行、從單戀到贏得美人歸的人生的軌跡。
以錢新祖作為核心人物，刻畫出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兩個面向：一是共相，另一是殊相。共相是：「留美」是留學生「學留」（學習如何留在美國）的先聲及其所普遍呈現出來的心態；殊相則是唸中國歷史的學生在留學與「學留」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從高標準的英文、戀愛、找工作，到得到終身職。
在錢新祖所面對的所有挑戰裡，最嚴峻的，同時也是本書重中之重的，是他與余英時之間延續了二十年之久的學術交鋒。余英時在學術期刊上寫書評，以為「公」（學術界）服務的方式，來報他對錢新祖的「私」仇，包括錢批余的政治立場、「智識主義」、「反智識主義」、朱陸異同等詮釋的宿怨。余下重手，是要把錢新祖一刀斃命，絕其在美國學術界之路。他們之間的事蹟與論戰，完全根據嚴謹的歷史研究，還原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裡的這段公案。

◎揭露學術界競爭內鬥的黑幕。
◎以更寬廣視野描寫留美學生的諸多面向，如實呈現當時的政治氛圍，如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保釣運動、黑名單等。
◎揭穿余英時的雙面性，以及他如何以偏頗且長達43頁的「書評」摧毀錢新祖。

江勇振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退休。

專書有：《張君勱傳》（台北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聯經，2007；新星，2006；增訂版，新星，2012）；《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聯經，2011；新星：2011）；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聯經，2013；浙江人民，2013）；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聯經，2018）；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聯經，2018）；《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聯經，2021）；《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聯經，2022）。

自　序

每一個人都會有夢想，也會有幻想。夢想跟幻想不同；夢想是可能實現的，幻想則是不可能的。我的夢想蠻多，但幻想就只有一個。
小的時候，常常會聽到在街頭回收破銅爛鐵、報紙的人高聲引吭著：「酒矸倘賣無!!歹銅歹鐵仔倘賣無!!」那素樸淒美的旋律，有那麼一絲絲如泣如訴的悲涼的意味，但更有一種悲愴、孤傲的骨氣。從第一次聽到，就扣住了我的心弦，一直到今天。每當我聆聽、或是回想著那彷彿是在一個空谷裡迴盪的旋律的時候，我腦海裡所浮現出來的影像，不是一個孑然地騎著一輛三輪貨車沿街叫買的歐吉桑，而是一隻傲然翱翔於天際的天地一沙鷗。
我的幻想是把「酒矸倘賣無!!歹銅歹鐵仔倘賣無!!」作為「主旋律元素」（motif），譜出一個有三個樂章的交響曲。
然而，這永遠只會是一個幻想，因為我沒有樂理方面的知識與訓練。
在我諸多的夢想裡，寫小說是其中的一個。然而，這個夢想從來就沒有實現。原因並不在於因為我的時間與精力，除了教學以外，都用在歷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我眼高手低，與其寫出連自己都不滿意的東西，不如就不要夢想。
那麼多年來，我有幸能使用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史料，先是有胡適檔案，後來又有蔣廷黻的資料。那種能踏身史料寶藏之福的富裕感，是研究歷史的人所夢寐以求的。
我曾經想過如果有一天我沒有史料可用的話要怎麼辦。然而，想歸想，我從來沒有想到那一天會真的到來。人在福中，是很難去想像福盡以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的。
二○二一年三月，就在《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竣稿之際，我心裡油然生出了一股恐慌之心――我接下去沒有史料可用了。從胡適、蔣廷黻、到留美學生，我已經用盡了我手頭那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史料的精華。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況之下，蝸居在家已經成為常態。一個沒有史料可用的史學工作者，就像是一個無米可炊的巧婦一樣，是只能望著電腦螢幕興嘆的。在走投無路之餘，我明知不可能，還是寫了一封信給台北的一個研究機構，問說是否有遠距使用該所檔案的可能性。果不其然，我所得到的回覆是寫信以前就已經預期到的：礙於規定，愛莫能助。
在無米可炊的情況之下，我開始動念寫小說。
俗話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或者，更確切來說，就是眼高手低。開始動筆以後，我發現我就是擺脫不了研究歷史的人的職業病。我的筆調、敘事方式，就是不脫寫傳記的模式。我寫著寫著，發現自己寫的不外乎是回憶體的留學趣聞。
經過幾次嘗試、放棄的循環以後，我想起了錢新祖，特別是余英時那篇用必置之於死地的力道，以及強詞奪理的詭辯所寫的書評。我永遠不會忘掉我當年讀到余英時一九八八年那篇書評時的震驚，也永遠不會忘掉哈佛那些余英時的學生和私淑弟子們，在聽到錢新祖沒拿到芝加哥大學的終身職時額手稱慶的嘴臉――只差他們沒有洋化到開香檳慶祝的地步，赤裸裸地暴露出有些留美學生看人飛黃騰達就眼紅吃醋，看人失意落難就拍手稱快的心態。「王大嘴巴」張著他的大嘴，口沫橫飛地下定論說：「錢新祖留在紐約開計程車都沒人要！」
我在一九七七年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所的時候，是錢新祖到芝大任教的第二年。我在芝加哥那一年跟錢新祖和他的太太Anne來往頗多。我去他們在「海德公園」（Hyde Park）住處的次數是否頻繁，已經印象模糊了，但他們室內的擺設，我到今天還記憶猶新。他手裡握著煙斗、舉著酒杯的模樣；Anne總是笑容可掬、溫聲細語的可親，也都仍然一一印記在我的心頭。
在那一年裡，錢新祖叮囑我的話，有許多讓我終身受用。有些話是在讓我知道申請美國大學的內幕。比如說，他告訴我說我申請芝加哥大學那一年，他其實有一個他自己要支持的申請者。在看了我的申請資料以後，他決定轉而支持孔飛力（Philip Kuhn）所支持的我。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申請美國的研究所，有沒有內援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他告誡我說，不要相信才氣。他說才氣不但不足恃，而且是我們社會裡最害人的一個觀念。以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為例，他說能進得了芝大，哪一個沒有才氣？才氣沒有努力是空的。
錢新祖叮囑我要好好學英文，不只是要勤看書、勤寫作，還要多聽、多說。不只是要學好學術上的英文，而且也要學好日常的會話。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坐在這裡，你身旁的電話鈴響了。電話在你身旁，當然是你接，但你知道該怎麼說嗎？」

我搖頭說不知道。

「很簡單。『I’ll get it.』像這些日常的用語，你看肥皂劇就會學到。所以，偶爾可以看看肥皂劇。」

我在芝大的第一個學期選了錢新祖和研究唐史、後來離開學術界的Michael Dalby合開的「中國思想史」。第一次交報告的時候，我把報告交給坐得比較靠近我的Dalby，不自覺地隨口說道：「請不要介意這份像垃圾一樣的報告！」Dalby作勢要把我的報告丟進他身旁的垃圾桶，但隨即微笑地對我比了一個手勢。第二天，我去見錢新祖的時候，他很嚴肅地對我說：「即使你的報告真的是垃圾，你絕對不可以對美國教授說那句話。美國學生會說那是他所寫的最好的一篇。你要知道，因為Dalby是研究中國史的人，所以他知道那是你的文化包袱，是你在你的文化制約之下表示自謙的話；說者無心，聽者也無意，彼此行禮如儀而已。然而，脫離了其文化社會的脈絡，這種自謙的話就會失去了其文化上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被異文化裡的人就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你要記住：你現在是在美國！」
我跟隨著孔飛力轉學到哈佛大學以後，在美國就沒有再見過錢新祖了。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在離開台灣十一年以後第一次回去的時候。我是到他在台大歷史系的辦公室去見他的。那天，我們說的話不多，也不深入。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因為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我們談了不久以後，他就帶我去參加一個――我想大概是《當代》雜誌一些朋友――的聚會。我很後悔在台北的時候，沒再跟他再見一次面。多年以後回想起他當時的模樣，我總覺得余英時那篇毀滅性的書評，再加上他沒有拿到芝大終身職，給了他很大的創傷。
我在走投無路，沒有史料可用，開始嘗試寫小說以後，很快地就想到了錢新祖戲劇性的一生，包括了余英時的強詞、殘酷以及錢新祖令人扼腕的早逝。余英時存心就是要摧毀錢新祖那件往事是一直縈繞在我心頭，永遠讓我無法釋懷的。我開始在網路上找有關錢新祖的事蹟。我以Anne所寫的有關錢新祖在台北、香港、芝加哥的點滴為基礎，開始寫錢新祖初到美國的一段。
然而，網路上所能找到的有關錢新祖的生平資料畢竟有限。我要寫錢新祖，即使是以小說的方式，就必須要了解他的一生；不只他在美國留學、教書的生涯，而且還有他回到清華、台大，以及後來到香港科技大學，又復回到台灣在文化大學任教的各個面向。在欠缺文字資料的情況之下，要了解他的一生，我就必須做採訪的工作。在因為疫情而必須蝸居的情況之下，那也成為不可能。
於是，我又回到了同樣的老問題，亦即，不管是寫小說或者寫歷史，我都須要掌握足夠的資料。即使是寫小說，我也必須先了解主人翁的生平、背景、以及其生活在當中的大環境，方才能夠用自己的想像，用虛構的方式去塑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
最後，我決定以錢新祖跟余英時在學術上的交鋒作為骨幹，揉合了傳記、回憶錄、小說、紀實文學的寫法，刻劃出錢新祖在美國成為一個明代思想史家的心路歷程：從留學到成為美國大學教授、從服膺實證主義到潛心宋明理學、從批評余英時到為其所噬、從「他鄉」易位為「家」的美國到台灣中國香港的旅行、從單戀到贏得美人歸的人生的軌跡。
揉合歷史與小說的寫作方式有久遠的歷史，最常見的就是歷史小說。近年來在全球最暢銷、被翻譯成四十四種語言、甚至被改編成為賣座電影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小說就是一個最好、也最聚訟紛紜的例子。作者丹．布朗（Dan Brown）在開場白裡信誓旦旦地宣稱：「本小說裡所有有關藝術品、建築、文件、和祕密儀式的描述也都是真確的。」然而，這本歷史懸疑小說之所以會聚訟紛紜，重點還不在於其「有關藝術品、建築、文件、和祕密儀式的描述」是否真確，而是在於它提出了一個被天主教視為異端的耶穌基督的事蹟。這本小說提出了一個另類的詮釋，說耶穌不但跟《新約聖經》裡提到的追隨他的馬利亞（Mary Magdalene）結了婚，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的後裔後來成為法國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君王。
《達文西密碼》的成功以及它所呈現的另類的基督教史，在在地說明了它不是歷史小說裡的典型，更不會是大部分歷史小說的作者的典範。對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分際，歷史小說的作者當然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一般說來，歷史小說的作者都能戒慎地拿捏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分際，不會把虛構的說成是事實。
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The Detroit Electric）的少東為主人翁寫了一系列懸疑小說的詹森（D.E. Johnson），對歷史小說有一個相當平實的說法。詹森那一系列小說裡的主人翁威爾．安德森（Will Anderson）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他的父親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則是真有其人，是「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的創業老闆。詹森說得好：

我寫歷史小說所得到的樂趣之一，是能把拼圖拼起來，亦即，能夠把屬於虛構的拼圖片跟屬於歷史的拼圖片拼湊在一起。

然而，不管是《達文西密碼》也好，或者是詹森以「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的少東作為主人翁所寫的懸疑小說也好，都不是我寫《留美半生緣》的典範。《留美半生緣》誠然是一本有關錢新祖的傳記小說，但它傳記、回憶錄、紀實文學的成分要遠遠超過小說的成分。事實上，在全書十六章裡，只有兩章有關林可慧的部分是虛構的。以篇幅來說，不到全書的百分之九。換句話說，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寫的都是事實，用的是傳記、回憶、紀實文學的寫法。
《留美半生緣》所刻畫的，是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兩個面向。用兩個大而化之的名詞來形容，一個是共相，另一個是殊相。這個共相是：「留美」是留學生「學留」――學習如何留在美國――的先聲及其所普遍呈現出來的心態；這個殊相則是唸中國歷史的學生在從留學與「學留」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從高標準的英文、戀愛、找工作、到得到終身職。
這兩個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共相與殊相，本書並不是第一個刻畫的。台灣在一九六○、七○年代所流行的留學生文學對這個共相與殊相都有所著墨，特別是在於梨華的筆下。她所寫的名著《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作。
然而，從前台灣學生留美的目的，以及一九六○、七○年代所流行的留學生文學已經雙雙成為歷史。時代已經改變了。在留學生方面，以長期的趨勢來看，台灣留美學生的人數並沒有顯著地減少。然而，由於台灣本身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經濟的不景氣、以及移民政策的緊縮等等因素，以致於「留美」已經不再是「學留」的序曲；今天台灣學生留美的目的已經迥異於從前。隨著留學的新鮮感以及「學留」的動機消失，留學生文學也走入了歷史。
從台灣今天民主、多元、眾聲喧嘩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現狀去回顧，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就明顯地反映出其所產生的時代的侷限性。最顯著的侷限，是當時台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在政治方面是空白的，不但完全沒有對台灣政治情況的描述，對在美國的留學生以至於華人社區的政治生態也完全沒有著墨。一九七○年代以後，在美國留學生以及華人社區裡所風起雲湧的「釣魚台運動」、統一派、台獨運動，更不可能是當時的留學生文學所可能去觸及的題材。
如果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在政治上空白，作者們在文化、社會上對台灣是沒有認同感的。成名的留學生文學作家裡，很多都是跟隨著父母流亡到台灣，在台灣受教育長大的。他們是無根的一代；他們的根在有家歸不得的中國。他們毫不諱言台灣不是他們的家。只是，在人人爭先恐後地「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以後，驀然回首，他們卻發現美國再好，畢竟不是他們能安於斯土的「家」。雖然留學生文學裡的主人翁都已經從「留學」過渡到「學留」了，但不管是因為他們在美國就是有紮不了根的感覺，還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者是因為其它的問題，他們總是處處要透露出美國不是他們的家的心境。從某個角度來說，在回到他們的根所在的中國以前，所有他們所到之處都會只是暫時的漂泊。
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第三個主要的侷限，不但在於大都聚焦在留學生身上，而且留學部分的著墨，要遠多於畢業留在美國以後的部分。而且，即使留學生文學描繪了「學留」以後的留學生，其所呈現的仍然是學成以後的留學生及其所屬的朋友圈，而不是已經成為亞裔美國人的事實，更不是他們在美國社會裡生活的諸多面向。這適足以變相地助長了留學生是美國社會裡永遠的邊緣人、或永遠的「外國人」的形象及其感受。
這個永遠的「外國人」的形象及其感受的反面，就是永遠活在自己的種族中心主義裡，以致於錯把美國當中國。有一個最可笑又最足以讓人深省的真實的笑話。有一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年會上，有一群人在進了電梯以後，發現整個電梯裡就只有一個白人，其他都是亞洲人。其中一個人脫口說出：「哇！全都是中國人，就一個外國人！」那個白人碰巧是研究中國的，會說中文。他很機智地回說：「不！全都是外國人，只有一個本國人。」說得大家捧腹大笑。只是，在大笑之餘，不知道有幾個人會去反省這種種族中心主義的陰暗（insidious）面。
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深深地意識到我自己是這個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歷史的一部分，從讀者的身分過渡到自己也成為留學生，然後又復成為「學留」的一份子。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我在回顧、省思當年台灣的留學生文學的同時，除了立意要突破其侷限並填補其空白以外，更有心要為那個時代留下見證。
《留美半生緣》所刻畫的殊相，是以錢新祖作為個案，來描繪唸中國歷史的學生在「留學」與「學留」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在他所面對的所有的挑戰裡，最嚴峻的，同時也是本書的重中之重的，自然是他與余英時之間延續了二十年之久的交鋒。作為本書故事裡的骨幹，錢新祖、余英時的事蹟，以及他們之間的論戰完全是根據嚴謹的歷史研究。
余英時之所以能成為大師，除了他本身的造化以外，也有賴於華人世界從他中晚年開始，到他死後更是方興未艾的造神運動。《留美半生緣》從余英時一輩子在學術以及政治上裝腔作勢的表演，勾勒出他一生中兩個主要的矛盾。這兩個矛盾，更精確來說，不是一般意義之下的矛盾，而毋寧是他內心深處兩個欲迎還拒的緊張衝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欲迎還拒的矛盾，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觀念來形容，是一種「反動機制」（reaction formation），亦即，那看似義憤填膺、義正辭嚴的批判與拒斥，其實是隱藏了他自己所壓抑下來的意欲遂行他所批判的那種舉動的衝動。
在學術上，余英時這種內心深處的「反動機制」所顯示的，是他對西方理論欲迎還拒的矛盾。迎的一面，表現在他一輩子好套用、濫用西方理論的習性。這個習性，從他在哈佛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到他晚年寫朱熹、寫《回憶錄》的時候仍然樂此不疲。他裝腔作勢拒斥的一面，則顯現在他一再抨擊別人套用西方理論，怒斥他們對西方亦步亦趨，聞西洋人的調子而起舞的鄙夷與憤慨。
在政治上的表演方面，余英時這種「反動機制」所顯示出來的，是他對「大中國主義」欲迎還拒的矛盾。在迎的一面，最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他一大半輩子濃郁到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地步的「中國情懷」。在他裝腔作勢拒斥的一面，則特別表現在他在「六四」以後信誓旦旦地宣稱他是一個沒有鄉愁的人的說詞。另外一個別具意味的例子，體現在他相隔了三十五年之久對「大中國主義」欲迎還拒的兩句話。他一九七九年在《紐約時報》的投書上說：「在我們今天這個民主時代裡，為統一而統一已經失去其正當性了。」儼然一副自由民主的神聖原則雖「大中國主義」亦不可以妥協的姿態。然而，他二○一四年到台北領取「唐獎」漢學獎，在訪問中被問到「去中國化」的問題的時候，他反詰說：「你〔注：台灣〕自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去掉？」他「大中國主義」的原形畢露。
余英時在一九八八年下重手必欲置錢新祖於死地的書評，是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裡的一段公案。聽說過這段公案的人很多，但了解其究竟的人寥寥。由於那篇書評是用英文寫的，而且篇幅長達四十三頁，真正讀過的人大概屈指可數。中譯本又錯誤百出，加以詞不達意，往往不知所云。大多數的人不明就裡，就跟著人云亦云地爭相傳頌說：大師一出手，果然不同凡響，錢新祖就應聲倒地。
事實上，要了解余英時與錢新祖之間的這段公案不能只看余英時那篇書評。那篇書評所代表的，只不過是他們延續了二十年之久的交鋒的高潮與完結篇。不知其來龍去脈，就不可能一窺這段公案的全豹。
余英時與錢新祖雖然在年齡上只差了十歲，但由於余英時出道早，他們等於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世代。這段公案所反映的，不只是他們兩個人在各自所服膺的西方理論上的歧異，而且還有其中國傳統「漢學」與「宋學」之間爭執的淵源。在西方理論方面，余英時所服膺的是實證主義，錢新祖所服膺的是余英時疾視為異端邪說的後現代主義。更有意味的是，他們二十年間的交鋒所體現的，是傳統朱陸異同之爭，飄洋過海到新大陸的重演。余英時那篇書評看似雄辯滔滔，其實經不起分析，其強詞奪理詭辯的原形立時畢露。
《留美半生緣》裡的主人翁錢新祖誠然是一個合成體的人物。然而，從他到美國留學，到成為一個研究明代思想史的學者，到跟余英時二十年間在學術上的交鋒，全部都是事實。我更動他一生事蹟的地方主要有六處：第一處是他唸博士的大學。我把他唸博士的哥倫比亞大學，改為我比較熟悉的哈佛大學。第二處是把他到哈佛唸書的時間往後推遲了大約十年，到了我自己到哈佛唸博士的年代。
由於我在本書裡把錢新祖留美的時間推遲了十年，而且是改為哈佛大學，我就連帶地把我自己在哈佛大學所來往的人物和經歷的事件投射在錢新祖的身上。所有這些人物、事件、與經歷都是真實的，用的都是回憶、紀實文學的寫法，雖然這些人的名字，我有些隱去，有些則是用了化名。在這些投射在錢新祖身上的事件裡，最重要的，就是「美麗島事件」。這是我更動錢新祖事蹟的第三處。書中反對余英時把「美麗島事件」的領袖說成是暴民的說法而與之爭辯的，不是錢新祖，而是我自己。我用歷史小說裡所常用的假借、轉接的寫法，把它寫成是錢新祖與余英時的辯論，以作為他們之間齟齬的開始。
在「美麗島事件」這件事上，余英時在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是國民黨的打手。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國民黨下台、台灣改朝換代以後，余英時這個打手，卻被變態地宣傳成是在美國為黨外仗義執言的民主國師。這一段被竄改的歷史，多年來被許多人當成是信史以訛傳訛，廣為人所傳頌，以致於成為許多余英時的神話美譚之一。為了澄清史實，我在描述跟這個事件相關的主要人物的時候用的是真名。比如說，我與余英時那場辯論的地點是在黃進興博士候選人口試通過的慶祝會上。又如，我去紐約參加抗議國民黨藉「美麗島事件」肆行政治迫害的遊行的時候，從波士頓坐同一輛大巴去示威的人，為了避免被國民黨的間諜認出，在下大巴之前，大概都戴上了只露出三個洞――眼睛和嘴鼻――的滑雪頭罩。我注意到我認識的一個人沒戴，那就是大巴到了耶魯大學時上車的余英時的學生康樂。
第四處更動的所在，是錢新祖畢業以後所執教的大學。我把芝加哥大學改成為L大學。同時，他因為系裡派系傾軋而沒拿到終身職在先，余英時的書評出現在後。然而，我認為這兩者之間的先後關係也許必須是倒過來看的。這是因為余英時很有可能是錢新祖申請終身職時候的校外審查人，而且芝大東亞系那位投錢新祖反對票的研究中國的資深教授，從他所發表的文章來看，顯然是跟余英時站在同一陣線的戰友。無論如何，我在本書裡把該篇書評改為是他沒拿到終身職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五處的更動所涵蓋的時間較長，牽涉的經歷也較多，包括：上了黑名單、在美國找教職、任教、以及留在美國教書以後的台灣、香港、中國行。所有這些國民黨無遠弗屆延伸到美國的思想控制、主人翁找工作、執教、亞洲行以及旅途上的所見所聞，都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第六處的更動是小說化虛構的，我把錢新祖說成是單身，沒有早逝，而且最後還贏得了美人歸，與他所一直愛戀的林可慧結為連理。
這六處的更動固然是把我所經歷的事件、邂逅的人物、所見所聞投射在錢新祖身上，但寫的都全是事實。
全書裡唯一虛構的人物是林可慧。我塑造林可慧的目的，不只是因為她可以為《留美半生緣》平添許多綺麗、羅曼蒂克的色彩。最重要的是，透過林可慧，我不但得以描述留學生在美國戀愛、婚姻所面對的挑戰，特別是在跨種族的戀愛與婚姻方面，而且還能藉由她與錢新祖的對話，具體地分析錢新祖的「遊牧式」的主體觀、認同感形成的軌跡。
事實上，即使在林可慧這個虛構的角色上，也印記著幾位真實存在的女性的身影。而且，有幾句林可慧對跨國婚姻所提出的看法，例如，說當年會嫁給美國人的女性並不是典型的傳統文化陶冶之下長大的台灣人，而多半都是台灣社會裡最西化的女性，是我在錢新祖家裡聽Anne說的。
林可慧在《留美半生緣》裡所扮演的角色，用詹森所說的一句話來形容會再貼切也不過了：

依我的看法，一個歷史小說家對歷史的責任，是盡其所能地在他的作品裡描繪出真實的歷史人物的本質，寫出他們的「真實情況」（truth），雖然某些對話與事件是虛構的。

上天對錢新祖是不公平的，是殘酷的。然而，作為《留美半生緣》裡的主人翁，錢新祖則是一個幸運兒。就像他所愛戀的美麗可人的林可慧所點出的，文學的幻想可以讓人去編織出一個有別於真實世界、但卻又虛幻還勝真實、令人流連忘返的「桃花源」。

自序
一、英文
二、狗屎事件
三、脫胎換骨
四、「生不為哈佛人，死也要為哈佛鬼！」
五、大師小傳
六、頂撞大師
七、思想控制無遠弗屆
八、林可慧
九、大師頭上動土
十、「你學歷史將來要做什麼？」
十一、「土耳其以東都是你的！」
十二、「我不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
十三、台灣、香港、中國行
十四、教授治校
十五、大師下重手
十六、贏得美人歸

五、大師小傳

錢新祖到哈佛的時候，哈佛東亞系有一位已經駸然有大師架勢的教授：余英時。余英時是一九四九年政權交替之際那一代流亡學生裡特別突出、也特別幸運的一員。他的父母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從上海逃亡到台灣去。可是，由於美國當時已經放棄了蔣介石，流亡到台灣去的人士人心惶惶，有朝不保夕的危機感。因此，他父母在台灣只待了幾個月以後，又轉到了香港，以之作為移民美國的跳板。余英時當時人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就讀。他申請到出境證，獲准移居香港，在一九五○年元旦那天跟他的父母團圓。
在香港的時候，余英時遵從他父親的建議，進入了錢穆等人所創辦的「新亞書院」就讀。然而，唸了一個學期以後，余英時覺得他留在香港沒有未來。首先，「新亞書院」經費拮据。「新亞」在一開始的時候叫做「亞洲文商專科學校」，是一間夜校，連校舍都沒有。它是租用華南中學的校舍，利用晚上上課。這就是余英時初到香港時候上課的環境，跟他在北京所就讀的美國所留下來的美輪美奐的燕京大學相比，簡直像是從天堂掉進了地獄。一直到一九五○年三月，「亞洲文商專科學校」得到上海流亡到香港的建商王岳?的資助，在九龍貧民區的桂林街頂下三棟新樓裡的三、四兩層，三樓作辦公室及師生宿舍、四樓作為教室，並給予每個月兩萬港幣的經常費。遷校以後，在教育司署立案為日校，並改校名為「新亞書院」。然而，「新亞書院」才開學兩個月，王岳?就因經濟困難而中斷了資助，新亞陷入經濟危機，沒有人知道學校是否能繼續辦下去。
其次，香港教育司署只承認「香港大學」是香港唯一的大學，新亞僅具有中學的資格，畢業生只有教小學的份兒。余英時覺得對他而言，那會是大材小用。第三，余英時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對他而言，香港不但是一個彈丸之地，而且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於是，余英時不顧父母的反對，在一九五○年七月底離開香港返回中國。然而，命運之神另有她的安排。火車在距離廣州剩下一半不到的路程時發生了故障。在等候修理的四五個鐘頭裡，余英時越想越反悔他回中國的決定。當時，韓戰已經爆發了一個多月了。雖然美國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宣布調派美軍幫助南韓阻止共產主義的侵略，但北韓勢如破竹，眼看著就要席捲了整個朝鮮半島。美國不但出兵韓國，而且派遣了第七艦隊鎮守台灣海峽。政治嗅覺非常敏感的余英時嗅出了不祥的預兆：中美關係可能會惡化到兵戎相見的地步。每一個有辦法的人都在趨吉避凶，他怎麼卻是反其道而行呢！
主意既定，唯一須要合理化的，就是那違背了他的大中國主義，折返作為殖民地的香港的決定了。他挪用了傳統忠孝不能兩全的難局來為自己合理化。他說他只執著於回國去為國效命的理想，而忘卻了那樣作等於是置父母於香港而不顧，這是自私不孝。為國效命的方法很多，人不一定要在中國，更何況是想要報效新中國的人很多，並不缺他一個人。他體認到他盲目地想要回國，犯的是一種形式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的錯誤。最有意味的是，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擺脫不了他內心根深蒂固的大中國主義。他成名以後曾經說過：「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在晚年寫回憶錄的他，就把這句話拿來套用，說他的父母是中國的一部份；父母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接著，他再把傳統移孝作忠的概念顛倒過來挪用。這個傳統移孝作忠觀念的顛倒版，在「父母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詮釋之下，就讓他可以義正詞嚴地得出結論說：如果他連孝敬父母都做不到了，如何還能侈言報國呢！
返港的主意既定──再加上晚年追補回去的這個移「忠」作「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余英時在火車抵達廣州以後，就先住進一家旅館，再詢問如何回港的辦法。他的出境證仍然有效，問題在於怎麼再入香港。余英時問到了廣州有專門走私人口的「黃牛」，他們和香港邊境的警察是串通好的。余英時在付給黃牛一筆錢以後，就在第二天順利地回到了香港。
於是，在繞了一圈以後，余英時又回到了新亞跟從錢穆讀書。
余英時在一九五○年初第一次進新亞書院的時候是二年級的轉學生。因此，他在一九五○年秋再回到新亞的時候就已經是大三的學生。他一九五二年畢業，是新亞書院第一屆三名畢業生裡的一名。他們全都是插班生。新亞第一、二屆學生所經歷的是新亞篳路藍縷，經濟上最為困窘的幾年。事實上，經濟上的困窘迫使錢穆在一九五○年冬到台灣請求蔣介石資助。蔣介石派雷震到香港調查。在雷震報告新亞堅持反共的立場以後，蔣介石答應每個月資助新亞三千港幣。
一九五三年是新亞否極泰來的一年。從前耶魯大學的「雅禮協會」（the Yale-in-China Association）在湖南長沙設有「雅禮中學」。一九五一年以後，「雅禮中學」為中國政府沒收，改名為「解放中學」。「雅禮協會」在撤出中國以後，一面資助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一面在亞洲尋找新的資助對象。一九五三年，「雅禮協會」決定與新亞書院合作，從次年開始，每年資助新亞書院兩萬五千美元。同樣在一九五三年，新亞書院獲得「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Free Asia）的資助，設立新亞研究所。這個「自由亞洲協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設立的一個宣傳與心戰組織，後來為了粉飾形象改名為「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新亞研究所成立以後，余英時進入該所，繼續跟隨錢穆讀書，在一九五五年成為其第一屆畢業的研究生。那幾年間是新亞否極泰來的轉折點，也是余英時自己平步青雲的開始。「哈佛燕京學社」從一九五四年開始設置了一個「訪問學人計畫」，每年邀請十二位左右亞洲地區年齡在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年輕教授到哈佛訪問一年，但得以延展一年。新亞書院收到了邀請函。雖然當時新亞並沒有一個符合條件的年輕教授，但還是推薦了遠超過了這個年齡資格限制的陳伯莊。陳伯莊跟胡適在一九一○年考取庚款留美，當時已經六十二歲。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是工程，而且一輩子擔任財政、經濟方面的官員。一九四九年到香港以後興趣轉向杜威哲學和社會科學。他唯一能符合「哈佛燕京學社」所規定的資格的地方，是他當時在新亞兼一門社會學的課程。不難想像的，「哈佛燕京學社」以資格不符而且年齡過高拒絕。
次年，一九五五年，也就是余英時研究所要畢業那一年，「哈佛燕京學社」又來函邀請。過了一年，新亞仍然沒有年輕的教授可以派送，可是又不願意再次失去這個機會，於是決定再度推薦。這一次，新亞推薦了兩位：一位是四十六歲的唐君毅；另一位是二十五歲的余英時。前者在年齡上過之，後者則不及。為了讓當時還是研究生的余英時符合「哈佛燕京學社」的資格規定，新亞還給予了他助教的名義。毫不意外地，「哈佛燕京學社」選了余英時。
只是，在余英時平步青雲到美國去的起點，卻意外地遇到了一個路障。當時香港、澳門的中國人要到美國去必須使用台灣的護照。沒想到余英時申請了以後居然是彷如石沈大海，毫無回音。他探問的結果是因為沒通過安全審查，理由是文字賈禍。雖然他在香港的「第三勢力」所出版的《自由陣線》週刊上發表文章用的是筆名，但還是被國民黨查出來了。余英時在到了美國以後，寫了一封信裡給胡適，對這件事作了一個報告：

往歲中共第一次清算先生思想時，晚不揣淺陋，曾以艾群筆名撰為〈胡適思想的新意義〉一文，介紹先生歷年來所倡導之自由主義。前年在台講學，晚嘗托雷儆寰先生轉贈拙作一冊，未知得達左右否。晚因服膺民主，歷年文字均針對此義有所發揮。自問用心甚純，初不料其竟為國民黨所深惡痛絕也。去年承新亞推薦於哈佛燕京社，乃得有來美之機會，而政府不肯發給護照，迫不得已最後唯有用香港宣誓紙代之。前事雖微不足道，然亦可見中國民主前途之黯淡矣。

余英時這封信有兩個重點：一個是在報告他在文字上捍衛胡適的努力：另一個是在用國民黨拒發護照給他為例，證明國民黨不改其反民主、反自由的作風，喟嘆「中國民主前途之黯淡」。余英時以為這封信即使沒有得到胡適的嘉許，也應該會得到他的頷首。他在〈胡適思想的新意義〉一文裡說：

胡先生今日反共立場的堅決已十足說明了他的革命熱忱，而他對國民黨反民主、反自由作風的厭棄又恰恰是他那「自覺改革論」具體表現。溶革命與改良於一爐而又能隨時隨地運用適當，這正是一位偉大的自由主義大師應有的風格。僅此一點已足使我們敬佩不止了。

如果余英時對胡適沒回信嘉勉他感到失望，那他就是不了解胡適了。他不知道光是用字遣詞，他那封信就已經讓胡適倒盡胃口了。晚年的胡適已經夠痛恨任何侈言「革命」之譚了，把他說成是具有「革命熱忱」的「自由主義大師」，真是所謂的此可忍孰不可忍！余英時馬屁沒拍成，反倒是拍到馬蹄上了。
同樣讓胡適倒胃口的，是胡適到台灣去開國民大會推選蔣介石為第二任總統的時候，余英時托雷震轉贈給胡適的，扉頁上有他簽署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敬贈的字樣。那本書的書名是《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O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對胡適而言，「民主革命」不但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名詞的組合，而且根本犯的就是左傾幼稚病。既要革命，又侈言社會重建；胡適會鄙夷說：這無異於一邊放火，一邊喊救火！
胡適沒回信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封信無異於是一個不打自招的自供狀。對當時在美國為蔣介石奔走獻策爭取美援的胡適而言，保住在台灣的蔣介石，是反共的第一要務。在他眼中，任何人批評國民黨反民主、反自由，都是在跟美國的自由派沆瀣一氣，在削弱反共的力量。他譏詆香港的「第三勢力」是托庇在美國反蔣政策之下的乞食者：

香港的「第三勢力」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罷了。這種發小米的「小鬼」，毫無力量，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

胡適對香港的「第三勢力」的成員及其金錢來源非常熟悉。他知道余英時發表〈胡適思想的新意義〉一文的《自由陣線》，是香港「第三勢力」的機關雜誌。他也知道出版《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的是由《自由陣線》擴充改組的「自由出版社」。而《自由陣線》也好，「自由出版社」也好，其資金──胡適口中的「小米」──都是來自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設立的「自由亞洲協會」──或稱「亞洲基金會」。
最有意味的是，那幫助余英時除去他赴美的路障的，也是「自由亞洲協會」。「自由亞洲協會」在香港的主任艾維（James Ivy）在跟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接洽以後，知道余英時可以用「無國籍人士」（stateless person）的身份進入美國。於是，余英時請了一位律師，由這位律師作為證人，宣誓並簽署他是一個「無國籍人士」的文件。他再以這份文件作為等同護照，到美國總領事館取得赴美簽證。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初順利啟程前往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