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
──余英時，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單行本出版說明

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顏擇雅（出版人）

前言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前言
這篇文字是根據今年（一九八三）九月三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這是「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講演時因限於時間和通俗性的要求，許多意見都無法充份發揮。「時報」專欄組陳朝平和張明貴兩位記者整理出來的九千字講稿非常清楚，為改寫工作提供極大的便利。這是我十分感謝的，但是經我再三考慮之後，覺得不能僅就原稿略加潤色即行刊布。理由有二：第一、此次承「中國時報」特別從海外約我回國演講，安排與接待之隆重使我非常感動不安。因此我不能以草率的態度來回答「時報」的盛意，用我自己不滿意的講稿交卷。第二、講演的題目實在太大。我在回國的途中雖幾經構思，但講演時僅有一概念性的綱領，細節尚多待補充，尤其因時間所限，許多重要的問題都只能三言兩語輕輕帶過。若逕用原稿發表必將引起讀者的各種誤解。這更不是我一向遵守的學術紀律所能容許的。雖然改寫工作費去了不少時間，而且字數也增加了三倍以上，但相對於這樣廣大的題目而言，本文仍然祇能算是一篇提綱。言不盡意之處，只有請讀者原諒。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余英時記於美國康州之橘鄉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問題。對於這樣的大問題，論者自不免有見仁見智之異。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中國文化和現代生活似乎是兩個截然不同而且互相對立的實體。前者是中國幾千年積累下來的舊文化傳統；後者則是最近百餘年才出現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源出於西方。所以這兩者的衝突實質上便被理解為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激與挑戰。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所有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論都是環繞著這一主題而進行的。
在這個一般的理解之下產生了種種不同的觀點與態度，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相反的傾向：一方面是主張全面擁抱西方文化，認定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生活的阻礙，必須首先加以清除。另一方面則是極力維護傳統文化，視來自西方的現代生活為中國的禍亂之源，破壞了傳統的道德秩序和社會安定。在這兩種極端態度之間當然還存在著許多程度不同的西化論與本位論，以及模式各異的調和論。這些議論，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詳，毋須再說。
站在歷史研究的立場上，我對於這一廣泛而複雜的文化問題既無意做左右袒，也不想另外提出任何新的折衷調和之說。
我首先想對「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兩個概念進行一種客觀的歷史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我自然不能不根據某種概念性的假設，但是這種假設並非我個人主觀願望的投射，而是在學術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的。在綜合判斷方面，我當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人的主觀，不過這種判斷仍然是盡量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之上。
必須說明，文化觀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出發，我所採取的自然不是唯一的角度。我所提出的看法更不足以稱為最後定論。我祇能說這些看法是我個人經過鄭重考慮而得到的，也許可以提供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參考。
文化一詞有廣義和狹義的種種用法。以本文而言，則所謂中國文化是取其最廣泛的涵義，所以政治、社會、經濟、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無不涉及。以近代學者關於「文化」的討論來說，頭緒尤其紛繁。三十年前克羅伯（A. L. 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兩位人類學家便檢討了一百六十多個關於「文化」的界說。他們最後的結論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這個看法同時注意到文化的整體性和歷史性，因此曾在社會科學家之間獲得廣泛的流行。近幾十年來人類學家對文化的認識雖日益深入，但是關於文化的整體性和歷史性兩點卻依然是多數人所肯定的。
另一方面，近一、二十年來，由於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與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的歷史哲學逐漸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重視，不但文化是一整體的觀念得到了加強，而且多元文化觀也開始流行了。
所謂多元文化觀即認為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並非出於一源，尤不能以歐洲文化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準則。赫爾德並且強調中國文化的形成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有關，其他民族如果處於中國古代的地理和氣候的環境中則不一定會創造出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多元論有助於打破近代西方人的文化偏見。（但是必須指出，赫爾德本人並未能完全免於此一偏見，他仍以歐洲文化高於印度與中國。）
從維柯與赫爾德一系的文化觀念出發，我們可以說，祇有個別的具體文化，而無普遍的、抽象的文化。古典人類學所尋求的是一般性的典型文化，這樣的文化祇是從許多個別的真實文化中抽離其共相而得來的觀念，因此僅在理論上存在。但是最近的人類學家也開始改變態度了。例如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便曾批評這種尋求文化典型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研究文化尤應把握每一文化系統的獨特之處。所以在這個方面史學觀點和人類學觀點的合流目前已見端倪；我們的注意力應該從一般文化的通性轉向每一具體文化的個性。以下討論中國文化大致便是從這一立場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