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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的銀行與保險事業始於日本統治臺灣時期；至民國40年代後期，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逐步放鬆經濟管制，才使得中央銀行等在臺復業。民國50年左右，政府開放人壽保險與產物保險的營運執照。民國64年銀行法的修正，使臺灣的金融部門重整，且建立較為完善的中長期信用體系與貨幣市場。民國78年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臺灣保險業市場的開放，是在美國三O一條款的壓迫下實施。臺灣的銀行與保險業歷經國際化和自由化後，所

《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考察《茶金》時代臺灣的經濟脈動，超越以往教科書裡的戰後經濟史，重新認識早期臺灣大型企業的發跡過程。本書考察戰後至1950年代，本地與外來企業於戰後臺灣發展初期的草創過程，從經濟復興到自立階段，本地與外資企業的歷史源流與營運實態。戰後初期，在臺日經濟往來大幅限縮的背景下，臺灣的對外關係活動場域轉以中國大陸為主。原本從事臺日商品買賣的臺灣商人，轉而前往中國大陸尋求與臺灣間的貿易買賣，顯現出商人因應主權更迭下在事業上的靈活應對。另外，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商貿活動，也需關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人員流動的延續性。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民間投資由臺灣本地與來自中國大陸移民兩個系統的資本匯集而成。具備商業買賣或貿易經驗的臺灣商人，因嫻熟日語的優勢而擔任日本品牌在臺銷售的代理服務，爾後進一步與日方合資建立生產事業。部分欲生產新產品的企業，大都由日本和美國企業提供技術，但其中如縫紉機需要諸多衛星工廠支援的組裝性事業，則因當時欠缺標準化的觀念，品質未臻完善，而侷限了市場的成長。以往官方對土地改革四大公司民營化政策的論述，宣稱其促使地主資金流入工商業，並活絡了臺灣經濟。以臺灣工礦公司為例，政府採行分廠出售的民營化方式，促成民間資本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廠房後成立新公司，而免除創廠初期的前置作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取得廠礦的經營者大都不是地主階層出身，部分成員成為當前大型企業集團的第一代經營者。另外，臺灣工礦公司歷經分廠出售後剩下的廠房體質貧弱，營運上面臨虧損且股價低迷，而造成地主和投資人無法因持股而獲利。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盟軍總部簽署「臺日貿易協定」，重啟臺日經濟。戰前支配臺日間流通業的財閥資本，在戰後因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多國設立據點的貿易機能，而呈現與戰前市場不同的樣態。日資來臺著眼於商業與工業市場利益，試圖將較為成熟的技術移轉來臺，與東南亞諸國以戰後賠償的經濟協力，由政府領導企業進入當地參與公共工程的投資方式有所差異。 臺美雙邊的經濟構造，除了應放在1949年政府從中國大陸轉進來臺的脈絡來理解外，還需著重臺灣在美國援助的體系下所創造出與企業成長相關的體系。臺美間的技術交流，是由前往美國為主進行受訓返國的人員組成的中美技術合作研究會，作為重要的對口橋梁。商業網絡的關係，應關注原本服務於政府的人員，在兩國間的

1910-1950年臺灣經濟如何從戰前過渡到戰後？透過本書案例的討論，提出二十世紀前半臺灣經濟生產部門的特徵，以及二十世紀後半臺灣經濟朝向高度成長邁進的初始狀態。 本書考察1910-1950年臺灣企業和產業在欠缺經濟自立性下各階段的運作過程，以瞭解臺灣經濟存在的利基與限制條件。臺灣紡織業的近代化，未如同日本國內以棉紡織為主，而是因應米糖經濟的興盛，孕育出從事黃麻紡織的臺灣製麻會社，並生產裝載米糖所需的麻袋。臺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榮景的影響，出現了新興事業的企業創立熱潮，由日本國內資本家與糖業資本共同集資，設立修繕與製造糖業機械的臺灣鐵工所。在戰時經濟階段創辦的汽車與電氣等組裝性產業，受限於本地工業基礎薄弱與資材的不足，生產實績不如預期。1941年臺灣總督府決意採取傾斜經濟的策略，朝向發展鋼鐵廠、硫酸錏工廠等重化工業，展現出臺灣總督府追求經濟轉型的企圖；最終因戰局激烈，這些生產單位的設備與廠房多轉為生產軍方所需之用品。在這段時期，臺灣鐵工業統制會透過工廠調查與控制生產要素的途徑，促使廠商降低成本並制訂合理價格。其次，統制會還邀集大型和中型工程共同生產鐵道車輛與內燃機，並規劃在臺灣的建立完整的生產分工體系。統制會在統籌第六海軍燃料廠等廠房工程的興建時，顯見其大型工程的動員能力。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經濟，將戰前日本人經營的大型企業接收後成立公營事業。這段時期政府除了參酌臺灣本地的資源為基礎外，還要考量全中國經濟的布局策略，以致臺灣自戰時朝向重化工業發展的路徑未能持續。在此情況下，戰後臺灣經濟的構造與多數後進國家有相似的特質。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促使臺灣成為獨立經濟的個體。在美援尚未大批抵達之前，政府曾短暫沿用戰前的動員體制生產軍需品，並運用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軍事資材，生產民間所需的肥料，顯見其物資欠缺的應對方式。從戰時經濟到戰後初期的討論，能超克以往戰前經濟史研究，但若在探討戰時工業化推展各項事業的高峰後即結束課題，將無法知悉推展時存在的界線。此外，透過微觀的企業案例討論戰後轉換期所進行的調整，可以理解臺灣經濟從戰前跨越到戰後歷史認識的盲點。

考察《茶金》時代臺灣的經濟脈動，超越以往教科書裡的戰後經濟史，重新認識早期臺灣大型企業的發跡過程。本書考察戰後至1950年代，本地與外來企業於戰後臺灣發展初期的草創過程，從經濟復興到自立階段，本地與外資企業的歷史源流與營運實態。戰後初期，在臺日經濟往來大幅限縮的背景下，臺灣的對外關係活動場域轉以中國大陸為主。原本從事臺日商品買賣的臺灣商人，轉而前往中國大陸尋求與臺灣間的貿易買賣，顯現出商人因應主權更迭下在事業上的靈活應對。另外，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商貿活動，也需關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人員流動的延續性。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民間投資由臺灣本地與來自中國大陸移民兩個系統的資本匯集而成。具備商業買賣或貿易經驗的臺灣商人，因嫻熟日語的優勢而擔任日本品牌在臺銷售的代理服務，爾後進一步與日方合資建立生產事業。部分欲生產新產品的企業，大都由日本和美國企業提供技術，但其中如縫紉機需要諸多衛星工廠支援的組裝性事業，則因當時欠缺標準化的觀念，品質未臻完善，而侷限了市場的成長。以往官方對土地改革四大公司民營化政策的論述，宣稱其促使地主資金流入工商業，並活絡了臺灣經濟。以臺灣工礦公司為例，政府採行分廠出售的民營化方式，促成民間資本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廠房後成立新公司，而免除創廠初期的前置作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取得廠礦的經營者大都不是地主階層出身，部分成員成為當前大型企業集團的第一代經營者。另外，臺灣工礦公司歷經分廠出售後剩下的廠房體質貧弱，營運上面臨虧損且股價低迷，而造成地主和投資人無法因持股而獲利。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盟軍總部簽署「臺日貿易協定」，重啟臺日經濟。戰前支配臺日間流通業的財閥資本，在戰後因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多國設立據點的貿易機能，而呈現與戰前市場不同的樣態。日資來臺著眼於商業與工業市場利益，試圖將較為成熟的技術移轉來臺，與東南亞諸國以戰後賠償的經濟協力，由政府領導企業進入當地參與公共工程的投資方式有所差異。 臺美雙邊的經濟構造，除了應放在1949年政府從中國大陸轉進來臺的脈絡來理解外，還需著重臺灣在美國援助的體系下所創造出與企業成長相關的體系。臺美間的技術交流，是由前往美國為主進行受訓返國的人員組成的中美技術合作研究會，作為重要的對口橋梁。商業網絡的關係，應關注原本服務於政府的人員，在兩國間的投資過程與商品買賣中尋求的市場機會。至於來臺投資的美國資本，則

本書題為「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旨在突顯近現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相互影響的關係，而且也牽連對外諸國的談判，甚至戰爭。近現代中國在幾次的政權轉移之下，也牽連到自身國際地位的改變，進而衍生出區域性質與世界性質的動盪。因此，近現代中國的外交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模式，反映在制度的改革、政策的調整、觀念之更新、世代之交替。本專書獲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協助，集結了陳立樵、應俊豪、呂慎華、黃文德、蔡振豐、王文隆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一生宛如臺灣近代史之縮影，在其將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有不少建樹，特別是在總統任內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啟動修憲，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結束了威權體制、邁向民主轉型，開創今日民主政治的基礎格局，因此被國際媒體譽為「民主先生」。國史館自2021年10月開始進行「李登輝先生大事長編編輯出版計畫」，以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生平事蹟為主，並參考其大事日記、檔案、言論及相關史料文獻與研究著作，擇其菁華彙編而成。

中華民國在民國38年（1949）撤退至臺灣，在民國38年至民國90年間，有關臺灣之經濟史事，作一全面陳述，就有關臺灣的經濟成長、農業水利、林業、漁業、礦業、工業、科技、商業、交通和國際貿易及對外投資等各個面向，做綜合性的述說，以明白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下簡稱「戰後」﹚的半個世紀之間的經濟發展與變遷。在經濟成長篇方面，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經濟行政機構的變遷、國民所得與就業結構、

本篇旨在將戰後臺灣財政金融體系，如何由混亂到安定、發展的建立與完成作整體概觀。首先介紹臺灣財政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其次為戰後臺灣經濟財政發展概況；在來，瞭解我國對經濟情況的變遷，如何制訂因應的財政政策，以及其負有的任務；最後，談及省虛級化後對臺灣整體財政的改變與影響，以及臺灣和國際與兩岸政治環境的改變，以及國內政黨輪替與重大天然災害的發生，都將是未來在財政問題方面必須持續正視與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