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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後漢書》共一百二十卷，包括作者南朝宋人范曄所撰的「本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以及後人補入晉人司馬彪所撰的「志」三十卷，系統記述了東漢一百九十四年的歷史，是後人研究東漢史事的主要依據。它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范曄參考諸多當時有關東漢歷史的著作，以敏銳的史鑑和深厚的修史功力，取長補短，去偽存真，在舊有體例上有所創新，並提出「正一代得失」的著史主張，而成一家之書。唐代劉

今本《後漢書》共一百二十卷，包括作者南朝宋人范曄所撰的「本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以及後人補入晉人司馬彪所撰的「志」三十卷，系統記述了東漢一百九十四年的歷史，是後人研究東漢史事的主要依據。它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范曄參考諸多當時有關東漢歷史的著作，以敏銳的史鑑和深厚的修史功力，取長補短，去偽存真，在舊有體例上有所創新，並提出「正一代得失」的著史主張，而成一家之書。唐代劉

本冊的內容主要從卷四十五袁張韓周列傳到卷五十八虞傅蓋臧列傳。冊首介紹了東漢的三公家族，也就是最顯赫的門閥士族。其中強調四位傳主從「位、功、德」三方面所構建的政治遺產，直接造就了各自的三公家族，進而成為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核心力量，堅定地站在帝室一邊，時而加以對抗擅權的外戚勢力。東漢法學世家多為國家最高法官廷尉一類的人物，舉如郭躬、陳寵二氏族即典型地展現東漢法學世家的歷史風貌，體現其立法務須簡明準確、司法必求公平寬慎的傳統思想，從中反映了從明帝至安帝時期，苛文峻法與明律輕刑兩種傾向的對立狀況及消長態勢。其次述及漢朝西域的開通，這整個事功歷時久遠，讀者若想貫通理解史實就不能不觀前瞻後，把目光投注在張騫的「鑿空」之功和班超的「鎮撫」之功上。總體來說張騫始開絲路，班超則重開絲路；張騫首倡斷匈奴右臂，班超則較之前代真正無所遺漏地徹底斬斷了匈奴的右臂。絲路本身，代表著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早期接觸、交流與交融。而斷匈奴右臂，在當時雖然主要出自維護國家安全的考慮，但實質上是先進文化、政治文明同野蠻落後勢力之間的衝突、角逐與搏鬥。班超上距張騫二百一十六年，其間儘管風雲變幻，波瀾起伏，但歸根結底，張騫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通西域的使者，其「鑿空」之功構成了班超「鎮撫」之功的先導，為其創設了歷史前提和馳騁空間，二者既反映出絲綢之路得以開闢和暢通的艱難歷程，而且顯示出漢王朝轄領天山南北地區的歷史新局。此外本冊的另一史實重點，即是卷四十八所述及的白虎觀會議。白虎觀會議是繼西漢石渠閣會議之後討論《五經》同異、統一今文經義的一次重要學術會議。兩次會議相隔一百三十年，為中國經學史上後無繼響的大事件。白虎觀會議既「如石渠故事」舉行，則亦由章帝親自主持，命令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意旨向參加會議者主要是今文學派的著名儒生發問，而侍中淳于恭則代表諸儒予以解答上奏，最後以詔制形式做出裁決。其後由班固將討論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作為欽定經典和國家法規公布於世。這次會議的討論，實際是對封建社會和國家禮儀制度、倫理準則等基本名詞概念的解釋與規定，其中對「三綱六紀」充分肯定，並把「君為臣綱」列作三綱之首，使封建倫理綱常系統化、絕對化。同時也將當時盛行的陰陽五行，特別是讖緯學說與儒家經典揉合為一體，用以說明自然、社會、人生的種種現象，使儒家思想徹底神學化。迄今《石渠奏議》業已久佚，而《白虎通義》猶完整存世

本冊內容包括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列傳到卷八十文苑列傳。冊首寫了皇甫嵩和朱?二人受命於國家危難之際，當時黃巾妖賊?起，危及社稷，二人奮力東征西討，終於平滅妖賊，國家得安。而董卓在與黃巾作戰中並無大功，最終卻攫取了朝廷的權力。他狂妄自大，倒行逆施，隨著他的暴行把自己一步步送入墳墓，最後被殺，為天下笑。董卓之亂後，軍閥混戰，曹操專權，漢獻帝成為傀儡，東漢王朝名存實亡。相較於嵩、?二人，時人對他們愛敬之心，躍然紙上。 靈帝死後東漢後期的社會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作為武人勢力代表的袁紹父子，破公孫瓚，敗張燕，「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一時成為當時朝野寄予恢復朝綱的主要人選。但因袁紹自身遇事優柔寡斷，以致在政治上失去「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好時機；在軍事上又遭將帥離心，最終於官渡一役，一敗塗地。袁紹死後，因立嗣不以長的反常作法，引起集團內部的各種矛盾，於是在曹氏集團等外力的作用下，袁氏二子兄弟相殘，集團徹底土崩瓦解。而曹操則趁機統一了包括黃河以北的中原地區，為其日後的雄霸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而地處荊湘地區的劉表集團，雖然地盤「南接五領，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但由於其只圖「愛民養士，從容自保」，而且也犯了袁紹「嫡子輕而庶子重」同樣的錯誤，從而導致內部的分崩離析，最後在曹操集團的強勢壓力下，很快消亡了。但劉表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有其一席之地。東漢末年，北方的中原地區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由劉表組織、扶植起來的荊州學派顯赫一時，雖然作為鎮南將軍、荊州牧的劉表，與曹操、袁紹、袁術、呂布等人同為軍事割據勢力，但由於一方面他中立自保，集中精力處理內政；另一方面他作為劉漢的宗室，精研經學，興建學校，博求儒術，發揮學術之士的優勢和特長，從而形成了漢朝學術史上的荊州學派。荊州學派以治經學著名，易學更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治學風格而言，劉表堅持漢代古文經學的傳統，對馬融、鄭玄等人的學說均有所繼承和發揮，使得西漢末年以來雖然勢力很強，但一直沒有取得官學地位的古文經學成為荊州官學中的學術正宗。 儒林傳，是東漢時期經學家們的傳記。其內容按《易》、《書》、《詩》、《禮》、《春秋》經傳分類，各類以時間為序，起始均上接《漢書》所載，記其源流，文末則附錄本傳以外經學大事，以備互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即與政治結合，成為唯一的正統學說，而《五經》成為國家全部思想與政治生活必須遵循的指針。由於所據文本不

本冊內容包括卷八十一到卷九十。〈獨行列傳〉為范曄新創的類傳之一。傳中所列之獨行人物，有忠於漢室，不事二姓者；有為救護上司，敢於自我犧牲者；有篤於友情，幽明共心者；有代人承擔罪名，自甘受苦者；有蹈義陵險，死生等節者等等。作者認為對於這些人物事跡，若擱置不載，則事有所遺漏，若參雜記載，則其事不成系統，故將其總為〈獨行列傳〉，希望能起到「備諸闕文，紀志漏脫」的作用。 至於方術名篇，意謂世間那些非常規思維所可理喻的特殊技藝和擅長這類技藝的一批。通篇上起兩漢之交，下迄東漢末葉及三國初期，且以京師洛陽周圍地區為中心，旁涉魯晉冀、川陝甘、閩皖鄂、蘇浙贛，並用單人獨載、多人合載、連帶言及的方式，總共記述了五十四名術士（方士）的事跡。 〈逸民列傳〉也為范曄新創的類傳之一。在篇中引言，概述了古往今來賢者所以隱居的六種原因，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對現實不滿。作者對逸民有一種內在的感情，讚美之，溢於言表。把他們寫成一塵不染的「志意脩」，「道義重」的人。〈逸民列傳〉正傳載十八人，附見八人，共二十六人。 在范曄之前，專記婦女的書，有西漢劉向的《列女傳》、西晉皇甫謐的《列女傳》及杜預的《女記》諸書。范曄寫〈列女傳〉的意義在於他將當時社會地位低下、只能做男子附屬的婦女，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為之立傳而載入史冊，有繼往開來之功。〈列女傳〉所寫婦女十七人，平民出身的十人，中小官吏出身的二人，高級官吏出身的五人。其中對後世影響最深的是《女誡》七篇，為封建社會大家閨秀必讀之書。 而〈南匈奴列傳〉前人以為是范曄「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漢初，北匈奴仍為朝廷主要邊患。光武初年，沒有閒暇顧及邊境之事。對匈奴採取退讓政策，派使者出使匈奴，贈送金帛，以通宣、元時的舊好。然而單于違逆傲慢，數次侵擾北部邊境。於是朝廷讓邊地百姓內遷，增置緣邊軍隊，修築崗亭候所，以防匈奴。匈奴崛起於北方，活躍了六百年之久，歷秦與兩漢三個王朝。形成了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對抗之勢。東漢時期，匈奴始終是北境最嚴重的邊患。東漢朝廷對匈奴所採取的政策大致有三：其一，對南匈奴以賄賂、安撫、保護、羈縻政策，分化匈奴力量，在邊境形成一個緩衝地帶，盡量減少邊境的損害。其二，對北匈奴虛與委蛇，招撫與打擊並用，以打擊為主，消滅其實力。其三，籠絡烏桓大人、鮮卑酋長，使其從漢助攻匈奴，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但無論何種政策，都要付出重大代價，均屬不得已而為

本冊內容包括志十三的五行志到志三十的輿服志。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古人認識世界組成及運動的基本元素和概念，又各有其形質和性能。古人科學知識貧乏，便把五行中各種物性之不同，傅會到人世間發生的各種現象上，推測現象背後所隱藏的吉凶禍福，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主的譴告，有時對社會變動發生重大影響。〈郡國志〉以記行政區劃沿革為主，兼以各地重要古跡、山川和主要特產，完整地記載了東漢一代行政區劃沿革全部內容，在

本冊主要是東漢的帝王紀，內容包括卷一光武帝紀到卷九孝獻帝紀。本紀按年月日順序、以帝王個人活動為中心敘事，同時兼記其在位時期的歷史大事，所以本紀又具有「大事記」的功能。它備見一代歷史梗概，實為全書的綱領。卷首記述光武帝劉秀在王莽末年，他與其兄劉縯聚眾起兵，加入綠林軍。經歷千難萬險，於西元二十五年建立東漢政權，逐漸削平各地割據勢力，統一了全國。之後歷經明、章二帝清明政治，社會尚持穩定發展。到了和帝時候

本冊包括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到卷三十三。全冊涉及東漢初年的史事，有光武帝劉秀得天下的成功經驗，以及其治理天下的用人政策，與讖緯迷信在東漢初年的政治舞臺上所發揮的作用。卷首記述東漢開國光武帝劉秀取得天下，推心置腹任用綠林軍，是其最為關鍵的策略。馬武原本為綠林軍之將，在其歸順光武之後，深得重用，明帝時列名雲臺二十八將之一。劉秀將本只可能為一個亭長的人，塑造成了威風八面的將軍。由此略見，作者用

本冊包括卷十皇后紀，以及卷十一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到卷二十一。卷十上篇除「序」議論古代帝王設立后妃制度的過程及意義外，對東漢王朝中前期幾位頗有影響的女性，分別記錄其突出的個人特點，並重點記述和帝的皇后鄧綏，臨朝聽政，在內憂外患中支撐著王朝日漸傾頹的情勢，想靠自己的節儉自厲、重文修德的作風為天下垂範。下篇為東漢中後期的皇后以及夫人、貴人等十四位女性中，除梁妠有值得肯定之處外，其餘不是嫉妒、弄權，捲入宮

本冊內容包括卷三十四梁統列傳到卷四十四。其中記述涉及三個重點：外戚與宦官勢力的消長、東漢制作新的禮樂制度，以及當時學術文化的發展。東漢長期影響政治的外戚家族，有鄧氏、竇氏、馬氏、梁氏，其興起均與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政治布局有關。東漢是在王莽引發的巨大社會動盪之後建立的，而王莽以外戚身分篡取了西漢政權，這使得光武帝有意識地消弱外戚干政的可能性。當梁翼大攬其權時，是東漢外戚專權的頂峰，同時也是外戚干政的

本冊的內容，包括卷五十九張衡列傳到卷七十鄭孔荀列傳。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然而，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又是在一個並不適宜其生長的社會環境裡取得的，「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使傑出人才毫無選擇地流向官場，科學技術被視作雕蟲小技，不受重視。如張衡所發明的候風儀比歐洲的「候風雞」早出現一千多年，他所製作的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臺測報地震的儀器，然而也僅此而已，因為我們在張衡之後的近兩千年裡，沒有發現相應的延續和發展。可以說他對人類歷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的科學成就上。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大都懷著治國平天下的壯志，即使是以詩文、學問見長的文人學者，也往往是把出仕朝廷輔佐君王放在第一位，而把著述放在其次。然而，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許多文人學者不僅無法施展其抱負，反而仕途坎坷。舉如著名學者馬融，其著述極豐，世稱通儒。當世名儒如鄭玄、盧植等皆出其門下。馬融是一個胸懷抱負，力圖通過入仕來濟世救民的讀書人，如他曾上〈廣成頌〉，勸諫朝政，勸諫漢安帝像古代聖君一樣選拔重用人才，結果得罪了掌權的鄧騭和鄧太后，十年時間沒有升遷。又如多才多藝的蔡邕，擅長辭章、術數、天文，精通音律，同時還是一個書法家。蔡邕對經籍造詣很深，曾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等一起正《六經》文字，寫經於碑刻，是所謂「熹平石經」。雖然蔡邕學識淵博，在朝野均以博學聞名，但仕途卻很不順利。東漢的中後期的政治環境極為黑暗、腐敗，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卻湧現了大量才能出眾、剛正廉潔的士大夫，如左雄、周舉、黃瓊等。他們不計個人得失，不懼權貴的威勢，或者上書直言，抨擊弊政，或者與邪惡勢力相鬥爭，尋求正義，維護統治秩序。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東漢政權才在風雨飄搖中又延續百餘年。此外，東漢後期學術文化轉型的一些跡象，也值得讀者注意。如〈延篤傳〉中提到當時的「仁孝之辯」，也就是說「仁」、「孝」何者優先的問題。這種學術討論的提出，表明東漢後期儒家經學開始從文本釋讀開始轉向問題討論，從死守經典、師說轉而為直抒己見，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討論，正是後來魏晉玄學的典型特徵。從本冊以及七、八冊所涵蓋的各類不同屬性類傳中，我們得知作者范曄所撰的《後漢書》，除沿襲《史記》、《漢書》中的〈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傳的體例外，又創制了〈黨錮〉、〈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六種類傳。這些類傳的創立，一方面如實

本冊的內容包括志一律曆上到志十二天文下。首先〈律曆上〉，記載了律準、候氣二部分，認為物體的長短、多少、輕重，與聲音的清濁，三光的運行，相互之間均應有協調的關係。但是，司馬彪對這種思想，依據《禮記‧禮運篇》所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的說法，將五聲十二律擴大成六十律，而六十律的思想，是司馬彪對音律的進一步發展。其次〈律曆中〉，記載了東漢中曆法改革的過程，以及曆法改革中的爭議實況；還記載了有關的奏章、詔書和關鍵人物的廷議等，其中主要包括「賈逵論曆」、「熹平論曆」和「論月蝕」。而〈律曆下〉，記載了李梵、編訢於元和二年造《四分曆》三卷的內容。《四分曆》推月蝕法與《三統曆》相同，其推步五星始於合伏，為後世所宗；且其所載昏旦中星，晝夜漏刻，二至晷影長短之數，黃赤宿度進退之率，皆為其首創。 中國古代有「五禮」之說，祭祀之事為吉禮，冠婚之事為嘉禮，賓客之事為賓禮，軍旅之事為軍禮，喪葬之事為凶禮。實際上禮儀可分為政治與生活兩大部類。政治類包括祭天、祭地、宗廟之祭，祭先師先聖、尊師鄉飲酒禮、相見禮、軍禮等。而生活類有如天子榮養三老、五更的「養老」以及「冠」禮和「祓禊」禮等。這些禮儀反映出漢代對孝道的推崇和對教化的重視。 祭祀是中國歷代都要講行的國家重大典禮。古人所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也正是這個意思。綜觀中國古代歷史，正如《文獻通考‧郊社考七》所言：「祀天地於郊丘，祀上帝於明堂，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但從秦至宋，在泰山舉行的封禪之禮，也是這一時期的國家大典之一。而〈祭祀志〉所記述的內容主要就是這四項重點。 《後漢書‧天文志》是正史〈天文志〉中較特殊的一篇。它大約受到《史記‧天官書》的影響，用主要篇幅記載、論述天文星占與政治的關係。例如彗星的出現日期和移動軌跡，五星凌犯恆星的方位和接近程度等。研究接近程度，對於研究太陽系組成運行的穩定狀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說《漢書》的〈天文志〉與〈五行志〉，記載異常天象的分工，還不夠明確的話，則《後漢書》的〈天文志〉與〈五行志〉的分工就很明確了。五星凌犯，彗星、孛星的出現，流星、隕石的出現，載在〈天文志〉，交蝕和有關日月之事，載在〈五行志〉。〈天文志〉的內容比較單一，只載五星凌犯、彗孛、流隕、客星的出沒，並不涉及人們對天的認識及星座、天文活動和天文儀器等。但是，在二十四史〈天文志〉中，只有《後漢書‧天文志》在述及異常天象與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