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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逯耀東教授畢生研治《史記》之心血結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終極目標，《史記》與司馬遷在中國史學上的開創地位、價值、貢獻與影響，可說無人能出其右；然而司馬遷是如何做到的？其時代意義、辛酸委曲與隱微深意，對後人實有莫大啟示，值得深入探討。 司馬遷身處漢武帝這個變動空前的偉大時代，父子兩代曾任太史、久處權力核心之內，基於其學術養成、太史職責、父親遺命與自我

祇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才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空間，魏晉正是這樣的時代。魏晉不僅是個離亂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文化蛻變的時期，更是中國史學黃金時代。書中一系列魏晉史學的討論，雖然是作者研究魏晉史學的拾遺，卻也道出對這個時期史學探索的某些觀念。此外，關於魏晉時代的散論，以及對長城文化的探討，也是作者曾進行的研究工作。這些以文學筆觸寫成的歷史文章，常帶感情，讀來倍添溫情。

內容簡介：雖然中國傳統史學，和政治有千縷萬緒的牽扯。但如果一個時期政治權威的控制力量稍減，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就會多元化發展，出現一個史學繁榮與黃金的時代。這正是魏晉史學發展的歷史環境。魏晉處於漢唐帝國之間，是一個解構與重組的時代。在解構與重組的過程中，許多矛盾現象雜呈，最顯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權威地位，原來在經學籠罩下的其他學術，紛紛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由於史學和經學的

中國古往今來的學者，尚未蓋棺即被論定的，祇有胡適。胡適處於中國現代史學兩 個重大的轉折之間，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提出的經過實證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 ，使中國史學終於掙脫傳統經學的繫絆，得到一個真正獨立發展的空間，是中國現代史 學發展的一次轉折。不過，三十年後，另一種中國歷史解釋體系正在蘊釀，於是展開對 胡適思想的批判與清除，然後將中國材料納入新經學的框限，使中國大陸的史學工作者 陷於其中，痛苦

討論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無可否認地，邊疆民族與漢民族以長城為基線，所發生的衝突與調和，對彼此的歷史與文化形成的激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永嘉風暴中，拓跋氏部族最後進入長城，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邊疆民族破壞的殘局，並建立了較長期的統治政權；同時對東漢以來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後以此為基礎，和漢民族作一次徹底的融合，而孕育了新的血輪與新的文化因子，成為後來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

深入解析司馬遷生命際遇的抑鬱與自我超越 逯耀東教授研究《史記》之畢生心血集成 漢武帝時代，在學術、法制、軍事上都有空前的鉅變，在政治環境也形成高壓的君主絕對權威。司馬遷因「李陵之禍」而遭罪受刑，後人由此認為《史記》是對現實政治「微文刺譏」的「謗書」。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司馬遷如何超越現實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費盡心思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司馬遷與《史記》，又對中國史學產生怎樣的價值、貢獻與影響？ 本書是逯耀東教授的遺作，包含八篇論文及三篇附錄，從撰史的動機、內容次序安排的目的，再到現實政治產生的限制等，透過逯教授宏觀與細微兼備的史學觀點，一路抽絲剝繭，描繪出司馬遷藉《史記》「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 ◎司馬遷如何避免觸犯時諱，保留真實歷史記錄？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司馬遷透過史書誹謗漢武帝是「就算想也不可能做」的事。司馬遷在「隱略」的前提下，肇創以人繫事的「紀傳體」，並以「太史公曰」發論，來達到以「《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的目的，而「史贊」的形成，也為後世史學家開創空間，允許他們在嚴肅而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之後，有一個發抒己見的機會。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未竟之意，只有「俟後世聖人君子」探索了。 ◎司馬遷與《史記》對中國學術與中國史學，有什麼承先啟後的貢獻？ 漢武帝時，計畫性地大規模搜集軼書，並建立典藏制度，設置太史令管理與整理圖書。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對周秦以來文獻資料的整理，不僅對戰國以來新興的學術思想予以歸類，並將孔子所成的六藝，超越諸家之上，鑄定以後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版型。 司馬遷以丞相公孫弘「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為基礎，向「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過渡，「義」與「變」一字之易，創立了中國的傳統史學。《史記》既對上古的學術作出系統性的整理，亦為中國史學拓創了新的途徑，達成了兩個層面的「成一家之言」。 ◎逯耀東教授研究《史記》之畢生心血集成 本書為逯耀東教授研究《史記》的畢生心血集成，對司馬遷與《史記》做了深刻的探討與深入剖析。無論是對〈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的深入解讀，或細究司馬遷在《史記》全書中的架構安排、篇章聯繫、撰寫方式及個別紀傳的背後深意。透過本書，讀者將能理解《史記》的開創地位、文字背後隱

祇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才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空間，魏晉正是這樣的 時代。魏晉不僅是個離亂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文化蛻變的時期，更是中國史學 黃金時代。書中一系列魏晉史學的討論，雖然是作者研究魏晉史學的拾遺，卻也道出對 這個時期史學探索的某些觀念。此外，關於魏晉時代的散論，以及對長城文化的探討， 也是作者曾進行的研究工作。這些以文學筆觸寫成的歷史文章，常帶感情，讀來倍添溫 情。

祇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才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空間，魏晉正是這樣的 時代。魏晉不僅是個離亂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文化蛻變的時期，更是中國史學 黃金時代。書中一系列魏晉史學的討論，雖然是作者研究魏晉史學的拾遺，卻也道出對 這個時期史學探索的某些觀念。此外，關於魏晉時代的散論，以及對長城文化的探討， 也是作者曾進行的研究工作。這些以文學筆觸寫成的歷史文章，常帶感情，讀來倍添溫 情。

討論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無可否認地，邊疆民族與漢民族以長城為基線，所發生的衝突與調和，對彼此的歷史與文化形成的激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永嘉風暴中，拓跋氏部族最後進入長城，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邊疆民族破壞的殘局，並建立了較長期的統治政權；同時對東漢以來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後以此為基礎，和漢民族作一次徹底的融合，而孕育了新的血輪與新的文化因子，成為後來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

內容簡介：雖然中國傳統史學，和政治有千縷萬緒的牽扯。但如果一個時期政治權威的控制力量稍減，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就會多元化發展，出現一個史學繁榮與黃金的時代。這正是魏晉史學發展的歷史環境。魏晉處於漢唐帝國之間，是一個解構與重組的時代。在解構與重組的過程中，許多矛盾現象雜呈，最顯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權威地位，原來在經學籠罩下的其他學術，紛紛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由於史學和經學的

中國古往今來的學者，尚未蓋棺即被論定的，祇有胡適。胡適處於中國現代史學兩 個重大的轉折之間，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提出的經過實證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 ，使中國史學終於掙脫傳統經學的繫絆，得到一個真正獨立發展的空間，是中國現代史 學發展的一次轉折。不過，三十年後，另一種中國歷史解釋體系正在蘊釀，於是展開對 胡適思想的批判與清除，然後將中國材料納入新經學的框限，使中國大陸的史學工作者 陷於其中，痛苦

中國古往今來的學者，尚未蓋棺即被論定的，祇有胡適。胡適處於中國現代史學兩 個重大的轉折之間，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提出的經過實證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 ，使中國史學終於掙脫傳統經學的繫絆，得到一個真正獨立發展的空間，是中國現代史 學發展的一次轉折。不過，三十年後，另一種中國歷史解釋體系正在蘊釀，於是展開對 胡適思想的批判與清除，然後將中國材料納入新經學的框限，使中國大陸的史學工作者 陷於其中，痛苦

祇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才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空間，魏晉正是這樣的時代。魏晉不僅是個離亂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文化蛻變的時期，更是中國史學黃金時代。書中一系列魏晉史學的討論，雖然是作者研究魏晉史學的拾遺，卻也道出對這個時期史學探索的某些觀念。此外，關於魏晉時代的散論，以及對長城文化的探討，也是作者曾進行的研究工作。這些以文學筆觸寫成的歷史文章，常帶感情，讀來倍添溫情。

" 討論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無可否認地，邊疆民族與漢民族以長城為基線，所發生的衝突與調和，對彼此的歷史與文化形成的激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永嘉風暴中，拓跋氏部族最後進入長城，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邊疆民族破壞的殘局，並建立了較長期的統治政權；同時對東漢以來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後以此為基礎，和漢民族作一次徹底的融合，而孕育了新的血輪與新的文化因子，成為後來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