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胡宏並不像二程、朱熹和象山那樣「耀眼」,因此在理學的研究中,經常被忽略掉。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胡宏一生不仕,所以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並不顯赫。因此《宋史》甚至沒將胡宏列入道學傳中,道學傳中的胡宏,只是因其弟子張栻而被略提了一筆。而本傳中也是在其父胡安國之下約略提及。胡宏之在「官修」或類似官修的文獻中被提及,多半是因為他在紹興間的「上高宗封事」、「責高閌請幸太學講《易‧泰卦》一事,及〈與秦檜之書〉一事」等。若不是因為胡宏「干預」了當時的政治生活,恐很難見於史載了。《宋史》本傳所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記、明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以及清吳乘權的《綱鑒易知錄》中所記不過上述幾事。其它典籍也多半限於這些。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朱熹等對《知言》的疑義所致。《知言疑義》因朱熹在理學中「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的特殊地位而判定了《知言》的「不軌」,從而使當時和後世的學者們不以《知言》為意。這一點幾乎導致了《知言》的失傳。這不能不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巨大遺憾。
但是,「禍兮福所倚」,胡宏在當時和後世的巨大影響,也得利於朱熹等的《知言疑義》。朱熹等傾力致疑《知言》,《知言》因此又備受重視。陳亮等(甚至包括朱熹和呂祖謙)之所以深受胡宏影響,大約也正是得力於《知言疑義》的「引見」。而對於胡宏的了解,同樣更多地得力於朱熹的致疑。《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正是記載胡宏最多的典籍,這些均為後世研究者了解胡宏指引了「門徑」。而胡宏之所以能為後世研究者所「看重」,也正是因為《知言疑義》對胡宏的誤解。人們在批判程、朱理學的「激憤」情緒中,發現新大陸一般,看到了胡宏之作為理學「異端」的存在和價值。而這種所謂「發現」,事實上比《知言疑義》更可疑。胡宏以一個面目幾乎全非的形象,作為自己所提倡的一貫思想的反對者的身份出現在研究者的著述中。這不能不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胡宏與董仲舒的命運似乎剛好是兩極,董氏似在未被真正理解的前提下遭到了強烈批判,而胡宏則在被完全誤解的情況下得到了褒揚。
胡宏創立性本論,從時間和內容上看,可以說是理學發展史中的第二條基本路線,象山心學是第三條路線。胡宏對於「盡心成性」的強調,實於邏輯上(未必事實上)開啟了象山心學的新進路。而程朱的理本論也因性本論的出現而更加徹底了。這一點正是朱熹得利於胡宏處。朱熹在對胡宏的哲學批判中成長起來,使理本論更加純粹,集而大成了。
從朱熹對胡宏和象山的不同態度中,已經能夠看出胡宏的學術地位。朱熹疑胡宏有性無善惡之嫌,說他的「不可以善惡辨」的性有類同於告子的「湍水」之性的嫌疑,無非是想確保胡宏理學思想的「純潔性」。而對象山,則直呼為「告子」,顯然是將其當成了「異端」。對胡宏則敬畏而「致疑」,對象山則蔑視而「鳴鼓」。據此,理學研究重象山而輕胡宏就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是否合乎實際的問題了。
本書共分八章。
第一、二章主要介紹胡宏的生平、著述、時代與學術師承。第三章介紹胡宏的經世政治思想。在這一章中,讀者可以看到,胡宏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理學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政治理論家。第四、五、六、七章,介紹胡宏的理學思想。力圖恢復胡宏的本來面目,還胡宏以歷史的真實。第八章,介紹胡宏的教育思想,了解胡宏對教育的歷史性貢獻。
韋政通老師在1993年11月18日致作者的信中指出:
胡宏本人的材料並不算多,「但他的哲學思想牽連甚廣,要釐清他的傳承、凸顯他的創見,以及他對湖湘學統的影響,很需要一番大工夫。」
作者雖謹記教誨,極盡努力,但因才智所限,自不能盡如人願。
此書之出版,若能還胡宏及其思想的歷史本真於一、二,實已幸甚。誠望前輩與同仁不吝斧正,以校疏偏,倘能如此,更有何憾!
作者多蒙韋政通老師誨教,受益良多。且又多受前輩如牟宗三等著述之啟發,又蒙臺灣淡江大學李正治先生、北京大學陳來老師及邸建新、徐風林以至湖南湘潭友人劉定等先生在資料方面所提供的便利等。
作者在北大期間,臺灣《社會科學:中國文化》雜誌社長歐崇敬先生受韋政通老師之托前往詢晤,並與北京大學的王駿先生一同給作者以不少的關心。另如一些同事、同學、朋友、學生、家人等均給了作者不同方式的關懷與關注。
如果沒有這些,本書的完成是很難想像的,在此一併致以由衷的感謝!
王立新
1995年12月27日記於哈爾濱